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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兴正 1976年出生于云南省鲁甸县乐红镇乐红村徐家寨。1999年毕业于昭通师专（今昭通学院）中文系。写作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在《滇池》《山花》《边疆文学》《大家》《散文》《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刊发表作品。2007年在昭通参与创办同仁文学杂志《小地方》。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居昆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渴望从容创作，他五十岁那年，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想从容不迫地写，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样。但愿我至少有一本书是自由地写出来的，而不是被迫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的。”在写这封信九年以后，《卡拉马佐夫兄弟》勉强可以算为从容创作，但这本书未能最终完成，只写完第一部他就撒手人寰，不过这第一部就长达七十万字（中译本字数），已经是鸿篇巨制了。
小说中出现过一把斧头的《罪与罚》，彼得堡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用以杀人，杀死高利贷商人伊丽莎白前后的罪恶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但它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容创作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杀死了意外闯入他谋杀伊丽莎白现场的丽扎韦塔：
丽扎韦塔站在房屋中央，两手捧着一个大包裹，木然望着被杀害了的姐姐，脸色惨白，像块亚麻布，仿佛没有力气叫喊了。看见他跑出来，她哆嗦起来，像片树叶般轻微地哆嗦起来，她的脸抽搐了一阵;她举起了一只手，嘴张得很大，但还是喊不出声，仿佛由于气不足而喊不出声似的。他拿着斧头向她直奔过来;她的嘴唇悲哀地牵动着，就像受惊的小孩凝视着吓破了他的胆的东西，想要叫喊一样。这个不幸的丽扎韦塔是那么老实，她被吓呆了，完全吓昏了，连手也没举起来去遮脸，虽然在这样的时刻，这是最必要的而且是一种很自然的姿势，因为斧头已经照准她的脸直劈下来。她只稍微举起空着的左手，不是去遮脸，而是慢慢地向他伸去，仿佛要推开他似的。斧尖直劈在她的脑袋上，脑门上部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几乎劈到头顶。她突然倒下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慌得厉害，夺下了她的包裹，又把它扔下，往前室跑去。
《罪与罚》这部小说，我通读过三遍，第一遍在九十年代末，第二遍在两三年前，第三遍在最近，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长篇小说不同，这三遍读的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岳麟译本，只是版本不同，分别是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九卷本托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40译文”版本。相同译本，也买同一出版社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多种版本，我除了这部《罪与罚》，还买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本、卡夫卡《城堡》高年生译本、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本的若干版本。较之于读不同译本，读相同译本的不同版本，其实并无必要。重读同一译本同一版本不就得了？或许是受对抗现实之单调、肤浅、粗鄙的一种潜意识所支配吧，我一直不由自主地维持这种奢侈行为。最奢侈的当然不是购买《罪与罚》这样的书不止一种译本版本，尽管花钱也是勉为其难，而是读书本身，特别是重读，不要认为人生多么漫长，可以读书的时间不可能太多，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同信用卡授信，就那么一个额度，用去几天就少去几天。
可是，重读《罪与罚》，却有一点让我对自己很吃惊，就是：读它的时候，不要说每个小说细节，比如举起斧头杀人的动作，即使是每个人物神情，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苍白的脸色，我确信无一被忽视，但读过三遍以后再去细想它，唯一抓得住的，似乎只有一种感受，而且还只是一种整体感受。我这种情形，重读《喧哗与骚动》《城堡》《包法利夫人》那些小说，并没有出现过。那么，读（包括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说，比如《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现过没有？我忽然发现，竟然都出现过，只是程度不一。我个人经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种需要从整体上去感受的小说家，《罪与罚》更是那样的小说。
这样的个人经验可靠吗？十年前，翻译家张伟劼于2010年5月为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他本人的译本，写过一篇题为《黑色调的田园诗》的序言。这篇序言开篇，张伟劼以诙谐的笔调写道：“在真正认识胡安·鲁尔福（1917—1986）之前，我总记着：墨西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佩德罗·巴拉莫，代表作《胡安·鲁尔福》。导致我犯下这个错误的部分原因在于，除了《佩德罗·巴拉莫》，鲁尔福好像没写过别的什么东西。无疑，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西班牙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前，鲁尔福还出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是这本《燃烧的原野》;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后，鲁尔福基本上就不再发表作品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只是张伟劼幽默，其中也有其个人经验。在世界文学经典中，将主人公名用作小说名的很多，比如西班牙语小说《堂吉诃德》，捷克语小说《好兵帅克》，英语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小说名，肯定不是与小说家名弄混的原因。张伟劼点到为止，隐去了个人经验。我猜测，他完整的意思可能是，通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创作，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实现自我完成。这位被后来的《百年孤獨》作者马尔克斯视为先导的小说家，胡安·鲁尔福的独特之处，或许还在于，他仅以一部篇幅不超过五万字（中译本字数）的中篇小说，就实现了一位小说家（且是世界经典小说家）的自我完成。读者有意将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与小说家的名字搞混，可能更加对得起他这样的小说家。
从小说完成小说家，而不是小说家完成小说的这个特殊角度，可以推断，我重读《罪与罚》抓住的那种感受，那种整体感受，这样的个人经验还是靠得住的。而那种整体感受，并非“好读书，不求甚解”所致，而是通过几乎所有局部去感受整体，最终局部一一退场，就剩下唯一的整体了。
说到小说完成小说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不但《罪与罚》这部小说完成过他，就连篇幅不长的《赌徒》，写法诡异的《地下室手记》，也都完成过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反复完成的小说家，在捏造、烧制、试炼、上釉，打碎之后再弥合，弥合之后又打碎，反复无常，周而复始，这一生的过程中，他被锻造出多重人格，远远不止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格和天使、魔鬼这两重，的确配得上称为“俄罗斯的灵魂”，即使放大到人类的灵魂，也完全配得上。我们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呈现出来的不只是一位小说作家的肖像，而且还是小说世界的形象，什么形象呢？有时是一座高峰，有时又是一口深渊。他真是太复杂了。 最初捏造（请体谅这样的用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十二月党人。其实也不是十二月党人本身，而是因为与十二月党人的瓜葛，他被判处绞刑，临刑时又被沙皇特赦，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他曾信以为真的真理，孤注一掷的渴望，视死如归的激情，不要说与处决令本身相比，哪怕是与用来处决的绞刑架甚至绞刑架上的绳索相比，也都是轻的，轻浮的。处决意味着一切就此告终，因而也就无所谓重，沉重。能显现出重、沉重来的，反而是特赦，而且是在即将处决那一刻才宣告的特赦。其实也不是特赦本身，而是获得赦免之后的流放。
在给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他们让我们亲吻了十字架，他们在我们的头顶上折断利剑，他们还给我们做了最终的清理（给我们换上了白衬衣）。然后，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捆到木桩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个，他们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处决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们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于是，我明白到，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告别，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最后，响起了撤离的信号，他们放回了已经被绑在木桩上的人，他们向我们宣读了沙皇陛下的赦令。我们得救了。
流放就是一种烧制。经过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坯发生了窑变，由激进变得保守，甘心受难和殉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中，安德烈·纪德以揶揄的口吻说“他有抚养的怪癖”。流放结束后回到彼得堡，他娶了一位十二月党人的遗孀为妻，照顾她生病的身体，抚养她不断制造麻烦的儿子。哥哥病故了，他也安顿嫂子一家的生活。而这一切，至少在经济收入上，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一生深陷困顿，几乎都是依靠拼命创作、预支稿费、贱卖版权和向朋友借钱度日，还不止一次借取过高利贷。这样的受难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而且还是日常生活本身。加之他赌博、挥霍成性，哪怕获得一笔巨款，也转眼成空。直到他遇上最后一任妻子，他的速记员，在她的照料和经营下，日子才算安稳下来，他得以较为从容地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一种烧制的流放，可以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象征，生命走到终点，流放才真正结束。他的现实处境，比这样的象征更为严峻。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才会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怕我配不上所经受的苦难”，“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敢做”。
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还有一种疾病：癫痫。《地下室手记》一开篇，他就这样写道：“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当然，他说到的不是癫癇，而是肝病。“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啰，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这是曾思艺译本，而在臧仲伦译本里，那句“我是个凶狠的人”译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这里引用那些话，还对比一下其中一句译文，是想说明，这部小说将疾病作为一种象征。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癫痫却是不可摆脱的真实存在。在他生活的19世纪，脑科医学对癫痫尚缺乏研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遭受魔鬼纠缠，患者也就成了幽灵，科学治疗还根本不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写到他和他的小说，对癫痫这种疾病认识也仍然有限。用计算机来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因客观而显得冰冷），癫痫的病因可能在于硬件，也可能在于软件，还可能在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患者发作一次，就等于计算机崩盘一次。计算机崩盘会造成文件丢失，还会造成硬件损坏，重启软件需要时间，而且有些文件再也找不回来，硬件留下的坏道无法修复。患者发作时意识丧失，如果处于不利环境的话，还可能意外受伤甚至死亡。随即出现记忆丧失，之后，有些记忆可以恢复，有些记忆则永远失去。头脑严重疼痛，身体极度疲软，仿佛一种持续的冷暴力，几乎摧毁患者的心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作一次癫痫，差不多就是丧失一次人生。癫痫发作时间较短，只有少数患者会超过一分钟。但那短短一分钟，就像处决令，一旦执行，就剥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他这一生，经受过无数次面临绞刑架的至暗。癫痫发作时，患者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身体僵直抽搐，口吐白沫，发出类似于羊的哀鸣的声音，这种疾病中文也称为“羊癫疯”，可见在中国存在明显的污名化倾向。有传记文字记载，陀思妥耶斯基曾在新婚之夜突发癫痫，尽管这位妻子当时足够怜悯、体贴他，但两人都留下了一些阴影。这就比别的疾病更加置患者于幽暗。《列王纪·上》记载，“耶和华说，他必在幽暗之处”。这样的信仰事件真实存在，上帝与他同在，他又无数次逾越至暗时刻，从幽暗之处出来。尽管他比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幸运，但这种疾病，确实加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敏感多疑、焦虑暴躁和绝望悲苦。艺术家几乎都是精神病人，作家也是，这样的说法多半建立在隐喻之上，桑格格就写过《疾病的隐喻》，论述“作为隐喻的疾病”“艾滋病及其隐喻”，福柯也写过《疯癫与文明》专著，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这种精神疾病，甚至心性也因此而病变，则足以让任何隐喻崩盘。
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全部小说，都是在这样的现实处境和身心状况之下写出来的，恐怕只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例外。因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创作状态，最合适的莫过于“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罪与罚》，他的挣扎还包括不怕违反合同，一再推迟交稿时间，宁可在此期间，写别的小说去抵债。写别的小说也在挣扎，只是说，主题没有这么复杂，篇幅没有这么长，但他不曾降低过标准，同样将它们写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份上。鉴于此，诸如《赌徒》这样的小说，他那江河泛滥、泥沙俱下的行文，真是让人心疼，也令人感佩。 《罪与罚》（还有他别的小说），试炼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位小说家上釉，他神一样的存在，有时完好无损，有时又破碎不堪。他的完好与破碎，在《地下室手记》中，非常隐晦地说起过：
当时使我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
或许，这是他挣扎的原因，更是他挣扎导致的后果。他几乎怀疑一切，同时又绝对自信。终于安稳下来的晚年，他创作长篇小说《少年》，在为这部小时候准备的序言里，回顾早年包括《地下室手记》在内的小说，这样写道：“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须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
杀人犯罪乃是极端堕落，而一切堕落又不可避免，或许正是如此看待人，看待当时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创作小说《罪与罚》。
然而，这部小说从始至终都在挣扎。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现实处境，与《地下室手记》那位无名主人公一样，置身于“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同时还由于受地下室思想人格的支配，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处于一种精神绝境。他父亲亡故，家里贫穷，寡居的母亲无力供养他上大学，当佣人的妹妹受尽屈辱，还失去了那份虽然报酬低廉但如同一根救命稻草的工作，万般无奈，嫁给一位丧妻的中年商人为妻，以换取一笔聘金，先给他寄来一点钱，还寄望因此改善全家处境，甚至幻想以后为他安排一个好的未来。读到母亲来信，拉斯柯尔尼科夫敏感地意识到，这位商人极其恶劣、冷漠，欺骗、引诱他妹妹，占有她之后，不久就会将她抛弃。这期间，拉斯柯尔尼科夫偶然结识了一个酒鬼，此人其实也受地下室思想人格支配，丢了工作，酗酒成性，承担不起任何家庭责任，无力养活丧偶后再娶的妻子及其孩子，眼看与亡妻所生的女儿沦为妓女，一家人竟然依靠这位女儿度日。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做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杀人，谋杀高利贷商人伊丽莎白，作案后因她妹妹丽扎韦塔闯入，就连这位无辜者也杀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伊丽莎白，这是蓄谋已久，杀死他妹妹丽扎韦塔才是意外。他的蓄谋，一开始就超出了图财害命这样的作案动机，事实也是这样，作案后所得，被他藏在了一条河边，一块石头下面。他花了很多时间，从社会、宗教、人性诸多方面思辨，最终说服自己，做那件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做那件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投身十二月党人如出一辙。因而，这样的杀人绝不是犯罪。
為什么要做那件事，去杀人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认识上帝”。但在认识上帝之前，上帝并不存在。而正是因为上帝不存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才会陷入“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这样的现实处境。既然没有上帝，做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包括那件事，杀人。当然，不是去谋杀任何无辜的人，而是谋杀诸如伊丽莎白这样的高利贷商人。也就是说，之所以杀人，恰恰是因为上帝不存在;而杀人，又恰恰是去追问（也可以说报复）上帝为什么不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得清清楚楚：“……主要是，琢磨来琢磨去，结果仍旧是一切全怪我，我永远是罪魁祸首，而最气人的是，可以说，根据自然规律，我永远是无辜的罪人。我之所以有罪，首先是因为我比我周围的人都聪明。”“……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采取了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主啊上帝，要是由于某种原因根本就不喜欢这些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杀人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其敏感和智识隐瞒此事，甚至捉弄已经盯上他的办案警察，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有时候却以此为乐。这时候，上帝仍然不存在。
直到他爱上可怜的索妮娅，也就是他偶然结识的那位酒鬼的亲生女儿，拉斯柯尔尼科夫才认识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索妮娅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不可能去怜悯、体贴这个世界。而上帝一旦存在，索妮娅就是上帝的一面镜子，立即照见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犯的罪。如果他不认这个罪，就不配去拯救索妮娅，而拯救索妮娅又是他这一生唯一值得再做的一件事。这时，承认杀人，接受惩罚，是他人生仅有的出口。这也得挣扎！“如果一个人没有愿望，没有意志，那还叫什么人呢？”《地下室手记》那位无名主人公在挣扎，拉斯柯尔尼科夫更在挣扎。
挣扎到最后，终于出现了这样一幕：
他忽然想起了索妮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觉浑身哆嗦起来。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最后几小时里，他心里这么强烈地觉得束手无策的苦闷和惊慌不安，所以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涌现出来那纯洁的、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的机会。这种感情像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一星火化在心灵里燃烧起来，突然像火一样烧遍了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软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
他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了起来，又跪下磕头。
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向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了救赎的可能。
这个救赎，不限于《罪与罚》小说安排的那样，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流放七年，索妮娅跟随他去了西伯利亚。即使他被处决了，救赎也是可能的。按照索妮娅的看法，他是杀人凶手，对土地也犯了罪，那么，当他“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土地也可能宽恕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生的际遇和个人的内心，用《罪与罚》这台榨汁机榨汁，将汁液全部浸透在小说人物身上。这台榨汁机榨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几乎没残留下什么渣滓。
但是，哈罗德·布鲁姆在《小说家与小说》一书中写道：“作为最好的谋杀故事，对我来说《罪与罚》似乎超越了赞美和喜欢。……没有其他任何一部叙事小说像《罪与罚》那样，被不知悔改的力量驱动前行，直至最后不幸的尾声，他从地狱中诞生又回归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读起来却如同一个持续不断的梦魇，这正是他举世无双的成就。”他这个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未必有救赎的可能。
我觉得也是。
■责任编辑 包倬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渴望从容创作，他五十岁那年，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想从容不迫地写，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样。但愿我至少有一本书是自由地写出来的，而不是被迫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的。”在写这封信九年以后，《卡拉马佐夫兄弟》勉强可以算为从容创作，但这本书未能最终完成，只写完第一部他就撒手人寰，不过这第一部就长达七十万字（中译本字数），已经是鸿篇巨制了。
小说中出现过一把斧头的《罪与罚》，彼得堡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用以杀人，杀死高利贷商人伊丽莎白前后的罪恶被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但它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容创作的。
拉斯柯尔尼科夫还杀死了意外闯入他谋杀伊丽莎白现场的丽扎韦塔：
丽扎韦塔站在房屋中央，两手捧着一个大包裹，木然望着被杀害了的姐姐，脸色惨白，像块亚麻布，仿佛没有力气叫喊了。看见他跑出来，她哆嗦起来，像片树叶般轻微地哆嗦起来，她的脸抽搐了一阵;她举起了一只手，嘴张得很大，但还是喊不出声，仿佛由于气不足而喊不出声似的。他拿着斧头向她直奔过来;她的嘴唇悲哀地牵动着，就像受惊的小孩凝视着吓破了他的胆的东西，想要叫喊一样。这个不幸的丽扎韦塔是那么老实，她被吓呆了，完全吓昏了，连手也没举起来去遮脸，虽然在这样的时刻，这是最必要的而且是一种很自然的姿势，因为斧头已经照准她的脸直劈下来。她只稍微举起空着的左手，不是去遮脸，而是慢慢地向他伸去，仿佛要推开他似的。斧尖直劈在她的脑袋上，脑门上部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几乎劈到头顶。她突然倒下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慌得厉害，夺下了她的包裹，又把它扔下，往前室跑去。
《罪与罚》这部小说，我通读过三遍，第一遍在九十年代末，第二遍在两三年前，第三遍在最近，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长篇小说不同，这三遍读的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岳麟译本，只是版本不同，分别是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九卷本托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40译文”版本。相同译本，也买同一出版社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多种版本，我除了这部《罪与罚》，还买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本、卡夫卡《城堡》高年生译本、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本的若干版本。较之于读不同译本，读相同译本的不同版本，其实并无必要。重读同一译本同一版本不就得了？或许是受对抗现实之单调、肤浅、粗鄙的一种潜意识所支配吧，我一直不由自主地维持这种奢侈行为。最奢侈的当然不是购买《罪与罚》这样的书不止一种译本版本，尽管花钱也是勉为其难，而是读书本身，特别是重读，不要认为人生多么漫长，可以读书的时间不可能太多，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同信用卡授信，就那么一个额度，用去几天就少去几天。
可是，重读《罪与罚》，却有一点让我对自己很吃惊，就是：读它的时候，不要说每个小说细节，比如举起斧头杀人的动作，即使是每个人物神情，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苍白的脸色，我确信无一被忽视，但读过三遍以后再去细想它，唯一抓得住的，似乎只有一种感受，而且还只是一种整体感受。我这种情形，重读《喧哗与骚动》《城堡》《包法利夫人》那些小说，并没有出现过。那么，读（包括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说，比如《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现过没有？我忽然发现，竟然都出现过，只是程度不一。我个人经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种需要从整体上去感受的小说家，《罪与罚》更是那样的小说。
这样的个人经验可靠吗？十年前，翻译家张伟劼于2010年5月为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他本人的译本，写过一篇题为《黑色调的田园诗》的序言。这篇序言开篇，张伟劼以诙谐的笔调写道：“在真正认识胡安·鲁尔福（1917—1986）之前，我总记着：墨西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佩德罗·巴拉莫，代表作《胡安·鲁尔福》。导致我犯下这个错误的部分原因在于，除了《佩德罗·巴拉莫》，鲁尔福好像没写过别的什么东西。无疑，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西班牙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前，鲁尔福还出过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是这本《燃烧的原野》;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后，鲁尔福基本上就不再发表作品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只是张伟劼幽默，其中也有其个人经验。在世界文学经典中，将主人公名用作小说名的很多，比如西班牙语小说《堂吉诃德》，捷克语小说《好兵帅克》，英语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小说名，肯定不是与小说家名弄混的原因。张伟劼点到为止，隐去了个人经验。我猜测，他完整的意思可能是，通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创作，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实现自我完成。这位被后来的《百年孤獨》作者马尔克斯视为先导的小说家，胡安·鲁尔福的独特之处，或许还在于，他仅以一部篇幅不超过五万字（中译本字数）的中篇小说，就实现了一位小说家（且是世界经典小说家）的自我完成。读者有意将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与小说家的名字搞混，可能更加对得起他这样的小说家。
从小说完成小说家，而不是小说家完成小说的这个特殊角度，可以推断，我重读《罪与罚》抓住的那种感受，那种整体感受，这样的个人经验还是靠得住的。而那种整体感受，并非“好读书，不求甚解”所致，而是通过几乎所有局部去感受整体，最终局部一一退场，就剩下唯一的整体了。
说到小说完成小说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不但《罪与罚》这部小说完成过他，就连篇幅不长的《赌徒》，写法诡异的《地下室手记》，也都完成过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反复完成的小说家，在捏造、烧制、试炼、上釉，打碎之后再弥合，弥合之后又打碎，反复无常，周而复始，这一生的过程中，他被锻造出多重人格，远远不止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格和天使、魔鬼这两重，的确配得上称为“俄罗斯的灵魂”，即使放大到人类的灵魂，也完全配得上。我们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呈现出来的不只是一位小说作家的肖像，而且还是小说世界的形象，什么形象呢？有时是一座高峰，有时又是一口深渊。他真是太复杂了。 最初捏造（请体谅这样的用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十二月党人。其实也不是十二月党人本身，而是因为与十二月党人的瓜葛，他被判处绞刑，临刑时又被沙皇特赦，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他曾信以为真的真理，孤注一掷的渴望，视死如归的激情，不要说与处决令本身相比，哪怕是与用来处决的绞刑架甚至绞刑架上的绳索相比，也都是轻的，轻浮的。处决意味着一切就此告终，因而也就无所谓重，沉重。能显现出重、沉重来的，反而是特赦，而且是在即将处决那一刻才宣告的特赦。其实也不是特赦本身，而是获得赦免之后的流放。
在给哥哥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谢苗诺夫校场，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全体宣读了死刑判决书，他们让我们亲吻了十字架，他们在我们的头顶上折断利剑，他们还给我们做了最终的清理（给我们换上了白衬衣）。然后，他们把我们中的三个人捆到木桩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个，他们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处决的，因此，我就是第二批，我只有一小会儿时间可活了。我回想起了你，我的哥哥，想起了你们全家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人只有你。于是，我明白到，我原来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还有时间拥抱普列斯切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告别，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最后，响起了撤离的信号，他们放回了已经被绑在木桩上的人，他们向我们宣读了沙皇陛下的赦令。我们得救了。
流放就是一种烧制。经过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坯发生了窑变，由激进变得保守，甘心受难和殉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中，安德烈·纪德以揶揄的口吻说“他有抚养的怪癖”。流放结束后回到彼得堡，他娶了一位十二月党人的遗孀为妻，照顾她生病的身体，抚养她不断制造麻烦的儿子。哥哥病故了，他也安顿嫂子一家的生活。而这一切，至少在经济收入上，又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他一生深陷困顿，几乎都是依靠拼命创作、预支稿费、贱卖版权和向朋友借钱度日，还不止一次借取过高利贷。这样的受难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而且还是日常生活本身。加之他赌博、挥霍成性，哪怕获得一笔巨款，也转眼成空。直到他遇上最后一任妻子，他的速记员，在她的照料和经营下，日子才算安稳下来，他得以较为从容地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一种烧制的流放，可以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象征，生命走到终点，流放才真正结束。他的现实处境，比这样的象征更为严峻。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以才会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怕我配不上所经受的苦难”，“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敢做”。
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还有一种疾病：癫痫。《地下室手记》一开篇，他就这样写道：“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当然，他说到的不是癫癇，而是肝病。“我认为，我的肝脏有病。然而，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大概都搞不清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对此，你们大概是很难理解的。唔，可我却心知肚明。当然啰，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然而，尽管如此，如果说我没去看病，那还是因为我在赌气。肝脏疼痛，那就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这是曾思艺译本，而在臧仲伦译本里，那句“我是个凶狠的人”译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这里引用那些话，还对比一下其中一句译文，是想说明，这部小说将疾病作为一种象征。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癫痫却是不可摆脱的真实存在。在他生活的19世纪，脑科医学对癫痫尚缺乏研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遭受魔鬼纠缠，患者也就成了幽灵，科学治疗还根本不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写到他和他的小说，对癫痫这种疾病认识也仍然有限。用计算机来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因客观而显得冰冷），癫痫的病因可能在于硬件，也可能在于软件，还可能在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患者发作一次，就等于计算机崩盘一次。计算机崩盘会造成文件丢失，还会造成硬件损坏，重启软件需要时间，而且有些文件再也找不回来，硬件留下的坏道无法修复。患者发作时意识丧失，如果处于不利环境的话，还可能意外受伤甚至死亡。随即出现记忆丧失，之后，有些记忆可以恢复，有些记忆则永远失去。头脑严重疼痛，身体极度疲软，仿佛一种持续的冷暴力，几乎摧毁患者的心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作一次癫痫，差不多就是丧失一次人生。癫痫发作时间较短，只有少数患者会超过一分钟。但那短短一分钟，就像处决令，一旦执行，就剥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他这一生，经受过无数次面临绞刑架的至暗。癫痫发作时，患者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身体僵直抽搐，口吐白沫，发出类似于羊的哀鸣的声音，这种疾病中文也称为“羊癫疯”，可见在中国存在明显的污名化倾向。有传记文字记载，陀思妥耶斯基曾在新婚之夜突发癫痫，尽管这位妻子当时足够怜悯、体贴他，但两人都留下了一些阴影。这就比别的疾病更加置患者于幽暗。《列王纪·上》记载，“耶和华说，他必在幽暗之处”。这样的信仰事件真实存在，上帝与他同在，他又无数次逾越至暗时刻，从幽暗之处出来。尽管他比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幸运，但这种疾病，确实加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敏感多疑、焦虑暴躁和绝望悲苦。艺术家几乎都是精神病人，作家也是，这样的说法多半建立在隐喻之上，桑格格就写过《疾病的隐喻》，论述“作为隐喻的疾病”“艾滋病及其隐喻”，福柯也写过《疯癫与文明》专著，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这种精神疾病，甚至心性也因此而病变，则足以让任何隐喻崩盘。
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全部小说，都是在这样的现实处境和身心状况之下写出来的，恐怕只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例外。因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创作状态，最合适的莫过于“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罪与罚》，他的挣扎还包括不怕违反合同，一再推迟交稿时间，宁可在此期间，写别的小说去抵债。写别的小说也在挣扎，只是说，主题没有这么复杂，篇幅没有这么长，但他不曾降低过标准，同样将它们写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份上。鉴于此，诸如《赌徒》这样的小说，他那江河泛滥、泥沙俱下的行文，真是让人心疼，也令人感佩。 《罪与罚》（还有他别的小说），试炼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位小说家上釉，他神一样的存在，有时完好无损，有时又破碎不堪。他的完好与破碎，在《地下室手记》中，非常隐晦地说起过：
当时使我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
或许，这是他挣扎的原因，更是他挣扎导致的后果。他几乎怀疑一切，同时又绝对自信。终于安稳下来的晚年，他创作长篇小说《少年》，在为这部小时候准备的序言里，回顾早年包括《地下室手记》在内的小说，这样写道：“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须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
杀人犯罪乃是极端堕落，而一切堕落又不可避免，或许正是如此看待人，看待当时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创作小说《罪与罚》。
然而，这部小说从始至终都在挣扎。
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现实处境，与《地下室手记》那位无名主人公一样，置身于“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同时还由于受地下室思想人格的支配，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处于一种精神绝境。他父亲亡故，家里贫穷，寡居的母亲无力供养他上大学，当佣人的妹妹受尽屈辱，还失去了那份虽然报酬低廉但如同一根救命稻草的工作，万般无奈，嫁给一位丧妻的中年商人为妻，以换取一笔聘金，先给他寄来一点钱，还寄望因此改善全家处境，甚至幻想以后为他安排一个好的未来。读到母亲来信，拉斯柯尔尼科夫敏感地意识到，这位商人极其恶劣、冷漠，欺骗、引诱他妹妹，占有她之后，不久就会将她抛弃。这期间，拉斯柯尔尼科夫偶然结识了一个酒鬼，此人其实也受地下室思想人格支配，丢了工作，酗酒成性，承担不起任何家庭责任，无力养活丧偶后再娶的妻子及其孩子，眼看与亡妻所生的女儿沦为妓女，一家人竟然依靠这位女儿度日。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做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杀人，谋杀高利贷商人伊丽莎白，作案后因她妹妹丽扎韦塔闯入，就连这位无辜者也杀了。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伊丽莎白，这是蓄谋已久，杀死他妹妹丽扎韦塔才是意外。他的蓄谋，一开始就超出了图财害命这样的作案动机，事实也是这样，作案后所得，被他藏在了一条河边，一块石头下面。他花了很多时间，从社会、宗教、人性诸多方面思辨，最终说服自己，做那件事。拉斯柯尔尼科夫做那件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投身十二月党人如出一辙。因而，这样的杀人绝不是犯罪。
為什么要做那件事，去杀人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认识上帝”。但在认识上帝之前，上帝并不存在。而正是因为上帝不存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才会陷入“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这样的现实处境。既然没有上帝，做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包括那件事，杀人。当然，不是去谋杀任何无辜的人，而是谋杀诸如伊丽莎白这样的高利贷商人。也就是说，之所以杀人，恰恰是因为上帝不存在;而杀人，又恰恰是去追问（也可以说报复）上帝为什么不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写得清清楚楚：“……主要是，琢磨来琢磨去，结果仍旧是一切全怪我，我永远是罪魁祸首，而最气人的是，可以说，根据自然规律，我永远是无辜的罪人。我之所以有罪，首先是因为我比我周围的人都聪明。”“……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采取了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主啊上帝，要是由于某种原因根本就不喜欢这些自然规律和二二得四，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杀人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其敏感和智识隐瞒此事，甚至捉弄已经盯上他的办案警察，有时候也会感到害怕，有时候却以此为乐。这时候，上帝仍然不存在。
直到他爱上可怜的索妮娅，也就是他偶然结识的那位酒鬼的亲生女儿，拉斯柯尔尼科夫才认识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索妮娅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就不可能去怜悯、体贴这个世界。而上帝一旦存在，索妮娅就是上帝的一面镜子，立即照见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犯的罪。如果他不认这个罪，就不配去拯救索妮娅，而拯救索妮娅又是他这一生唯一值得再做的一件事。这时，承认杀人，接受惩罚，是他人生仅有的出口。这也得挣扎！“如果一个人没有愿望，没有意志，那还叫什么人呢？”《地下室手记》那位无名主人公在挣扎，拉斯柯尔尼科夫更在挣扎。
挣扎到最后，终于出现了这样一幕：
他忽然想起了索妮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觉浑身哆嗦起来。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最后几小时里，他心里这么强烈地觉得束手无策的苦闷和惊慌不安，所以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涌现出来那纯洁的、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的机会。这种感情像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一星火化在心灵里燃烧起来，突然像火一样烧遍了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软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
他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了起来，又跪下磕头。
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向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了救赎的可能。
这个救赎，不限于《罪与罚》小说安排的那样，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流放七年，索妮娅跟随他去了西伯利亚。即使他被处决了，救赎也是可能的。按照索妮娅的看法，他是杀人凶手，对土地也犯了罪，那么，当他“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土地也可能宽恕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生的际遇和个人的内心，用《罪与罚》这台榨汁机榨汁，将汁液全部浸透在小说人物身上。这台榨汁机榨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几乎没残留下什么渣滓。
但是，哈罗德·布鲁姆在《小说家与小说》一书中写道：“作为最好的谋杀故事，对我来说《罪与罚》似乎超越了赞美和喜欢。……没有其他任何一部叙事小说像《罪与罚》那样，被不知悔改的力量驱动前行，直至最后不幸的尾声，他从地狱中诞生又回归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部自然主义小说读起来却如同一个持续不断的梦魇，这正是他举世无双的成就。”他这个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未必有救赎的可能。
我觉得也是。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