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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 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将中央文库内保存的中央档案送到北京, 移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在这批档案中有方志敏在狱中书写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清贫》、《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稿数篇。方志敏被俘后关押在南昌监狱, 从南昌到上海数百里, 文稿从监狱安全传送给中央是一件可歌可泣的事件, 反映了方志敏的谋略策划、结交朋友的诚实可靠和档案人员的机智勇敢。
一、不幸被捕
方志敏1900年生, 江西省弋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他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 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 他领导横峰、弋阳农民起义, 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 曾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委。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方志敏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1934年11月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途中遭遇大于数倍的国民党军队, 战斗中因叛徒出卖被俘。
二、狱中生活与对敌斗争
方志敏被捕后, 被蒋介石关押在南昌监狱。该监狱原直属于蒋介石南昌行营, 后行营搬去武汉, 改归属于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 是最黑暗残酷的监狱之一, 规模较大, 管理十分严密。监狱牢房分成三等: 一等是关押国民党高官罪犯的; 二等是关押国民党营以上官员罪犯的; 三等是木笼子, 专门关押共产党人。虽然监狱管理人员不多, 但兵力布置很强, 有10多名兵守卫和1个特务营武装监守, 四周还有1个保安团防守, 以防犯人逃跑。环境虽然险恶,但方志敏并不气馁, 誓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一) 计划越狱。蒋介石捕获了方志敏以后, 十分高兴, 认为这是他们剿灭共产党武装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是他“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一个胜利。因此, 捕获方志敏后并未立即枪毙他, 而是想方设法进行诱降, 如果诱降成功, 不仅对蒋介石在各个军阀中大大提高声望,同时对红军的军心是一个重大打击。因此采取软硬兼施手段, 有时严刑拷打、威逼利诱, 要其交待游击队的情况; 有时又放出木笼, 关在优待室里, 要其悔过自新。此时, 方志敏的夫人缪敏在怀玉山正领导一支著名的游击队准备搭救他。未料敌人闻此风声, 遂派重兵对这支游击队进行围剿, 终因寡不敌众, 缪敏也不幸被捕, 关在同一监牢。
(二) 狱中广交朋友, 开展统战工作。为隔断方志敏与外界的联系,敌人对方志敏监管很严, 狱中很少有人能接触到他, 但方志敏不放过一丝机会, 只要有机会接触的人, 都向他们讲革命道理。方志敏的作法在一些人身上果然产生了效果, 其中一位是文书, 名高易鹏, 又名高家骏, 浙江杭州人, 原是一名学徒, 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 通过一位同乡关系于1935年初, 来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当文书。文书掌管着全监狱犯人的名册, 每天早上和晚上文书都要带着名册到各间牢房点名,日子长了, 对方志敏也熟悉了。方志敏趁机向其宣传些革命道理, 文书对方志敏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深表钦佩, 表示愿意帮助他。另有一位是同监的犯人, 这位犯人是国民党陕西政府的民政厅长, 叫胡逸民, 因贪污被关押。监狱长想向蒋介石邀功, 利用胡逸民向方志敏劝降, 许愿如胡逸民争取到方志敏投降, 可以将功折罪, 立即释放。未料弄巧成拙, 胡逸民不仅未争取到方志敏投降, 反被方志敏争取为同情者, 表示出狱后可助方志敏一臂之力。
(三) 不停息的写作。用笔墨作武器, 揭露敌人卖国求荣, 对人民反动凶残的罪恶。蒋介石要方志敏交待在赣东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有多少人马, 还有多少人在山上, 有哪些负责人等。为了应付敌人, 方志敏先写了一份提纲摆在桌子上, 故作思索, 但并不书写, 到了晚上便拼命地写起来, 有时通霄达旦。稿纸写完了, 文书借工作之便替他购买, 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 便写出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文稿, 这些文稿篇篇都显出不屈的精神, 可说是对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
三、文稿传送出虎穴
方志敏身陷囹圄, 视死如归, 但有一个很大的心愿, 就是如何将书写的文稿安全送到中央。他大胆机智地委托狱中比较信得过的几人,一是文书高家骏, 经过试探, 文书果敢答应了方志敏的要求, 愿意帮他传送文稿。文书有一位与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也是家乡的邻居叫程金昭, 当时在小学教书, 刚放暑假,文书写信给程金昭, 约他到南昌玩。程金昭到南昌后, 高家骏便把实情秘密地告诉了程金昭, 托她把文稿带去上海。程金昭虽是女孩子, 但慷慨地答应了。这次带的物品有三封信和第一批文稿, 包括《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等。收件人是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由于上海临时中央已遭受破坏, 赣东北苏区已与之失去了联系, 但还有些外围联络点, 即宋庆龄、鲁迅、邹韬奋、李公朴等处未波及, 方志敏被俘后一直将这些联络点牢记心中, 请他们转中央。程金昭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叫潘世坚, 在上海租界白克路宝隆医院当护士,认为是到上海后一个很好的落脚点。程金昭在南昌住了两夜便起程,先坐火车去九江, 然后坐轮船去上海。到上海已是深夜了, 幸好在宝隆医院找到了潘世坚, 对她扯谎说父亲在南昌工作, 趁放暑假机会到南昌看望父亲, 回杭州路过上海, 顺便来看望。潘世坚热情地接待了程金昭, 并安排她在医院的客房里住下。第二天, 程金昭首先在上海静安路找到宋庆龄住处, 但未见着本人, 便留下住处地址离开了。接着乘黄包车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找鲁迅, 也未见着本人, 便留下了部分书稿和信, 最后去了李公朴处。李公朴当时在上海大陆商场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当教授, 每天午后7时在该校上课,程金昭找到李公朴, 将信交给李就离开了。第二天, 胡子婴代表宋庆龄到住处带去了信件和部分文稿, 并嘱咐, 上海不安全, 办完了即离开,不能久留。
方志敏给他们的信的内容相同, 谓: “我在狱中写了些文稿, 是用密写药水写的, 前4页是空白, 5页开始有文字, 希望能将文稿转送到中共中央。送信人的家里很穷, 希望你们送他一百元, 这是第一次送稿的成功。
第二次传送文稿是由文书高家骏亲自办理的。方志敏在狱中关了半年多, 对赣东北苏区游击队的情况只字未交待。蒋介石气急败坏, 大发雷霆, 准备对方志敏下毒手。这一信息在7月底传到狱中, 文书高家骏以仗义助英雄的精神决定给予再次 帮助。因为狱中除方志敏外, 还有抗日先遣队其他领导人, 高家骏准备到上海呼吁争取上海名人的声援,揭露蒋介石的暴行。因走的较急, 主要带的是方志敏写的信件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狱中纪实》还未脱稿未带走, 收信人是宋庆龄、茅盾、鲁迅、李公朴、毕云程。高家骏到上海后住新惠中旅馆( 党开办的) , 收信人的住址和所住旅馆地址都是方志敏告诉的。8月3日, 高家骏到了上海, 住入新惠中旅馆后, 当即到内山书店、知识出版社找鲁迅、李公朴、毕云程等, 分别交了信件和文稿, 留下了住址和电话。5日, 到静安寺路找宋庆龄。但他刚临近大门, 院里狼狗便嚎叫起来, 怕发生不测, 随即离开了。回旅馆不久, 胡子婴以宋庆龄的名义来电话, 告之狼狗叫知道你来过了。原来宋庆龄家养了条狼狗,嚎叫便是向主人传递信息, 有客人来访。但不马上接见, 经了解情况无问题后, 再派人会见。宋庆龄虽然是国母、世界名人, 但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这时李公朴已将高家骏情况告诉了宋庆龄处, 因此胡子婴与高通电话, 告之办完事, 马上离开上海, 南昌不能再回去了。8月6日, 蒋介石终于下了毒手, 将方志敏处决。
第三个传送文稿的人叫胡逸民。高家骏离开南昌后, 比较熟悉和了解方志敏的只有胡逸民和代理所长凌凤梧了。虽然凌凤梧对革命同情, 佩服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英勇情操, 但他是国民党一位在职的下级官员, 为了个人利益不一定经受得住考验, 如果将与党有联系的名人据实随意告之或托办事情, 一旦出事, 便将产生重大危害。如高家骏刚到上海两天, 便受到特务的追捕,这天他刚离开旅馆走上街头, 警车便开到旅馆门前捕人, 幸好受到胡子婴的保护, 将他迅速推上地下党员拉的一辆人力车上逃走, 另换了旅馆。怀疑凌凤梧被军法处捉起来审问, 供出了高家骏去上海的任务,因为高家骏去上海只有凌凤梧和方志敏两人知道。可以肯定方志敏不会托此人传送文稿。胡逸民虽然是国民党的一位高官, 但终究不在位了, 被国民党捉起来法办, 投进监狱, 所以对国民党不满, 他也写了一篇《铁窗风味》的稿子, 揭露监狱的黑暗, 请方志敏帮他修改。方志敏看了之后, 对他说, 监狱的黑暗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 如果要深一层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 你也出不去了。胡逸民很感谢共产党员的真诚坦言, 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方志敏在牺牲前几天, 将剩下的稿件, 如《狱中纪实》等, 托胡逸民传送出监狱。据胡子婴回忆, 他代表宋庆龄两次收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 一次是1935年夏, 一次是1936年下半年, 正好是程金昭和胡逸民传送文稿的时间。
四、文稿归到中央文库
文稿安全归到中央文库是与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1935年是白区党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 中央于1933年离开上海后, 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临时中央局, 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 其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 即局区工作, 加强和沟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联系。但在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之下, 连续遭受破坏, 党员不少被捕, 党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上海临时中央局不得不结束工作。因此,抗日先遣队与上海中央局无法联系, 因为中央局已不存在了, 只能依靠外围据点联系。这些据点就是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处。
宋庆龄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一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对苏联友好, 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大力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9日, 她断然发表了一篇震憾人心的宣言, 她说:“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 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盖对革命的背叛。”“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因此,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 而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尽力帮助中国共产党。
鲁迅, 进步作家, 1931年和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编辑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保护过瞿秋白的安全和参加过营救陈庚等, 他与日人内山开办内山书店为掩护, 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也是党的重要可靠的外围联络点之一。与进步教授李公朴等都有联系。
邹韬奋, 是进步文化人士, 以办《生活书店》为掩护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也是人权保障同盟的成员, 他的助手多为共产党员, 如胡愈之、毕云程等。生活书店也是党的重要外围联络点之一。
方志敏的文稿之所以写了几个传送地点, 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万一一个地方送不到还可以传送给第二个据点或第三个据点, 实际上以上任何一个据点只要有党的信件和文件均可设法转到中央。当然这几个点比较起来, 宋庆龄这个点条件更好一些, 她联系比较广, 而且一直与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停止了打土豪政策, 经济一度遇到困难, 她帮助红军筹借款项, 使红军克服了暂时困难。1936年她派董维健去陕北向中央汇报上海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她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交通处保持着联系, 她巧妙帮助陈云、潘汉年去苏联, 当中央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时,她帮助, 联系共产国际有援助款时,也由她转给中央。她家装有电台, 警察局扬言要搜查他家, 她坚决拒绝抵制, 未能得逞。她与中央文库负责人董维健也保持着联系, 董维健又名董牧师,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后升为上海圣彼得堂的主持牧师。1927年由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入党,中央鉴于他的牧师身份, 安排他参加中央的保卫机关特科工作, 掩护重要地下组织。上海中央局被破坏后, 中央文库的安全尚未受到影响,只要档案工作者精心安排万无一失的联络点和接收点, 方志敏的文稿就不难收到中央文库了。后来这些文稿先后在国内外公布出版, 终于了却了烈士的心愿。最早公布的是1935年12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载的“抗日烈士遗书”, 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5年7月吴玉章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之后, 被中央和中共代表团派到巴黎创办《救国时报》, 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 同时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反动政策。《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刊载在该报第二期上, 并有署名周志学的附语, 周志学看来是一个代名, 有可能是中共代表团的代名, 也有可能是鲁迅或邹韬奋的代名, 因为他们都姓周和邹, 同时, 这些文稿都经过他们手, 共产国际交通处每个月到中国一次, 所以有的很快传送到苏联和巴黎。这些文稿是珍贵的, 它起了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也曾对方志敏的英雄事迹和文稿的价值作过高度评价。1953年4月, 毛泽东去浙江省视察工作, 顺路游览了莫干山, 主席爬到山顶, 对身边保卫人员说, 这里可以看到江西弋阳了。“弋阳县出了一个人民英雄方志敏, 他曾率领抗日先遣队打到皖南、浙江, 震动了上海、南京的敌人, 掩护了主力红军长征。在国民党的监狱中, 受尽了折磨和残酷的迫害。他不怕死, 不考虑个人的命运, 而是很镇静地对付敌人,一心一意想着党, 想着人民, 想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党、为人民应尽的责任。”他在监牢里写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等著作, 这些著作是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 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 是不朽的佳作。”
一、不幸被捕
方志敏1900年生, 江西省弋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他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 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 他领导横峰、弋阳农民起义, 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 曾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委。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方志敏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1934年11月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途中遭遇大于数倍的国民党军队, 战斗中因叛徒出卖被俘。
二、狱中生活与对敌斗争
方志敏被捕后, 被蒋介石关押在南昌监狱。该监狱原直属于蒋介石南昌行营, 后行营搬去武汉, 改归属于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 是最黑暗残酷的监狱之一, 规模较大, 管理十分严密。监狱牢房分成三等: 一等是关押国民党高官罪犯的; 二等是关押国民党营以上官员罪犯的; 三等是木笼子, 专门关押共产党人。虽然监狱管理人员不多, 但兵力布置很强, 有10多名兵守卫和1个特务营武装监守, 四周还有1个保安团防守, 以防犯人逃跑。环境虽然险恶,但方志敏并不气馁, 誓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一) 计划越狱。蒋介石捕获了方志敏以后, 十分高兴, 认为这是他们剿灭共产党武装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是他“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一个胜利。因此, 捕获方志敏后并未立即枪毙他, 而是想方设法进行诱降, 如果诱降成功, 不仅对蒋介石在各个军阀中大大提高声望,同时对红军的军心是一个重大打击。因此采取软硬兼施手段, 有时严刑拷打、威逼利诱, 要其交待游击队的情况; 有时又放出木笼, 关在优待室里, 要其悔过自新。此时, 方志敏的夫人缪敏在怀玉山正领导一支著名的游击队准备搭救他。未料敌人闻此风声, 遂派重兵对这支游击队进行围剿, 终因寡不敌众, 缪敏也不幸被捕, 关在同一监牢。
(二) 狱中广交朋友, 开展统战工作。为隔断方志敏与外界的联系,敌人对方志敏监管很严, 狱中很少有人能接触到他, 但方志敏不放过一丝机会, 只要有机会接触的人, 都向他们讲革命道理。方志敏的作法在一些人身上果然产生了效果, 其中一位是文书, 名高易鹏, 又名高家骏, 浙江杭州人, 原是一名学徒, 因毛笔字写得很漂亮, 通过一位同乡关系于1935年初, 来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当文书。文书掌管着全监狱犯人的名册, 每天早上和晚上文书都要带着名册到各间牢房点名,日子长了, 对方志敏也熟悉了。方志敏趁机向其宣传些革命道理, 文书对方志敏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深表钦佩, 表示愿意帮助他。另有一位是同监的犯人, 这位犯人是国民党陕西政府的民政厅长, 叫胡逸民, 因贪污被关押。监狱长想向蒋介石邀功, 利用胡逸民向方志敏劝降, 许愿如胡逸民争取到方志敏投降, 可以将功折罪, 立即释放。未料弄巧成拙, 胡逸民不仅未争取到方志敏投降, 反被方志敏争取为同情者, 表示出狱后可助方志敏一臂之力。
(三) 不停息的写作。用笔墨作武器, 揭露敌人卖国求荣, 对人民反动凶残的罪恶。蒋介石要方志敏交待在赣东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有多少人马, 还有多少人在山上, 有哪些负责人等。为了应付敌人, 方志敏先写了一份提纲摆在桌子上, 故作思索, 但并不书写, 到了晚上便拼命地写起来, 有时通霄达旦。稿纸写完了, 文书借工作之便替他购买, 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 便写出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文稿, 这些文稿篇篇都显出不屈的精神, 可说是对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
三、文稿传送出虎穴
方志敏身陷囹圄, 视死如归, 但有一个很大的心愿, 就是如何将书写的文稿安全送到中央。他大胆机智地委托狱中比较信得过的几人,一是文书高家骏, 经过试探, 文书果敢答应了方志敏的要求, 愿意帮他传送文稿。文书有一位与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也是家乡的邻居叫程金昭, 当时在小学教书, 刚放暑假,文书写信给程金昭, 约他到南昌玩。程金昭到南昌后, 高家骏便把实情秘密地告诉了程金昭, 托她把文稿带去上海。程金昭虽是女孩子, 但慷慨地答应了。这次带的物品有三封信和第一批文稿, 包括《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等。收件人是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由于上海临时中央已遭受破坏, 赣东北苏区已与之失去了联系, 但还有些外围联络点, 即宋庆龄、鲁迅、邹韬奋、李公朴等处未波及, 方志敏被俘后一直将这些联络点牢记心中, 请他们转中央。程金昭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叫潘世坚, 在上海租界白克路宝隆医院当护士,认为是到上海后一个很好的落脚点。程金昭在南昌住了两夜便起程,先坐火车去九江, 然后坐轮船去上海。到上海已是深夜了, 幸好在宝隆医院找到了潘世坚, 对她扯谎说父亲在南昌工作, 趁放暑假机会到南昌看望父亲, 回杭州路过上海, 顺便来看望。潘世坚热情地接待了程金昭, 并安排她在医院的客房里住下。第二天, 程金昭首先在上海静安路找到宋庆龄住处, 但未见着本人, 便留下住处地址离开了。接着乘黄包车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找鲁迅, 也未见着本人, 便留下了部分书稿和信, 最后去了李公朴处。李公朴当时在上海大陆商场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当教授, 每天午后7时在该校上课,程金昭找到李公朴, 将信交给李就离开了。第二天, 胡子婴代表宋庆龄到住处带去了信件和部分文稿, 并嘱咐, 上海不安全, 办完了即离开,不能久留。
方志敏给他们的信的内容相同, 谓: “我在狱中写了些文稿, 是用密写药水写的, 前4页是空白, 5页开始有文字, 希望能将文稿转送到中共中央。送信人的家里很穷, 希望你们送他一百元, 这是第一次送稿的成功。
第二次传送文稿是由文书高家骏亲自办理的。方志敏在狱中关了半年多, 对赣东北苏区游击队的情况只字未交待。蒋介石气急败坏, 大发雷霆, 准备对方志敏下毒手。这一信息在7月底传到狱中, 文书高家骏以仗义助英雄的精神决定给予再次 帮助。因为狱中除方志敏外, 还有抗日先遣队其他领导人, 高家骏准备到上海呼吁争取上海名人的声援,揭露蒋介石的暴行。因走的较急, 主要带的是方志敏写的信件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狱中纪实》还未脱稿未带走, 收信人是宋庆龄、茅盾、鲁迅、李公朴、毕云程。高家骏到上海后住新惠中旅馆( 党开办的) , 收信人的住址和所住旅馆地址都是方志敏告诉的。8月3日, 高家骏到了上海, 住入新惠中旅馆后, 当即到内山书店、知识出版社找鲁迅、李公朴、毕云程等, 分别交了信件和文稿, 留下了住址和电话。5日, 到静安寺路找宋庆龄。但他刚临近大门, 院里狼狗便嚎叫起来, 怕发生不测, 随即离开了。回旅馆不久, 胡子婴以宋庆龄的名义来电话, 告之狼狗叫知道你来过了。原来宋庆龄家养了条狼狗,嚎叫便是向主人传递信息, 有客人来访。但不马上接见, 经了解情况无问题后, 再派人会见。宋庆龄虽然是国母、世界名人, 但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这时李公朴已将高家骏情况告诉了宋庆龄处, 因此胡子婴与高通电话, 告之办完事, 马上离开上海, 南昌不能再回去了。8月6日, 蒋介石终于下了毒手, 将方志敏处决。
第三个传送文稿的人叫胡逸民。高家骏离开南昌后, 比较熟悉和了解方志敏的只有胡逸民和代理所长凌凤梧了。虽然凌凤梧对革命同情, 佩服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英勇情操, 但他是国民党一位在职的下级官员, 为了个人利益不一定经受得住考验, 如果将与党有联系的名人据实随意告之或托办事情, 一旦出事, 便将产生重大危害。如高家骏刚到上海两天, 便受到特务的追捕,这天他刚离开旅馆走上街头, 警车便开到旅馆门前捕人, 幸好受到胡子婴的保护, 将他迅速推上地下党员拉的一辆人力车上逃走, 另换了旅馆。怀疑凌凤梧被军法处捉起来审问, 供出了高家骏去上海的任务,因为高家骏去上海只有凌凤梧和方志敏两人知道。可以肯定方志敏不会托此人传送文稿。胡逸民虽然是国民党的一位高官, 但终究不在位了, 被国民党捉起来法办, 投进监狱, 所以对国民党不满, 他也写了一篇《铁窗风味》的稿子, 揭露监狱的黑暗, 请方志敏帮他修改。方志敏看了之后, 对他说, 监狱的黑暗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果, 如果要深一层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 你也出不去了。胡逸民很感谢共产党员的真诚坦言, 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方志敏在牺牲前几天, 将剩下的稿件, 如《狱中纪实》等, 托胡逸民传送出监狱。据胡子婴回忆, 他代表宋庆龄两次收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 一次是1935年夏, 一次是1936年下半年, 正好是程金昭和胡逸民传送文稿的时间。
四、文稿归到中央文库
文稿安全归到中央文库是与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1935年是白区党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 中央于1933年离开上海后, 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临时中央局, 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 其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 即局区工作, 加强和沟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联系。但在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之下, 连续遭受破坏, 党员不少被捕, 党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上海临时中央局不得不结束工作。因此,抗日先遣队与上海中央局无法联系, 因为中央局已不存在了, 只能依靠外围据点联系。这些据点就是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处。
宋庆龄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一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对苏联友好, 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大力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9日, 她断然发表了一篇震憾人心的宣言, 她说:“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 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盖对革命的背叛。”“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因此,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 而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尽力帮助中国共产党。
鲁迅, 进步作家, 1931年和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编辑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保护过瞿秋白的安全和参加过营救陈庚等, 他与日人内山开办内山书店为掩护, 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也是党的重要可靠的外围联络点之一。与进步教授李公朴等都有联系。
邹韬奋, 是进步文化人士, 以办《生活书店》为掩护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也是人权保障同盟的成员, 他的助手多为共产党员, 如胡愈之、毕云程等。生活书店也是党的重要外围联络点之一。
方志敏的文稿之所以写了几个传送地点, 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万一一个地方送不到还可以传送给第二个据点或第三个据点, 实际上以上任何一个据点只要有党的信件和文件均可设法转到中央。当然这几个点比较起来, 宋庆龄这个点条件更好一些, 她联系比较广, 而且一直与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停止了打土豪政策, 经济一度遇到困难, 她帮助红军筹借款项, 使红军克服了暂时困难。1936年她派董维健去陕北向中央汇报上海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她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交通处保持着联系, 她巧妙帮助陈云、潘汉年去苏联, 当中央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时,她帮助, 联系共产国际有援助款时,也由她转给中央。她家装有电台, 警察局扬言要搜查他家, 她坚决拒绝抵制, 未能得逞。她与中央文库负责人董维健也保持着联系, 董维健又名董牧师,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后升为上海圣彼得堂的主持牧师。1927年由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入党,中央鉴于他的牧师身份, 安排他参加中央的保卫机关特科工作, 掩护重要地下组织。上海中央局被破坏后, 中央文库的安全尚未受到影响,只要档案工作者精心安排万无一失的联络点和接收点, 方志敏的文稿就不难收到中央文库了。后来这些文稿先后在国内外公布出版, 终于了却了烈士的心愿。最早公布的是1935年12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载的“抗日烈士遗书”, 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1935年7月吴玉章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之后, 被中央和中共代表团派到巴黎创办《救国时报》, 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 同时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反动政策。《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刊载在该报第二期上, 并有署名周志学的附语, 周志学看来是一个代名, 有可能是中共代表团的代名, 也有可能是鲁迅或邹韬奋的代名, 因为他们都姓周和邹, 同时, 这些文稿都经过他们手, 共产国际交通处每个月到中国一次, 所以有的很快传送到苏联和巴黎。这些文稿是珍贵的, 它起了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也曾对方志敏的英雄事迹和文稿的价值作过高度评价。1953年4月, 毛泽东去浙江省视察工作, 顺路游览了莫干山, 主席爬到山顶, 对身边保卫人员说, 这里可以看到江西弋阳了。“弋阳县出了一个人民英雄方志敏, 他曾率领抗日先遣队打到皖南、浙江, 震动了上海、南京的敌人, 掩护了主力红军长征。在国民党的监狱中, 受尽了折磨和残酷的迫害。他不怕死, 不考虑个人的命运, 而是很镇静地对付敌人,一心一意想着党, 想着人民, 想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党、为人民应尽的责任。”他在监牢里写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清贫》等著作, 这些著作是赣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 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情操和高尚人格的写照, 是不朽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