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的时候，父母托人把我从北京接到中国西南山区一个偏僻的山坳里与他们团聚。因为战争的威胁，父亲所在的部队早在我出生前就从北京转移到了那里。据说当年当地老乡们在山里赶夜路的时候，突然看到这处山坳里灯火明亮，就给这个山坳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灯盏窝”。
　　部队军人俱乐部礼堂二楼是阅览室和图书馆，每天晚上去那里读书和借书的军人络绎不绝。
　　我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自然也喜欢读书。
　　然而那个年代，适合我们孩子读的书太少，我就只好去读大人们读的书和文学杂志。
　　有一阵子，收音机每天中午或傍晚都会播放袁阔成或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可每天只播半个小时，每每到紧要关头，就会说“请听下回分解”。我等不及，就去图书馆借书看，一晚上便看完一本，第二天再借下一本。就这样，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那个时候，部队图书馆订阅了当时国内的几乎所有顶尖的文学杂志，大型文学刊物有《当代》《十月》等；小型文学刊物有《小说月报》《萌芽》等。这些杂志我两三天就能读完一期。
　　部队有一个造纸厂，经常从各地收购大量的旧书废纸。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造纸厂后面的废纸仓库有一扇窗户破了个大洞。我先是好奇地钻了进去，之后惊喜地发现废纸中夹杂着不少过期的文学刊物，这在当时对我来讲无疑就像发现了一座宝藏。
　　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废纸堆上读了起来，读不完，就把这些杂志藏起来，第二天放学后再钻进来读。我把这个废纸仓库称为我的第二座图书馆，也正是在这些废纸堆中我读到了一种很好的刊物《星星诗刊》。直到一年后的一天，窗户上的那个洞被造纸厂工人用木板封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战争的阴影终于消散，父亲随部队回到了北京。那是在北京城外的西山，依然是在一处山坳里，从山上往下看，竟神似当年大西南的那处“灯盏窝”。我也很幸运地考取了北京的高校。
　　大学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比部队的更开放，藏书也更丰富，而且我当年所在的高校距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很近，我大二的时候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保持着从国家图书馆借书的习惯，因为在我的身上存在着“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陋习”，这样我就可以强迫自己在一个月的借阅期限内读完从国家图书馆借来的三本书。
　　一天，我路过父亲部队在西山新建的小图书馆，三十多年前在“灯盏窝”讀书的情景立刻涌现在眼前。我激动地走了进去，惊喜地发现这座图书馆虽然不大，却专门设立了儿童文学专架，而且保存了《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的所有杂志。我就像当年在造纸厂发现“宝藏”一样，将这些杂志的合订本全部借来阅读了一遍。正是这样大量的阅读，为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现在有很多书，我完全可以去买，也可以从国家图书馆借阅，但我仍然会经常回到西山里那座不大的图书馆，坐在那里读书，从那里借书。
　　因为我知道，我的文学之路正是从山坳里的图书馆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