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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名作家张贤亮的过早离世,我一直感到遗憾、感到惋惜、感到沉痛。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也常常浮现在眼前。
我是1985年担任光明日报常驻宁夏记者的,而张贤亮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此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对他的文学创作很关注。早在1980年前后,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宁夏文艺》上的小说《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对他本人也充满着敬意。1983年,我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期“当代文学讲习班”,当代文坛上创作活跃的作家及其作品,都被与会者所关注。在活动期间,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论张贤亮的作品,还有一些外地与会人员向我问起张贤亮的情况。1984年,他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中国青年报曾经开辟专栏进行为期达数月的讨论,我也给予了密切关注。
到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工作后,我与他有了许多次正面接触的机会,但我一直没有与他做深入的交流。之所以这样,与我的性格和理念有关,因为我一向不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当时,张贤亮的名气已经很大,在国内外都有不小的影响,根本不需要我再做什么宣传,所以,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地欣赏他的创作成就。
我对张贤亮的第一次采访,已经到了1989年了。此时,张贤亮文学创作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而我这次对他的采访,却不是介绍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状况的,而是专门“找茬”、让他回答社会质疑的。
在此之前的198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有关部门决定拍摄一部献礼影片。从决定拍片到剧本创作,时间很紧。怎么办?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颇负盛名的张贤亮出马。张贤亮临危受命,不讲条件,立即投入创作,很快便拿出了电影剧本并审查通过,定名为《我们是世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出人意料的是,这部被宁夏寄予厚望的电影却颇受冷遇。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宁夏城乡放映总共没超过10场,观众总共也只有几百人。对此,宁夏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电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惨?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作为常驻宁夏的记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采访、报道来回答社会各界的关切。对这次采访,我做了充分准备,甚至担心会被拒绝。但是,出乎预料,张贤亮不仅爽快地答应我的采访,而且始终态度平和,即使对我毫不掩饰的提问,他也给予正面回答,不做无谓的辩解。采访如此顺利,是我没有预料的。这个采访,虽然过去30多年来,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的神态和豁达。
自此之后,因为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后院办公,我常常与张贤亮不期而遇。每一次,他都主动与我聊几句,提供一点新闻线索。有时,他会对社会问题谈些看法,希望我给予关注、做些报道。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主要外景地取自宁夏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此前此后,到宁夏拍电影、拍电视的剧组不少。而《红高粱》的大部分镜头是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拍摄的。彼时的镇北堡,实际上是一片衰败的景象。自电影《红高粱》获奖之后,才有极少数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往,我敏感地意识到:影视界比肩接踵地到宁夏取景拍片、《红高粱》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可谓是宣传宁夏的好素材。于是,我迅速写出两稿,很快就刊登出来了。其中《〈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因为镇北堡在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境内,时任场长
袁进琳(此后曾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等职)不仅关注了我的报道,而且大受启发。于是,他就此提出恢复拍摄景点发展旅游产业的创意,很快便得到自治区农建委、宁夏电视台、宁夏日报、贺兰山宾馆等十余家单位的积极响应。在具体筹划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想成功,必须发挥名人效应,非请张贤亮出马不可。张贤亮闻讯,欣然受邀,牵头组织。
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不仅自己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稿费,而且通过境外的朋友筹集资金,如此种种,两座废弃的明代古城堡“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和旅游景点。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成为5A级旅游景区,而且是宁夏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是到宁夏旅游的游客必到之地。
“超期服役”的张贤亮在换届后不再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我在文联换届会议上听到了他退休的感言,随即在会下对他做了简单的采访,有感于他良好的心态,写出报道——《张贤亮坦然面对退休》。
2012年11月,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一时间,张贤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报社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对张贤亮进行了采访并做出公开报道。此前,已有多家媒体记者要采访张贤亮,多被他拒绝了,但是,当我通过自治区文联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就欣然同意、一口答应。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像对待知己一样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不满、忧虑和思考。他一口一个“电一呀”,叫得十分亲切,对我简直是倾囊相吐。记得他当时对我说:
我对这类低俗化倾向深感忧虑。现实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戾气,而少数人对他人“隐私”的过度关注又为此推波助澜,这是很可怕、很可恨的。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了解到了希望了解的一切,随后写出內容充实的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 躺着中枪令人关注 张贤亮潜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以正视听”的报道见报后,立即被各大网站和一些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平息。4天后,我又就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分析了事件的成因,也指出了其中的教训。有人说“是庄电一给张贤亮解了围”,有人指责我不该写这样的报道,有人甚至怀疑我从张贤亮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事实上,我在采访后就再未与张贤亮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发稿的情况。我只是听到自治区文联同志的转告,张贤亮看了报道很高兴,对我表示感谢。
2013年12月,张贤亮获奖小说《灵与肉》被改编成电视剧,他无偿转让了改编权,我及时作出报道。
我是1985年担任光明日报常驻宁夏记者的,而张贤亮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此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对他的文学创作很关注。早在1980年前后,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宁夏文艺》上的小说《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对他本人也充满着敬意。1983年,我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期“当代文学讲习班”,当代文坛上创作活跃的作家及其作品,都被与会者所关注。在活动期间,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论张贤亮的作品,还有一些外地与会人员向我问起张贤亮的情况。1984年,他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中国青年报曾经开辟专栏进行为期达数月的讨论,我也给予了密切关注。
到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工作后,我与他有了许多次正面接触的机会,但我一直没有与他做深入的交流。之所以这样,与我的性格和理念有关,因为我一向不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当时,张贤亮的名气已经很大,在国内外都有不小的影响,根本不需要我再做什么宣传,所以,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地欣赏他的创作成就。
我对张贤亮的第一次采访,已经到了1989年了。此时,张贤亮文学创作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而我这次对他的采访,却不是介绍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状况的,而是专门“找茬”、让他回答社会质疑的。
在此之前的198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有关部门决定拍摄一部献礼影片。从决定拍片到剧本创作,时间很紧。怎么办?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颇负盛名的张贤亮出马。张贤亮临危受命,不讲条件,立即投入创作,很快便拿出了电影剧本并审查通过,定名为《我们是世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出人意料的是,这部被宁夏寄予厚望的电影却颇受冷遇。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宁夏城乡放映总共没超过10场,观众总共也只有几百人。对此,宁夏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电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惨?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作为常驻宁夏的记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采访、报道来回答社会各界的关切。对这次采访,我做了充分准备,甚至担心会被拒绝。但是,出乎预料,张贤亮不仅爽快地答应我的采访,而且始终态度平和,即使对我毫不掩饰的提问,他也给予正面回答,不做无谓的辩解。采访如此顺利,是我没有预料的。这个采访,虽然过去30多年来,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的神态和豁达。
自此之后,因为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后院办公,我常常与张贤亮不期而遇。每一次,他都主动与我聊几句,提供一点新闻线索。有时,他会对社会问题谈些看法,希望我给予关注、做些报道。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主要外景地取自宁夏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此前此后,到宁夏拍电影、拍电视的剧组不少。而《红高粱》的大部分镜头是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拍摄的。彼时的镇北堡,实际上是一片衰败的景象。自电影《红高粱》获奖之后,才有极少数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往,我敏感地意识到:影视界比肩接踵地到宁夏取景拍片、《红高粱》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可谓是宣传宁夏的好素材。于是,我迅速写出两稿,很快就刊登出来了。其中《〈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因为镇北堡在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境内,时任场长
袁进琳(此后曾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等职)不仅关注了我的报道,而且大受启发。于是,他就此提出恢复拍摄景点发展旅游产业的创意,很快便得到自治区农建委、宁夏电视台、宁夏日报、贺兰山宾馆等十余家单位的积极响应。在具体筹划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想成功,必须发挥名人效应,非请张贤亮出马不可。张贤亮闻讯,欣然受邀,牵头组织。
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不仅自己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稿费,而且通过境外的朋友筹集资金,如此种种,两座废弃的明代古城堡“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和旅游景点。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成为5A级旅游景区,而且是宁夏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是到宁夏旅游的游客必到之地。
“超期服役”的张贤亮在换届后不再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我在文联换届会议上听到了他退休的感言,随即在会下对他做了简单的采访,有感于他良好的心态,写出报道——《张贤亮坦然面对退休》。
2012年11月,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一时间,张贤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报社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对张贤亮进行了采访并做出公开报道。此前,已有多家媒体记者要采访张贤亮,多被他拒绝了,但是,当我通过自治区文联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就欣然同意、一口答应。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像对待知己一样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不满、忧虑和思考。他一口一个“电一呀”,叫得十分亲切,对我简直是倾囊相吐。记得他当时对我说:
我对这类低俗化倾向深感忧虑。现实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戾气,而少数人对他人“隐私”的过度关注又为此推波助澜,这是很可怕、很可恨的。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了解到了希望了解的一切,随后写出內容充实的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 躺着中枪令人关注 张贤亮潜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以正视听”的报道见报后,立即被各大网站和一些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平息。4天后,我又就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分析了事件的成因,也指出了其中的教训。有人说“是庄电一给张贤亮解了围”,有人指责我不该写这样的报道,有人甚至怀疑我从张贤亮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事实上,我在采访后就再未与张贤亮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发稿的情况。我只是听到自治区文联同志的转告,张贤亮看了报道很高兴,对我表示感谢。
2013年12月,张贤亮获奖小说《灵与肉》被改编成电视剧,他无偿转让了改编权,我及时作出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