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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切不利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体制机制全部摒弃，将一切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发扬光大
现在到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心的时候了，这是我想讲的主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振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我们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到走投无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下子使我们的改革红利释放出来，所有的领域、部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 多年来，我们经历过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变化。国家的强大，老百姓的幸福，都跟这个政策紧密相关。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转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心？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历史阶段——不是说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不是全党的唯一重心了。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进行这样一个战略性大转变，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前进，甚至可能把以前所取得的成果又退回去、吐出来。
我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目前GDP 增速降到7.5% 左右。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我问了很多的企业家，大家普遍感觉到很难受，很迷茫。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阵痛期。中国经济如果将GDP 维持到7% 到7.5%会很难受，而跌到7% 以下就要出问题，但恢复到10% 以上不可能。那怎么办？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释放改革红利。只有释放改革红利，中国的经济才能保持一个稳中向好的态势。
什么叫改革红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就是继续市场化，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资源的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方向。要将一切不利于这个改革方向的体制机制全部摒弃，将一切有利于这个改革方向的体制机制发扬光大。
也就是说，市场要进一步强大，同时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要进一步转变。我记得十年、八年、五年以前，我们常常听到宏观调控是以组合拳的方式进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组合起来打，但今后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按照市场的原则来进行，要去行政化。这样一个方向的明确将使我们国家潜在的发展红利释放出来，使我们实际的GDP 增长更加接近于潜在的GDP 增长。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中国的GDP 增速能够维持在8% 到9% 的范围之内，这样的速度将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保证中国有充分的空间进行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而不会因为要改革而经济下滑，产生很多问题，使你根本没办法改革。我们的改革需要时间，需要土壤、需要基础，必须在适度的情况下推进，不能够大家饿着肚子搞改革。
现在仅仅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必须通过其他配套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的重点，不是继续以开放来促改革，而是以改革来促开放，不进一步改革不行。当然对有些边远、落后的地区，是需要开放的，它不开放没有办法改革，但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必须是以改革促开放。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扔掉不要，我说不是不要，而是因为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已经到了深水区，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桥才能够最终达到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目标。比如说现在实体经济的问题，如果就实体经济问题解决实体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已经连续两年了，我国的金融类上市公司占了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50% 以上，金融资源在谁手里呢？在垄断者的手里，垄断利益不断地吸取实体经济的血液，实体干不起来了。从十七大开始，我们就提出提高劳动在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这是非常重要和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长期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大量出口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最终目的还是让人民幸福，而让人民幸福就必须要增加劳动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
所以这个提法一提出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了，一次分配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十年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长都达到20% 以上，甚至超过30%，企业利润的增长也能达到20% 以上，而个人的收入增长是百分之几，一次分配的结构出现很大问题，造成国家有钱，老百姓没钱。十七大开始我们调整了这个结构，涨工资，包括我们现在提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翻番，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资连续几年的增长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
工资增长是刚性的，对实体经济来讲不涨工资不行，一个是政策要求，一个是企业发展内部外部环境，都要求工资往上涨。但如果涨工资使企业的利润下降，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会使新的就业者被拒之门外。因为很多老板跟我讲，现在能机械化的就机械化，能自动化的就自动化，尽量少招人，这样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想看，要想以既保证就业又保证职工收入较快增长为前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那怎么办？第一就是降低我们实体经济的贷款利息，另一个是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负。现在很多老板说忙了一年，忙下来就是把银行的贷款给还了，把政府的税交掉了，剩下什么也没有了，很多企业都是这种情况。
而这两个问题牵扯到的都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打破垄断、政府改革的问题。
政府现在的收入是每年增长20% 多，仍然不够花，还要打赤字、借债。政府不改革，支出永远大于收入，收入再多也不够花，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我们养不起了，因此必须改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跟政府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问题仅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办法解决。如果社会的矛盾越积越多，经济的速度就越来越低，经济的效益就越来越差，最后政府的税也收不上来了。现在政府的税已经从百分之二十几降到百分之十几，现在降到百分之几。
所以，必须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标志——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使我们的经济进一步稳中向好，继续供给改革的能量，给我们提供改革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怎么改革？这个问题我不敢妄讲，但是我想讲一个观点，我们说“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检验“三个自信”的标准就是我们进一步改革的决心和改革的深度，我们改革的深度越深、越敢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就说明我们越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中国台湾实行了美国式的两党制度，他们选择这个制度以后，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放慢，社会矛盾增多，所以如果将这个模式挪到我们大陆来，那乱了，比台湾还得乱。我们是民主加协商，其中协商很重要，光民主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就是不允许政党犯错误，哪个政党只要犯一点错误立即下台，改了错误都没用。我说我们的制度有试错机制，我们历史的教训里中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们觉得党的理念是对的，党的基础是对的，相信党犯了错误能够自行改正，全国人民仍然支持它，这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用东方人的智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下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我们正在尝试并且不断完善，现在还有很多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在努力，在改进，在进步，在改革。
所以我说过30 年之后，我们再来看，是台湾的两党政府制度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好，30 年后再见分晓。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遵照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各路民主人士、全国人民的心愿，建立起来的一个以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制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通过协商，不断取得共识。广泛民主协商的这个道路我觉得是对的。可能我们有些地方没执行好，但还有潜力，我们可以挖掘。
我想，只要我们有这种基本的理论的、制度的、道路的自信，深化改革一定能够取得突破。这个突破将全面带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制度改革。我相信一定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改革红利的释放，把所有创造财富的源泉都释放出来，把所有的仁人志士的智慧凝聚起来形成共识，中国一定能够繁荣富强，并与世界共享。
现在到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心的时候了，这是我想讲的主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振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我们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到走投无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下子使我们的改革红利释放出来，所有的领域、部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 多年来，我们经历过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变化。国家的强大，老百姓的幸福，都跟这个政策紧密相关。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转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心？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历史阶段——不是说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不是全党的唯一重心了。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进行这样一个战略性大转变，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前进，甚至可能把以前所取得的成果又退回去、吐出来。
我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目前GDP 增速降到7.5% 左右。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我问了很多的企业家，大家普遍感觉到很难受，很迷茫。国家的发展处在一个阵痛期。中国经济如果将GDP 维持到7% 到7.5%会很难受，而跌到7% 以下就要出问题，但恢复到10% 以上不可能。那怎么办？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响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释放改革红利。只有释放改革红利，中国的经济才能保持一个稳中向好的态势。
什么叫改革红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就是继续市场化，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资源的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方向。要将一切不利于这个改革方向的体制机制全部摒弃，将一切有利于这个改革方向的体制机制发扬光大。
也就是说，市场要进一步强大，同时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要进一步转变。我记得十年、八年、五年以前，我们常常听到宏观调控是以组合拳的方式进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组合起来打，但今后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按照市场的原则来进行，要去行政化。这样一个方向的明确将使我们国家潜在的发展红利释放出来，使我们实际的GDP 增长更加接近于潜在的GDP 增长。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中国的GDP 增速能够维持在8% 到9% 的范围之内，这样的速度将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保证中国有充分的空间进行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而不会因为要改革而经济下滑，产生很多问题，使你根本没办法改革。我们的改革需要时间，需要土壤、需要基础，必须在适度的情况下推进，不能够大家饿着肚子搞改革。
现在仅仅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必须通过其他配套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的重点，不是继续以开放来促改革，而是以改革来促开放，不进一步改革不行。当然对有些边远、落后的地区，是需要开放的，它不开放没有办法改革，但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必须是以改革促开放。
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扔掉不要，我说不是不要，而是因为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已经到了深水区，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桥才能够最终达到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目标。比如说现在实体经济的问题，如果就实体经济问题解决实体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已经连续两年了，我国的金融类上市公司占了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50% 以上，金融资源在谁手里呢？在垄断者的手里，垄断利益不断地吸取实体经济的血液，实体干不起来了。从十七大开始，我们就提出提高劳动在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这是非常重要和正确的。也就是说我们长期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大量出口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最终目的还是让人民幸福，而让人民幸福就必须要增加劳动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
所以这个提法一提出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了，一次分配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几十年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长都达到20% 以上，甚至超过30%，企业利润的增长也能达到20% 以上，而个人的收入增长是百分之几，一次分配的结构出现很大问题，造成国家有钱，老百姓没钱。十七大开始我们调整了这个结构，涨工资，包括我们现在提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翻番，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但现在实际情况是，工资连续几年的增长使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
工资增长是刚性的，对实体经济来讲不涨工资不行，一个是政策要求，一个是企业发展内部外部环境，都要求工资往上涨。但如果涨工资使企业的利润下降，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会使新的就业者被拒之门外。因为很多老板跟我讲，现在能机械化的就机械化，能自动化的就自动化，尽量少招人，这样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想看，要想以既保证就业又保证职工收入较快增长为前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那怎么办？第一就是降低我们实体经济的贷款利息，另一个是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负。现在很多老板说忙了一年，忙下来就是把银行的贷款给还了，把政府的税交掉了，剩下什么也没有了，很多企业都是这种情况。
而这两个问题牵扯到的都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是打破垄断、政府改革的问题。
政府现在的收入是每年增长20% 多，仍然不够花，还要打赤字、借债。政府不改革，支出永远大于收入，收入再多也不够花，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我们养不起了，因此必须改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跟政府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问题仅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办法解决。如果社会的矛盾越积越多，经济的速度就越来越低，经济的效益就越来越差，最后政府的税也收不上来了。现在政府的税已经从百分之二十几降到百分之十几，现在降到百分之几。
所以，必须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标志——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使我们的经济进一步稳中向好，继续供给改革的能量，给我们提供改革的发展空间和时间。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怎么改革？这个问题我不敢妄讲，但是我想讲一个观点，我们说“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检验“三个自信”的标准就是我们进一步改革的决心和改革的深度，我们改革的深度越深、越敢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就说明我们越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中国台湾实行了美国式的两党制度，他们选择这个制度以后，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放慢，社会矛盾增多，所以如果将这个模式挪到我们大陆来，那乱了，比台湾还得乱。我们是民主加协商，其中协商很重要，光民主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就是不允许政党犯错误，哪个政党只要犯一点错误立即下台，改了错误都没用。我说我们的制度有试错机制，我们历史的教训里中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们觉得党的理念是对的，党的基础是对的，相信党犯了错误能够自行改正，全国人民仍然支持它，这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用东方人的智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下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我们正在尝试并且不断完善，现在还有很多大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还在努力，在改进，在进步，在改革。
所以我说过30 年之后，我们再来看，是台湾的两党政府制度好，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好，30 年后再见分晓。我觉得我是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遵照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各路民主人士、全国人民的心愿，建立起来的一个以共产党为执政党，以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制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通过协商，不断取得共识。广泛民主协商的这个道路我觉得是对的。可能我们有些地方没执行好，但还有潜力，我们可以挖掘。
我想，只要我们有这种基本的理论的、制度的、道路的自信，深化改革一定能够取得突破。这个突破将全面带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制度改革。我相信一定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改革红利的释放，把所有创造财富的源泉都释放出来，把所有的仁人志士的智慧凝聚起来形成共识，中国一定能够繁荣富强，并与世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