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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祝福》作为经典篇目,选入中学课本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祝福》中人物、主题等基本要素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解读。在现行的教参中,编写者给我们的教学提示大多集中于主人公祥林嫂形象的分析和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源上,教师和学生的关注视野也大多集中于这些方面,而对于小说中重要人物“我”则分析很少,这种对“我”的分析的缺失造成了对小说主题的不完整的解读。
“我’,一群林嫂悲剧的重要根源
通常来说,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作者所创设的环境中,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祥林嫂周围都生活着哪些人呢?鲁四、四婶、柳妈、婆婆、短工、鲁镇的人们等等。我们把这些关系稍加整合,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关系:亲人关系、乡邻关系和主雇关系。亲人关系集中体现在祥林嫂和婆婆、小叔子、大伯的关系上,在祥林嫂和丈夫的夫妻关系不存续之后,祥林嫂在亲人这里便得不到任何的温暖,相反是婆婆和小叔子合谋绑架她卖到贺家燠嫁给贺老六,结果是“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千,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这样的做法在卫老婆子看来是“精明强干”的。大伯的收屋使得祥林嫂失去了生活的居所,再次面临生存的困境,只得再次来鲁镇。作为乡邻的柳妈、鲁镇的人们所给祥林嫂的除了嘲笑、讽刺、冷漠甚至是恐吓,还能有什么呢?作为雇主的鲁四老爷无疑是放纵了祥林嫂的婆婆和小叔子的绑架行为,同时对祥林嫂予以歧视甚至最后把她赶出家门,使她最终沦为乞丐。可见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上的人物都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我”这个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因素。
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2月7日,应该说民主、科学这样的启蒙思想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主题,但是对于祥林嫂这样的生活在落后封闭中的“山里人”,谁又能成为她的思想启蒙者,帮助她走出生存和思想的困境呢?鲁四是封建社会缩影的鲁镇的思想文化的代表,他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绝对不可能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而婆婆和小叔子是为了聘礼把祥林嫂强行卖到了贺家填,也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思想启蒙。更加可悲的是和祥林嫂同属于一个阶层的柳妈、短工、鲁镇上的人们,他们对她只是嘲笑、讽刺甚至是恐吓。
那么,最有可能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的就是小说中的“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说开篇“我”和祥林嫂的见面上。在祥林嫂眼中:“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可见小说中的“我”具备了作为思想启蒙者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识字”,文字是思想的重要载体,人要接触新的思想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阅读,识字是进行阅读的必要条件;同时仅仅有识字这个载体也不行,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外面新鲜的世界,真正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也没有办法获得新思想。“我”恰恰又具备了第二个重要条件“出门人,见识的多”。所以在整个小说中“我”是最有希望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的人,祥林嫂在生前把最后的希望也交给了“我”,希望在“我”这里得到关于灵魂问题的答案。祥林嫂在扮演思维求助者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阶层的“我”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我”的最后再离去,多少体现了对家乡现实逃避的性质。问题在于最有希望给她帮助、给她启蒙的人却如此的软弱、浅薄、幼稚、无所作为,从而使祥林嫂在面临生存困境的同时,也面临精神寄托的困境,丧失了最后求生的希望,最终沦为乞丐,在鲁镇祝福大典时寂然死去。
“我”——者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
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而读者往往忽视了“我与鲁镇”、“我和祥林嫂”的两个关系系统。在和“我”有关的两个视点中,恰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作者在对封建吃人本质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新思想的启蒙。鲁迅的作品是充满批判的,但批判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思想启蒙。鲁迅小说的核心思想在于“立人”,鲁迅曾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祝福》当然是“吃人”主题的延续,但思想启蒙往往被老师、学生所忽视。那么《祝福》到底在对谁进行思想启蒙,这应该是摆在所有读者面前的重要命题。
小说究竟写给谁来读呢?首先应该就是小说中的“我”。“我”在具备了对别人进行思想启蒙的条件的同时,也具备了被别人进行思想启蒙的条件。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为鲁镇封建文化的象征,读的书大都是《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之类的,是不可能去读像《祝福》这类体现新思想的读物的。至于和祥林嫂同处于一个阶层的柳妈、短工、婆婆、卫老婆子、小叔子甚至是鲁镇的男人和女人们,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加之处于封闭、落后的鲁镇,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又没有思想启蒙,所以无法接触和理解体现启蒙思想的作品。而小说中的“我”,具备了新思想新文化,能够承担把新思想传播给大多数人的重要责任。所以“我”寄托了作者的期望。
“我”——知识分子冷峻的自我反思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是一个受到新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当“我”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时,却支支吾吾、语无伦次。“也许有罢,——我想。”“啊!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的新思想几乎瞬间崩溃了,新的启蒙思想在祥林嫂的几个问题下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于是只能“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想也许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在现实的问题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在“我和鲁镇”这个重要视点中,“我”和故乡的关系是“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鲁四老爷虽说是“四叔”,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的。在见证了祥林嫂事件后,“我”从四叔俨然的脸上读到了自己也是一个“谬种”,于是决定明天离开鲁镇,进城去了。可见“我”并不是属于鲁镇的,“我”只是鲁镇上无所作为的匆匆过客,明知鲁镇落后却又无力改变现状,“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漂泊者”。这就是鲁迅小说中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模式。鲁迅的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中也存在着相似的结构及情节模式,在“希望——绝望——离去”中完成人生的循环。鲁迅在小说《祝福》中通过“我”体现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弱点冷峻的、充满勇气的反思。
总之,《祝福》中缺少“我”的教学无疑是不完整的教学,“我”不仅仅是小说的线索,也是体现作者思想的重要支点,是我们解读《祝福》的新视点。
“我’,一群林嫂悲剧的重要根源
通常来说,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作者所创设的环境中,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而社会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祥林嫂周围都生活着哪些人呢?鲁四、四婶、柳妈、婆婆、短工、鲁镇的人们等等。我们把这些关系稍加整合,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关系:亲人关系、乡邻关系和主雇关系。亲人关系集中体现在祥林嫂和婆婆、小叔子、大伯的关系上,在祥林嫂和丈夫的夫妻关系不存续之后,祥林嫂在亲人这里便得不到任何的温暖,相反是婆婆和小叔子合谋绑架她卖到贺家燠嫁给贺老六,结果是“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千,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这样的做法在卫老婆子看来是“精明强干”的。大伯的收屋使得祥林嫂失去了生活的居所,再次面临生存的困境,只得再次来鲁镇。作为乡邻的柳妈、鲁镇的人们所给祥林嫂的除了嘲笑、讽刺、冷漠甚至是恐吓,还能有什么呢?作为雇主的鲁四老爷无疑是放纵了祥林嫂的婆婆和小叔子的绑架行为,同时对祥林嫂予以歧视甚至最后把她赶出家门,使她最终沦为乞丐。可见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上的人物都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我”这个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因素。
我们注意到小说的写作时间是1924年2月7日,应该说民主、科学这样的启蒙思想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主题,但是对于祥林嫂这样的生活在落后封闭中的“山里人”,谁又能成为她的思想启蒙者,帮助她走出生存和思想的困境呢?鲁四是封建社会缩影的鲁镇的思想文化的代表,他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绝对不可能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而婆婆和小叔子是为了聘礼把祥林嫂强行卖到了贺家填,也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思想启蒙。更加可悲的是和祥林嫂同属于一个阶层的柳妈、短工、鲁镇上的人们,他们对她只是嘲笑、讽刺甚至是恐吓。
那么,最有可能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的就是小说中的“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说开篇“我”和祥林嫂的见面上。在祥林嫂眼中:“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可见小说中的“我”具备了作为思想启蒙者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识字”,文字是思想的重要载体,人要接触新的思想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阅读,识字是进行阅读的必要条件;同时仅仅有识字这个载体也不行,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外面新鲜的世界,真正接触新思想和新文化,也没有办法获得新思想。“我”恰恰又具备了第二个重要条件“出门人,见识的多”。所以在整个小说中“我”是最有希望对祥林嫂进行思想启蒙的人,祥林嫂在生前把最后的希望也交给了“我”,希望在“我”这里得到关于灵魂问题的答案。祥林嫂在扮演思维求助者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扮演了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阶层的“我”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我”的最后再离去,多少体现了对家乡现实逃避的性质。问题在于最有希望给她帮助、给她启蒙的人却如此的软弱、浅薄、幼稚、无所作为,从而使祥林嫂在面临生存困境的同时,也面临精神寄托的困境,丧失了最后求生的希望,最终沦为乞丐,在鲁镇祝福大典时寂然死去。
“我”——者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
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而读者往往忽视了“我与鲁镇”、“我和祥林嫂”的两个关系系统。在和“我”有关的两个视点中,恰恰体现了作者的思考,作者在对封建吃人本质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新思想的启蒙。鲁迅的作品是充满批判的,但批判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思想启蒙。鲁迅小说的核心思想在于“立人”,鲁迅曾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祝福》当然是“吃人”主题的延续,但思想启蒙往往被老师、学生所忽视。那么《祝福》到底在对谁进行思想启蒙,这应该是摆在所有读者面前的重要命题。
小说究竟写给谁来读呢?首先应该就是小说中的“我”。“我”在具备了对别人进行思想启蒙的条件的同时,也具备了被别人进行思想启蒙的条件。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为鲁镇封建文化的象征,读的书大都是《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之类的,是不可能去读像《祝福》这类体现新思想的读物的。至于和祥林嫂同处于一个阶层的柳妈、短工、婆婆、卫老婆子、小叔子甚至是鲁镇的男人和女人们,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加之处于封闭、落后的鲁镇,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又没有思想启蒙,所以无法接触和理解体现启蒙思想的作品。而小说中的“我”,具备了新思想新文化,能够承担把新思想传播给大多数人的重要责任。所以“我”寄托了作者的期望。
“我”——知识分子冷峻的自我反思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是一个受到新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侧面。当“我”面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时,却支支吾吾、语无伦次。“也许有罢,——我想。”“啊!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的新思想几乎瞬间崩溃了,新的启蒙思想在祥林嫂的几个问题下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于是只能“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以“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想也许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在现实的问题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
在“我和鲁镇”这个重要视点中,“我”和故乡的关系是“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鲁四老爷虽说是“四叔”,但是谈话总是不投机的。在见证了祥林嫂事件后,“我”从四叔俨然的脸上读到了自己也是一个“谬种”,于是决定明天离开鲁镇,进城去了。可见“我”并不是属于鲁镇的,“我”只是鲁镇上无所作为的匆匆过客,明知鲁镇落后却又无力改变现状,“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漂泊者”。这就是鲁迅小说中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结构模式。鲁迅的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中也存在着相似的结构及情节模式,在“希望——绝望——离去”中完成人生的循环。鲁迅在小说《祝福》中通过“我”体现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弱点冷峻的、充满勇气的反思。
总之,《祝福》中缺少“我”的教学无疑是不完整的教学,“我”不仅仅是小说的线索,也是体现作者思想的重要支点,是我们解读《祝福》的新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