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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27日下午，二沙島陆上训练馆，闷热。
一群十一二岁的跳水队员被分成两组，正一遍又一遍地翻跟斗。
这一边，一个男孩两腿绑着沙袋，在连续跳了几个动作之后，俏皮地摇摇头说：“不行啊，我没力气了。”
男孩的教练说：“你啊，可别跟人说我是你教练。”于是，哄堂大笑。
在一旁的孙淑伟也笑了，眼角的鱼尾纹清晰可见。不过很快地，他转身走到训练馆的另一边，为他那组的小队员拉保护带去了。
“腰，松了!”“手要往上带!”训练场上的孙淑伟表情严肃，话语没有一字多余。他的小队员每完成一个动作，都要习惯性地偷偷瞄一眼，观察他的表情。只有孙沉默不语的时候，小队员才会吐吐小舌头，在心底暗暗松一口气。
孙淑伟觉得，他与徒弟们的关系不可能再像他与恩师胡恩勇那般紧密。问及当年的师徒关系，孙淑伟的嘴巴撅了半天，憋出一句：“就像老鼠见到猫。”
“老鼠见到猫”的日子
“走快点，别磨磨蹭蹭!”教练催促道。年少的孙淑伟在训练时故意放慢登台的脚步以偷得多一刻的清闲。那时的他，权当跳水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还不知道自己攀爬的不仅仅是十米的跳台。
在河边长大的孙淑伟，九岁之前就学会了两样本领：游泳和爬树。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在水里边泡够了的他，最爱溜出去爬树。
二沙岛果树结果日，便是孙淑伟开工时。通常。都是孙淑伟手脚利索地爬上树，队友们在下面接果子——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望风。
一日，又爬树的孙淑伟捅到了蜂窝，被蜂给蛰了几下。他立马冲回宿舍招呼一群小队友，“全副武装”，准备直捣蜂窝，大干一场。不料，还未走出几步，便给教练抓住。
于是烈日下的河堤，有一群穿着长衣长裤的小孩，面对珠江，罚站。
……
师弟田亮在自传里写道：“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为孙淑伟煮方便面。……对不住孙淑伟的是，当年很多的煮面‘工程’都是在厕所里完成的。宿舍那时候熄灯很早，我就在厕所，一边在电炉上煮面，一边看书、玩电子游戏。等晚上10点熄灯他回来时，热腾腾的方便面也大功告成。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成就感。”
但，孙淑伟不紧不慢地“澄清”：“这个夸张了一点，其实也就偶尔一两次。”
跳水队似乎盛产帅哥美女。而“小老头”孙淑伟和“跳水皇后”伏明霞一起，并称为那个时代的跳水“金童玉女”。“伏明霞?郭晶晶?我不觉得她们漂亮啊，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大家一块长大，彼此都很熟悉。习以为常了吧。”在别的队员偷偷浇灌“爱情的种子”的时候，孙淑伟却把自己控制得很好，因为当时“队里不允许”。
孩子毕竟是孩子。1987年，孙淑伟也曾有过厌倦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想要逃回家去的念头。“但回家的路途实在太遥远，又没钱买票回去”，这种状态维持了近两个星期，最终是给胡教练“骂”了回来。教练跟他仔细地分析：假如不练跳水，你能干什么?回到家是没什么出息、没什么好出路的，你练跳水那么辛苦无非是要拿冠军。
而他也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明白了跳水对于他的意义。在教练的严格要求之下，孙淑伟收起顽皮贪玩的个性，每天专注于枯燥的主题，除了训练还是训练。从五米台，到十米台，从省队再到国家队，他不断为自己修改着目标：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为了那一秒钟的完美，孙淑伟一遍又一遍地爬上十米高台，起跳，翻腾，打开，入水。
那一夜的失眠
在拿过亚运会冠军，世界杯冠军，世锦赛冠军之后。1992年夏天，孙淑伟和他进入国家队以来的“参照目标”熊倪一起，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
早在四年前的汉城奥运会上，熊倪就仅仅由于前冠军洛加尼斯的声望征服了裁判而以微弱差距屈居亚军。憋着一股气的他在其后的四年里共获得4个世界冠军。
这枚奥运金牌，熊倪志在必得。
“我当时还小，只有十六岁，熊倪大我两岁。我虽然有这个实力拿金牌，但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也并没有对自己要求太高。”赛前的一切准备都充分而有序。预赛时，熊倪第一，孙淑伟第二。他俩是这块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
在男子十米跳台跳水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素来表现沉稳内敛的孙淑伟，也失眠了。早早熄灯后，他在脑海里反复演练明天的动作：蹬台起跳、腾空翻转、舒展入水。此时，同一间房的另外一张床上，熊倪也是辗转难眠。“我知道他也没睡着，我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他平时很少这样的。”孙淑伟回忆。
但这一夜，两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翌日，巴塞罗那的露天跳水池，孙淑伟最后一跳选择的动作是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是当时世界跳台跳水最高难的动作。入水的那一刹那，孙淑伟知道，这块金牌是属于他的。熊倪发挥不够理想，最终获得铜牌。
对升官感兴趣就不会做教练
2001年九运会之后，他选择了退役。
这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国外读书见识外面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回国家队当教练。一番考虑之后，他选择了自己更为熟悉的跳水教练作为以后的事业。
和不少世界冠军不太一样，奥运会冠军并没有成为孙淑伟走上仕途的跳板。
“如果我对升官有兴趣的话就不会选择做教练。中国的情况是，领导说你行就行的；而外国的官员，如果你能力不行的话立马就下台了。而且在中国，做领导会比较辛苦，要想的东西要防的东西太多。而我自己想过平稳的生活。做教练需要考虑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把我的队员带好。”
“教练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跳水，更有做人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小时候觉得训练很辛苦，正是出于对教练的信任，我坚持下来了。”孙淑伟想要把当年教练给他的东西，传承给弟子。
2005年十运会以后，孙淑伟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彼时，他刚刚与同门小师妹蔡玉燕成婚。这一次，他选择了从国家队回到广东执教。因为在他看来，“有家庭才有工作”。虽然，“我在家里的地位，还比不上‘乖乖’(孙淑伟夫妇养了三年的宠物狗)”。
比起自己的恩师胡恩勇，孙淑伟说自己对弟子还不够严厉。现在的小队员如果练新动作不敢跳，作为教练的他会先鼓励，若在以前，“哪个队员不敢跳，教练二话不说，上去就推你下来。”
时代在变，训练方法科学了、保护措施全面了，对跳水运动员的动作难度要求越来越高，老一套的培养方式肯定不能完全照搬。孙淑伟深知这一点。“不同于我们小时候的顽皮，现在的孩子比较叛逆，不像我们那时那么单纯，训练也不如我们专心。网络啊电视啊手机啊，他们接触到的东西比我们那时多多了，个性自然更强些也更独立一些。当然，能吃苦的孩子就更少了。”
他现在带着的小队员，还远没到出成绩的时候。但对于小队员们的成绩，他似乎并不太看重，“顺其自然吧，很多东西不是强求得来的。”因为他太了解跳水的苦，不是条件好、训练刻苦就一定能出成绩。“跳水这个项目，和其他竞技体育一样，成材率是很低的，一百个苗子里面能出十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成为教练后的孙淑伟，目标反而变“短”了，不再像做运动员时那样，不断为自己订好一个又一个明确的目标。“具体要在几年内培养出几个全国冠军，拿几块奖牌，这些我没有计划。”于是，“顺其自然”、“少许”、“正常”这些词语成为他的口头禅。
而他也“不需要在弟子身上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
他说，“因为，这一切已经完整。”
“如果要给现在的生活状态打分，我会给七分。唯一不太满意的，是训练时间太长了。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带队员出早操，训练完要晚上六七点才到家。家务事主要是由妻子操持。我和她有一种默契，回到家就不谈工作不谈跳水。”说这话的时候，孙淑伟语调多少有些低沉。
一群十一二岁的跳水队员被分成两组，正一遍又一遍地翻跟斗。
这一边，一个男孩两腿绑着沙袋，在连续跳了几个动作之后，俏皮地摇摇头说：“不行啊，我没力气了。”
男孩的教练说：“你啊，可别跟人说我是你教练。”于是，哄堂大笑。
在一旁的孙淑伟也笑了，眼角的鱼尾纹清晰可见。不过很快地，他转身走到训练馆的另一边，为他那组的小队员拉保护带去了。
“腰，松了!”“手要往上带!”训练场上的孙淑伟表情严肃，话语没有一字多余。他的小队员每完成一个动作，都要习惯性地偷偷瞄一眼，观察他的表情。只有孙沉默不语的时候，小队员才会吐吐小舌头，在心底暗暗松一口气。
孙淑伟觉得，他与徒弟们的关系不可能再像他与恩师胡恩勇那般紧密。问及当年的师徒关系，孙淑伟的嘴巴撅了半天，憋出一句：“就像老鼠见到猫。”
“老鼠见到猫”的日子
“走快点，别磨磨蹭蹭!”教练催促道。年少的孙淑伟在训练时故意放慢登台的脚步以偷得多一刻的清闲。那时的他，权当跳水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还不知道自己攀爬的不仅仅是十米的跳台。
在河边长大的孙淑伟，九岁之前就学会了两样本领：游泳和爬树。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在水里边泡够了的他，最爱溜出去爬树。
二沙岛果树结果日，便是孙淑伟开工时。通常。都是孙淑伟手脚利索地爬上树，队友们在下面接果子——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望风。
一日，又爬树的孙淑伟捅到了蜂窝，被蜂给蛰了几下。他立马冲回宿舍招呼一群小队友，“全副武装”，准备直捣蜂窝，大干一场。不料，还未走出几步，便给教练抓住。
于是烈日下的河堤，有一群穿着长衣长裤的小孩，面对珠江，罚站。
……
师弟田亮在自传里写道：“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为孙淑伟煮方便面。……对不住孙淑伟的是，当年很多的煮面‘工程’都是在厕所里完成的。宿舍那时候熄灯很早，我就在厕所，一边在电炉上煮面，一边看书、玩电子游戏。等晚上10点熄灯他回来时，热腾腾的方便面也大功告成。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成就感。”
但，孙淑伟不紧不慢地“澄清”：“这个夸张了一点，其实也就偶尔一两次。”
跳水队似乎盛产帅哥美女。而“小老头”孙淑伟和“跳水皇后”伏明霞一起，并称为那个时代的跳水“金童玉女”。“伏明霞?郭晶晶?我不觉得她们漂亮啊，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大家一块长大，彼此都很熟悉。习以为常了吧。”在别的队员偷偷浇灌“爱情的种子”的时候，孙淑伟却把自己控制得很好，因为当时“队里不允许”。
孩子毕竟是孩子。1987年，孙淑伟也曾有过厌倦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想要逃回家去的念头。“但回家的路途实在太遥远，又没钱买票回去”，这种状态维持了近两个星期，最终是给胡教练“骂”了回来。教练跟他仔细地分析：假如不练跳水，你能干什么?回到家是没什么出息、没什么好出路的，你练跳水那么辛苦无非是要拿冠军。
而他也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明白了跳水对于他的意义。在教练的严格要求之下，孙淑伟收起顽皮贪玩的个性，每天专注于枯燥的主题，除了训练还是训练。从五米台，到十米台，从省队再到国家队，他不断为自己修改着目标：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为了那一秒钟的完美，孙淑伟一遍又一遍地爬上十米高台，起跳，翻腾，打开，入水。
那一夜的失眠
在拿过亚运会冠军，世界杯冠军，世锦赛冠军之后。1992年夏天，孙淑伟和他进入国家队以来的“参照目标”熊倪一起，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上。
早在四年前的汉城奥运会上，熊倪就仅仅由于前冠军洛加尼斯的声望征服了裁判而以微弱差距屈居亚军。憋着一股气的他在其后的四年里共获得4个世界冠军。
这枚奥运金牌，熊倪志在必得。
“我当时还小，只有十六岁，熊倪大我两岁。我虽然有这个实力拿金牌，但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也并没有对自己要求太高。”赛前的一切准备都充分而有序。预赛时，熊倪第一，孙淑伟第二。他俩是这块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
在男子十米跳台跳水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素来表现沉稳内敛的孙淑伟，也失眠了。早早熄灯后，他在脑海里反复演练明天的动作：蹬台起跳、腾空翻转、舒展入水。此时，同一间房的另外一张床上，熊倪也是辗转难眠。“我知道他也没睡着，我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他平时很少这样的。”孙淑伟回忆。
但这一夜，两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翌日，巴塞罗那的露天跳水池，孙淑伟最后一跳选择的动作是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是当时世界跳台跳水最高难的动作。入水的那一刹那，孙淑伟知道，这块金牌是属于他的。熊倪发挥不够理想，最终获得铜牌。
对升官感兴趣就不会做教练
2001年九运会之后，他选择了退役。
这时，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国外读书见识外面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回国家队当教练。一番考虑之后，他选择了自己更为熟悉的跳水教练作为以后的事业。
和不少世界冠军不太一样，奥运会冠军并没有成为孙淑伟走上仕途的跳板。
“如果我对升官有兴趣的话就不会选择做教练。中国的情况是，领导说你行就行的；而外国的官员，如果你能力不行的话立马就下台了。而且在中国，做领导会比较辛苦，要想的东西要防的东西太多。而我自己想过平稳的生活。做教练需要考虑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把我的队员带好。”
“教练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跳水，更有做人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小时候觉得训练很辛苦，正是出于对教练的信任，我坚持下来了。”孙淑伟想要把当年教练给他的东西，传承给弟子。
2005年十运会以后，孙淑伟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彼时，他刚刚与同门小师妹蔡玉燕成婚。这一次，他选择了从国家队回到广东执教。因为在他看来，“有家庭才有工作”。虽然，“我在家里的地位，还比不上‘乖乖’(孙淑伟夫妇养了三年的宠物狗)”。
比起自己的恩师胡恩勇，孙淑伟说自己对弟子还不够严厉。现在的小队员如果练新动作不敢跳，作为教练的他会先鼓励，若在以前，“哪个队员不敢跳，教练二话不说，上去就推你下来。”
时代在变，训练方法科学了、保护措施全面了，对跳水运动员的动作难度要求越来越高，老一套的培养方式肯定不能完全照搬。孙淑伟深知这一点。“不同于我们小时候的顽皮，现在的孩子比较叛逆，不像我们那时那么单纯，训练也不如我们专心。网络啊电视啊手机啊，他们接触到的东西比我们那时多多了，个性自然更强些也更独立一些。当然，能吃苦的孩子就更少了。”
他现在带着的小队员，还远没到出成绩的时候。但对于小队员们的成绩，他似乎并不太看重，“顺其自然吧，很多东西不是强求得来的。”因为他太了解跳水的苦，不是条件好、训练刻苦就一定能出成绩。“跳水这个项目，和其他竞技体育一样，成材率是很低的，一百个苗子里面能出十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成为教练后的孙淑伟，目标反而变“短”了，不再像做运动员时那样，不断为自己订好一个又一个明确的目标。“具体要在几年内培养出几个全国冠军，拿几块奖牌，这些我没有计划。”于是，“顺其自然”、“少许”、“正常”这些词语成为他的口头禅。
而他也“不需要在弟子身上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
他说，“因为，这一切已经完整。”
“如果要给现在的生活状态打分，我会给七分。唯一不太满意的，是训练时间太长了。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带队员出早操，训练完要晚上六七点才到家。家务事主要是由妻子操持。我和她有一种默契，回到家就不谈工作不谈跳水。”说这话的时候，孙淑伟语调多少有些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