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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启蒙之旅》（Rites of Passage）是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晚期的一部作品，曾获得1980年的布克奖。小说通过主人公爱德蒙·塔尔伯特的航海日志和牧师科利的日记交叉叙述了在前往殖民地的一艘船上发生的故事。行文结构和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展现了威廉·戈尔丁对于人性的拷问和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启蒙之旅》；人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引言：
威廉·戈尔丁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蝇王》（Lord of the Flies）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启蒙之旅》是其晚期作品，与《近方位》（Close Quarters）、《向下开火》（Fire Down Below）并称作威廉·戈尔丁的“海洋三部曲”（sea trilogy，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并获1980年布克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艘开往殖民地的船上，主要以主人公塔尔伯特献给他一位身份显赫的教父的航海日志记录下其所见所闻，加上被迫害致死的牧师科利的日记，为读者展示了船上小小的世界里的众生百态。戈尔丁认为，人性的缺陷是导致社会缺陷的主因，而他身为作家的使命是揭示“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让人去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1]。船上的社会正是一个缩小的世界，它同陆地上的社会一样，有着森严的等级区分，有善也有恶，有高尚也有卑劣。主人公塔尔伯特最初是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看待船上的一切，唯一的目标便是维护自己尊贵的身份，以便在船上受到尊重和礼遇。直到牧师科利的死亡，日记被塔尔伯特发现，在层层薄丝抽茧之后，残忍的真相被揭开，读者也跟随着主人公塔尔伯特，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船上的社会以及人性的黑暗。
一、结构上的不确定性
《启蒙之旅》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悲喜剧，不仅充满着各种典故和影射，涉及了弥尔顿、理查德森、柯勒律治、斯特恩、麥尔维尔等作家作品，有着或明或暗的戏仿、指涉[2]，在叙事手法上和结构上都存在着不确定性。有学者曾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做过总结：1.宏伟叙事的消失与深度模式的削平；2.从历时走向共时；3.开放文本与文本间性；4.文学中心的转换——读者与解读。[3]其中，第二点便是指，在后现代小说中，作家往往打破时间线性规律，零散片段就是一切，通过时空的模棱两可深化小说主体的不确定性。在《启蒙之旅》中，塔尔伯特在开头便写道：“……地点：终于到船甲板上了。时间：这您是知道的。日期呢？确切地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是我横渡大洋，到世界另一边的第一天……究竟是几月几日，或者星期几，并无多大关系……”[4]（1）时间在小说的开头便已失去作用，读者从中并不能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且在之后的航海日志中，每一篇的开头，塔尔伯特用来记日期的符号从阿拉伯数字“1，2，3，4，5”到字母“X，Y，Z”，再变成希腊文“OMEGA，ALPHA，BETA，GAMMA”，这正是“现代主义年代表的瓦解”，[5]作家通过后现代的手法，表现主人公在船上航行太久虽然已经逐渐失去了时间意识，但却仍执拗地采用其他的符号代替，这也许是主人公不想割裂与陆上社会联系的一种体现。
另外，小说在叙述角度上也并未采用单一的叙述者。在前半部分，主人公塔尔伯特，一个年轻的上流社会绅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由一位爵爷提拔即将前往殖民地任职，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野心是无止境的”（7），立誓永不会辜负其栽培。初来乍到，船上的条件却并不如他想象般舒适，除了要克服晕船所带来的不适以外，塔尔伯特自视不凡，冷眼旁观着船上形形色色的人：专制的船长，羸弱的牧师，势利的绅士，自由派画家，以及荡妇、夫妻、酒鬼等等。他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献给爵爷的航海日志中，直到牧师科利的死亡，塔尔伯特发现了科利的日记和信件，叙述角度从塔尔伯特转变到了科利身上，读者跟着塔尔伯特的叙述一同缺席了关键场景，却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叙述的跌宕也让读者更加关注随后出现的牧师科利写给长姐的信和日记，使一切豁然开朗。有评论家认为，这两种叙述形式造成的不确定性，也是典型的后现代手法。两人对于同一场景的不同视角描述，在体现了阶级分明的同时也在细节上互为补充，使叙述更加立体。
二、善与恶界限的模糊
有评论家认为，《启蒙之旅》若从塔尔伯特的角度来看，也可视为一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塔尔伯特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对人性的思考在这艘船上得以深入，他从一个目中无人的年轻贵族逐渐转变成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男子汉，尤其是在对待牧师科利的态度上，塔尔伯特更是展现出自己对于下层阶级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在小说的第二章中，塔尔伯特对牧师科利有过一段滑稽的描述：“他穿着长及膝部的短裤和一件长袍，袍带让狂风吹得在他的喉部乱打，犹如困在窗玻璃上的鸟。他双手紧紧按住帽子和假发，步履蹒跚的，忽而倾向左边，忽而倾向右边，活像一只醉蟹。”（11）而在第五章里，当科利向塔尔伯特打招呼时，塔尔伯特认为，科利是因为看到自己身边有两名随行人员，认为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才停下来“惠赐一个恭敬的表示”，在他看来，那是下层人士对于上层人士的谄媚，“整个身体斜着一弯，同时还加上一脸微笑，这种微笑给苍白的面色和卑屈的态度冲淡了……”（34）科利的主动示好在塔尔伯特眼中不值一提，甚至是科利看他的眼神都让他感到厌恶：“那一双望着我的眼睛充满了热切、拍马屁和谦恭的神态，以至于你也许会想：我的衣袋里装着两个牧师的薪水袋。”（54）在他看来，科利就是“老亚里士多德金句的活例证。人生来毕竟还是隶属于某一个等级，不过，由于一种错误的庇护，把他提升到超过原来的等级”，“他的启蒙之地应该就是旷野。他想必就在那里捡石子和吓小鸟。他的大学教育是由锄头上得来的”（56），还有科利在做礼拜时对布罗克班克小姐的关注以及那张未知主人的求爱信，在塔尔伯特看来都是科利所为，但实际上与布罗克班克小姐有不正当关系的是他自己，并且塔尔伯特只是将其看作自己欲望的发泄工具和证明自身贵族身份的一种手段，这样的怀疑难免有嫉妒的嫌疑。正是因为塔尔伯特的贵族身份和他所受到过的教育让他对科利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极尽讽刺的描述将司神职的牧师科利刻画成一个趋炎附势、趣味低俗、虚伪不堪的可怜虫。 但在这艘船上，水手萨默斯对于塔尔伯特像人生导师一样的存在，他心地善良，对科利的病束手无策，只能希望通过塔尔伯特的“特权”为科利争取到治疗，而也是在与萨默斯的对话中，塔尔伯特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回避的事实，那就是，他也作为上层阶级的一份子，无情的压迫着下层的牧师科利。萨默斯质问着塔尔伯特：“在船长的后甲板上，你如果没有很无礼，很轻率的使他丢脸，你如果没有利用你的地位、前途和关系打击他，使他的权威受到根本动摇，这一切可能不会发生。他很粗鲁，他讨厌牧师，他并不把它当作秘密。但是，你当时如果没有那样做，他绝不会一转眼就在盛怒之下打击科利，并且继续羞辱他，因为他不能羞辱你。”（115）塔尔伯特在他的信件和日记中了解了一切真相，原来科利始终怀着一颗崇敬赞许的心来看待自己，将自己视为“朋友”，他在船上受到的种种羞辱深深震撼着塔尔伯特。于是，他故意泄露出自己一直在记航海日志的秘密，逼迫船长派人为科利诊治，他知道“……安德森船长突然对科利先生关心，并不是在我要求他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在听见我在记日志，以备有权势者过目以后开始的”（128）。他为科利的死感到不公，并且想着替他隐瞒长姐，也绝不会让她知道科利的死因，因为“害死他的是他那软弱无能的个性，也不叫她知道是谁的手——包括我的在内——将他击倒的”（212），又或者是“我们全体对他的幸福漠不关心”（214），在亲身感受到上层对下层的压迫之后，塔尔伯特心中充满了同情，也终于明白了“有特权就有责任”的使命，于是他決定：“我要给科利小姐写一封信。那封信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在那封信里，我会描述我和她的弟弟的友谊日渐增加。我要描述我对他的赞美。我要叙述他患低热病那些日子里的一切情形，以及我对他的逝世，感到多悲伤。”（238）
塔尔伯特的前后转变是他成长的一种表现，可是他永远也摆脱不了上层社会的阶级属性，正如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永远不会停止对下层的压迫一般，科利的悲剧不会是个例。萨默斯所言“把一个人整个从一个阶层转变到另一个阶层”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无论是朝上还是朝下。作为主角的塔尔伯特，在前半部分一直对自己的尊贵身份引以为豪，无论是对仆人惠勒，还是对女性，对大副萨默斯，甚至是船长安德森，都毫不客气，他习惯于接受别人对他的尊重，习惯于“特权”，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属于善还是恶，正如他在日志的末尾引用的诗句一般：“‘善’攀上奥林匹克的峭壁，步履维艰，‘恶’也一路蹀躞，走向地狱的魔殿！”（239）在小说中，善与恶似乎是携手共进的，且无法避免地模糊了彼此的界限。
三、结语
纵观整部作品，无论是主人公塔尔伯特还是牧师科利，都有着异于其自身阶层的特质。科利在给姐姐的信中也提到自己曾“梦想能和英国的英雄人物并肩奋斗，争取名誉和财富”，作为牧师，科利有着并不单纯的欲望和过度的自我满足感，虽不是出身贵族，他却和塔尔伯特一样踌躇满志，甚至有些盲目自信，将塔尔伯特的冷漠当作礼遇，将虚伪的布罗克班克小姐视作虔诚的信徒，丝毫没有判断能力。科利是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有着太多与自己身份不符的欲望和感受，信仰对于科利来说究竟是不是存在，又或者是否也已经出现缺失，都是不确定的。威廉·戈尔丁将故事的背景设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是对时代总体“迷思”的一种关切[6]。通过后现代的手法，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传达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想要为这些不确定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却始终无果。作家似乎书写人性，要揭示社会的黑暗，却没有告诉读者他赞同什么，反对什么，而这又恰如人性本身，难以捉摸。
注释：
[1]转引自：许志强.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书城，2016（12）：96.
[2]许志强.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书城，2016（12）：97.
[3]邹广胜 高公荣.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四个基本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1）：14-19.
[4]威廉·戈尔丁 著，陈绍鹏 译. 《启蒙之旅》，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12. 文中引文均出自此译本，后文仅标注页码
[5]Luke Strongman. The Booker Prize and the Legacy of Empire， p 61.
[6]许志强.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书城，2016（12）：96.
关键词：《启蒙之旅》；人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引言：
威廉·戈尔丁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蝇王》（Lord of the Flies）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启蒙之旅》是其晚期作品，与《近方位》（Close Quarters）、《向下开火》（Fire Down Below）并称作威廉·戈尔丁的“海洋三部曲”（sea trilogy， To the End of the World），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并获1980年布克奖。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艘开往殖民地的船上，主要以主人公塔尔伯特献给他一位身份显赫的教父的航海日志记录下其所见所闻，加上被迫害致死的牧师科利的日记，为读者展示了船上小小的世界里的众生百态。戈尔丁认为，人性的缺陷是导致社会缺陷的主因，而他身为作家的使命是揭示“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让人去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1]。船上的社会正是一个缩小的世界，它同陆地上的社会一样，有着森严的等级区分，有善也有恶，有高尚也有卑劣。主人公塔尔伯特最初是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看待船上的一切，唯一的目标便是维护自己尊贵的身份，以便在船上受到尊重和礼遇。直到牧师科利的死亡，日记被塔尔伯特发现，在层层薄丝抽茧之后，残忍的真相被揭开，读者也跟随着主人公塔尔伯特，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船上的社会以及人性的黑暗。
一、结构上的不确定性
《启蒙之旅》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悲喜剧，不仅充满着各种典故和影射，涉及了弥尔顿、理查德森、柯勒律治、斯特恩、麥尔维尔等作家作品，有着或明或暗的戏仿、指涉[2]，在叙事手法上和结构上都存在着不确定性。有学者曾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做过总结：1.宏伟叙事的消失与深度模式的削平；2.从历时走向共时；3.开放文本与文本间性；4.文学中心的转换——读者与解读。[3]其中，第二点便是指，在后现代小说中，作家往往打破时间线性规律，零散片段就是一切，通过时空的模棱两可深化小说主体的不确定性。在《启蒙之旅》中，塔尔伯特在开头便写道：“……地点：终于到船甲板上了。时间：这您是知道的。日期呢？确切地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是我横渡大洋，到世界另一边的第一天……究竟是几月几日，或者星期几，并无多大关系……”[4]（1）时间在小说的开头便已失去作用，读者从中并不能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且在之后的航海日志中，每一篇的开头，塔尔伯特用来记日期的符号从阿拉伯数字“1，2，3，4，5”到字母“X，Y，Z”，再变成希腊文“OMEGA，ALPHA，BETA，GAMMA”，这正是“现代主义年代表的瓦解”，[5]作家通过后现代的手法，表现主人公在船上航行太久虽然已经逐渐失去了时间意识，但却仍执拗地采用其他的符号代替，这也许是主人公不想割裂与陆上社会联系的一种体现。
另外，小说在叙述角度上也并未采用单一的叙述者。在前半部分，主人公塔尔伯特，一个年轻的上流社会绅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由一位爵爷提拔即将前往殖民地任职，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野心是无止境的”（7），立誓永不会辜负其栽培。初来乍到，船上的条件却并不如他想象般舒适，除了要克服晕船所带来的不适以外，塔尔伯特自视不凡，冷眼旁观着船上形形色色的人：专制的船长，羸弱的牧师，势利的绅士，自由派画家，以及荡妇、夫妻、酒鬼等等。他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献给爵爷的航海日志中，直到牧师科利的死亡，塔尔伯特发现了科利的日记和信件，叙述角度从塔尔伯特转变到了科利身上，读者跟着塔尔伯特的叙述一同缺席了关键场景，却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叙述的跌宕也让读者更加关注随后出现的牧师科利写给长姐的信和日记，使一切豁然开朗。有评论家认为，这两种叙述形式造成的不确定性，也是典型的后现代手法。两人对于同一场景的不同视角描述，在体现了阶级分明的同时也在细节上互为补充，使叙述更加立体。
二、善与恶界限的模糊
有评论家认为，《启蒙之旅》若从塔尔伯特的角度来看，也可视为一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塔尔伯特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对人性的思考在这艘船上得以深入，他从一个目中无人的年轻贵族逐渐转变成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男子汉，尤其是在对待牧师科利的态度上，塔尔伯特更是展现出自己对于下层阶级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在小说的第二章中，塔尔伯特对牧师科利有过一段滑稽的描述：“他穿着长及膝部的短裤和一件长袍，袍带让狂风吹得在他的喉部乱打，犹如困在窗玻璃上的鸟。他双手紧紧按住帽子和假发，步履蹒跚的，忽而倾向左边，忽而倾向右边，活像一只醉蟹。”（11）而在第五章里，当科利向塔尔伯特打招呼时，塔尔伯特认为，科利是因为看到自己身边有两名随行人员，认为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才停下来“惠赐一个恭敬的表示”，在他看来，那是下层人士对于上层人士的谄媚，“整个身体斜着一弯，同时还加上一脸微笑，这种微笑给苍白的面色和卑屈的态度冲淡了……”（34）科利的主动示好在塔尔伯特眼中不值一提，甚至是科利看他的眼神都让他感到厌恶：“那一双望着我的眼睛充满了热切、拍马屁和谦恭的神态，以至于你也许会想：我的衣袋里装着两个牧师的薪水袋。”（54）在他看来，科利就是“老亚里士多德金句的活例证。人生来毕竟还是隶属于某一个等级，不过，由于一种错误的庇护，把他提升到超过原来的等级”，“他的启蒙之地应该就是旷野。他想必就在那里捡石子和吓小鸟。他的大学教育是由锄头上得来的”（56），还有科利在做礼拜时对布罗克班克小姐的关注以及那张未知主人的求爱信，在塔尔伯特看来都是科利所为，但实际上与布罗克班克小姐有不正当关系的是他自己，并且塔尔伯特只是将其看作自己欲望的发泄工具和证明自身贵族身份的一种手段，这样的怀疑难免有嫉妒的嫌疑。正是因为塔尔伯特的贵族身份和他所受到过的教育让他对科利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极尽讽刺的描述将司神职的牧师科利刻画成一个趋炎附势、趣味低俗、虚伪不堪的可怜虫。 但在这艘船上，水手萨默斯对于塔尔伯特像人生导师一样的存在，他心地善良，对科利的病束手无策，只能希望通过塔尔伯特的“特权”为科利争取到治疗，而也是在与萨默斯的对话中，塔尔伯特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回避的事实，那就是，他也作为上层阶级的一份子，无情的压迫着下层的牧师科利。萨默斯质问着塔尔伯特：“在船长的后甲板上，你如果没有很无礼，很轻率的使他丢脸，你如果没有利用你的地位、前途和关系打击他，使他的权威受到根本动摇，这一切可能不会发生。他很粗鲁，他讨厌牧师，他并不把它当作秘密。但是，你当时如果没有那样做，他绝不会一转眼就在盛怒之下打击科利，并且继续羞辱他，因为他不能羞辱你。”（115）塔尔伯特在他的信件和日记中了解了一切真相，原来科利始终怀着一颗崇敬赞许的心来看待自己，将自己视为“朋友”，他在船上受到的种种羞辱深深震撼着塔尔伯特。于是，他故意泄露出自己一直在记航海日志的秘密，逼迫船长派人为科利诊治，他知道“……安德森船长突然对科利先生关心，并不是在我要求他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在听见我在记日志，以备有权势者过目以后开始的”（128）。他为科利的死感到不公，并且想着替他隐瞒长姐，也绝不会让她知道科利的死因，因为“害死他的是他那软弱无能的个性，也不叫她知道是谁的手——包括我的在内——将他击倒的”（212），又或者是“我们全体对他的幸福漠不关心”（214），在亲身感受到上层对下层的压迫之后，塔尔伯特心中充满了同情，也终于明白了“有特权就有责任”的使命，于是他決定：“我要给科利小姐写一封信。那封信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在那封信里，我会描述我和她的弟弟的友谊日渐增加。我要描述我对他的赞美。我要叙述他患低热病那些日子里的一切情形，以及我对他的逝世，感到多悲伤。”（238）
塔尔伯特的前后转变是他成长的一种表现，可是他永远也摆脱不了上层社会的阶级属性，正如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永远不会停止对下层的压迫一般，科利的悲剧不会是个例。萨默斯所言“把一个人整个从一个阶层转变到另一个阶层”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无论是朝上还是朝下。作为主角的塔尔伯特，在前半部分一直对自己的尊贵身份引以为豪，无论是对仆人惠勒，还是对女性，对大副萨默斯，甚至是船长安德森，都毫不客气，他习惯于接受别人对他的尊重，习惯于“特权”，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属于善还是恶，正如他在日志的末尾引用的诗句一般：“‘善’攀上奥林匹克的峭壁，步履维艰，‘恶’也一路蹀躞，走向地狱的魔殿！”（239）在小说中，善与恶似乎是携手共进的，且无法避免地模糊了彼此的界限。
三、结语
纵观整部作品，无论是主人公塔尔伯特还是牧师科利，都有着异于其自身阶层的特质。科利在给姐姐的信中也提到自己曾“梦想能和英国的英雄人物并肩奋斗，争取名誉和财富”，作为牧师，科利有着并不单纯的欲望和过度的自我满足感，虽不是出身贵族，他却和塔尔伯特一样踌躇满志，甚至有些盲目自信，将塔尔伯特的冷漠当作礼遇，将虚伪的布罗克班克小姐视作虔诚的信徒，丝毫没有判断能力。科利是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有着太多与自己身份不符的欲望和感受，信仰对于科利来说究竟是不是存在，又或者是否也已经出现缺失，都是不确定的。威廉·戈尔丁将故事的背景设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是对时代总体“迷思”的一种关切[6]。通过后现代的手法，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传达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想要为这些不确定的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却始终无果。作家似乎书写人性，要揭示社会的黑暗，却没有告诉读者他赞同什么，反对什么，而这又恰如人性本身，难以捉摸。
注释：
[1]转引自：许志强.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书城，2016（12）：96.
[2]许志强.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书城，2016（12）：97.
[3]邹广胜 高公荣.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四个基本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1）：14-19.
[4]威廉·戈尔丁 著，陈绍鹏 译. 《启蒙之旅》，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 12. 文中引文均出自此译本，后文仅标注页码
[5]Luke Strongman. The Booker Prize and the Legacy of Empire， p 61.
[6]许志强.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书城，2016（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