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上，我出门去参加越野跑友谊赛时，他们都还在睡觉。事实上，我也半睡半醒。我想我是凭本能来到学校的。有点冷，还有点雾蒙蒙的——那种能浸透你身体的雾。一切都湿淋淋的，丝丝寒意渗入肌肤，让你忍不住想念自己那张温暖的床。
　　终于，看见站在大巴旁边的昆特瑞尼教练了，他冲面前的每个人大声喊叫着。
　　抵达索尔兹伯里公园时，雾没有变薄，气温也没升高。地上已经长高的草湿漉漉的，雾气从树木嫩绿的叶子上坠落。呼出的呵气清晰可见。尤其是昆特瑞尼教练，他呼出的气更明显，因为吸进去很多。他不停地告诉我们去哪儿放东西，在哪儿等着，在哪儿热身，在哪儿放松，在哪儿排队。我猜这就是他保持体温的办法。
　　总共好像有二十余所初中的选手，有些居然还穿着制服。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有教练发下来的号码牌，别在衣服上。我的号码是一一三，不太吉利。丹尼尔·哈普佛的是二十五号——你知道的，这是乔·佩皮托尼的号码。我求他换给我。
　　“如果我是一一三，你是二十五，你会跟我换吗？”他说。
　　“毫不犹豫。”
　　“骗子。”他说。
　　可当预备队比赛开始时，我还是给他加油了。我站在场外，身边是哈普佛先生和夫人，以及一堆小哈普佛，还有瑪丽莲·李和卡瓦尔斯基先生，他们都在星期六清早特地来看我们跑步。
　　这便是玛丽莲·李对我的情意。
　　在人群中找到丹尼尔并不容易，因为大概有三百人站在起跑线后，而且大部分都穿着白T恤。后来他们跑进了索尔兹伯里公园里的小树林，震耳欲聋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了，我们便跑到小路的弯道处，等他出来。他夹在一堆大个头中间——八年级学生。
　　“手臂放松！”我喊道。


　　“好的，教练。”他回答，然后又冲进了树林里。
　　“别说话。”我在他背后喊。不过他可能听不见了。
　　我们又跑到下一个拐弯处。他出来时，已经跑在那堆大个头的前面了，而且跑得很不错。他冲我摆了摆放松的手臂。
　　“加油，丹尼尔！”玛丽莲·李喊道。
　　“跑快点儿，你这该死的废物！”我喊道。于是他开始加速。从下一个弯道出来时，他已经在冲刺了。
　　然后我们奔回起跑线，当他以前十名的身份经过时，我们疯狂地尖叫着。接着他又冲进了树林，开始了第二圈。
　　之后还有三圈。为了能随时看见他，我们到处跑——我、哈普佛全家，还有玛丽莲·李和她爸。
　　第四圈时，他第一个经过起跑线。
　　我们全都异常激动。就连昆特瑞尼教练也激动万分——像小哈普佛那样蹦蹦跳跳。
　　丹尼尔再次消失在树林里，将后面的八年级学生落了很远。我们又跑到第一个弯道处——这是第五次了——等待着丹尼尔出现。可第一个出来的却是八年级的学生。
　　接着是一大串其他选手，全都在冷冰冰、雾蒙蒙的空气里大汗淋漓，双颊通红。
　　“是我们花眼了吗？”玛丽莲·李问。
　　可我们没有。一大半选手经过之后，丹尼尔才一瘸一拐地出现了。他两个膝盖都流着血，没有朝我们看一眼。
　　哈普佛夫妇用手捂住了嘴。所有的小哈普佛都问道：“丹尼尔的膝盖怎么了？”
　　“我猜他一定是被绊倒了。”哈普佛夫人说。她不知道当八年级的讨厌鬼抓住跑在前面的七年级学生时，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跑向下一个弯道，等待着。丹尼尔落得越来越远了。当他终于冲过终点线时，虽然不是最后一名，但也差不多了。
　　哈普佛夫妇在那儿等着他。他老爸搀起他一只手臂，老妈搀起另一只。我和玛丽莲·李站在后面，丹尼尔几乎要哭了。可能不只是因为膝盖很痛吧。当他爸妈把他送回车里时，他都没有看我们一眼。跟在身后的小哈普佛们，有的哭了起来，“丹尼尔的膝盖能好起来吗？”
　　我想，越野跑真是一项血腥的运动。
　　接下来代表队的比赛开始了，我排在八年级后面。离他们远远的。“到线上去。”昆特瑞尼教练喊道。于是我往前挪了半英寸。也许正因为这样，哈普佛先生才轻而易举地在这一百四十个选手中找到了我。“我帮丹尼尔带个话给你，”他说，“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说说看。”我说。
　　“他说：‘给这些派桶点颜色看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点点头。
　　“那么我自己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他边说边靠了过来，“给我好好修理他们。”
　　但要好好修理一百三十九个选手，还真不是一件易事，尤其当发令枪响起后，心跳都会被他们的脚步声淹没了。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姐姐是对的：我会跑得喘不过气来，然后猝死。于是我钻到队伍旁边，争取在道路变窄之前，插到前面去。当我第一次到达第一个弯道时，已经跟在卡米洛初中的那群八年级学生后面了。到达起跑线时，我们七个已经远远地跑在前面了——实际上是他们六个，我是跟在他们后面的。
　　在起跑线，我看到：哈普佛夫妇和所有的小哈普佛站在丹尼尔身后。丹尼尔没有回家，却拖着那两条流着血的腿站在那里，一边使劲地大声喊叫，一边挥舞着手里的白T恤。
　　昆特瑞尼教练再次热血沸腾，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玛丽莲·李静静地站着，卡瓦尔斯基先生站在她身后，我经过时她便举起那朵系着丝带的干枯的玫瑰花。
　　贝克夫人穿着胶底鞋，也站在她旁边。
　　我们又奔进了索尔兹伯里公园的小树林，空气里弥漫着松针的潮湿气味。
　　似乎就只有我们几个在跑——我们七个来自卡米洛初中的代表队队员。等跑第三圈时，我们已经超过了某些还在跑第二圈的选手。雾已经散开，气温也升高了，有好几次我差点闭上眼睛，让双脚在依然潮湿的青草里奔跑。然后，我发现自己太接近那些八年级的讨厌鬼了，他们回过头瞪我，于是我又慢下来。
　　最后一圈时，昆特瑞尼教练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我不知道他在嚷嚷什么，甚至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英语。小哈普佛们都还在蹦蹦跳跳，丹尼尔依然在挥舞他的白T恤，玛丽莲·李摇着她的玫瑰花——有几片花瓣已经掉了——贝克夫人在尖叫。真的。
　　我们最后一次跑进了小树林。在树林寒冷的阴影下，我又朝前追了一点。
　　第一个弯道时，贝克夫人等在那里。独自一个人。
　　“霍林。”她喊道。我看着她。
　　“超过他们！”她说。
　　我只需要做这一件事情了。
　　再次跑进树林时，我向旁边挪了过去，贴着变窄的小路，掠过一些厚厚的矮树丛。经过一片松林后，道路再次变宽，八年级的讨厌鬼们回头看见我，一字排开挡住了路。
　　于是我离开小路，跑进了松林，枯萎的树枝戳到我脸上。我踩着松针，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跑——再次回到路上时，我已经在他们前面了。
　　我们都开始冲刺。不同的是，他们只是在索尔兹伯里公园的越野赛道上冲刺，而我却是在扬基体育场里那酷毙了的外野场草地上冲刺，等待我去追逐的，正是乔·佩皮托尼那完美一击打出的球。我跑得如此之快，简直是脚不点地，拉尔夫·霍克摇了摇头。“这孩子真棒。”他说。
　　接下来，扬基体育场里的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疯狂地尖叫，此刻加利福尼亚天使队正在奋力追逐我打得老远的球，而我绕过了一垒、二垒、三垒，丹尼尔·哈普佛在本垒上冲我挥舞着他的白T恤，我一到达，雷鸣般的欢呼声便爆发出来，贝克夫人过来扶着我，告诉我要继续走一走，但欢呼声太大了，几乎淹没了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