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源远流长，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全面摈弃这一制度有违人之常情，而且可能造成大众对法律的敌对。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将其改造后引进，使失落的亲情重回法律的视野，避免人类亲情与法律的正面冲突，从而使刑事立法更加人性化。
　　关键词：“亲亲得相首匿”；窝藏包庇类犯罪；拒证权；原则概述；意义；立法启示
　　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概述
　　对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一般认为它发端于西周，在周礼中有“为亲者讳”的说法。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礼的社会规制功能减弱。孔子试图用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来规制社会。孔子思想“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即有亲属相隐不为罪的思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定为至尊，孔子的思想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影响到司法领域。汉朝法律规定，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谋大逆以外的罪行，皆可因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免于刑法。如《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地节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妻，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宣帝以昭书的方式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唐朝时“亲亲得相首匿”得到全面的发展，唐律律对于亲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相隐的罪名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发展成为“同居相隐不为罪”。《唐律疏议·名例》卷六：“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皆可以相互容隐犯罪；部曲、奴婢需为主人隐罪。为同居相隐范围内犯罪通风报信者，亦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非同居小功一下亲属相隐，其罪减凡人三等处理。但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用此律。”。经过《唐律》、《唐律疏议》的发展，这一制度走向成熟。宋朝基本沿用这一制度，并将容隐的范围扩大到岳父母，女婿之间。此后这一制度为历代封建王朝沿用，直至清末。
　　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当前依法治国中的存在意义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符合法的正义性要求：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良法之治，它要求法律规定具有正当性，维护人类最基本的善恶观。从古至今，父母庇护子女，子女孝敬父母都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类社会的最基础道德规范。两千多年的应用和发展，“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而依法治国需要良法，良法的标准之一便是：“道德所扬的往往是法律所容许和鼓励的，道德所弃的往往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对“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全盘否定则反映出现代法律对道德的“反动”，有悖于天理人情。法律的规定不再善良，公平正义也将大打折扣。
　　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启示
　　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窝藏、包庇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并没有排除亲属构成窝藏、包庇罪。可见我国现行刑法完全摒弃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当然它在打击犯罪，及时破获刑事案件方面有其优越性。但在实际的刑事司法活动中也可看到，子女犯罪父母出于亲情而实施了窝藏包庇的行为，待案件破获一家人也锒铛入狱。大义灭亲之所以被人称颂，是因为它稀有，是因为行为人的道德水平高于普通人。如果法律无视有无期待可能性问题，强制人们为不可为之事，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虚置现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无疑充分考虑了期待可能性问题。张明楷教授就曾指出，“对犯罪人的近亲属实施的窝藏、包庇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宜以窝藏、包庇罪论处。即使构成犯罪的，也应从宽处罚。”
　　所以笔者认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合理的，是反映人性的基本特点，尊重人类亲情的原则，在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在刑法修改中应将“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加以改造，引入刑法。增设对亲属间实施窝藏、包庇行为进行豁免的规定。如对直系血亲或姻亲犯窝藏、包庇罪的，法律应有减免处罚的区别规定。当然，为了有效的打击犯罪，避免容隐原则被无限制滥用，应对适用豁免权的亲属范围、行为主体、行为表现、情节等方面内容在刑法中进行限制。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我国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