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殿试高中探花（殿试一甲第三名），翰林出身，其在当京官时是“清流党”的骨干，谏诤之名闻天下。此公学问好，难得一生爱读书，后来出为封疆大吏时依然为学不辍。《书目答问》是其做学政时写的，其公务繁忙时还能腾出时间写这么一部书，现在很难想象。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记述张之洞巡抚山西时的一件轶事，可一窥他对读书的重视。
　　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以内阁学士升任山西巡抚。到任后，正碰上山西省修通志，别的巡抚老爷恐怕顶多做些批示表明重视这项文化工程。张之洞却不然，他对修方志的具体问题都要发表意见——谁叫他爱做学问呢。当时主修方志的是府学教授杨笃秋，其在修志中碰到一本金石类的古籍曰《勾吴鉴》，又叫《公吴鉴》，遂请教张之洞，两人认为“勾”与“公”可能是声转通假，但苦于找不到证据。
　　有位名叫王纬的陕西人在山西做官，他是拔贡出身，博学多通，但是个书呆子，处理政事的能力很弱，被降职为县丞。王纬听说这事，写了一封信给张之洞，说“《儀礼》郑（玄）注：勾亦作公”。确凿的证据找到了，张之洞大为欣赏，马上让王纬官复原职。
　　从此以后，张之洞不以官秩差别甚大和王纬结为学术上的朋友，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王纬因此一下子成为山西官场的红人，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巡抚老爷的“学兄”。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次年逢壬午科（1882）乡试，按照成例主考官由朝廷派出，巡抚任监临，即总监贡院内外一切行政事务。入闱后，得一个月待在考场不能外出，但张之洞耐不住寂寞，他得找几个有学问的人和他聊天，打发这段时光。于是张之洞特别调来王纬担任收卷官，其实就是陪他的清客——一个拔贡出身的人能在乡试时“入闱”，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两人还是太冷清，张之洞又让王纬再推荐一个人，但王纬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张之洞说：“榆次吴令，袁简斋外甥之孙，潘文毅女夫也。宜可矣！”
　　“袁简斋”是大才子袁枚，“潘文毅”我怀疑是“潘忠毅”之误，即潘铎，同治二年（1863）署云贵总督时被回族武装领袖杜文秀的党羽马荣（本是清廷的参将）杀害。潘铎谥“忠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这位吴县令和潘铎都是江苏江宁人，袁枚虽是浙江杭州钱塘人，但在江宁做官，晚年于金陵城筑随园终老。
　　古代人比较看重家世，张之洞心想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肯定是爱读书的。可实际上，这位吴县令辜负了老泰山，根本不喜欢读书，其在乡闱中一个月陪着巡抚老爷什么也说不出来。张之洞和王纬谈话时说到的那些典籍他茫然不知，搞得张之洞很恼火，讽刺吴县令说：
　　“令妇翁以十万卷书赠朱九江，而不及足下，此不通者，必足下也。”
　　张之洞讽刺吴县令读书不通，老丈人丰富的藏书只能送给外人，给他是明珠暗投。“朱九江”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大学问家朱次琦，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在广东乡试中举时的主考官是潘铎，所以潘铎的藏书送给这位得意门生很有可能。潘铎进士及第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乃“官未真除”，只是翰林院进学、读书的进修生。散馆后若不能留在翰林院任职，而是分发其他部门做主事、御史、给事中，算不上“真翰林”，去世后也很难谥“文”。由此可见，当时谥法很严格，潘铎在翰林院做庶吉士进修了几年，分发为兵部主事，官至署理总督，而且是为国捐躯，但仍然得不到一个“文”字。
　　张之洞这话太损人了。但张之洞对吴县令还不止于此，乡试完毕后，他不让吴某回富庶的榆次县，而将其调往雁门关以北贫瘠的广灵县做县令。广灵县前任县令亏空了数千两银子，张之洞竟然让接任的吴某填补。为此，吴某又羞愧又气愤，很快就死了。临死前，他对儿子说：“你如果不好好读书，我在阴间都不会享受你的祭品。”
　　吴县令的儿子名叫吴廷燮，出生在他父亲做县令的榆次，还真的争气地发奋读书。吴廷燮是举人出身，曾回到山西做过太原府知府。民国元年，任袁世凯的秘书，做过参政院参政。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和地理学家，并领衔主修《北京市志稿》，一洗父亲当年所受的耻辱。
　　（摘自《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