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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国政府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任务由原来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改成了“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又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涨”。这充分表明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遭遇了经济全球化发展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从国内形势看，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体现为对外依存度过高，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投资冲动依然存在，物价上涨速度过快，通货膨胀风险不断增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等。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更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美元持续贬值及美国经济可能进入衰退期所引起的经济恶化，加上欧元区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将深刻影响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宏观调控的方向。
宏观调控的优势与挑战
本轮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与以往有所不同，使得本轮宏观调控具有以往没有的一些新特点。政府将“两防”(“防止过热”和“防止通涨”)作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基于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研究及对宏观调控经济趋势的清晰理解判断。我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走到了非常关键而复杂的关节点上。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宏观调控措施防止经济运行过热，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从宏观调控的“两防”角度而言，2008年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继续偏向紧缩。货币政策方面从紧的措施，无论是为了舒缓经济过热，还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都是必须的手段。而财政政策方面，增税措施显然不符合当前情况，可行的选择应是缩紧政府支出。而在改善民生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任务十分迫切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缩紧应在减少经营性支出及减少消费等方面下功夫。
未来宏观调控的手段越发呈现出组合性。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土地政策与环境政策等将同时发力。诸多政策手段的合力作用，为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从阶段性战役的特点考量，包括偏紧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内的调控举措都是必须的。但也应看到，一些阶段性的措施并不能马上对当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产生根本性作用。因此在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强调防止经济过热及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同时，应继续深化改革，释放活力，降低日益高企的国家宏观调控成本，继续推动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多变的状态下，应从改革的核心命题入手，以改革来激发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为出发点，以求减少未知变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强调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要强调国企的深化改革和加强实现国有资产的战略转向，给民营经济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整合机会，从整体上提升经济效率。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可能依然存在。尽管从国际金融和能源市场的现状及世界经济目前显现出的图景看，诸多不利因素和现状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对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仍很乐观。我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20世纪末期经济繁荣局面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过程中，市场主导地位不断增强；二是随着社会进步和依法治国理念的强化，使得产权概念更为明晰；三是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促使市场运行更为透明与稳固：四是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经济起飞，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乃至“泡沫论”和“崩溃论”始终不绝于耳，这是30年改革发展交响曲中难免的不和谐音。30年间，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并进而蕴生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对一个大国而言，由于具备很强的内部配套优势，其自身制度的完善与否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人们对于改革与开放的认识在继续深化，对矛盾的把握更为从容，克服困难的途径也更为多样。当然，我国经济这条航船依然面临不少暗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其中最为急切应予重视并化解的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节能减排形势仍然严峻，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发展的理性波动依然难以克服，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等，这都有待于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中加以改进和提高。
我国从1996年开始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提高人民工资水平，通过促进全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强大的需求动力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大力发展制造业、重工业和通信产业，使之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行业龙头。在这些优秀行业龙头的带动下，在国内强劲需求的保证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历经了十年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也同样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并有很多优势。第一，我国各种资源相对充足，即使国际经济不景气依然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大量的人口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能产生强劲的国内需求，提供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第三，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能将资本有效配置到各个所需的行业和部门。第四，政治稳定。
宏观调控的重点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仍继续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我国的投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的，当经济增长速度快时，所有的效率指标都会提高；经济增长减速后，效率指标就会同步下降。对如何合理控制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而应注重和发现它的趋势和规律性，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过剩的需求。投资增长过快必然造成当期经济增长过速和下一期生产过剩。当前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过热所产生的有效需求过大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刚性上涨是矛盾主要方面，政府应在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调控的同时，通过各地方和部门科学规划和形成合力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
完善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我国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真实和即时的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当前主要措施是，根据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高税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局部服从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环境和履行环保义务，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监管措施是放开我国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成效的基础和保证。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问 题，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改变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非市场化现状——低成本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优势条件，这种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由于要素供求关系决定而形成的，而是与体制和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而产生的。以劳动力低成本来看，尽管可以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供过于求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尤其是农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缺失或缺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条件和成本，人为制造出了劳动力的低成本。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及劳动工资的形成缺乏充分弹性的竞争机制，尤其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中，劳动力所得分配被挤占，造成劳动者收入所得在GDP中的份额长时期偏低。这些制度和体制上的因素扭曲了劳动力及其他生产因素的价格形成，造成长时期的低要素成本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不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质量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和易得而随意或任意使用，结果缺乏成本约束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
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改革的协调——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我国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若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得不偿失。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销了汇率上升压力。目前我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所以，应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后，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合理有序。
调整出口结构——我国出口额已占全世界总出口额约10％，并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因此，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可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合理化发展的主题。一方面，贸易摩擦、国外市场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及产品标准的国际化趋势迫使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使资金成本下降，而劳动力成本则相对提高及外贸政策的转变等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将使得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和国际市场容量巨大的商品出口成为今后新的出口增长点。我国一些厂商和产品品牌在国际市场已建立起强大的市场营销网络，国内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合理化极大地加强了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即使存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宏观因素，我国产品的出口在近年仍将保持较高增长，伴随而来的将是升级换代的出口产品和外销品牌，越来越多的被国际市场所接受和吸纳。
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步伐——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世界各国漫长的经济史中，从来没有过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经历过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时期：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并存。尽管我国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仍相当低，但事实上我国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然后又以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庞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回流国内，最后导致所谓流动性泛滥。其中很显要的一个因素来自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难以将庞大的国民储备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因此，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打破金融垄断体制，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动力和效率，以此带动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就成为改善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抓手。
借助内需走出失衡——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需下降而导致的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的风险。对此，自2008年起，我国经济开始了结构性的改变，内需拉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并全力推动我国经济摆脱内外失衡的困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最终将落实到扩大消费层面上来，这对宏观经济和调控政策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贸易顺差和通胀压力是过去一年我国经济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得以减轻和消除其对今后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应是利率让位于汇率，从而加速解决内外需失衡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压力。目前看，贸易顺差超常增长导致外汇占款激增，基础货币发行被动放松，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过剩压力，由此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通货膨胀加速和非股票类资产价格膨胀。为此，央行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微乎其微。在此背景下，政府可将宏观经济政策指向汇率，把加速升值作为遏制外贸顺差的利器。人民币的快速合理升值能缓解国内经济过热趋势，驱动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抑制热钱流入，抑制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合作——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区域经济发展变得愈发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纷繁，涉及因素众多。不仅是产业和资源的问题，也是环保和外交的问题：既是区域内部的相互协商也有跨省和跨国间的合作和博弈。区域经济协调的一个动力来源是省级间的自发式联动，它的驱动模式并非从上而下，而是平级协调和协商解决。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各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对彼此有力的自发型合作，形成区域经济的互利性合作，避免因权利由上导下的那种偏心和优先论所形成的“资源倾斜主义”。这种模式推广时应注意的是，各省市缺乏更大尺度的统筹眼光，易形成资源挖角，在产业上易同质竞争和单纯自谋发展，争夺经济核心地位，在打造相互的经济圈的同时，又心有旁鹜地属于别的经济圈。
宏观调控的优势与挑战
本轮宏观调控所面临的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与以往有所不同，使得本轮宏观调控具有以往没有的一些新特点。政府将“两防”(“防止过热”和“防止通涨”)作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基于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研究及对宏观调控经济趋势的清晰理解判断。我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走到了非常关键而复杂的关节点上。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宏观调控措施防止经济运行过热，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从宏观调控的“两防”角度而言，2008年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继续偏向紧缩。货币政策方面从紧的措施，无论是为了舒缓经济过热，还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都是必须的手段。而财政政策方面，增税措施显然不符合当前情况，可行的选择应是缩紧政府支出。而在改善民生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任务十分迫切的情况下，政府支出的缩紧应在减少经营性支出及减少消费等方面下功夫。
未来宏观调控的手段越发呈现出组合性。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土地政策与环境政策等将同时发力。诸多政策手段的合力作用，为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从阶段性战役的特点考量，包括偏紧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内的调控举措都是必须的。但也应看到，一些阶段性的措施并不能马上对当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产生根本性作用。因此在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强调防止经济过热及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同时，应继续深化改革，释放活力，降低日益高企的国家宏观调控成本，继续推动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多变的状态下，应从改革的核心命题入手，以改革来激发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为出发点，以求减少未知变量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强调深化行政体制的改革，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要强调国企的深化改革和加强实现国有资产的战略转向，给民营经济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整合机会，从整体上提升经济效率。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可能依然存在。尽管从国际金融和能源市场的现状及世界经济目前显现出的图景看，诸多不利因素和现状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对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仍很乐观。我国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与20世纪末期经济繁荣局面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过程中，市场主导地位不断增强；二是随着社会进步和依法治国理念的强化，使得产权概念更为明晰；三是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促使市场运行更为透明与稳固：四是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取得长足的进步。
伴随着经济起飞，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乃至“泡沫论”和“崩溃论”始终不绝于耳，这是30年改革发展交响曲中难免的不和谐音。30年间，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并进而蕴生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对一个大国而言，由于具备很强的内部配套优势，其自身制度的完善与否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人们对于改革与开放的认识在继续深化，对矛盾的把握更为从容，克服困难的途径也更为多样。当然，我国经济这条航船依然面临不少暗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其中最为急切应予重视并化解的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节能减排形势仍然严峻，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发展的理性波动依然难以克服，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等，这都有待于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中加以改进和提高。
我国从1996年开始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对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提高人民工资水平，通过促进全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强大的需求动力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大力发展制造业、重工业和通信产业，使之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行业龙头。在这些优秀行业龙头的带动下，在国内强劲需求的保证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历经了十年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也同样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并有很多优势。第一，我国各种资源相对充足，即使国际经济不景气依然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大量的人口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能产生强劲的国内需求，提供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第三，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能将资本有效配置到各个所需的行业和部门。第四，政治稳定。
宏观调控的重点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仍继续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我国的投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的，当经济增长速度快时，所有的效率指标都会提高；经济增长减速后，效率指标就会同步下降。对如何合理控制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而应注重和发现它的趋势和规律性，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过剩的需求。投资增长过快必然造成当期经济增长过速和下一期生产过剩。当前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过热所产生的有效需求过大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刚性上涨是矛盾主要方面，政府应在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调控的同时，通过各地方和部门科学规划和形成合力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
完善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我国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真实和即时的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当前主要措施是，根据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高税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局部服从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环境和履行环保义务，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监管措施是放开我国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成效的基础和保证。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问 题，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改变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非市场化现状——低成本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优势条件，这种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由于要素供求关系决定而形成的，而是与体制和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而产生的。以劳动力低成本来看，尽管可以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供过于求来进行经济学的解释，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尤其是农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缺失或缺损，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条件和成本，人为制造出了劳动力的低成本。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及劳动工资的形成缺乏充分弹性的竞争机制，尤其是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中，劳动力所得分配被挤占，造成劳动者收入所得在GDP中的份额长时期偏低。这些制度和体制上的因素扭曲了劳动力及其他生产因素的价格形成，造成长时期的低要素成本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不利于提升人力资本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质量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和易得而随意或任意使用，结果缺乏成本约束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
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改革的协调——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我国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若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得不偿失。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销了汇率上升压力。目前我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所以，应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后，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合理有序。
调整出口结构——我国出口额已占全世界总出口额约10％，并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因此，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可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合理化发展的主题。一方面，贸易摩擦、国外市场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及产品标准的国际化趋势迫使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使资金成本下降，而劳动力成本则相对提高及外贸政策的转变等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将使得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和国际市场容量巨大的商品出口成为今后新的出口增长点。我国一些厂商和产品品牌在国际市场已建立起强大的市场营销网络，国内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合理化极大地加强了出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即使存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宏观因素，我国产品的出口在近年仍将保持较高增长，伴随而来的将是升级换代的出口产品和外销品牌，越来越多的被国际市场所接受和吸纳。
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步伐——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世界各国漫长的经济史中，从来没有过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经历过这样一个结构性的矛盾时期：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并存。尽管我国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仍相当低，但事实上我国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然后又以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庞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回流国内，最后导致所谓流动性泛滥。其中很显要的一个因素来自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难以将庞大的国民储备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因此，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打破金融垄断体制，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动力和效率，以此带动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就成为改善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抓手。
借助内需走出失衡——石油为代表的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需下降而导致的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的风险。对此，自2008年起，我国经济开始了结构性的改变，内需拉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并全力推动我国经济摆脱内外失衡的困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最终将落实到扩大消费层面上来，这对宏观经济和调控政策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贸易顺差和通胀压力是过去一年我国经济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得以减轻和消除其对今后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应是利率让位于汇率，从而加速解决内外需失衡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压力。目前看，贸易顺差超常增长导致外汇占款激增，基础货币发行被动放松，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过剩压力，由此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通货膨胀加速和非股票类资产价格膨胀。为此，央行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微乎其微。在此背景下，政府可将宏观经济政策指向汇率，把加速升值作为遏制外贸顺差的利器。人民币的快速合理升值能缓解国内经济过热趋势，驱动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抑制热钱流入，抑制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合作——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区域经济发展变得愈发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式纷繁，涉及因素众多。不仅是产业和资源的问题，也是环保和外交的问题：既是区域内部的相互协商也有跨省和跨国间的合作和博弈。区域经济协调的一个动力来源是省级间的自发式联动，它的驱动模式并非从上而下，而是平级协调和协商解决。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各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对彼此有力的自发型合作，形成区域经济的互利性合作，避免因权利由上导下的那种偏心和优先论所形成的“资源倾斜主义”。这种模式推广时应注意的是，各省市缺乏更大尺度的统筹眼光，易形成资源挖角，在产业上易同质竞争和单纯自谋发展，争夺经济核心地位，在打造相互的经济圈的同时，又心有旁鹜地属于别的经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