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3名个人记功。其中一位就是原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热带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潘卫庆，他同时也是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
　　短短的一条消息并没有讲述潘卫庆记功的原由，但熟知他的人却深知，这些年来，他在生与死的边界坚持科研的种种艰辛与坚韧。2012年，潘卫庆不幸被查出罹患肺癌，2016年又出现脑转移。历经两次重大手术，生命随时面临危险，但他却将生死放置一旁，在术后只争朝夕地忘我工作。余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全部献给科研，对潘卫庆来说，“尽忠于国”4个字是支撑他呕心科研的力量，更是他直面生死后，对生命含义最深刻的领悟。
　　学成是为了尽忠于国
　　寄生虫病是一类与贫穷相关的疾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寄生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感染率明显减少，但血吸虫病、疟疾及包虫病仍然危害严重。寄生虫病在我国是流行广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据潘卫庆介绍，在他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一些农村和高流行区，人群寄生虫的感染率可达90%以上，一些大城市的感染率也在40%～50%左右。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分子遗传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以重组DNA技术为基础的生物技术及遗传工程均是当时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主角，并不断深入到各个学科，促进各学科的发展。从参加工作起，潘卫庆就从事寄生虫学的研究工作。一些新兴学科的兴起无不对这门古老学科产生巨大冲击。而潘卫庆早早地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当初报考该专业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把新技术、新知识运用到古老的寄生虫病研究中，使古老学科的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潘卫庆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期间，他的学位论文课题均是以寄生虫作为研究对象。
　　1993年，潘卫庆在第二军医大学分子遗传学专业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习。读硕士期间，他的出类拔萃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学位论文发表在了《中国科学》上，在当时，这算得上是国内的“顶级杂志”了。1992年，他还获得学校2000元奖励，以鼓励其发表高水平论文。同时，在这期间，他还获得了第二军医大学李瑞麟奖。
　　1993年，潘卫庆作为访问学者远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学习。当时他在德国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完成了当时最长的人工合成基因，在国外完全有机会发展。德方学校开出8.5万马克（约6万美元）的年薪，在那个时候已是不折不扣的高薪。但潘卫庆并没有为之所动，让“祖国寄生虫病研究焕发新的活力”的初心，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学成之后，尽快把在国外取得的成果引入国内，服务祖国。
　　当时，中国驻德国使馆获悉此事，在写给国家教委的《关于潘卫庆博士回国工作的报告》中这样描述道：“潘卫庆博士在德工作条件很好，收入甚高，工作非常出色，但他已决定今年（1996年）10月回国工作，用他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国争光，是很值得赞扬的。”
　　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待遇，顾不上已在德国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回国后要面临留级的压力，潘卫庆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国家的科研事业中，回到自己的母校第二军医大学继续效力。
　　回国开展工作之初，潘卫庆碰到了不少困难：场地、设备不足，人手缺乏，课题任务繁重，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但他都一一克服了。面对科研条件不足的难题，他带回了一个4.2万美元的世界卫生组织专项基金项目，在国内开展研究，而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这也为其在国内顺利展开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被他称为回国开展科研工作的“第一桶金”。紧随其后，原“863”计划、“九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接踵而来，潘卫庆的科研之路才逐渐转入正轨。
　　如今，他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教授，热带病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银星”获得者、原“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优秀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多达30余项，包括国外科研基金项目10项，国内项目有原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原国家“863”计划项目等。
　　同时他目前还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传染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寄生虫学学会荣誉理事长、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热带医学》杂志副主编。他还以通讯作者身份在Cell 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