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的“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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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职务犯罪是腐败行为的一部分。腐败背后有着深刻的“性”背景,“性”在腐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性贿赂犯罪我国刑法中没有相应的罪名对其予以定罪,成为法律漏洞。因此刑法有必要增设“性贿赂罪”内容的条款,加大打击性贿赂犯罪的力度,以消除职务犯罪的性诱因。
  [关键词]职务犯罪;腐败;性贿赂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6-0053-02
  
  一、职务犯罪与腐败的关系
  
  职务犯罪这个概念也许大多数老百姓感觉陌生,但腐败却是人人皆知的概念,形形色色的腐败在各种媒体上时常报道,为老百姓熟知。腐败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严重违反公职行为规范的行为。腐败按照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一般腐败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是最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职务犯罪本质上是公共权力腐败的极端表现,是腐败行为的一部分。腐败是政治学上的概念,而职务犯罪是法学上的概念。但腐败犯罪却常常是职务犯罪的代名词,因此在本文中,作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腐败和职务犯罪。
  
  二、职务犯罪与性
  
  贪官与女人为当前新闻媒体津津乐道,也是社会公众兴味盎然的话题。许多人把贪官的产生与堕落归结为女人,尤其是能够对官员发挥影响力的妻子与情人。“自古贪官多风流”,分析从古至今那些纷纷落马的贪官污吏,一定程度上似乎都与越轨的性行为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腐败背后有着深刻的“性”背景。如今官场上的“包二奶”、养小妾、金屋藏娇之类的“风流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性”在腐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青年报》报道,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腐败60%以上都跟“包二奶”有关系,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有专家称,官员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开始,这已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一个定律。职务犯罪主体按照性别可以分为男性与女性,男性职务犯罪主体与女性职务犯罪主体在涉及犯罪的“性”背景时有不同特点,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1.男性职务犯罪的“性”背景。男性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因此,大部分职务犯罪都是男性官员实施的。不掌握政治权力的女性通过依附于男性官员实施腐败行为的主要中介条件和手段是“性”。男性涉“性”腐败根据女性在犯罪中的角色不同主要分为妻子型、情妇型和工具型。这三种类型中,以情妇型职务犯罪数量最多、涉案数额最大。据报道,我国已经查处的所有部级贪官均有情妇。各种级别和层次的贪官,如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杨前线……这些闻名一时的大贪官都有情妇,而且有不止一个情妇。妻子、情妇参与腐败主要表现为与官员共同受贿或妻子、情妇表面上并不与贪官共同实施贿赂等腐败行为,但是事实上明知是不正当钱财却享受。第一种情况妻子、情妇与官员共同构成贿赂等犯罪。第二种情况官员单独构成贿赂等犯罪,如果妻子、情妇对官员的犯罪有窝藏、包庇行为的,构成窝藏、包庇罪;如果没有窝藏、包庇行为的,则妻子、情妇不构成犯罪,只能追回其占有的赃款、赃物。女性作为工具参与腐败主要是行贿者利用女性进行“性贿赂”,具体表现为行贿者雇佣卖淫女、指使自己的“公关小姐”或胁迫有关妇女对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进行性贿赂。对性贿赂行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考虑:对于雇佣卖淫女进行行贿的,行贿者应当按照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处罚,受贿者应当按照治安处罚管理条例处理;如果是幼女(不满十四周岁)的,行贿者应当按照引诱幼女卖淫罪或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处罚,受贿者应当按照嫖宿幼女罪或按照治安处罚管理条例处罚;对于行贿者指使自己的“公关小姐”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性贿赂的,由于我国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因此官员接受性贿赂为行贿者谋取利益的,不构成受贿罪,对于行贿者和受贿者刑法中没有相应的罪名对其予以定罪,只能受道德谴责;对于行贿者胁迫有关妇女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性贿赂的,行贿者和受贿者可能构成强奸罪。
  2.女性职务犯罪的“性”背景。女性在国家工作人员中虽然占少数,但近年来比例逐年上升。女性官员的升迁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女性高官的工作范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科教文卫领域,更多的涉入了政治决策的核心领域。随着女性官员数量的增多和权力的扩张,女性职务犯罪也凸显出来。由于女性性别的特点决定了女贪官往往以“性”为工具获得官位。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揭露出一些人事腐败的典型案例,如闻名一时的湖北“三陪女”当上宣传部副部长,广东“桑拿科长”调进市委组织部,等等,就是明显的以“性”作阶梯走上仕途的。对于女性官员以“性”作为手段对男性官员行贿的,我国刑法中没有相应的罪名对其予以定罪,无法调整。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官员包养情人,开销很大,成为其贪污腐败的犯罪原因。
  
  三、切断“性”背景,遏制职务犯罪
  
  从上述分析看出,职务犯罪或多或少都有其“性”背景,因此,减少职务犯罪首先应从减少引发犯罪发生的源头入手,切断了源头自然遏制了犯罪。笔者认为切断“性”背景除了一般的预防职务犯罪发生的措施如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人生观,伦理、道德观的教育,进行警示教育,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实行财产申报等之外,从“性”这个角度预防职务型“性”犯罪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大打击卖淫、嫖娼力度。卖淫、嫖娼不仅有伤社会风化,而且是传播性病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是违法行为,应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但应该看到我国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不够,这有经济原因、警力不足原因等等,使卖淫、嫖娼在我国仍然大量存在。异性卖淫和同性卖淫的大量存在在客观上为国家工作人员嫖娼提供了机会,诱发诸多犯罪的发生。因此必须加大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卖淫的范围、规模,从而减少职务犯罪的性诱因。笔者认为仅仅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还不够,应当建立卖淫、嫖娼人员档案,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嫖娼行为的,应当记录在案,并向有关单位和部门通报,向社会公开。只有这样,才能遏制愈演愈烈的职务犯罪的卖淫、嫖娼根源。
  2.刑法增设“性贿赂罪”条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由物质上的满足向非物质性的追求转变。这种需求的变化决定了贿赂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改变了以往权钱交易为主的贿赂方法,出现了权与其他非财产利益交易的多种贿赂方法,比如提供性服务、高档娱乐消费或给予高档房屋居住权等等。我国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已无法涵盖今天贿赂犯罪的众多形式,难以适应当今惩治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性贿赂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行贿方式,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资料看,性贿赂犯罪在贿赂犯罪中所占比重呈上升之势,牵涉国家干部级别愈来愈高,由县(处)局级直至省部级干部,人数也越来越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但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贿赂犯罪成为法律漏洞,法院审理性贿赂案件,只能把性服务作为“其他犯罪情节”考虑,刑法打击无力。笔者认为应当设立性贿赂罪条款,理由如下:在性贿赂犯罪中,“性”色彩更为浓厚,“性”成为不法之徒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性贿赂犯罪与一般贿赂犯罪相比,其一旦既遂,受贿者可以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同时受贿者与异性之间的不正当性关系的持续,会影响家庭的稳固,成为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的起因,需要刑法调整;从世界范围看,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且在各自的刑法典中明确予以制定,适应世界趋势我国刑法中也应规定性贿赂罪;从历史上看,性贿赂的概念早在我国《唐律•职制篇》第53条中就有规定,而现在我国刑法受贿罪却将非财物贿赂排除在外,范围过于狭窄。因此,有必要增设性贿赂罪罪名,以便打击官员的涉性犯罪。
  责任编辑 宋桂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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