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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堂因清文宗咸丰御笔“清华园”而得名，如今这块匾额被置于了工字厅之上，昔日的皇家园林成为了学校领导的办公场所。4月10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在此处雅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去行政化”重在办学自主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根据这一要求，清华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做些什么？
邓卫：对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清华的总体战略是“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目标，我们2011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即将进入第三个九年，清华要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占据世界领先位置，还有一些关键问题须进一步努力：
第一是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培养高素质、创新性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要成果。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据了世界第二，但还不是世界强国，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弱，而这又受制于基础研究的能力，因此我们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尖端科学领域的研究。
第三，加大改革的力度，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还有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现在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清华会否将“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邓卫：“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总体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级别，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的机构和岗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学校是一个组织，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而管理就要有相应的部门，就要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岗位。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按规律办事，即按教育规律、按人才培养规律办学，按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处理事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要害所在。
具体到措施，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学校要主动向社会宣传，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即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大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政府到百姓，从媒体到社会各界，都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管理部门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让大学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对内，要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多方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使大学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要探索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于现代大学制度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色而定，没有一个模式能拿来克隆，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大学管理制度都各不相同，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国外成功大学的经验来建立。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教授和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科学决策，依法治校。
两岸清华都是中华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提起清华百年，就不由得让人想到清华的近邻北京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各自使命和竞争点有何不同？
邓卫：清华、北大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好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像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剑桥等。这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所应有的表现，不应该是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必须有一批名校、有若干卓越的学校，通过竞争促进发展。清华、北大在中国承担着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
清华和北大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还曾合并为一校，共同创造了一段战时教育的辉煌。在1952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原有的文、法、理三学院，几乎全部调整到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由此形成的学术渊源和文化传统是两校共同的骄傲，这也是和国外的“双子星座”不同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定位大陆清华和台湾新竹清华的关系？
邓卫：两校同根同源，梅贻琦校长曾经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训，“行胜于言”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风。我去台湾访问的时候，看到新竹清华还在校内专门做了一个二校门的缩微版，就是希望把清华的传统在宝岛台湾继续生根发展。
不过，两校的学科结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更不一样。不同的办学方法只要能服务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应该肯定的。两岸清华虽然地处两地，但是都以自己办学成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清华大学邀请全球领域的一流学者对清华的某些学科进行了专业的国际评估，通过这次评估是否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无具体的改进措施？
邓卫：评估专家都是随机听课和随机与师生交流，不用事先打招呼，完全客观真实并附有书面中肯的评估意见。通过十几个学科的评估，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感觉到了，但不那么深刻，或者有些隐藏住了，没有发现，又或是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是通过评估鉴定后调整了改进的力度。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还会坚持国际评估这个办法，通过同行的评议，使自己发展得更好。
至于具体的改进措施，我本人作为建筑学院的教授有两点比较深的体会。一个是我们的青年教师的发展前景与待遇相关，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大学里不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人才的流失将会非常严重。国外专家对此问题看得很犀利，我们目前青年教师的薪资水平、住房条件、科研经费等都不是那么理想，大学对优秀青年教师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另外一个是外国专家感叹处于城镇化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清华建筑学院提供了参与很多重大工程的机会，比如，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但是反过来，因为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我们更不能放弃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作为大学还是应该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不能有偏废。
大学要领先，就要在理论上有建树。就像是我们以前建筑系的鼻祖梁思成先生，梁先生的最大功绩不是建造了多少座房子、设计了多少项目，而是他第一次系统和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史，通过系统梳理给这个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去行政化”重在办学自主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根据这一要求，清华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还要做些什么？
邓卫：对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清华的总体战略是“三个九年，分三步走”，即第一个九年（1994—2002）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目标，我们2011年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即将进入第三个九年，清华要想全面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占据世界领先位置，还有一些关键问题须进一步努力：
第一是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培养高素质、创新性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第二，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要成果。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据了世界第二，但还不是世界强国，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弱，而这又受制于基础研究的能力，因此我们更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尖端科学领域的研究。
第三，加大改革的力度，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还有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现在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清华会否将“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之一？
邓卫：“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总体是对的，但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级别，去掉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的机构和岗位，这是不对的。因为学校是一个组织，任何组织都需要管理，而管理就要有相应的部门，就要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岗位。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按规律办事，即按教育规律、按人才培养规律办学，按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来处理事务，这才是“去行政化”的要害所在。
具体到措施，主要是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外，学校要主动向社会宣传，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即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大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政府到百姓，从媒体到社会各界，都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管理部门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让大学拥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对内，要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多方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使大学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要探索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于现代大学制度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特色而定，没有一个模式能拿来克隆，美国、日本、俄罗斯的大学管理制度都各不相同，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也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国外成功大学的经验来建立。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教授和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民主参与的积极性，科学决策，依法治校。
两岸清华都是中华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提起清华百年，就不由得让人想到清华的近邻北京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各自使命和竞争点有何不同？
邓卫：清华、北大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好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像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剑桥等。这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所应有的表现，不应该是一枝独秀，一花独放。必须有一批名校、有若干卓越的学校，通过竞争促进发展。清华、北大在中国承担着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使命。
清华和北大在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还曾合并为一校，共同创造了一段战时教育的辉煌。在1952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原有的文、法、理三学院，几乎全部调整到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科院系调整到清华，由此形成的学术渊源和文化传统是两校共同的骄傲，这也是和国外的“双子星座”不同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定位大陆清华和台湾新竹清华的关系？
邓卫：两校同根同源，梅贻琦校长曾经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训，“行胜于言”是我们两校共同的校风。我去台湾访问的时候，看到新竹清华还在校内专门做了一个二校门的缩微版，就是希望把清华的传统在宝岛台湾继续生根发展。
不过，两校的学科结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更不一样。不同的办学方法只要能服务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是应该肯定的。两岸清华虽然地处两地，但是都以自己办学成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耀。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清华大学邀请全球领域的一流学者对清华的某些学科进行了专业的国际评估，通过这次评估是否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无具体的改进措施？
邓卫：评估专家都是随机听课和随机与师生交流，不用事先打招呼，完全客观真实并附有书面中肯的评估意见。通过十几个学科的评估，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以前感觉到了，但不那么深刻，或者有些隐藏住了，没有发现，又或是有些问题发现了，但是通过评估鉴定后调整了改进的力度。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还会坚持国际评估这个办法，通过同行的评议，使自己发展得更好。
至于具体的改进措施，我本人作为建筑学院的教授有两点比较深的体会。一个是我们的青年教师的发展前景与待遇相关，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大学里不能获得较好的待遇，人才的流失将会非常严重。国外专家对此问题看得很犀利，我们目前青年教师的薪资水平、住房条件、科研经费等都不是那么理想，大学对优秀青年教师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另外一个是外国专家感叹处于城镇化大发展时期的中国，为清华建筑学院提供了参与很多重大工程的机会，比如，奥运会、世博会、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但是反过来，因为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建设时期，我们更不能放弃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作为大学还是应该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不能有偏废。
大学要领先，就要在理论上有建树。就像是我们以前建筑系的鼻祖梁思成先生，梁先生的最大功绩不是建造了多少座房子、设计了多少项目，而是他第一次系统和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建筑史，通过系统梳理给这个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