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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贫困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马克思认为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方法，构成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关于生产力、人民主体和共同富裕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性、持续性、系统性为重点的贫困治理理论，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下建构了科学的习近平扶贫理论体系。
关键词： 习近平;扶贫理论;反贫困;多维合力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2.07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古培霖.习近平扶贫理论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J].克拉玛依学刊，2019（2）37-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贫困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立足于我国的贫困现状提出了治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推行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1]，这对中国乃至世界贫困地区的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国内关于习近平扶贫理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其形成过程和理论内涵的探讨;在此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结合实际对其实践路径和时代价值展开了论述;而关于该理论的来源研究多数是作为文章中的某一部分出现并做简单梳理，并且多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进行整体性研究，直接以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切入点进行探讨的文献则较少。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出发，学习习近平扶贫理论，不仅有助于把握脱贫工作的本质内涵、确保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而且为世界上广受贫困问题困扰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消除贫困的方向，同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核心内容
贫困问题在人类社会存在已久，但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纳入理论研究领域。工业革命后，社会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工人的贫困问题也越发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深入分析社会贫困问题，追根溯源，对工人贫困现状的根源和解决路径进行了深刻阐述。
（一）贫困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现象入手揭示了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提出了关于“劳动的异化”理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41也就是说，劳动和工人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逻辑联系：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反而会越贫穷，而且凡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最终都会脱离工人自身而独立存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劳动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关系紧密相连，在这种关系的支配下，工人长期处于被剥削的生产地位，其创造出来的社会价值也被资本家无情占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现象便是由此发端。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和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联系在一起，推导出工人贫困的演进过程。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占用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雇佣关系的存在则是为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提供便利的窗口。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不断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力度，工人也就越发贫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立的一极，即在生产资本本身的阶级方面，是贫穷、劳动折磨、无知、粗野、道德堕落和受奴役的积累”[3]259。马克思认为贫困积累与资本积累相生相伴，其中资本积累来自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雇佣劳动制则是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载体，根源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因此，一切的贫困问题皆在私有制胚胎中得到生长。
（二）消除贫困的路径
马克思在揭露贫困产生的根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进一步探索了贫困的消除路径。其一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始终发挥着作用，要想彻底摆脱贫困问题，首先要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其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除贫困提供物质保障。马克思认为不自愿的分工其实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要使这种“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消灭，“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2]86。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情况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得到巩固和稳定，分工“异化”的现象才会消除，社会财富才能进一步充分涌流。其三是强调人的主体作用。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变革和创造历史的主体，在解决资本主义贫困问题中自然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身的发展壮大，才能消除各种“异化”现象，当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3]269-270，这也就强调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以自身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而消除贫困现象。其四是以共同富裕作为消除贫困终极目標。贫困的对立面是富裕，但并不只停留在富裕的表层，而是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使用共同富裕这一词语，而是指出“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2]237，说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必须要实行财产公有制，才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4]633，贫困问题才能得到根治。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揭示了当时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源，为当时社会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解决途径。虽然他没有直接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为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方向，对社会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便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科学内核基础上，提出了治理贫困问题的新方案。 二、习近平扶贫理论的逻辑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阐明了“六个精准”①“五个一批”②以及解决消除贫困过程中产生的“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建立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习近平扶贫理论体系。
（一）以社会制度体现扶贫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5]219，只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扶贫工作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开端。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扶贫本质与我国的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并对扶贫问题提出了清晰的定位和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始终是党的重要使命，它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同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以精准定位作为扶贫关键
精准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政策的核心，也是脱贫攻坚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期，需要改变传统“漫灌式”的扶贫方式，进行“靶向式”扶贫。要求在扶贫工作中要做好“六个精准”工作，即要明确锁定每一个贫困个体，辨别其贫困类型和贫困原因，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帮其制订脱贫方案，保证人、物、力都各尽其用，同时动态追踪个体的脱贫效果，确保脱贫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总之，必须保证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及各分层的精准，精准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思想。
（三）以制度建设作为扶贫保障
为了高效落实扶贫工作、解决扶贫突出问题、确保政策良好成效，必须以制度建设作为安全保障。一是落实扶贫责任制，要“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6]，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明确自身责任范围，对扶贫工作进展主动进行阶段性研究讨论;同时要求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切实履行扶贫第一负责人职责，以遍访形式深入对象、更新资料、解决问题，落实扶贫政策。二是完善考核评估制，强调应该以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扶贫工作的考核目标，把地方领导干部的目光转移到扶贫的长期成效上来，提高扶贫工作完成效益。三是强化监察管理制，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一方面要防止扶贫资金、资源领域出现贪污腐败现象;另一方面要防止部分领导干部精神懈怠，阻碍扶贫工作深入开展。这些不良作风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坚决守好扶贫底线。
（四）以多维合力作为扶贫推力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7]，着重强调在扶贫大格局中三个主体的作用。一是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首先要勇担扶贫责任、注重安排规划、加强宏观管理，为扶贫工作提供环境和物质条件。二是区域的协调作用。主要强调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助和对口援助，开展区域合作项目，为扶贫工作注入新鲜活力。三是民间力量的帮扶作用。鼓励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企业、民间组织到贫困地区点对点帮扶以及优秀的社会人才深入贫困地区投身扶贫事业。总之，就是动员全部社会力量向贫困地区投放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五）以内源自助作为扶贫动力
贫困户和贫困地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对象和中心，只有增强其“造血功能”才能保证脱贫工作的长期有效。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扶贫，这主要针对贫困地区，根据贫困地区的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投资优势产业，提高地区经济生产能力。二是思想扶贫，即“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6]。“扶志”是指提高贫困对象的思想觉悟，培养其脱贫的信心和决心;“扶智”则是指注重贫困地区的教育，使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教育增强就业、创业能力，防止贫困问题的代际传递。总之，其根本是通过提升贫困对象自身发展水平来强化其脱贫能力，以“授人以渔”使其真正摆脱贫困。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为中心给予脱贫问题精准定位，强调贫困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以“精准”二字作为线索串联治贫策略始终，保证扶贫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以加强制度规范扶贫过程，确保扶贫政策的高效性;以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深化扶贫工作，强化脱贫工作的可持续性。该理论逻辑严密、系统科学，再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习近平扶贫理论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辩证理性地看待中国贫困问题，指明了当代中国治贫新关键、新方向，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严密的习近平扶贫理论。该理论是中国贫困问题现状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紧密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一）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
第一，延续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发展生产力的消除贫困途径。马克思认为贫困的根源产生于私有制，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而且是进一步稳定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宝，由此马克思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消除贫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治贫精神基础上，将其发展为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贫困的钥匙。以地区所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地区发展优势，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二是将保护生态与脱贫相结合，实现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209，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們对生活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扶贫实践中不仅重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工作，而且要加强对该地环境的保护力度，同时解决好生态、贫困两大难题。
第二，延续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坚持人民主体的消除贫困途径。马克思强调在消除贫困过程中应发挥人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贫困现象，这一方法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合力扶贫”和“内源扶贫”的观点中。一是强调社会群体的扶贫作用，集聚民众的力量为贫困地区的发展贡献人力、物力、财力。二是强调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充分发挥贫困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使其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自主脱贫;另一方面防止贫困问题代际传递，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为贫困对象的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总之，需充分发挥社会群体和贫困对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消除贫困问题。 第三，延续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以社会制度为关键、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消除贫困途径。马克思认为共同富裕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基础，也是消除贫困问题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辩证地分析了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消除贫困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消除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对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更具优势。对此，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进小康社会。
（二）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创新
第一，注重治贫工作的精准性。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扶貧方式很好地改善了区域贫困问题，但也出现了资源浪费等缺点。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强调精准性，充分挖掘当地资源，再结合外部的供给力量，量体裁衣，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政策，同时加强对贫困对象的动态化管理和扶贫政策的监察力度。对扶贫过程进行精确度量，有效防范了资源浪费、虚假扶贫、贫困易返等问题的发生，将贫困问题连根拔起。
第二，突出治贫工作的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将治贫问题的时间节点定在了2020年，但他也认识到脱贫工作开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提到“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擅自拔高标准、提不切实际的目标”[6]，指出在脱贫工作中既要防止假脱贫、怕脱贫，也要注意扶贫对象和非扶贫对象中出现新的差异。外力扶贫、制度建设、内源动力等扶贫措施也是为了保证脱贫长期持续进行而制定的举措。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是一项需要持续完成的事业，因此在整个过程中都要保证其完成的质量。
第三，强化治贫工作的系统性。这主要指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中的“制度建设”和“多维合力”扶贫思路。一方面强调制度建设的系统性。以扶贫责任制落实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以考核评估制优化扶贫工作的考核程序和方法，以监察管理制保证扶贫政策对口落到实处。三层制度系统覆盖扶贫工作总过程，确保贫困问题解决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强调“多维合力”的系统性。不仅和传统扶贫模式同样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注重其他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区域之间协助帮扶和企业、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工作的开展。以三个主体构成系统的帮扶力量，再从各个层面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实施，使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得到保证。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延续和创新。他继承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关于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目标等观点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其基本内涵，以扶贫工作开展的精准性、持续性、系统性为突破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扶贫理论体系，创新了贫困治理理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贫困治理的新方案。
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扶贫工作开展的艰巨性和严峻性仍不容小觑。深入学习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的逻辑框架、探究其理论中蕴含的马克思反贫困精神，不仅是我国扶贫工作深入推进的重要保证，而且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价值性的必然要求。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做到扶真贫、真扶贫，一定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举步迈进小康社会的目标。
注释：
①“六个精准”是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②“五个一批”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N].光明日报，2018-08-20（2）.
[7]习近平谈扶贫[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9-01（7）.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关键词： 习近平;扶贫理论;反贫困;多维合力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9.02.07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古培霖.习近平扶贫理论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J].克拉玛依学刊，2019（2）37-4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贫困问题予以高度重视，立足于我国的贫困现状提出了治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推行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1]，这对中国乃至世界贫困地区的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国内关于习近平扶贫理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其形成过程和理论内涵的探讨;在此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结合实际对其实践路径和时代价值展开了论述;而关于该理论的来源研究多数是作为文章中的某一部分出现并做简单梳理，并且多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进行整体性研究，直接以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为切入点进行探讨的文献则较少。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出发，学习习近平扶贫理论，不仅有助于把握脱贫工作的本质内涵、确保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而且为世界上广受贫困问题困扰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消除贫困的方向，同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核心内容
贫困问题在人类社会存在已久，但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纳入理论研究领域。工业革命后，社会上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工人的贫困问题也越发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深入分析社会贫困问题，追根溯源，对工人贫困现状的根源和解决路径进行了深刻阐述。
（一）贫困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现象入手揭示了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提出了关于“劳动的异化”理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2]41也就是说，劳动和工人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逻辑联系：工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反而会越贫穷，而且凡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最终都会脱离工人自身而独立存在。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劳动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关系紧密相连，在这种关系的支配下，工人长期处于被剥削的生产地位，其创造出来的社会价值也被资本家无情占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现象便是由此发端。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和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联系在一起，推导出工人贫困的演进过程。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占用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雇佣关系的存在则是为资本家掠夺剩余价值提供便利的窗口。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不断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力度，工人也就越发贫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立的一极，即在生产资本本身的阶级方面，是贫穷、劳动折磨、无知、粗野、道德堕落和受奴役的积累”[3]259。马克思认为贫困积累与资本积累相生相伴，其中资本积累来自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雇佣劳动制则是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载体，根源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因此，一切的贫困问题皆在私有制胚胎中得到生长。
（二）消除贫困的路径
马克思在揭露贫困产生的根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进一步探索了贫困的消除路径。其一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始终发挥着作用，要想彻底摆脱贫困问题，首先要用暴力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其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除贫困提供物质保障。马克思认为不自愿的分工其实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要使这种“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消灭，“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2]86。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情况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得到巩固和稳定，分工“异化”的现象才会消除，社会财富才能进一步充分涌流。其三是强调人的主体作用。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变革和创造历史的主体，在解决资本主义贫困问题中自然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只有依靠自身的发展壮大，才能消除各种“异化”现象，当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3]269-270，这也就强调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所起的中心作用，以自身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而消除贫困现象。其四是以共同富裕作为消除贫困终极目標。贫困的对立面是富裕，但并不只停留在富裕的表层，而是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使用共同富裕这一词语，而是指出“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2]237，说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必须要实行财产公有制，才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4]633，贫困问题才能得到根治。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揭示了当时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源，为当时社会的贫困问题提出了解决途径。虽然他没有直接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为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方向，对社会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便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科学内核基础上，提出了治理贫困问题的新方案。 二、习近平扶贫理论的逻辑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地阐明了“六个精准”①“五个一批”②以及解决消除贫困过程中产生的“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建立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习近平扶贫理论体系。
（一）以社会制度体现扶贫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5]219，只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扶贫工作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开端。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扶贫本质与我国的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并对扶贫问题提出了清晰的定位和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始终是党的重要使命，它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同时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以精准定位作为扶贫关键
精准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政策的核心，也是脱贫攻坚战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期，需要改变传统“漫灌式”的扶贫方式，进行“靶向式”扶贫。要求在扶贫工作中要做好“六个精准”工作，即要明确锁定每一个贫困个体，辨别其贫困类型和贫困原因，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帮其制订脱贫方案，保证人、物、力都各尽其用，同时动态追踪个体的脱贫效果，确保脱贫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总之，必须保证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及各分层的精准，精准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思想。
（三）以制度建设作为扶贫保障
为了高效落实扶贫工作、解决扶贫突出问题、确保政策良好成效，必须以制度建设作为安全保障。一是落实扶贫责任制，要“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6]，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明确自身责任范围，对扶贫工作进展主动进行阶段性研究讨论;同时要求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切实履行扶贫第一负责人职责，以遍访形式深入对象、更新资料、解决问题，落实扶贫政策。二是完善考核评估制，强调应该以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扶贫工作的考核目标，把地方领导干部的目光转移到扶贫的长期成效上来，提高扶贫工作完成效益。三是强化监察管理制，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一方面要防止扶贫资金、资源领域出现贪污腐败现象;另一方面要防止部分领导干部精神懈怠，阻碍扶贫工作深入开展。这些不良作风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坚决守好扶贫底线。
（四）以多维合力作为扶贫推力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7]，着重强调在扶贫大格局中三个主体的作用。一是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首先要勇担扶贫责任、注重安排规划、加强宏观管理，为扶贫工作提供环境和物质条件。二是区域的协调作用。主要强调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助和对口援助，开展区域合作项目，为扶贫工作注入新鲜活力。三是民间力量的帮扶作用。鼓励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企业、民间组织到贫困地区点对点帮扶以及优秀的社会人才深入贫困地区投身扶贫事业。总之，就是动员全部社会力量向贫困地区投放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五）以内源自助作为扶贫动力
贫困户和贫困地区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对象和中心，只有增强其“造血功能”才能保证脱贫工作的长期有效。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扶贫，这主要针对贫困地区，根据贫困地区的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投资优势产业，提高地区经济生产能力。二是思想扶贫，即“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6]。“扶志”是指提高贫困对象的思想觉悟，培养其脱贫的信心和决心;“扶智”则是指注重贫困地区的教育，使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教育增强就业、创业能力，防止贫困问题的代际传递。总之，其根本是通过提升贫困对象自身发展水平来强化其脱贫能力，以“授人以渔”使其真正摆脱贫困。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为中心给予脱贫问题精准定位，强调贫困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以“精准”二字作为线索串联治贫策略始终，保证扶贫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以加强制度规范扶贫过程，确保扶贫政策的高效性;以外在推力和内在动力深化扶贫工作，强化脱贫工作的可持续性。该理论逻辑严密、系统科学，再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习近平扶贫理论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辩证理性地看待中国贫困问题，指明了当代中国治贫新关键、新方向，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严密的习近平扶贫理论。该理论是中国贫困问题现状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紧密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一）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
第一，延续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发展生产力的消除贫困途径。马克思认为贫困的根源产生于私有制，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而且是进一步稳定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宝，由此马克思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消除贫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马克思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治贫精神基础上，将其发展为以下两个层次：一是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贫困的钥匙。以地区所长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地区发展优势，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二是将保护生态与脱贫相结合，实现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209，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們对生活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扶贫实践中不仅重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工作，而且要加强对该地环境的保护力度，同时解决好生态、贫困两大难题。
第二，延续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坚持人民主体的消除贫困途径。马克思强调在消除贫困过程中应发挥人的积极作用来消除贫困现象，这一方法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合力扶贫”和“内源扶贫”的观点中。一是强调社会群体的扶贫作用，集聚民众的力量为贫困地区的发展贡献人力、物力、财力。二是强调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充分发挥贫困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使其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自主脱贫;另一方面防止贫困问题代际传递，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为贫困对象的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总之，需充分发挥社会群体和贫困对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消除贫困问题。 第三，延续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以社会制度为关键、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消除贫困途径。马克思认为共同富裕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基础，也是消除贫困问题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辩证地分析了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消除贫困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消除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对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更具优势。对此，他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进小康社会。
（二）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创新
第一，注重治贫工作的精准性。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扶貧方式很好地改善了区域贫困问题，但也出现了资源浪费等缺点。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强调精准性，充分挖掘当地资源，再结合外部的供给力量，量体裁衣，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政策，同时加强对贫困对象的动态化管理和扶贫政策的监察力度。对扶贫过程进行精确度量，有效防范了资源浪费、虚假扶贫、贫困易返等问题的发生，将贫困问题连根拔起。
第二，突出治贫工作的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将治贫问题的时间节点定在了2020年，但他也认识到脱贫工作开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提到“既不能降低标准，也不能擅自拔高标准、提不切实际的目标”[6]，指出在脱贫工作中既要防止假脱贫、怕脱贫，也要注意扶贫对象和非扶贫对象中出现新的差异。外力扶贫、制度建设、内源动力等扶贫措施也是为了保证脱贫长期持续进行而制定的举措。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是一项需要持续完成的事业，因此在整个过程中都要保证其完成的质量。
第三，强化治贫工作的系统性。这主要指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中的“制度建设”和“多维合力”扶贫思路。一方面强调制度建设的系统性。以扶贫责任制落实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范围，以考核评估制优化扶贫工作的考核程序和方法，以监察管理制保证扶贫政策对口落到实处。三层制度系统覆盖扶贫工作总过程，确保贫困问题解决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强调“多维合力”的系统性。不仅和传统扶贫模式同样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且注重其他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区域之间协助帮扶和企业、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工作的开展。以三个主体构成系统的帮扶力量，再从各个层面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实施，使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得到保证。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延续和创新。他继承了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关于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目标等观点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延伸了其基本内涵，以扶贫工作开展的精准性、持续性、系统性为突破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习近平扶贫理论体系，创新了贫困治理理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贫困治理的新方案。
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扶贫工作开展的艰巨性和严峻性仍不容小觑。深入学习马克思反贫困理论、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的逻辑框架、探究其理论中蕴含的马克思反贫困精神，不仅是我国扶贫工作深入推进的重要保证，而且是凸显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价值性的必然要求。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理论，做到扶真贫、真扶贫，一定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举步迈进小康社会的目标。
注释：
①“六个精准”是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②“五个一批”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N].光明日报，2018-08-20（2）.
[7]习近平谈扶贫[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9-01（7）.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