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规模接见

　　何伟来了。自2011年以来，他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了3本书，这是他第一次大规模“接见”自己的读者——有读者评论，他走的是“群众路线”，写的是新时代的“红宝书”。中国人直言不讳对他的喜爱和崇拜，他们拿着英文版、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的何伟作品，排在长队里等待签名，像是捧着不同版本的写作圣经。即使已经提前得知在北京、上海8天的行程里，自己要面对十几家媒体专访，几乎每天都有公开活动，何伟仍然对自己受到的欢迎感到惊讶。每次他都需要在人群中间劈开一条小路，才能走到所有目光的中心。这种时候，他会露出慌张的表情，像一只兔子走错了森林。
　　在单向街书店演讲之前，他先躲在会场旁边的小黑屋里吃饭。门没有闭紧，书和目光不时从门缝里钻进来，想看他一眼，请他签名。其中包括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白天刚采访过他，再来追问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到底怎么定义非虚构写作？”“你是什么星座的？”何伟是双子座，“我也是属鸡的”——他补充。但前一个问题很难说清，旁边的张彦（Ian Johnson，自由撰稿人）替他回答：“偷别人的故事，然后卖钱。”
　　“当明星的感觉怎么样？”趁他吃饭的时候我问。这只兔子赶快把眼神移开，指向他的朋友张彦，“他才是真正的明星，他是美国的篮球明星。”这个笑话并不好笑，他只好改换策略，“他以前是我的老板，在《华尔街日报》，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我找不到工作，他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500美金，我说的是真的。”他好像很怕因为自己前面的玩笑而影响后面这句的真实性。“一个失败的美国人，”张彦又补了一句。

　　何伟说中文的时候像是含着枣核，总是不恰当地在每句话的结尾处加一个“的”字。出版社为他准备了翻译，当他流露出迟疑的表情，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孩就会上前几步，准备帮忙，但何伟一般很快反应过来，她又退回去。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书评人云也退写过的一篇对《奇石》的书评，题目是《故事一点点飘来，何伟远在天边》，稍作改动，就可以用来形容这个场景：翻译一点点飘来，何伟近在眼前。他最近3年都住在埃及，学阿拉伯语，关心那里的考古和政治。之所以坚持写作异国，是因为前一辈的非虚构作家快把美国写尽了，何伟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机会，中国的发展速度、埃及的政治变革——这些变化是世界的新东西。
　　回答有些问题时，他的标准答案是，“我的看法不是很重要，说中国什么好什么不好，不是我的工作。”或者索性反问对方，然后掏出自己的笔记本，反客为主进入采访状态。有人问新书名字为什么叫《奇石》，是否意在影射奇形怪状的中国，他回答，只是觉得Strange Stone英文发音比较好听——也可能是他不愿承认这重隐喻。有人问，你怎么看待当今中国传统的失落、迷失的信仰、空虚的幸福感，他不接招。只要他一提到某些敏感词，不论是时间还是地名，就会产生并非出于他本意的幽默效果。甚至，他只要一开口，哪怕对着话筒“喂”一声，现场就发出笑声。他好像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幕，在第一本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大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您对转基因怎么看？”媒体群访中，一位记者提问。何伟终于需要请翻译来解释“转基因”这个词，然后说，“在埃及，我更怕的是枪炮、暴力，而不是食品。有吃的东西，我都高兴。”“转基因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在很严峻，在中国也是如此，您难道不关注吗？作为一个美国人。”女记者右手支着下巴，旁若无人，直勾勾地盯着何伟。“您会吃转基因的东西吗？”两缕卷发挡住了她的脸，她拿出电视主持人专访时的样子，继续请对方表态。何伟只好说，“我不是一个担心太多的人。”群访结束后，他才忍不住用英语跟朋友说了一句脏话，“那简直是我从未担心过的事情。”

二、群众路线

　　何伟来了。他刚喝了一听可乐，穿着格子衬衣、军绿色的阔腿裤、登山鞋，单肩背着一个双肩包，一副标准的美国中部人的样子。他是刚旅行回来吗？有人悄悄议论。他大学时就开始自助旅行，横穿欧亚大陆，后来长期居住在中国、埃及，为了写作而旅行。这身装扮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标志，甚至有网友评论，一个好记者都是像他那样，永远背着双肩包。跟在他后面上台的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主办方在筛选的时候，已经拒绝了许多专程为刘瑜而来的报名者，但人群中依然蹦出一句粉丝的呐喊——“女神！”
　　只有参加GQ杂志主办的活动时，何伟才穿上西装、皮鞋，打上领带，不如商界、娱乐圈的名流们穿得讲究，但比中国作家、记者们体面得多。活动一结束，他就立刻找地方把这身行头脱掉，换上之前那一套，穿着短裤，走出人群。这让我想起他初到四川涪陵时的一段轶事，学校正好举办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集会，安排何伟和市长、党委书记坐在主席台上，还要起立合影。他本来是准备出去郊游，穿着短裤和T恤，这下只好红着脸，“努力把两条光腿藏在桌子底下”。
　　他有很强的“混”的能力。在中国住了14年，学会给人递烟，陪人喝酒，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不喜欢采访精英，因为“我语言水平不高，知识分子不愿意跟好笨的外国人谈话，在埃及也是这样，所以我不找知识分子谈。”农村来的人对他更有耐心。何伟说，有一些埃及人的受教育水平很高，能讲三四门语言，但他们从未去过上埃及，那里主要是农业区。何伟在演讲中反复说起一个垃圾清理工，他能根据捡来的垃圾分辨主人的职业和收入，听说何伟懂中文，他拿着一个写了几个汉字的药瓶来请教他，何伟告诉他，那是一瓶伟哥。“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是文盲，不认字，但他的听力特别好，观察力很强。”他将成为何伟正在写的埃及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
　　这次主办方请来的对谈嘉宾，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精英。“中国的底层真的有那么奇妙，能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吗？我对此有点怀疑。”刘瑜说。她认为，中国的底层是整齐划一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应该予以同情性的理解，但这不包括其中那些“理性的无知”——用保持无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人。她原本笑着称呼“何伟老师”，最后还是决定改口，叫他“何伟同学”。
　　何伟没有选择学术写作的原因，就是他不喜欢那些自我论证的理论和互相缠绕的句子，他更习惯于讲故事。就连回答问题时，他也总是用故事作为答案，像一个巨石朝他滚过来，他默默地捡起一块小石头丢回去。他发现中国人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而美国的搬家工人、酒吧的过客很容易跟他聊起私人话题，尽管他们的话不能全信。
　　主持人问他，怎么回应刘瑜。也许他没有听懂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对不起。”这次他连石子都懒得扔。
　　“人家可能不想听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话过三巡，刘瑜又回到这里。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背后却清晰可见两条路线的分离。
　　何伟其实也是一个标准的精英，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英文和写作，在牛津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遇到中国同行，他最关心的是他们最近在读什么书，有什么人写了好作品。“一般来说，我读虚构的作品更多，”何伟说，他能从中汲取更多关于结构和风格的营养，而“很多记者写得不是太自然”。他更愿意用作家来形容自己。《江城》《寻路中国》两本书的豆瓣评分都在9分以上，超过了他所仰慕的杜鲁门·卡波特、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作品。平均销量20万，也是非常傲人的成绩，虽然比不上柴静。
　　这次回中国，他最大的感想是，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反思精神。这其中包括许多具体的夸奖——图书市场很蓬勃，有很多爱看书的年轻人，记者的提问更有水平……这话是明显的客气，因为在和中国媒体人聚会的场合里，他明确表达过对一些同行的鄙夷。他在美国用“傻逼”的拼音注册了一家公司，为同是自由职业的夫妇俩解决医保。他用这个词自嘲，也用来讽刺那些笔力不佳的记者，不管他们是向海外狭隘地报道中国，还是向中国狭隘地报道世界。
　　何伟的确拥有两种或多种语气。饭桌上谈起妻子张彤禾，他会先说，“她很厉害！”——这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不像是对一个好老婆的评价，然后很快补充，“她有思想，独立”——在英语世界中这绝对是一句夸奖。
　　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主动还是被动的人，他身上有一种游移的调和的气质。待人客气，又保持距离。不习惯成为主角，但也不怯场。很多真实的观点和情绪不会轻易表露，更不会写进书里。频繁提问，但很难判断他想从你身上获得什么。他写中国，中国记者也前赴后继地写他——像一场远距离马拉松式的恋情。我主动向他缴械投降，他反过来替我出主意，“你可以创造。你可以说，做演讲之前，亲眼看到他和他的朋友张彦在房间里吸毒。”小黑屋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所有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他很少笑，这倒完全符合讲笑话的标准，逗别人笑的时候自己千万不能先笑。他计划给《纽约客》写一写他这次重回中国的经历，我听了又惊又喜，赶在他之前，先把这个细节用在这里。
　　《江城》的结尾，也就是何伟那次中国之旅的结尾，他事无巨细地记述了那次告别——最后一顿饭，和人们的谈话，天气，城市的雨景，学生们来送他上船，“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他的描写渐渐变得柔情而浪漫，唯独只字不提自己的情绪。为了求证这个细节，我也成为逼问何伟的中国记者之一，我想知道他到底哭了没有。他支吾了半天，仿佛这是一个重要的秘密，然后才委婉地说，“我可能哭了，但是我的同事没哭，他比我厉害。”在《寻路中国》里，他同样没有写出他与魏子淇一家的告别，据说那时他更伤心，痛哭了一场，尽管他内心确信自己肯定会再回来。现在他回到北京，回想当时离开涪陵的心情，“我是特别悲伤的。因为过得好幸福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去的。”

三、个人主义

　　何伟来了。张博文已经等了他很久，前两场活动的报名他都错过了。傍晚开始的活动，他中午就赶到现场，而且有人比他更早，专门请了一天假，一早就来了。从顺义、通州坐两小时地铁赶来的人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来自更远的天津、上海、杭州，他们坐着、站着，把何伟团团围住。张博文帮自己大学笔译课的裴老师占了一个位子，两人坐在角落里。
　　这是何伟这次“衣锦还乡”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他的状态不错，原定20分钟的演讲，讲了40分钟。这份演讲稿他已经用了不下4次了。提问环节，裴老师想请何伟把原稿送给她，她告诉何伟，她在自己的课上推荐他的作品，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就以他为题，还有一位因为看了他的书，决定去考研读新闻系。
　　其实张博文一直都对新闻有兴趣，只是高考填志愿时被家长劝住了。他们认为新闻这一行门槛太低，对就业不利，最后报了对外经贸大学的会计专业，差3分没被录取。实际上他考得不错，除了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几所大学以外，考取其他学校没有太大问题，但对外经贸大学那一年的分数线比往年提高不少，让这个原本保守的选择，突然成了冒险。志愿填报过程是高考这辆过山车的最后一节。张博文被调剂到北方化工大学英语系。“学这么多年，肯定就是想考个好成绩，”在一个理工科学校，文科专业总显得边缘，张博文刚进校时有一段时间陷入了自我封闭。
　　“感觉他不是特别外向，有点木讷，”终于见到自己的偶像，张博文说，他认为何伟在书里更加幽默一些。他从小喜欢篮球，原本只想做一个体育记者，读了何伟之后，发现还有许多可以写，就像何伟写姚明，写的不只是体育。“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这话用在从黑龙江来北京上学的张博文身上，同样贴切。“他写的比说的好，”张博文感觉，“毕竟是商业活动，准备不会太充分，演讲内容给我的触动不是很大。还是读他的书吧。”
　　张博文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读完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英文版，读得比老师还快。每本都花掉人民币近百元。泛读课上要求每周读一本原文小说，狄更斯一类的经典，他都是在网上找电子书，或者复印，但何伟的书被他归入值得收藏的那类。一来文字简练，可以提高英语水平；二来，对他日后从事记者这个行业有所激励——他好像羞于用“新闻理想”这样的字眼。
　　考研期间，他在论文库里读到一篇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博士论文，里面把何伟的书作为一个反例，论证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又是以《奇石》中那篇讲吃老鼠的《野味》为例。他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觉得何伟对中国人充满感情。背诵新闻史、新闻理论、传播学等专业课之余，他读完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是英文版，他希望通过阅读来巩固自己的英语水平。面试时，他又特意提到《纽约客》，他是这本杂志的固定读者，通过淘宝订阅了全年的电子版——才几十块钱。这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属于新闻专业里的主流媒体。何伟知道，有许多中国读者是通过淘宝认识他的，他签书的时候总会问，你们的书（英文版、繁体字版）从哪儿买的？他刚刚拜访完一位做这门生意的淘宝店老板。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再次见到张博文，他已经报到入学，现在是国际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今年是这所学校的60周年校庆，校园里的许多路都重新挖开、铺过，新生也提前入学，参加庆祝活动的准备。前一天，校庆晚会刚刚结束，他在学校报告厅看了现场直播。晚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两点，从时长和阵容上都堪比春晚，许多活跃在电视上的主持人、明星都回到母校的舞台。“这种文艺活动，更多的是场面上的东西，”张博文说，他对电视媒体没什么兴趣。何伟用文字记下的普通人的故事，更让他感到共鸣。话说到这里，邻座来了一男两女，男孩用手机帮两位女孩拍了合影，然后玩起了手机里的扑克游戏。
　　何伟的观察是：“个人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明显，年轻人经常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张博文也是其中之一，他很上进。本科时就考过了专八，差一分就得了优秀，现在计划找一家外国媒体实习——此前他因为要考驾照，错过了《华尔街日报》的实习生招聘。何伟给他签完名之后，嘱咐他“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但他担心在中国找不到何伟那样的机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待遇，让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且，“如果要留在北京，户口也是一个问题。”他的本科同学大多进入国企、外贸公司当翻译，或者在培训机构教英语。
　　明天就是开学第一天上课——政治课。课表上还有国际关系、世界一流媒体研究、国际新闻采编研究、媒介体制比较等等，都是横跨东西的大命题，有的使用英文授课。学院在入学时就安排他们给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编译新闻，以外事宣传为主，每周一天，每天报酬100元。
　　张博文参加过一个以“中国梦”为题的征文比赛——他总是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用一篇1800字的文章，介绍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记者。他最终没有得奖，获奖者的中国梦是治理环境污染、帮助弱势群体。我请他发来那篇文章，从中摘抄一段记在这里。这是他从自己的英文写作翻译过来的——“我周遭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件提醒着我，生活并不仅仅是几场球赛，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比体育重要得多。于是我又一次改变了我的梦想。现在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更广义的记者。我不仅想写体育，更想写中国，写世界。因为我感到一种使命感，在我们的见证下，中国与世界都在飞速变化。人们仿佛被推进了一个瞬息万变的迷宫。他们眼花缭乱却又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