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民盟盟员。曾任人文学院院长。现兼任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民盟省委常委、湘潭市政协副主席、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出版著作12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曾获首届百名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政府一等功奖章、湖南省十佳师德标兵、省优秀教师等荣誉。
　　
　　吴广平:杨教授,您好!人的一生一点也不遭受挫折、不遭遇坎坷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许多年轻人稍受挫折、稍遇坎坷即束手无策、心灰意冷。听说您青年时期非常坎坷,但您身处逆境仍然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我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面对坎坷的?这种坎坷的经历对您有何影响?
　　杨鹏程:我青年时期的确非常坎坷。我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回乡当教师,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无情的打击”,无数次批斗、抄家,历尽磨难。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当然在劫难逃,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有几次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我高中毕业后正赶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作为知青下乡,整整当了十年农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挺过来了。回头看看,这些挫折和屈辱成了我前进的动力,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始终不相信读书无用;这些挫折和屈辱成了我的精神财富,现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相信没有迈不过的坎——同当年相比,这点困难算什么!
　　
　　吴广平:选择职业就是选择梦想。我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是您梦想开始的地方。您为什么选择了师范院校?选择了教师职业?
　　杨鹏程:我选择师范、选择教师职业,一是因为我出身教师之家,大家庭中先后有12人从事教师职业;二是我认为教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它的崇高在于把自己有限的知识裂变为几千份、几万份让学生分享,它的崇高在于在净化学生灵魂的过程中自己的灵魂也获得了净化。
　　
　　吴广平:在湖南科技大学,您德高望重,是一位深受全校师生尊敬与爱戴的老师。我想请您谈谈您心目中好教师的标准以及对教师职业的理解。
　　杨鹏程:我们都当过学生,也当过学生的家长。作为学生或学生的家长,你希望你的老师、你的子女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这种标准去要求自己,那就是一个好老师。
　　我认为作为一个教师至少要有四个对得住:对得住学生,对得住学生的家长,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这一份薪水。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就是一个好教师的标准。学为人师,要求教师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教育界流传着一句话: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要有一桶水。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桶是有限的,桶里的水被碗舀上几次、几十次就会干涸。而且静止的死水,时间久了就会过期失鲜。准确地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应该是一条源源不断、生生不已的溪流。我认为教学是一种重复劳动,课程和教学内容相对稳定,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要与时俱进,呈螺旋式上升。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地自我充电。
　　
　　吴广平:师德,现在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引起各方的关注、讨论。您认为师德是什么?
　　杨鹏程:如果说警德代表真,医德代表善,艺德代表美,那么师德则是真、善、美的结合。师德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示范性。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思维方式等甚至可以影响学生一生。行为世范,师者范也。诚哉斯言!
　　吴广平:教师的职业是教书育人。教师要始终明确,教书和育人,育人是目的,是根本,教书是工作形式,是达到育人目的的经常化手段,两者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但又不能等同。但现在有的教师只知一味地教书,向学生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忘记了育人。您是怎样理解与践行教书和育人的呢?
　　杨鹏程:教书和育人同等重要。光教书不育人显然不是好教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教师不仅要把渊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用父母般的情怀关心学生。你把学生当亲人,学生也会把你当亲人;你把学生当路人,学生也会把你当路人;你把学生当敌人,学生也会把你当敌人。
　　地理系学生小周大学二年级时患病准备休学,我在公共汽车上偶尔听到这个情况后马上找他谈话,了解到他的病因主要是心理障碍诱发的严重头痛,便多次带他找心理医生咨询治疗,终于帮他征服了疾病。他大学毕业当年即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市工作,多次来函来电向我致谢。
　　学生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歧见,或生活、学习遇到困难都愿意找我倾诉。
　　有一次学生小陈交给我一封长信,信中表达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小陈出生于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父母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仍然一贫如洗,这是他对社会产生歧见的重要原因。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这个学生改变了敌视社会、自暴自弃的消极人生观。
　　2002级一位新生隐瞒自己患乙肝的情况被学校录取,入学后提心吊胆,生怕被学校查出退学。她写信向我求助,称自己“入学8天做了8夜噩梦”。我在收信的当晚就找到这个学生,打消她的顾虑,让她在第9个夜晚做了个美好的梦。次日又带她找到学校医院院长认真复查,发现病情并不严重,经过积极治疗,这位学生摆脱了病魔的阴影。
　　
　　吴广平:教学质量始终是学校教育的生命线。只有牢固构筑教学质量生命线,我们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听说您提高教学质量有一个“绝招”,可以“金针度与人”吗?
　　杨鹏程:也不算什么“绝招”,只是一种征求学生意见的办法罢了。每门课程结束时,我都要求学生给自己的教学写一份鉴定,并要求不写表扬的话,只写批评意见。由于是无记名的,学生畅所欲言。我将这些意见视若珍宝,认真整理,从中了解学生的要求和思想,克服自己教学中的缺点,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改善教学方法。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我讲到这些人物时每每赞叹几句:“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激发学生为家乡而自豪的情感。但1999年开始,学校面向全国招生,一位外省的学生听了这些以后很不以为然,在给我的教学鉴定中批评我是一个“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自己作为外省学生感到“受歧视、受排挤”。我高度重视这一意见,在以后的教学中妥善地处理了湖南和中国、爱乡和爱国的关系。正是这种征求学生意见完善自己教学的方法,使我不断取得进步。
　　
　　吴广平:有的高校教师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处理得不是很理想、很完美,有的重教学、轻科研,有的重科研、轻教学。我知道您始终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教学来带动科研,以科研来促进教学。请您谈谈您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理解。
　　杨鹏程:教学与科研,对于高校教师来说,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科研突出而不能或不善于上课的不是好教师,应该到科学院去当研究员;只能上课不能做科研的不是好的大学教师。科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只介绍别人的东西,自己却毫无研究心得,他的教学效果可能一般。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吴广平:您不但是全国高校名师,而且是全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您的研究弘扬了中国史学关注民生、经世致用的光荣传统,较好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您近十余年来一直沉潜于湖南及荆江—洞庭湖区的灾荒史研究和近代湖南的“三农”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方向集中,特色鲜明,成果叠出,成绩斐然,受到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瞩目。我想请您谈谈,您怎么会选择灾荒史和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作为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
　　杨鹏程:我原来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尤其偏重于辛亥革命史。1998年,洞庭湖区发生特大洪灾。这个在诗人笔下“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的美丽湖泊竟然变脸,显得如此狰狞恐怖。我的家乡只剩下一条公路未被淹没,公路上聚集着无家可归的灾民……当时我就想: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是否可以做点什么来回报哺育过我的洞庭湖?于是便有“洞庭湖区灾荒史及减灾防灾对策研究”课题的提出,试图通过对湖南尤其是洞庭湖地区有史以来各种自然灾害的研究,探讨灾害发生的规律,发生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影响和灾害的伴生物——荒,以及历朝历代减灾、防灾、赈灾、救灾政策措施的成败得失,为研究者提供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
　　早几年学术界研究“三农”问题火热,我也申报了“近代湖南的‘三农’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课题。我当过农民,因此十分关注“三农”问题,关注民生。
　　
　　吴广平:杨教授,您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知名的灾荒史专家,您为我们湖南科技大学赢得了声誉和影响。希望您能做好传、帮、带工作,为我校培养出更多像您一样的名师、名家。如果我们学校有一大批像您这样的著名教授、名牌教师,又何愁我校不欣欣向荣呢!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在教书育人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吴广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邓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