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称《茅屋》）是杜甫寓居成都时的作品，被编选在统编本八年级语文教材。历代方家对此诗多有评点，有赞其布局之妙者：“‘呜呼’一转，固是曲终馀意，亦是通篇大结”（王嗣奭《杜臆》）“末五句，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浦起龙《读杜心解》）“妙竞推开自家，向大处作结，于极潦倒中正有兴会”（杨伦《杜诗镜铨》）;有赞其胸襟广博者：“元气淋漓，自抒胸臆，非出外袭也”（何焯《义门读书记》）“固屋破而思广厦之庇，转说到独破不妨，想见‘胞与’意量”（宋宗元《网师园唐诗笺》）;亦有指其前后描写抒情不协调者：“后段胸襟极阔，然前半太觉村朴……殊不可学”（施补华《岘佣说诗》）。
　　如施氏所言，前段写风雨破屋、村童抱茅，确是“太觉村朴”的“极无聊事”（《唐宋诗醇》）。仅依托纯粹的文本描写情境，理解后段的“安得”感慨，实有抒情逻辑的牵强;教学参考用书得出“渴望广济苍生的博大胸怀”的情感定性，更有简化与误读《茅屋》的偏颇。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是就其写作内容选择与语言风格而言的，这不意味着具体诗句也是简单的现实复现。《茅屋》意象的文学抒写有着强烈的隐喻倾向，这是理顺诗作抒情逻辑的重要节点，也是助推学生读懂诗作、理解杜甫的有效教学抓手。
　　一、茅屋风雨：从杜甫居所到家国时局的隐喻
　　隐喻是人类特有复杂文化行为，其表层运作呈现为言语修辞。作为一种修辞格，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谈论此类事物的语言行为。“谈论”强化隐喻的言语行为本性，“事物”意指任何物体或情状，“暗示”表明隐喻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主体性。两个物体或情状一旦被置于特定的言语或文化情境，或者一个物体、情状在特定言语、文化情境中使人联想到另一物体、情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想象性或现实性联系，借此将言语主体指向目标物体、情状的情绪、思想，凝注在言语呈现的物体、情状之上，隐喻就发生了。理解隐喻，要在了解“此类事物”之外，理清“彼类事物”指涉的特定物体、情状，并重构起二者联系。
　　具体到《茅屋》，仅围绕诗作言语层面的“此类事物”，如物体之“茅屋”“风雨”“群童”;情状之秋风卷茅、群童抱茅、茅屋漏雨等，来理解杜甫诗作寄寓的凝重情思，不仅不够，而且极易滑入误读的偏颇。诗作暗示的“彼类事物”，即杜甫真正想要谈论物体、情状，是突破《茅屋》隐喻的关键;两类“事物”间的联系则是理解诗作的引线。文学创作不能凭空发生，它需要现实情境的激发。激发的情境包含眼前的微观所见，亦有身处的宏观社会情状。《茅屋》里秋风屋破、群童抱茅是杜甫微观的眼前经历，当时杜甫身处的宏观社会情状亦是诗作的重要激发。
　　至德二年（757）四月，因“安史之乱”被困长安的杜甫冒险逃出，涉险至凤翔投奔肃宗，后被授左拾遗。此后，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从此，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乾元二年（759）秋后，杜甫因痛恨污浊时政，放弃华州司功参军职务，西去秦州。是年十一月，杜甫几经辗转，来到成都。在严武等人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一座草堂，亦即文中茅屋。在此诗创作的前两年，由“安史之乱”引发的征战一直持续：上元元年（760）正月，唐将李光弼破史思明于河阳，党项来侵。岁荒，斗米千钱，人相食。上元二年二月唐将击破史朝义于陕州，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章反，称梁王。是年，党项寇凤州。此时虽然身处安定的成都，但这些生活曲折经历、家国动荡离乱定会在“现实”的杜甫心中留下波澜，甚至激发了杜甫的創作欲，并以隐喻的形式渗入诗作。
　　以屋室喻家国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文学选择。《诗经·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等句已出现此类隐喻传统，孟子引用孔子语言：“能治其国家，谁敢辱之。”（《孟子·公孙丑上》）朱熹注之：“周公以鸟之为巢如此，比君之为国”。庙堂亦为屋室，本指太庙明堂，乃古代帝王祭祀、议事之所，后慢慢演变成国家代称、确称，如庄子“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句，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句。以风雨喻世道纷乱，亦是古典文学的隐喻传统之一。《诗经·风雨》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等句，《毛诗序》注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可见此时“风雨”已有乱世之喻。到现在，风雨如晦、风雨飘摇等词语也都引申出局势动荡、社会黑暗之类固定的意义取向。诗作“群童抱茅”的隐喻很难从隐喻传统里找到支撑，却能从行文逻辑的矛盾处发现依据：杜甫对南村群童的唇焦口燥之呼与天下寒士的庇护之愿的态度差异太过明显，甚至让杜甫表现出口是心非的情感分裂。如果从群童隐喻化的角度看，这样的逻辑矛盾与情感分裂则被消弭——他们不仅是盗家抱茅的孩童，还是窃国取利的宵小之辈，是安禄山史思明之流乱臣贼子，是党项吐蕃等趁火打劫番邦。群童“公然抱茅”的无所顾忌、明目张胆与杜甫“呼不得”“自叹息”的有心无力辉映，无言的高下匡比立见，这是诗圣的笔力所在。由此观之，杜甫笔下“茅屋”“风雨”“群童”意义便丰富起来，它既是杜甫流徙不断、困顿窘迫的现实生活写照，又是对当时家国动荡离乱的隐晦表达。诗中风雨群童便不再只是一种自然气象、邻家熊孩子，以无意之举加剧杜甫生活的困境;它还是国事纷乱的隐喻抒发，是“为盗贼”的乱臣贼子。此时，杜甫虽然偏居成都，但他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并未沉浸在个人生活的柴米油盐之中，他的心中依然装着家国天下，依然希望“了却君王天下事”。诗读到此处，那个忧国忧民的“诗圣”才慢慢立了起来。
　　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对此类事物的谈论。如果缺少此类事物的谈论，那对彼类事物暗示的隐喻意味便难以实现;如果一味拘泥于暗示的彼类事物，对此类事物的关注减少，那隐喻的意义链条便被打断。《茅屋》中，杜甫有对家国、动荡、宵小的隐喻暗示，这是他深化诗作的意义的核心;他也对茅屋、风雨、群童，甚至家中小儿睡态的详细谈论，这一方面关系着诗作隐喻意义的生成，同时也在展示杜甫作为寒士的艰难窘迫。唯有如此，诗作尾段的情感升华才能实现。 　　二、安得广厦：杜甫的政治忧思与受难精神
　　“自经丧乱”两句无论从写作内容，还是写作手法都是极特别的言语存在，而它们对于串联和理解整首诗的导引是不可估量的。在此之前，虽有隐喻介入，但都是围绕“茅屋”等眼前事物的谈论。从写作内容上看，“丧乱少睡眠”几字直接将眼前困窘艰难生活的描写推进到社会动乱时局的确认，写出了杜甫对时局的忧虑，这点变化印证了前文“茅屋”描写的隐喻可能。从写作手法看，诗作开端至此一直以记叙、描写手法点染描绘杜甫的“茅屋”生活，“自经”两句则倏然由具体描写转向抽象论述，文学手法也从记叙描写切换到议论，这点变化为诗作走向尾段情感的集中抒发做了走向上的预热。
　　“自经”两句句末“彻”字，教材将其注为“到，这里是‘彻晓’（到天亮）的意思”。从整体文意看，如此注释有其不妥处：首先，此注消弭了“自经”两句的从内容到手法的转换努力，使文意再次回到前三段驻留的眼前生活层面;其次，此注造成“自经”两句自身的语义矛盾：既然丧乱以来，睡眠是少之又少，和这秋风秋雨便无太大关涉;如何应付漫漫长夜，与“沾湿”的秋雨关系亦不那么紧密。冯蒸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彻”字有“尽;完;彻底”的义项，并配以《茅屋》“自经”句为例。“丧乱少睡眠”写出了杜甫活脱脱的忧国忧民形象。以“彻”字此义项解诗，在消除“少睡眠”“何由彻”语义矛盾同时，瞬间赋予了“长夜沾湿”强烈的隐喻暗示。没有月华星光的暗夜，漉湿粘滞的世界，也是杜甫时刻放不下的家国时局。何时终结这样的世道，既是杜甫眼前生活的感慨，也是他对家国天下隐隐的期待。“自经”两句的承接渡引，为杜甫后续的文学操作做好了充分的言语与情绪准备。
　　从言语逻辑看，尾段“安得广厦千万间”两句，是由“茅屋”生活而来的情感勃发。但这样的言语逻辑经不住更深的追问：杜甫对南村群童“抱茅入竹去”的“唇焦口燥”的大声喝止，与他“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愿望总有割裂之感。如果杜甫的寒士里容不得这乡村群童，那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的道德人心就是虚伪的。由诗句标点标注方式（，！）看，“安”字是作疑问副词，表达出反问的感叹语气，“哪里得”实则“难得”！“广厦千万间”既对杜甫来说是难以实现的空口白话，后文“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就显得有强蹭热度的道德虚伪，教参“渴望广济苍生的博大胸怀”的情感定性则毫无来由。杜甫是一位有真性情大胸襟的文学家，他的“诗圣”之名并非浪得虚名！按照诗作表面的言语路径理解杜甫的抒情逻辑滞塞不通，掘进到诗作言语的隐喻世界，便成了理解杜甫抒情逻辑的必然。
　　“广厦”是传统文学屋室隐喻的重要范例。唐人薛据《怀哉行》“明时无废人，广厦无弃材”中“广厦”以此确指朝廷。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中“厦”亦有此取意。“大厦”的隐喻义项由《自京》延伸至《茅屋》，则体现出了杜甫言语取义的一惯性。如果“茅屋”喻指家国衰蔽的现状，“广厦千万间”则饱含着杜甫对国家强盛的美好期许。诗作尾段杜甫抛弃了对“茅屋”的谈论，直接深入到反复暗示的“彼类事物”而以直白的情绪化言语呈现：怎样才能消弭战乱，如何才能让国家步入正轨。杜甫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家国中兴天下士人百姓才能各得其所俱欢颜，只有朝局稳定如泰山才能抵住诸般如晦风雨的侵袭。这些家国之感里，有杜甫殷切于心的政治忧思，也深藏着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儒士政治抱负。想到眼前，于国于身皆是一地鸡毛。二字“呜呼”是杜甫的无限悲愤，他悲国悲民悲自己，他愤君愤寇愤战乱。一切都是那么的遙遥无期，而一个真正的儒士便是永不绝望。“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杜甫渴望家国安定、百姓安康，但他并不是一个延宕的哈姆雷特。即使作为不受重用的弃臣，杜甫仍愿意以受难者身份代国与家、替君与民承受如晦风雨的洗礼，哪怕庐破受冻死，这是他的捐躯赴难以取义的人格宣言。这里隐藏着杜甫对仕用幽微心思，但有其难得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是传统士人的精神软肋，但杜甫的仕用“营营”却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大仁大义大德大担当。这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传统士人精神再现。这不是卑鄙污秽之言，而是受难担当之志，“诗圣”之名由此观方才不虚。
　　以“隐喻”为门径，窥探杜甫言语的多层意义，重构诗作的抒情逻辑。这样的教学尝试对于学生理解杜甫精神、理解文学运作无疑的是有益的;这样的教学思考对于教学内容的发掘、课堂教学的建构无疑是有益。由此观之，隐喻与《茅屋》算是最好的教学相遇了。
　　[作者通联：江苏锡山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