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文体的产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萌芽于桐城派，在“报章文”、“时务文”时期形成和发展，最终在梁启超的改造下确立。新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梁启超具有突出的贡献。他援采外国俚语、词汇和语法来改造旧有的文章形式，并且提出了关于文章本体规律、文体分类、文章翻译、文章鉴赏、文章章法等方面的新主张，启迪了中国散文的新变，促成了现代散文格局的重构。
　　关键词：文章 新文体 梁启超

一.新文体的内涵及演变过程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了新文体的特点、形式。新文体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梁启超，但是在梁启超之前已经出现了新文体思想的萌芽。
　　1.萌芽——桐城派
　　在桐城派发展的后期，已有不少桐城派学者在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新的文论主张，这些新主张可以被认为是新文体的萌芽。其中梅曾亮、冯桂芬及薛福成最具代表性。
　　梅曾亮的作品大体遵从桐城派理论，但较之其他桐城派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森严的壁垒，吸收其他文论思想的长处。
　　冯桂芬指出了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弊病，在理论上明确宣说“独不信义法之说”。，在承认“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对“道”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突破了“道统”的限制，较之梅曾亮有很大的进步。
　　薛福成的作品大体上探讨的是现实问题；语言上追求朴实自然，语调通畅并且大量采用汉译新名词；注重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
　　从梅曾亮到冯桂芬，再到薛福成，他们根据社会发展情况不断提出与之适应的新的文论主张，既是对桐城派固有文学模式的打破，也为新文体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形成与发展——从“报章文”到“时务文”
　　早期的“报章文”写作有固定的模式：先立论，再举例论证，最后总结。这种固定模式的写作随社会的发展逐渐显露出弊端，因此被世人所改造，王韬是对这一文章进行改造的代表作家。
　　王韬在主持《循环日报》时，在报上大肆发表改良革新的文字，由此真正確立了“报章体”文体。顺应之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国的近代报刊业发展迅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是《时务报》，该报讨论的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所最关心的时代课题，直截了当，观点鲜明，大处着眼，高屋建领，由此成为中国舆论的中心；在该报上发表文章的，可以称之为当时中国一流的思想家和报章文作家，其中在梁启超的示范下，“时务文”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推广接受，大致形成了一时代的文体文风。
　　3.确立——梁启超的“新民体”
　　梁启超在近代新文体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贡献。他扩大了“时务文”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时务文”的再改造，使近代散文进入又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新民体”阶段。他晚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追述概括的“新文体”的种种特色特点，在他创办《新民丛报》时期就已经形成，而且各种特色特点也互为联系，构成一个整体。

二.新文体的特征

　　1.语言特色——兼收并蓄、推陈出新
　　新文体中使用的语言，是梁氏在长期的散文创作实践中，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结果，具体表现在：
　　引用俚语。新文体大量运用俚语，一扫桐城古文循规蹈矩，陈旧腐朽的文风，开创了一种新鲜活泼、接近群众欣赏习惯的健康风格，影响着近代散文的发展，开启了从古文向五四时期白话文过渡的先河。
　　引用外来词汇。由于中外文化交流和政治宣传的需要，梁启超以主动的态度接受异域文化。在他的文章、著作中新词句尤其是日语词汇比比皆是。
　　杂以外国语法。梁启超1899年发表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仿效日本文体”即是采用日语语法组织词句。
　　梁启超打破了一切传统的戒律，熔铸古今、中外、新旧的各种名词术语、语调句法而集其大成，形成土洋结合、文白掺半的格调，并进而发挥其优长，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语言艺术大师。
　　2.修辞特色——灵活多变、气势恢宏
　　梁启超常常巧用比喻、排比、设问等修辞手法，使文章酣放自态、纵横宕荡，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复式比喻。梁启超擅长用比喻，而且很少单薄的、独立的使用单个的比喻句，总是将若干个比喻并列连串起来，构成复式比喻。
　　排比。梁启超善于运用排比，他有时破奇为偶，用一连串的排偶句来增强笔力气势，使人感到文章有一种内在的旋律；有时又奇偶互用，使文章有跌宕多姿之美。
　　3.笔锋带情——情理交织、以情动人
　　梁启超善于在笔端倾注充沛的情感，动人心魂，产生极大的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呵旁观者文》合议论与抒情于一体，变现对于“旁观者”的极端痛恨与仇视，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介绍：徐月蓉，赣南师范大学2015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