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律师周立太在其博客上撰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用极端的字眼辱骂自己曾帮助过的农民工，指责讨薪成功后很多农民工立刻开溜，全然不理律师费一事。该律师的行为引来网友热议，部分网友质疑农民工过河拆桥，部分网友则认为，即使农民工拖欠了律师费，该律师也不应破口大骂，否则有损其作为“民工律师”的形象。
　　真是风水轮流转，当我们谴责欠薪的企业不诚信的时候，农民工在律师的帮助下成功讨薪却不付律师费而同样不诚信。企业失信，农民工得不到工资；农民工失信，律师得不到律师费。失信的恶果，就像一根接力棒，落到律师的头上。如果律师不帮忙或农民工不走打官司这条路，结果将如何？不抗争，农民工要成冤大头；抗争呢？寻求律师之外，玩跳楼秀——社会影响不好、浪费警力资源；铤而走险——自身违法、得不偿失。
　　企业失信的后果，必须有人买单——要么是甘愿倒霉的农民工，要么是政府，比如跳楼秀要浪费警力、打官司维权要浪费司法资源，甚至在浪费司法资源之后，又拉上第三方——律师。在这个逻辑里，我们发现为失信买单的，不是农民工，就是政府背后的全体纳税人，或者是第三方，比如律师，却唯独没有失信的企业。守信的成了买单人，而真正失信的始作俑者——欠薪企业，并没有在买单人之列。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用一句话概括是，失信者占便宜，守信者吃亏。其实，这正是当前社会信用普遍缺失的根本原因。对欠薪企业来说，既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未来收益大于失信成本，为何要守信呢？当苦苦讨薪而不得的农民工发现守信吃亏、失信占便宜，他们为何就不能在拿到欠薪后开溜呢？这一行为背后仍旧是：失信者占便宜，守信者吃亏。“老实人吃亏”，这一反常规则为失信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失信就像网络病毒一样迅速感染、蔓延。
　　其实，发达国家的个人信用比我们好，并不是他们的素质天生比我们高，而是因为他们有一套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让不讲信用的人吃亏，让讲信用的人得到好处。显然，我们更多的是“老实人吃亏”，进而出现逆向选择，不讲信用的人越来越多。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首先需要像在计算机网络世界里那样安装杀毒软件，让不诚信这个病毒得到及时查杀，彻底扭转当前社会里“老实人吃亏”的现象，更多的人才会讲诚信。
　　重庆律师周立太辱骂失信农民工，我们关注或讨论的焦点，不是该不该骂的问题，而是谁来为失信买单的问题。如果农民工支付律师费，尽管他们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但事实上仍旧为企业失信买了单——付出讨薪成本，包括律师费，对农民工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那么由谁来买单呢？在我看来，必须由失信的企业来买单。既然企业是失信的始作俑者，就必须承担失信的所有恶果。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不失信、不敢失信。
　　思想家萨特说，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因其无法被我们选择而成为最无意义的事情。对此，一、社会应当充分理解弱者对命运的抗争；二、社会需要一个公正的政府来扶助弱者。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们是弱者，为了生计进城是对命运的抗争，但在这个抗争过程中，农民工经济权益受侵害、政治权益难以实现、文化教育权缺失、身心健康权遭摧残……社会不仅少有扶助，还故意设置羁绊，这已经是社会的失职了，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谴责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