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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在成立之初，是真真确确的民办社团。不过清末民初，所有类似社团的成立，都是民间力量的自发推动与催化，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官办者。既无官办，也就无所谓民办。比如著名的“豫园书画善会”、“上海题襟馆书画会”、“蜜蜂画会”，都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成立的。当时官府忙于国家大事，根本没空来管这些吟风弄月、诗酒生涯的文人之事，故尔“官办”这个词，在清末民初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无实质意义。只有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美术协会成立后，社团的官办还是民办，才有了讨论的可能。建国后，中国的艺术家都归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统一领导，分别归属于其旗下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它是代表政府的官方，属主流体制，于是不在体制的书画家，自然而然被归到了民间，在体制中的书画家，也就具有了官方身份。上海中国画院在五十年代招聘画家，许多名家都希望能进入，因为进入即意味着吃皇粮，有了官方身份，而未进入则意味着只能限于民间，缺少许多难能可贵的物质保障和专业身份及随之而来的地位与尊严。亦即是说：本无所谓官办民办，自从有了官办之后，于是才有了对应于它的民办的新概念。建国之后，官办从后起的偶然出现再转变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形式，民办社团反而成了稀罕物。
只有百年西泠印社，游移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外，而体现出它独特的发展个性。如前所述，早期西泠印社从发起到初成，亦即从1904〜1913年，当然都是民间的力量所致—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中没有一位是政府官员，西泠印社的成立，也与官府无涉。当时具呈要求成立西泠印社的八位前辈，都是地方上有头面的士绅但却都不是官员。他们向当时的钱塘知县、杭州知府呈文，是求得官府认可，而官府要特别批文认可，也正是因为它不是官府的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其后征求用地，名流捐献用地用房，皆是属于民间行为而与官府无涉。1913年成立大会时要选社长，推举的是流吴昌硕而不是由当时政府指派一个社长，当然也是因为它的民间属性。直到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这一属性大致未变。1950年，王褆、吴振平等受丁辅之遗托专程赴杭州，向当时的杭州军管会提出要把民办的“西泠印社”捐给政府，只要求不取消“西泠印社”名号，这样才有了西泠印社转向官办的可能性。换言之，在此之前的西泠印社一直都是以民间角色获得如此殊荣与声誉的。而民间成立的社团林林总总，为什么唯独西泠印社能成就百年辉煌大业？那是因为西泠印社依靠名人、名家的力量，比如从上海请吴昌硕来当社长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西泠印社的成功方式，概括起来说是“名人主导，名家治社”，但无论是起主导作用的“名人”，还是治社的“名家”，都是民间立场的。
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王褆、吴振平以及病榻上的丁辅之的判断与决策是万分正确的。如果不把西泠印社这个民间社团捐献政府，那它的结局就是自行消亡，百年命脉被断绝，西泠印社不复存在—在当时，多少百年老字号被中断、被抛弃、被淡忘？遑论这于生计经济无补的西泠印社？事实上，推测当时刚刚接管政权的杭州军管会也很有意思，私人民间社团当然没必要再存在，但它又有一个悠久的品牌形象和一个实实在在的社址孤山。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灭了它很容易，但王褆、吴振平专程来杭提出捐献，又显然不是敌人，既如是，灭了它又没必要。大战刚过，暂时还腾不出手来理会它，先管住几百万市民的吃饭生计是最紧要的，由是，西泠印社处于不生不灭的阶段—但正是这个不生不灭，挽救了百年名社的命脉，留下了生存空间。直到1954年前后，杭州局面已十分稳定，于是就有文化人呼吁当局能否恢复西泠印社这个名牌。又凑巧当时的浙江、杭州党政领导中有懂行的人物，于是一纸命令，西泠印社从不生不灭又活过来了，其后则有张宗祥在浙江省人大会议上积极呼吁并筹措成立西泠印社的恢复筹备委员会，直到1963年印社60周年大庆时产生了张宗祥、潘天寿、王个簃、傅抱石等领导班子，这百年名社的命脉，就这样在有意无意中被顺风顺水地接上了。
当然，王褆等已把西泠印社交给国家，此时西泠印社的所有权，已经是代表国家的杭州市人民政府了。顺理成章地，政府来推动西泠印社的筹备恢复工作，由政府官方来领导，按今天的分类法，它是当然的“官办”。但这个“官办”，却不能掩盖住当年杭州市有关领导的高超智慧与政策水平。本来，既是“官办”，政府掌握主导权，最通常的做法，是派一个领导干部来当社长管理西泠印社。但当时的政府，却特别谦恭虚心，组织恢复西泠印社，不由党的干部出任社长，却推出一个地道的非党知识分子张宗祥来执掌西泠印社，而副社长中潘天寿、王个簃、傅抱石也都是顶级的名家大师，只是当时的杭州文化局长来兼任副社长、秘书长。
显而易见，这是唯西泠印社独有的。站在大的社会立场上说，西泠印社自1949年以后要么停止不办，要办下去就必须是“官办”而不会有任何民办的可能，但在极其智慧的杭州、浙江的领导的精准掌控下，西泠印社又是“官办”中最不象“官办”的唯一社团：社长不是官员，社长班子中也皆是专家，只有一个秘书长是官员以便有人有钱有制度保障办事。政府在此中不作任何业务上的干预，只由社长与元老们的专业眼光来作取舍定夺，但动人动钱动物，却皆由政府包办—专家决策、政府包底，专家提出发展方向、政府提供物质保障象这样的组合模式，当时大概找不到第二个范例。
我们把这种组合模式，称之为“政府引导，名家治社”以与前期的“名人主导，名家治社”的模式相对应。之所以说政府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是因为社团各项事务决策，政府不作实际上的干预与左右，而基本由专家班子定夺，政府只是落实与执行、提供相应的运作保障而已。但“名家治社”这一点却未有丝毫改变，从张宗祥到潘天寿、王个簃、傅抱石，从沙孟海到赵朴初、启功，乃至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唐云、来楚生、程十髮、陆俨少、张鲁庵、陈巨来、钱君匋、叶露渊、韩登安⋯⋯哪个不是名家，这不正是“名家治社”？
坚持“名家治社”，是西泠印社得以生存百年的最重要秘诀。西泠印社倚重名家、推崇名家、依靠名家，以他们的去取为去取，即使遇到“名人主导”或“政府引导”诸方面的矛盾，但却仍然坚持以“名家”为立社之本。基于此，早年是“创社四君子”与杭城乡绅士族们共同襄赞与支持着西泠印社的发展，后来是吴昌硕带动上海书画名家来支持西泠印社的发展；解放以后，西泠印社捐给政府，但政府并不想越俎代庖，仍然尊重名家，比如筹建时以名家意见为主，比如60周年大庆时专门聘请名家们当社长副社长，还成立理事会负责运营诸事，细查可知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泠印社理事会以名家大师居多。一份理事会名单，即可看出这“名家治社”的精神脉络薪火相传之关钮，看出西泠印社在重振初期的定位极其精准，把握十分稳妥；尤其是与前50年印社历史的衔接，做到了最佳效果—我以为，对这后一点的评价，怎么高都不为过份。
基于此，在新时期西泠印社的发展模式上，我们对比思考与深入研究了百年社史的特征与规律，坚定地沿循着“政府引导，名家治社”的模式前行。亦即是在认识上必须厘清两个关键点：首先，即使百年名社如西泠，“政府引导”是必须的。在目前这个延续60年之久的国家体制下，谁否认“政府引导”的必要性，谁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幼稚就是居心叵测。没有“政府引导”，西泠印社就不可能成为主流形态，不会有人关心也无法获得来自各方面的援助。它不但做不成大事，现在能否生存都会成为大问题。比如运作一次雅集或几个展览、一个研讨会、几场会议等，都靠赴会的社员个人掏钱自费管吃住？租会场的场租费还要大家平摊？当然，问题还远远不止一些基本费用而已，只要在思想上不融入主流，西泠印社在当代文化格局中就没有地位、没有形象、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于是百年名社就会成为一个私人会所俱乐部自娱自乐，再也无法自振，这当然是任何一个社员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同样地，把西泠印社变为一个政府直属的职能文化部门，放弃它的唯独的“名家治社”理念，显然也是极不妥当的。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是一个文化品牌，它肯定不同于文化厅、文化局，也不同于文联协会，它必须遵循原有的发展模式。让名家大师们的智慧与专业水准而不是行政干部们的工作经验来决定印社发展的命运；来定夺许多专业上的事务；来研究与设定历史与时代的目标、使命、责任。如果西泠印社走“行政化”道路，那就是西泠印社衰败与消灭的开始。
于是，较为辩证也较符合西泠印社实际的，应该是如下一种发展认识模式：有行政背景、又是专家自主。它决定了西泠印社的发展，不同于任何一个现时的艺术社团的样式，从而体现出西泠印社之所以为西泠印社的独特性所在。在此中，“名家治社”，是坚持百年不动摇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故尔西泠印社的管理、运行模式，是具有如下特征的：首先，它有理事会、社长会议，以此来决策、筹划西泠印社的艺术学术发展方向，确定每年的工作目标，提出规划，落实各项专业项目。同时，它又有社务委员会这一行政机构，具体负责落实西泠印社的人事、财务、场地等的管理考评和产业发展,如经营、拍卖、出版、文物保护等等内容，如果说，前者较集中体现的是“名家治社”的特征，那么后者则较明显地表现为“政府引导（支持）”的特征。相比之下，“名家治社”多落脚在理念与目标设定上，强调艺术品格，而“政府引导”则涉及事务管理诸方面，提供物质保障，提供服务。当然，单从事务管理上说：本来也应该是“名家治社”具体内容之一，比如早期西泠印社即是由叶铭苦心经营事务管理，还编出了《小志》、《纪念册》等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集，但在目前，无论是哪个名家个人，要像政府这样能大规模地调动人力物力各种资源来为印社发展服务，显然是不复可能了。而且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专越细，许多领域如文物保护、出版、拍卖、经营等，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人来从事。名家们有高超的艺术水准，但却未必于管理事务内行；于这些特殊领域从政策法规到具体运营方式，均会产生格格难入的情况。在当下，事务型人才与专业型人才的分工日渐清晰，各司其职；由“政府引导”的社务委员会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些事务工作，应该是一个顺应时势的有效的选择。
但正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名家治社”，确保了西泠印社有来自社会、政府的全力支持，但却不会转变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或文联协会这样的人民团体。在社团运营中，我们特别注意要悉心维护好西泠印社百年历史中所独有的那种“民间气格”。“民间气格”，当然不是指纯民众的下里巴人的基调，而是指相对于官办的民间性与自由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应时性，不奉迎潮流性。它始终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不因世浮沉。用过去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孤岛的守望”。为什么要叫“孤岛”？是即使在当下林林总总的社团运营模式中，西泠印社应该是一座“孤岛”，一个独特的范例。它仍然关注百年社史中充斥遍至的那种悠悠然的士大夫气，而不是狂热的艺术创作家浪漫情怀；它仍然坚持百年以来的敬老传统，社长理事们不实行退休制，不同于其他社团一到年龄就要退职的统一行为；它仍然以诗书画印为一体化，要求今天的社员艺术家要保持深厚的文化底蕴，吟诗作赋，赋联撰记，而不是如其他社团的艺术家专注于专业技巧不鹜其他；它仍然以聚会赏玩为活动重点，鼓励社员尽出私家收藏，携来社中与众同乐乐，开各种品鉴会，提出各种收藏要则，而不仅仅以展览与理论研讨会为唯一目标；它也仍然坚持春季清明踏青、秋季重阳登高的民俗节气传统，而分别设置春秋两季雅集并有祭祀之礼，这种对节气民俗的重视与对祭祀的重视，是任何一个社团都不曾有过的。它在组织活动时，特别讲求联谊的氛围，讲求交流与互通，而少却今天艺坛中过于激烈的竞争与对胜负的计较；甚至它吸收新社员，也不仅仅是量化式的参展获奖记录，而是依据西泠印社自身的实际设置了三个并列程序：“特邀入社”、“考试入社”、“推荐入社”，三管齐下，具有鲜明的“民间气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西泠印社还是一个唯一具有跨国性质的社团，它可以把国际交流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常态而不是例外的点缀，这又是其他社团不具备的优势，最有意思的是：西泠印社既名“印社”，当然应该是吸收刻印专家入社，但自古以来，西泠印社吸收了许多文史专家、诗人、社会活动家、书画家、收藏家、鉴定专家等等，他们有的并不刻印，但却丝毫无碍于他们在西泠印社中的活动⋯⋯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西泠印社的“名家治社”的主旨，以及对“名家”的更广义的解释与认同思路。很明显，在此时，“名家治社”正是保证西泠印社“民间气格”的精神支柱。它的许多行世方式与治社运行方式，具有一种我行我素的特征，它不用过多考虑现有的艺术分类方式、权威的树立、“政治”架构的效能、通用的运行规则与组织伦理等等内容；而更多地是从自己的百年社史出发去寻找自身的“逻辑”，形成自身的伦理规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现有规则的拒不认同或反叛，而是在适度尊重这些规则的同时，却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社团组织“逻辑”特征，从而显示出百年名社独立不羁、卓尔不群的明确特色来。
“民间气格”并不一定是粗俗简陋的，相反，“民间气质”在今天所有社团都带有官方色彩的情况下，它却可能是十分优雅从容的。本来，西泠印社既是当今政府认可、“引导”、管理的社团，当然必须在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架构下生存与发展，它也归宣传部领导、也要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从事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与艺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必然是官办的。当然，与一般社团如文联、协会就是官办组织创办，并依国家、省、市、县的纯行政架构与层级来配备不同，西泠印社却是一个百年名社，是渊源有自，是官方接手而不是创办的。既然接手之前已有五十年历史，又不是打碎拆散重起炉灶，原有的“组织伦理与组织逻辑”或多或少地还会留存在今天的社团血脉中，并发挥着观念与认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是官办的，而是在官办的表形式之外，拥有其他社团不可能具备的某种“民间气格”，某种优雅自如的“文人气质”—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政府直接出面的叫“官办”，而把由一群同好共同创办的、又经过政府认可（但不是政府主办的）的，叫做“公办”，而把纯粹私人独立创办的，叫做“私办”。以西泠印社拟之，它肯定不是私立，四个创始人合作，就已不是“私”了，再邀请吴昌硕来当社长，就更不是“私”了，报请当时杭州知府钱塘知县审批认可，则更不是私而是公了。但它又不是国立官办的，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我以为，“公办”社团一词，恐怕是最合适的概括。它不是私人自办，随着创办人或创办家族人亡政息，它有着百年的生命力并且还蓬勃旺盛，它也不是纯粹的国立官办，因为从发起到今天，它始终不是政府的直属机构，而是一个有相当“自治”状态的百年社团，由“名家治社”这一点即可看出，相比之下，的确是“公办”一词最能妥贴地概括例举之。
“公办”一词的成立，还意味着每一个时代对西泠印社的责任：必须天下为公，必须努力出于公心而不逞私欲。从历史上说，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之间在创办之初非亲非故，当然是“公”而不是“私”。六任社长从吴昌硕、马衡、张宗祥到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互相之间也都非亲非故，也不是子承父业之类，因此还是“公”而不是“私”，几位具有干事长、秘书长身份的从叶铭到韩登安以下，也皆是“公谊”而非“私交”，百年名社之所以能承续百年，靠的正是这个“公”字。据此，“立社为公”之精神倡导，其实是与“公办社团”相表里的。
公办社团！西泠印社“立社为公”！—中国百年文化史上硕果仅存的唯一样板。
责任编辑：韩少玄
只有百年西泠印社，游移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外，而体现出它独特的发展个性。如前所述，早期西泠印社从发起到初成，亦即从1904〜1913年，当然都是民间的力量所致—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中没有一位是政府官员，西泠印社的成立，也与官府无涉。当时具呈要求成立西泠印社的八位前辈，都是地方上有头面的士绅但却都不是官员。他们向当时的钱塘知县、杭州知府呈文，是求得官府认可，而官府要特别批文认可，也正是因为它不是官府的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其后征求用地，名流捐献用地用房，皆是属于民间行为而与官府无涉。1913年成立大会时要选社长，推举的是流吴昌硕而不是由当时政府指派一个社长，当然也是因为它的民间属性。直到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这一属性大致未变。1950年，王褆、吴振平等受丁辅之遗托专程赴杭州，向当时的杭州军管会提出要把民办的“西泠印社”捐给政府，只要求不取消“西泠印社”名号，这样才有了西泠印社转向官办的可能性。换言之，在此之前的西泠印社一直都是以民间角色获得如此殊荣与声誉的。而民间成立的社团林林总总，为什么唯独西泠印社能成就百年辉煌大业？那是因为西泠印社依靠名人、名家的力量，比如从上海请吴昌硕来当社长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西泠印社的成功方式，概括起来说是“名人主导，名家治社”，但无论是起主导作用的“名人”，还是治社的“名家”，都是民间立场的。
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王褆、吴振平以及病榻上的丁辅之的判断与决策是万分正确的。如果不把西泠印社这个民间社团捐献政府，那它的结局就是自行消亡，百年命脉被断绝，西泠印社不复存在—在当时，多少百年老字号被中断、被抛弃、被淡忘？遑论这于生计经济无补的西泠印社？事实上，推测当时刚刚接管政权的杭州军管会也很有意思，私人民间社团当然没必要再存在，但它又有一个悠久的品牌形象和一个实实在在的社址孤山。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灭了它很容易，但王褆、吴振平专程来杭提出捐献，又显然不是敌人，既如是，灭了它又没必要。大战刚过，暂时还腾不出手来理会它，先管住几百万市民的吃饭生计是最紧要的，由是，西泠印社处于不生不灭的阶段—但正是这个不生不灭，挽救了百年名社的命脉，留下了生存空间。直到1954年前后，杭州局面已十分稳定，于是就有文化人呼吁当局能否恢复西泠印社这个名牌。又凑巧当时的浙江、杭州党政领导中有懂行的人物，于是一纸命令，西泠印社从不生不灭又活过来了，其后则有张宗祥在浙江省人大会议上积极呼吁并筹措成立西泠印社的恢复筹备委员会，直到1963年印社60周年大庆时产生了张宗祥、潘天寿、王个簃、傅抱石等领导班子，这百年名社的命脉，就这样在有意无意中被顺风顺水地接上了。
当然，王褆等已把西泠印社交给国家，此时西泠印社的所有权，已经是代表国家的杭州市人民政府了。顺理成章地，政府来推动西泠印社的筹备恢复工作，由政府官方来领导，按今天的分类法，它是当然的“官办”。但这个“官办”，却不能掩盖住当年杭州市有关领导的高超智慧与政策水平。本来，既是“官办”，政府掌握主导权，最通常的做法，是派一个领导干部来当社长管理西泠印社。但当时的政府，却特别谦恭虚心，组织恢复西泠印社，不由党的干部出任社长，却推出一个地道的非党知识分子张宗祥来执掌西泠印社，而副社长中潘天寿、王个簃、傅抱石也都是顶级的名家大师，只是当时的杭州文化局长来兼任副社长、秘书长。
显而易见，这是唯西泠印社独有的。站在大的社会立场上说，西泠印社自1949年以后要么停止不办，要办下去就必须是“官办”而不会有任何民办的可能，但在极其智慧的杭州、浙江的领导的精准掌控下，西泠印社又是“官办”中最不象“官办”的唯一社团：社长不是官员，社长班子中也皆是专家，只有一个秘书长是官员以便有人有钱有制度保障办事。政府在此中不作任何业务上的干预，只由社长与元老们的专业眼光来作取舍定夺，但动人动钱动物，却皆由政府包办—专家决策、政府包底，专家提出发展方向、政府提供物质保障象这样的组合模式，当时大概找不到第二个范例。
我们把这种组合模式，称之为“政府引导，名家治社”以与前期的“名人主导，名家治社”的模式相对应。之所以说政府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是因为社团各项事务决策，政府不作实际上的干预与左右，而基本由专家班子定夺，政府只是落实与执行、提供相应的运作保障而已。但“名家治社”这一点却未有丝毫改变，从张宗祥到潘天寿、王个簃、傅抱石，从沙孟海到赵朴初、启功，乃至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唐云、来楚生、程十髮、陆俨少、张鲁庵、陈巨来、钱君匋、叶露渊、韩登安⋯⋯哪个不是名家，这不正是“名家治社”？
坚持“名家治社”，是西泠印社得以生存百年的最重要秘诀。西泠印社倚重名家、推崇名家、依靠名家，以他们的去取为去取，即使遇到“名人主导”或“政府引导”诸方面的矛盾，但却仍然坚持以“名家”为立社之本。基于此，早年是“创社四君子”与杭城乡绅士族们共同襄赞与支持着西泠印社的发展，后来是吴昌硕带动上海书画名家来支持西泠印社的发展；解放以后，西泠印社捐给政府，但政府并不想越俎代庖，仍然尊重名家，比如筹建时以名家意见为主，比如60周年大庆时专门聘请名家们当社长副社长，还成立理事会负责运营诸事，细查可知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泠印社理事会以名家大师居多。一份理事会名单，即可看出这“名家治社”的精神脉络薪火相传之关钮，看出西泠印社在重振初期的定位极其精准，把握十分稳妥；尤其是与前50年印社历史的衔接，做到了最佳效果—我以为，对这后一点的评价，怎么高都不为过份。
基于此，在新时期西泠印社的发展模式上，我们对比思考与深入研究了百年社史的特征与规律，坚定地沿循着“政府引导，名家治社”的模式前行。亦即是在认识上必须厘清两个关键点：首先，即使百年名社如西泠，“政府引导”是必须的。在目前这个延续60年之久的国家体制下，谁否认“政府引导”的必要性，谁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幼稚就是居心叵测。没有“政府引导”，西泠印社就不可能成为主流形态，不会有人关心也无法获得来自各方面的援助。它不但做不成大事，现在能否生存都会成为大问题。比如运作一次雅集或几个展览、一个研讨会、几场会议等，都靠赴会的社员个人掏钱自费管吃住？租会场的场租费还要大家平摊？当然，问题还远远不止一些基本费用而已，只要在思想上不融入主流，西泠印社在当代文化格局中就没有地位、没有形象、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于是百年名社就会成为一个私人会所俱乐部自娱自乐，再也无法自振，这当然是任何一个社员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同样地，把西泠印社变为一个政府直属的职能文化部门，放弃它的唯独的“名家治社”理念，显然也是极不妥当的。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是一个文化品牌，它肯定不同于文化厅、文化局，也不同于文联协会，它必须遵循原有的发展模式。让名家大师们的智慧与专业水准而不是行政干部们的工作经验来决定印社发展的命运；来定夺许多专业上的事务；来研究与设定历史与时代的目标、使命、责任。如果西泠印社走“行政化”道路，那就是西泠印社衰败与消灭的开始。
于是，较为辩证也较符合西泠印社实际的，应该是如下一种发展认识模式：有行政背景、又是专家自主。它决定了西泠印社的发展，不同于任何一个现时的艺术社团的样式，从而体现出西泠印社之所以为西泠印社的独特性所在。在此中，“名家治社”，是坚持百年不动摇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故尔西泠印社的管理、运行模式，是具有如下特征的：首先，它有理事会、社长会议，以此来决策、筹划西泠印社的艺术学术发展方向，确定每年的工作目标，提出规划，落实各项专业项目。同时，它又有社务委员会这一行政机构，具体负责落实西泠印社的人事、财务、场地等的管理考评和产业发展,如经营、拍卖、出版、文物保护等等内容，如果说，前者较集中体现的是“名家治社”的特征，那么后者则较明显地表现为“政府引导（支持）”的特征。相比之下，“名家治社”多落脚在理念与目标设定上，强调艺术品格，而“政府引导”则涉及事务管理诸方面，提供物质保障，提供服务。当然，单从事务管理上说：本来也应该是“名家治社”具体内容之一，比如早期西泠印社即是由叶铭苦心经营事务管理，还编出了《小志》、《纪念册》等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集，但在目前，无论是哪个名家个人，要像政府这样能大规模地调动人力物力各种资源来为印社发展服务，显然是不复可能了。而且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专越细，许多领域如文物保护、出版、拍卖、经营等，都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人来从事。名家们有高超的艺术水准，但却未必于管理事务内行；于这些特殊领域从政策法规到具体运营方式，均会产生格格难入的情况。在当下，事务型人才与专业型人才的分工日渐清晰，各司其职；由“政府引导”的社务委员会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些事务工作，应该是一个顺应时势的有效的选择。
但正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名家治社”，确保了西泠印社有来自社会、政府的全力支持，但却不会转变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或文联协会这样的人民团体。在社团运营中，我们特别注意要悉心维护好西泠印社百年历史中所独有的那种“民间气格”。“民间气格”，当然不是指纯民众的下里巴人的基调，而是指相对于官办的民间性与自由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应时性，不奉迎潮流性。它始终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不因世浮沉。用过去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孤岛的守望”。为什么要叫“孤岛”？是即使在当下林林总总的社团运营模式中，西泠印社应该是一座“孤岛”，一个独特的范例。它仍然关注百年社史中充斥遍至的那种悠悠然的士大夫气，而不是狂热的艺术创作家浪漫情怀；它仍然坚持百年以来的敬老传统，社长理事们不实行退休制，不同于其他社团一到年龄就要退职的统一行为；它仍然以诗书画印为一体化，要求今天的社员艺术家要保持深厚的文化底蕴，吟诗作赋，赋联撰记，而不是如其他社团的艺术家专注于专业技巧不鹜其他；它仍然以聚会赏玩为活动重点，鼓励社员尽出私家收藏，携来社中与众同乐乐，开各种品鉴会，提出各种收藏要则，而不仅仅以展览与理论研讨会为唯一目标；它也仍然坚持春季清明踏青、秋季重阳登高的民俗节气传统，而分别设置春秋两季雅集并有祭祀之礼，这种对节气民俗的重视与对祭祀的重视，是任何一个社团都不曾有过的。它在组织活动时，特别讲求联谊的氛围，讲求交流与互通，而少却今天艺坛中过于激烈的竞争与对胜负的计较；甚至它吸收新社员，也不仅仅是量化式的参展获奖记录，而是依据西泠印社自身的实际设置了三个并列程序：“特邀入社”、“考试入社”、“推荐入社”，三管齐下，具有鲜明的“民间气格”，此外，由于历史原因，西泠印社还是一个唯一具有跨国性质的社团，它可以把国际交流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常态而不是例外的点缀，这又是其他社团不具备的优势，最有意思的是：西泠印社既名“印社”，当然应该是吸收刻印专家入社，但自古以来，西泠印社吸收了许多文史专家、诗人、社会活动家、书画家、收藏家、鉴定专家等等，他们有的并不刻印，但却丝毫无碍于他们在西泠印社中的活动⋯⋯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西泠印社的“名家治社”的主旨，以及对“名家”的更广义的解释与认同思路。很明显，在此时，“名家治社”正是保证西泠印社“民间气格”的精神支柱。它的许多行世方式与治社运行方式，具有一种我行我素的特征，它不用过多考虑现有的艺术分类方式、权威的树立、“政治”架构的效能、通用的运行规则与组织伦理等等内容；而更多地是从自己的百年社史出发去寻找自身的“逻辑”，形成自身的伦理规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现有规则的拒不认同或反叛，而是在适度尊重这些规则的同时，却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社团组织“逻辑”特征，从而显示出百年名社独立不羁、卓尔不群的明确特色来。
“民间气格”并不一定是粗俗简陋的，相反，“民间气质”在今天所有社团都带有官方色彩的情况下，它却可能是十分优雅从容的。本来，西泠印社既是当今政府认可、“引导”、管理的社团，当然必须在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架构下生存与发展，它也归宣传部领导、也要配合国家的大政方针从事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与艺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必然是官办的。当然，与一般社团如文联、协会就是官办组织创办，并依国家、省、市、县的纯行政架构与层级来配备不同，西泠印社却是一个百年名社，是渊源有自，是官方接手而不是创办的。既然接手之前已有五十年历史，又不是打碎拆散重起炉灶，原有的“组织伦理与组织逻辑”或多或少地还会留存在今天的社团血脉中，并发挥着观念与认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是官办的，而是在官办的表形式之外，拥有其他社团不可能具备的某种“民间气格”，某种优雅自如的“文人气质”—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政府直接出面的叫“官办”，而把由一群同好共同创办的、又经过政府认可（但不是政府主办的）的，叫做“公办”，而把纯粹私人独立创办的，叫做“私办”。以西泠印社拟之，它肯定不是私立，四个创始人合作，就已不是“私”了，再邀请吴昌硕来当社长，就更不是“私”了，报请当时杭州知府钱塘知县审批认可，则更不是私而是公了。但它又不是国立官办的，是民间自发组织形成的。我以为，“公办”社团一词，恐怕是最合适的概括。它不是私人自办，随着创办人或创办家族人亡政息，它有着百年的生命力并且还蓬勃旺盛，它也不是纯粹的国立官办，因为从发起到今天，它始终不是政府的直属机构，而是一个有相当“自治”状态的百年社团，由“名家治社”这一点即可看出，相比之下，的确是“公办”一词最能妥贴地概括例举之。
“公办”一词的成立，还意味着每一个时代对西泠印社的责任：必须天下为公，必须努力出于公心而不逞私欲。从历史上说，丁仁、王褆、叶铭、吴隐四人之间在创办之初非亲非故，当然是“公”而不是“私”。六任社长从吴昌硕、马衡、张宗祥到沙孟海、赵朴初、启功，互相之间也都非亲非故，也不是子承父业之类，因此还是“公”而不是“私”，几位具有干事长、秘书长身份的从叶铭到韩登安以下，也皆是“公谊”而非“私交”，百年名社之所以能承续百年，靠的正是这个“公”字。据此，“立社为公”之精神倡导，其实是与“公办社团”相表里的。
公办社团！西泠印社“立社为公”！—中国百年文化史上硕果仅存的唯一样板。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