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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有一些红军干部、党政领导人的妻子，因为种种原因，忍痛与丈夫分离。这些被留下来的女人，有的在战斗中英勇捐躯或被敌人杀害，有的跟随红军游击队顽强不屈地坚持斗争，还有的怀着对丈夫的无尽思念，守望一生……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于1934年7月中旬在瑞金沙洲坝结婚。郭香玉小时候裹过脚，一双“三寸金莲”让她觉得羞愧。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谢觉哉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半个多月过去了，郭香玉终于学会了骑马。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必须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由于郭香玉是小脚，被确定留守。谢觉哉获悉妻子被留下后非常难过。
谢觉哉之妻郭香玉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一个多月。起初，郭香玉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丢失了，她只好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敌人认为她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敌人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郭香玉招供。郭香玉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开始对郭香玉用刑，打得她浑身是血。任凭敌人怎样摧残，郭香玉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坑里，威逼她招供。见威逼不起作用，敌人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给活埋了……
后来，谢觉哉在延安得知郭香玉殉难的消息后，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为此万分痛苦。对于陆定一来说，如果没有唐义贞，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就不久前团中央机关在上海被敌人破坏过一次的事件，作出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3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审查……”唐义贞在得悉这一情况后，从瑞金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走了3天，总算在汀州劳工营见到陆定一。之后，在胜利县“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的唐义贞，又多次来到汀州劳工营，用妻子的柔情温暖着丈夫饱受痛楚的心……
陆定一之妻唐义贞
1933年5月，3名赴上海向团中央报告工作的苏区代表，经过半年的辗转，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
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陆小定。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200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唐义贞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汤煮上红薯，熬得稠稠的喂给陆小定吃。比奶水不足更让唐义贞揪心的是：部队过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带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够跟上一日几转移的游击行动吗？唐义贞思虑再三，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在圭田党支部负责人的动员下，贫苦农民范其标夫妇接过了尚未满月的陆小定。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在长汀的下赖村被敌人抓获。她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敌兵发觉，敌军连长大叫着要她招供。任凭敌兵们怎样用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況报告到敌团长处，团长下令剖腹强取！一群丧心病狂之徒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但她还是对丈夫说：“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我们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随后，她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小队，范乐春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
在3年多闽西游击战争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1年4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感情笃深。陈碧英文化水平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10月，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她顿时如同掉进冰窖里。董必武抑制住内心的痛苦，耐心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竟成永诀！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原来，陈碧英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起初，母亲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形势日渐恶化，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
母亲害怕有人认出陈碧英，那非杀头不可，她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20多岁，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陈碧英仍是死活不依。担心与日俱增，老人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3年过去了，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最终与一个年及四旬的穷苦农民成婚。
在小山村生活了15个春秋的陈碧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作为童养媳抱养了10年的兴国姑娘池煜华，于1929年的大年初二，与此时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的19岁的李才莲圆了房。1930年6月，李才莲奉命调任中共赣南行委任青年部长。池煜华倚立在厨房的门框边，目送着丈夫的背影远去。
留在家里操持家务的池煜华对于革命有着这样的理解：才莲在外头闹革命，自己留下来当家理事，也是在帮助丈夫。然而时间久了，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也越来越浓。得知李才莲随省委机关迁到宁都县七里坪，升任少共江西省委书记，1933年的6月初，池煜华步行了五六天，来到七里坪。夫妻俩说了大半夜的话，李才莲深情地对池煜华说：“等着我，10年、20年……革命成功后我一定来接你，再不让你走了！”
烈士李才莲之妻、倚门望夫70载的池煜华
1935年4月，李才莲率领红军独立第七团转战到达瑞金的铜钵山。不久，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两个团将铜钵山围住。最终，李才莲与绝大多数战士壮烈捐躯，血洒战场。然而，这一切池煜华并不知道。她只记得自从1933年6月在宁都的七里坪，与丈夫离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
1949年9月，兴国县解放，在好不容易捱过来的十几年中，池煜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一场席卷很多地方的瘟疫中，教富村的李家连着死了5个人。池煜华替李才莲当了公公的孝子，一年半后又把后母安葬在家鄉的后山上。最让她痛心的是，她与李才莲当年在七里坪结下的爱情结晶——唯一的女儿也在快5岁时因病夭折。
1950年起，池煜华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因为她不相信丈夫离开了人世。每天清晨和傍晚，池煜华都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手扶门框，向着对面的小路凝望着，一望就是70年！那条早先厚实的杉木门坎中间，竟被她踩得快要凹没了。70年间，先后有20多个男人向池煜华求婚，都被她回绝了：“我有老公，怎么又恋郎？才莲会回来的！”
怀着对丈夫刻骨的思念，池煜华于2003年溘然长逝，享年95岁。
谢觉哉之妻郭香玉：小脚留守被活埋
在苏区中央局秘书处担任收发员的郭香玉，与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于1934年7月中旬在瑞金沙洲坝结婚。郭香玉小时候裹过脚，一双“三寸金莲”让她觉得羞愧。而谢觉哉总是“嘿嘿”地笑着说：“香玉啊，不要为一双小脚而难过，那是旧世道给你留下的纪念，要是在过去，你的一双‘三寸金莲’可吃香呢。”每天早晚洗脸、洗脚，都是谢觉哉从外面提水回来端到妻子的面前。郭香玉多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让妻子学会骑马，谢觉哉从机关运输队借来一匹个头较小又温顺的马，将妻子扶上去，亲自牵着缰绳，让马一步一步地走。半个多月过去了，郭香玉终于学会了骑马。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必须实行突围西征的战略转移。由于郭香玉是小脚，被确定留守。谢觉哉获悉妻子被留下后非常难过。
被留下来的郭香玉，随地方红军转战到了闽西的永定、上杭一带，在山区游击了一个多月。起初，郭香玉尚有一匹马骑着行军，一次战斗中，马丢失了，她只好咬紧牙关迈着小脚跟随行动。
1935年的3月，在敌军四面围困的情形下，跟不上行动的郭香玉落入敌手。得知这个小脚女人是共产党中央苏区局的机要收发员，又是谢觉哉之妻，敌人认为她一定掌握着大量的党内机密。敌人先是给以生活上的优待，劝郭香玉招供。郭香玉说：“我保管的文件被他们烧掉了或带走了，至于丈夫谢觉哉，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敌人开始对郭香玉用刑，打得她浑身是血。任凭敌人怎样摧残，郭香玉就是拒不回答。凶残的敌人恼火了，在沙滩上挖了个坑，将郭香玉“倒栽葱”竖在坑里，威逼她招供。见威逼不起作用，敌人气得往深坑里填土，将郭香玉给活埋了……
后来，谢觉哉在延安得知郭香玉殉难的消息后，遥望南方，彻夜未眠，在日记上写下一首《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光宇千秋玉比馨。”
陆定一之妻唐义贞：保护机密被剖腹
因为怀孕，也因为不招“左”倾领导人待见，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发妻唐义贞，被确定留下来。陆定为此万分痛苦。对于陆定一来说，如果没有唐义贞，他很难摆脱突遭政治厄运的心灵折磨。
1932年11月，共青团中央就不久前团中央机关在上海被敌人破坏过一次的事件，作出决议：“……在这次事件中，陆定一知道党的机关不去通知，致使3个苏区代表失踪，而他从机关离开时并不将党的文件拿走，只拿走私人的物件，完全暴露了他的张皇失措。党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对他进行审查……”唐义贞在得悉这一情况后，从瑞金晓行夜宿，翻山越岭走了3天，总算在汀州劳工营见到陆定一。之后，在胜利县“中央卫生材料厂”担任厂长的唐义贞，又多次来到汀州劳工营，用妻子的柔情温暖着丈夫饱受痛楚的心……
1933年5月，3名赴上海向团中央报告工作的苏区代表，经过半年的辗转，先后回到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他们报告了团中央机关被敌人破坏的真实情况，证明陆定一的表现是坚定勇敢的，不存在任何畏缩的情况。陆定一的冤情终于得到洗刷。
红军主力从赣南突围西征后不到两个月——1935年12月初，跟随留守部队转移到长汀县圭田山区的唐义贞，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陆小定。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红军游击区进行篦梳式的搜剿，风声越来越紧。200多人的军政人员挤在大山里，粮食日见紧缺，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唐义贞奶水不足，只有用米汤煮上红薯，熬得稠稠的喂给陆小定吃。比奶水不足更让唐义贞揪心的是：部队过不了多久就要撤出圭田，自己带上嗷嗷待哺的小定，能够跟上一日几转移的游击行动吗？唐义贞思虑再三，决定将婴儿送给群众抚养。在圭田党支部负责人的动员下，贫苦农民范其标夫妇接过了尚未满月的陆小定。
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在长汀的下赖村被敌人抓获。她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敌兵发觉，敌军连长大叫着要她招供。任凭敌兵们怎样用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況报告到敌团长处，团长下令剖腹强取！一群丧心病狂之徒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林伯渠之妻范乐春：为革命劳碌病逝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但她还是对丈夫说：“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我们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随后，她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游击小队，范乐春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
在3年多闽西游击战争岁月中，为了使队伍得到保存和发展，范乐春发挥着地熟人熟的特殊作用，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帮助红军对付敌人。
1938年3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因积劳成疾、患病体弱的范乐春留在闽西担任中共南潮梅特委妇女部长。1941年5月，这位带病工作了几年的闽西女杰，怀着再也不能见到林伯渠的莫大遗憾，病逝在永定县的西溪赤寨山，终年39岁。
董必武之妻陈碧英：母亲下跪逼另嫁
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有过1年4个月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两人感情笃深。陈碧英文化水平低，董必武坚持每天晚上陪她学习一个小时文化，教她认字。这种日积月累的补习，使陈碧英的文化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
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步步失利，1934年10月，董必武接到了随部队出发的通知，而陈碧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讯息，她顿时如同掉进冰窖里。董必武抑制住内心的痛苦，耐心劝导妻子：“我们分开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来接你！”然而董必武未能料到，他与妻子的这一分手，竟成永诀！此后再也没有了陈碧英的音讯。
1960年10月，董必武偕同妻子何莲芝重回瑞金，曾对夫人和周围的同志怀着深情讲道：“碧英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比我小了20多岁，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很深！她要是还活着，才40多岁，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时，瑞金的民政和文物部门都派人了解、调查，却未能得到有关陈碧英的任何讯息。
原来，陈碧英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上的决定，她回到广东坪石的兴梅山坚持地下斗争。不到一个月，中央苏区全部为敌所占，敌人对红色区域实行疯狂的烧杀掠抢，白色恐怖布满城乡。陈碧英在兴梅山苦寻了十几天，未能找到地方党的组织，万般无奈的她于1935年3月回到老家乐昌县。起初，母亲赞同女儿去湖南找红军，找董必武。可是，形势日渐恶化，每个村庄都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母女俩的愿望渐渐地变淡了。
母亲害怕有人认出陈碧英，那非杀头不可，她多次拉着女儿的手说：“碧英啊，那个董必武走了大半年，他的情况怎样很难说，你才20多岁，再找个人过吧。”陈碧英怎么也不肯，急得母亲几次跪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哀求，陈碧英仍是死活不依。担心与日俱增，老人把陈碧英带到梅岭山一个叫牛角坳的小山村住下来，过着耕种糊口的清苦生活。
3年过去了，在母亲多次痛哭流泪的跪求下，陈碧英心如刀绞地答应嫁人，最终与一个年及四旬的穷苦农民成婚。
在小山村生活了15个春秋的陈碧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得知董必武还活着，且已有了妻子。她暗自长叹：“这是命啊！”
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患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后悄然去世。这时候，董必武也已经逝世8个年头了。
李才莲之妻池煜华：痴心望郞70载
作为童养媳抱养了10年的兴国姑娘池煜华，于1929年的大年初二，与此时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委书记的19岁的李才莲圆了房。1930年6月，李才莲奉命调任中共赣南行委任青年部长。池煜华倚立在厨房的门框边，目送着丈夫的背影远去。
留在家里操持家务的池煜华对于革命有着这样的理解：才莲在外头闹革命，自己留下来当家理事，也是在帮助丈夫。然而时间久了，对丈夫的牵挂和思念也越来越浓。得知李才莲随省委机关迁到宁都县七里坪，升任少共江西省委书记，1933年的6月初，池煜华步行了五六天，来到七里坪。夫妻俩说了大半夜的话，李才莲深情地对池煜华说：“等着我，10年、20年……革命成功后我一定来接你，再不让你走了！”
1935年4月，李才莲率领红军独立第七团转战到达瑞金的铜钵山。不久，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两个团将铜钵山围住。最终，李才莲与绝大多数战士壮烈捐躯，血洒战场。然而，这一切池煜华并不知道。她只记得自从1933年6月在宁都的七里坪，与丈夫离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
1949年9月，兴国县解放，在好不容易捱过来的十几年中，池煜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一场席卷很多地方的瘟疫中，教富村的李家连着死了5个人。池煜华替李才莲当了公公的孝子，一年半后又把后母安葬在家鄉的后山上。最让她痛心的是，她与李才莲当年在七里坪结下的爱情结晶——唯一的女儿也在快5岁时因病夭折。
1950年起，池煜华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打听丈夫李才莲的下落，因为她不相信丈夫离开了人世。每天清晨和傍晚，池煜华都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手扶门框，向着对面的小路凝望着，一望就是70年！那条早先厚实的杉木门坎中间，竟被她踩得快要凹没了。70年间，先后有20多个男人向池煜华求婚，都被她回绝了：“我有老公，怎么又恋郎？才莲会回来的！”
怀着对丈夫刻骨的思念，池煜华于2003年溘然长逝，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