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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家训（家教）的内容极为丰富，但核心始终围绕睦亲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之道展开，教化理念的积极内蕴体现为修身观、齐家观、教子观、励志观、勉学观、处世观、为政观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卑幼屈从尊长、男尊女卑、从一而终、鄙视劳动等封建主义纲常礼教及因果报应、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传统家训教化呈现出感化与规约的统一、“型家”与“范世”的统一、晓喻与示范的统一、内容一元与教化方式多元的统一、训诲抽象与操作具体的统一、以身立范与以言勖勉的统一、教化宗旨一贯性与阶段性渐进的统一等鲜明特色。本着承故拓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取优汰劣，扬弃传统家训教化的思想理念，能为今天齐家教子和家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特色中行之有效的载体与路径方法可以为提升家教质量和培塑优良家风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传统家训;教化理念;教化特色;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2-0096-10
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看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化、通俗化，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抽象说教意味而更加贴近生活，包容了斑斓多姿的教化理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鲜明教化特色。研究这些教化理念和教化特色，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家德家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一、传统家训教化理念的积极内蕴
中国传统家训（家教）的内容极为丰富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①，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睦亲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之道展开的。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修身观、齐家观、教子观、励志观、勉学观、处世观、为政观等。
1.修身观
传统家训的修身思想涉及内容非常宽泛，主要包括下述内容。
第一，修德检迹，以身立范。在修身方面，不少家训作者都告诫子弟家人要从“修德”做起，从小事做起。东汉蔡邕，在写给女儿的家训《女训》中，以“对镜梳妆”作喻，强调了内在品德修养的重要性，循循善诱地教育女儿要“修心”，告诫女儿“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②。刘备《敕后主辞》中教育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惟贤，能服于人”。要儿子加强品行修养，使自己的品德和能力能够为大家所信服。明代吴麟徵的《家诫要言》也指出，“人品须从小作起，权宜苟且诡随之意多，则一生人品坏矣”③。在传统家训的订立者看来，修身首先是对做家长的要求，要想家运长久，全在于家长品行端正，“身正”为先，以身示范。清代张履祥《训子语》就强调，为家长者首先要注重道德修养，然后才能教育好子孙，未有家长“不能修身能教子孙者也”。他说：
人家不论大小，总看此身起。此身正，贫贱也成个人家，富贵也成个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所以修身为急，教子孙为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能教子孙者也。④
关于修身的路径方法，传统家训也多有论述。比如袁黄的《了凡四训》就介绍了“功过格”的修养方法，告诫儿子要日日“知非”“改过”，“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
第二，贵名节，重家风。注重子弟名节、倡导优良家风，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鲜明特征，家训作者都将此作为家训的重要教化内容。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开篇就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⑤众多家训作者都把节操教育与传承家族优良家风培塑结合起来。颜之推在谈及写作家训的目的时就告诉后人家族夙重家风之事，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⑥。明代吴麟征《家诫要言》强调，“家业事小，门户事大”⑦，叮嘱子孙维护和传承家族优良门风。在《放翁家训》序言中，陆游说自己祖先“廉直忠孝，世载令闻”，其家训向子孙们讲述了陆氏家族的历史，要子孙学习先人，生活俭约，诚实做人，大力弘扬家族将“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视为耻辱的家风。陆游还以诗訓诲子孙，他在《示子孙》的家训诗中写道：“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号召子孙恪守陆氏家族二百年来耕读传家、不慕富贵的清白家风。
第三，言行循礼，力戒恶习。开帝王家训先河的周公教育侄子成王，居官不可贪求安逸、淫乐;要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即不沉溺于观赏，不纵情于逸乐，不无节制地嬉游，不不分时令地田猎。⑧作为官宦世家的张英，特别注意对子弟品德修养的教育。将“立品”作为子孙“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四事”之第一事，力戒恶习。许多家训作者都要求在生活实践中对子弟加以约束，而且辅以惩罚措施以惩恶劝善。清代麻城鲍氏家族的家训《鲍氏户规》对盗窃、赌博恶习以及骂人、诽谤等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做了详细的惩罚规定。⑨
第四，宽厚谦恭，谨言慎行。许多家训文献都嘱告家人，宽厚待人，谦恭处世，敦品励行。浦江郑义门的《郑氏规范》，用了大量篇幅谆谆嘱告家人子孙要“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⑩。明代许相卿的《许云邨贻谋》中，要求家人宽以待人，“宁人欺，毋欺人;宁人负，毋负人”B11。不少家训都要求子弟家人注意言谈举止的修养。张履祥《训子语》说：“子孙以忠信谨慎为先，切戒狷薄。不可顾目前之利而妄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时之势而贻数世之忧。”B12家训作者们告诫家人子弟谨言慎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B13。
2.齐家观B14
由于家文化的重要基础地位，传统家训将齐家之道作为教化子弟家人的重要理念，因而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传统家训的齐家观主要包括“居家之道”和“治家之道”两个方面。 第一，谨守礼法、各无惭德的居家之道。《颜氏家训》认为要使家庭和睦，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父子、夫妻、兄弟这三种关系，“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由于留有家训传世的大多是官宦之家或世家大族、殷实之家，除了“六亲”关系外，还要调整主人与仆人的伦理关系。因而，居家之道由调适家庭各种关系的规范组成，包括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的父辈之道;孝顺父母、恭敬尊长的为子之道;择偶重品、夫义妇顺的夫妇之道;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的兄弟之道;关心体恤、宽其处之的待仆之道。
第二，持家谨严、勤俭睦邻的治家之道。譬如曾国藩就认为，家庭家族的兴衰，全靠内政的治理如何，“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B15。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详细交代了周密藩篱、防火防盗、宅基择选、房屋建造、管理仓米、置造契书、纳税应捐、饲养禽畜等家务管理的具体事宜。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在历代家训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平常百姓，还是达官贵族，无不在家训中反复叮嘱家人尚节俭、戒奢糜。家训名篇《朱子治家格言》仅五百多字，涉及勤劳、俭朴内容的就不下一百多字。清代官吏、学者许汝霖在辞官回乡途中，针对当时的奢糜之风日甚，拟出《德星堂家订》的族规。家训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等方面的礼节和标准，严格控制开支，用省下的钱物去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此外，许多家训在家庭生活管理中都倡导和待乡邻，体恤孤寡，救难怜贫。
3.教子观
传统家训的撰作宗旨是“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B16。鉴于子孙担负着显父母、光门楣、延宗族的重任，因而历代家训都将端蒙重教、加强子弟修身做人教育作为“整齐门内”的基本原则加以强调。
第一，将培养品行端正的“好人”作为教育宗旨。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告诫子弟，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B17;“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B18。宋代家颐告诫子弟，“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他还以养芝兰这两种香草为喻，以知识教育和品德培养使他们成人成才。“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养之，又积善以滋养之。”B19
第二，将“蒙以养正”规定为教育的起始时间。他们强调“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如果“蒙养不端，待习惯成性，始识补救，晩矣”B20。姚舜牧家训《药言》中认为，蒙以养正的“养正”，最重要的就是养成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的思想道德素质。
颜之推家训十分注重孩子早期行为习惯的培养，他在这方面有很多极具价值的论述。比如，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B21他还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B22这里，颜之推强调在孩子还处于“婴稚”阶段、能够识别大人喜怒表情时就应该加以教诲，告诉他们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种观点今天看来是符合品德、习惯养成教育规律的。
第三，将修身、齐家、勉学、处世、交友等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训诲子孙从小读书知礼，淡薄名利，自立自重，宽厚待人，慎重交友，近贤远佞。张英的《聪训斋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他说：“教之孝友，教之谦让，教之立品，教之读书，教之择友，教之养身，教之俭用，教之作家……延良师谨教训，父母之责尽矣！”B23张英的观点，可以作为传统家训教子观的代表。
4.励志观
励志教育也是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家训撰作者教育子孙从小树立远大志向，认为这是将来成就事业、学问的基础。明代姚舜牧家训《药言》叮嘱子弟做人先要砥砺志向：“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老当益壮，贫且益坚，是立志之说也。”B24
《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八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文人修身励志的座右铭。诸葛亮家训中对立志与成学、成才的辩证关系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认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B25。“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家诫》，甚至将立志提高到“人”与“非人”相区别标志的高度，强调“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B26。嵇康认为，如果确定了志向所在，就要心口一致，坚守到死都不做第二种选择。清代理学家王心敬《训子帖》叮嘱儿子：“业成于勤荒于嬉，然世未有有志而不勤，无志而不嬉者。故君子欲砥德进业，时时以责志、励志为第一义。”B27
5.勉学观
许多家训的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向子弟传授治学方法，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这其中较有名的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叶梦得的《石林家训》、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张英的《聪训斋语》、曾国藩的家书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年幼时因为生于乱世，遇秦禁学，故读书不多。他当了皇帝以后，深感学习的重要，故专门写了《手敕太子文》，教育太子勤奋学习，亲自撰写奏章，不要他人代笔。欧阳修将不读书学习视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告诉儿子：“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B28
诸多家训都強调读书学习可以陶冶情操，变化气质。不少家训还向子弟家人传授了治学之法。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康熙的《庭训格言》、曾国藩的家书等。
6.处世观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模式，一个家庭、家族要想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既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而以‘教家立范’、‘提撕子孙’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文化，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子孙进行立身、处世之道的教育灌输。”B29家训的处世之道教育，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下述理念。
第一，平等待人，公道处世。传统家训的作者认为，绝不能因家境富裕或门第高贵而在乡曲面前趾高气扬。《袁氏世范》提出无论原来富贵还是后来发达，都不是在乡亲们面前“摆谱”的资本;如果因沾父祖辈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B30 第二，严以责己，宽以待人。明代许相卿的《许氏贻谋四则》告诫子孙：“宁人欺，毋欺人;宁人负，毋负人。”他还指出：“暴慢危亲，干谒辱身;夸己长可耻，幸人灾不仁;能忍事乃济，有容德乃大。古言大丈夫当容人，毋为人所容。”B31《袁氏世范》从人的秉性不同，告诫人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与人交往，要多看人之长处，多要求自己。
第三，爱众亲仁，救难怜贫。许多家训都告诫家人族众，要以仁爱之心关爱他人，乐于助人。把涵养爱心、“做好人”作为处理家庭、家族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明代蒋伊的《蒋氏家训》规定：“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续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B32明代官吏吕坤认为族人之间应该贫富相恤，“一族之人，不无富贵贫贱。富者须分所有以赈贫，贵者量所能以逮贱”B33。许多家训还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作为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要求家人子孙。
第四，近善远佞，信义为先。交友是处世的重要方面，许多家长都认为“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B34，故而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他们在家训中积极倡导正确的交友之道，提出了慎择交游、近君子远小人的交友观。朱熹告诫儿子，要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B35清代官吏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提出，朋友相交，信义为先。
7.为政观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君王帝后、官宦之家的家训中，特别是那些有作为的君主，以及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体察百姓疾苦的名臣贤相，更是如此。传统家训的为政观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出仕为官者撰写的家训中这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是专为训诫皇室子孙而作的，他们都告诫子孙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务，关心百姓的生活。元代曾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许衡写诗训子，要其“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B36。南宋宰相赵鼎《家训笔录》嘱咐子弟，“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B37。
许多高官名宦家训，都把勤政、恤民视为子弟教育的重要内容，且制订了相应的奖惩措施。例如，明代官至福建布政司左参议的王澈，在所著的《王氏族约》中明确规定：“凡子孙居官，务要廉勤正直，尽忠体国，恪守官箴。其治行卓越、惠泽及民及有功德，为宗族乡邻所庇赖者，没后于谱传之。如以贪酷被黜者，于谱上削其爵。”B38明代官吏许相卿告诫子孙，士人从小承继学业，要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为志向;壮年如果入仕为官，应“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凡是因贪渎被处理者，辜负国家、辱没家门，若官位显赫，只能加重其罪过。对于这种子弟，在祠堂告于祖宗，给予“削谱”出族的严厉处罚。B39
第二，清廉自守，勿贪勿奢。这方面的内容许多家训都有述及，而以官宦家庭更为强调和重视，历史上留下了诸如陶侃母“封鲊教子”之类许多诫子勿贪的家训故事。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唐代柳玭，在《诫子弟书》中教育为官子弟：“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廩禄，不可易黎氓之膏血;榎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B40这里，柳玭对为官子弟的要求是要为人正直，廉洁自律，不沽名钓誉。强调俸禄微薄但不可搜刮黎民百姓的血汗;虽然有权使用公堂上的刑具，却不能依仗手中权力泄私愤。北宋名臣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在留下的短短家训中专门叮嘱子孙，有为官贪赃枉法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了以后，不得葬入祖坟。
二、传统家训教化理念的消极因素
上述家训教化理念的丰富内容，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积极的方面，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但由于受传统家训形成和传播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加之这些家训多出自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存在有封建主义纲常礼教及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
1.卑幼屈从尊长的“愚孝”伦理观念
鉴于“资父事君，忠孝道一”B41的家国关系理念，历代家训中，这种观念都占了相当的篇幅。封建家长族长从维护自身权威和家族秩序考虑，把向子弟灌输“父为子纲”的孝道提到极高的位置，“孝”甚至成了家庭、国家伦常的核心。比如，司马光家训中就极力提倡儿子应该绝对服从父母，唯父母之命是听，甚至将这种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推向了荒谬的极端。司马光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子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B42即使夫妻感情再好，只要父母亲不满意，就必须休妻;反之夫妻关系再糟糕，只要父母高兴，两人就得凑合一辈子。类似这种迂腐说教的家训虽然数量不多，影响却不可小觑，原因在于司马光这类人物的学问和地位，使其“对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家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从当时和以后的家训中，可以看到世家大族、普通人家，或将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作为治家、教子的范本;或引用司马光家训，作为教家立范的根据和借鉴”B43。
不少家训对长幼辈关系做的一系列规定都强调了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不平等意识，如“卑幼不得抵抗尊长，一日长皆是”;“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B44李恕的《戒子拾遗》甚至规定，对公然违背“父叔之令”的子弟给予砍断手指的残酷惩罚，“以为终身之戒”B45。这种用严厉惩罚以维护尊卑观念和专制意识的做法，“在强调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家训文化的氛围中得到了强化，自幼生活在封建家长耳提面命、动辄惩罚的环境里自然容易形成片面服从尊长的盲从意识”B46。
2.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
有些家训，极力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观。宋代官吏李昌龄《乐善录》中，从人性上污蔑妇女，为男尊女卑观念寻找依据。他说：“大抵妇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B47有些迂腐的家长甚至规定，家族的男女亲属之间都不能直接传递东西，如清代窦克勤拟订的《寻乐堂家规》要求，“男女授器不亲受，必置之地而后取之”B48。特别是在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明清时期，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更是影响深远，“烈女不更二夫”的道德观被不少家训所倡行。曹端《家规辑略》云，“诸妇夫死，而忘恩背义愿适他人者，终身不许来往”B49。窦克勤的《寻乐堂家规》甚至鼓励家族的孀妇以死殉夫。该家规迂腐地认为，“女子一入夫家之门，便终身无再嫁之理……若不幸而夫之亡也，或幼而无子，当殉夫以死，此古今之正道”B50。 3.富贵在天的宿命论
宿命论思想也是一些家训宣扬的消极内容。明代姚儒的《教家要略》就专门写了“俟命”一篇，论述富贵天定的宿命论。该篇先引用孔子、子思、孟子的观点为依据，然后指出：“盖人生富贵、贫贱、死生、荣辱，皆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强也。苟不安于命，而欲尽人力以图之，惑矣！”B51姚儒认为，人力不能改变天命，“况命本于天，决非人力所能增损”B52。他还列举了颜含、李垂、宋仁宗等人关于天命的论点和故事，以佐证自己的见解。明代袁黄的《了凡四训》，不仅有宿命论的说教，还举了不少故事做论据以增强其说服力。
4.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教
不少家训中还宣扬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说教。陆九韶《居家正本》云“富贵贫贱自有定分”;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说：“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劝善诫恶，但毕竟是封建迷信的说教。被誉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中，为宣传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颜之推也向子孙讲了许多荒谬的迷信故事。比如北齐某官吏，“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B53。梁朝有个富人，为使头发光亮，经常用蛋白来洗头，每次需要用二三十个鸡蛋。到他临死时，人们听到他的头发中竟然传来几千只小鸡的啾啾声。这类故事虽然主观上在于劝善，但其立论基础却是唯心主义的。
5.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由于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政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因而许多家训都教诫子弟谨言慎行，恪守明哲保身、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B54颜之推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三为亡国之人”，多次险遭杀身之祸。为了使子孙在乱世中求得自保，免受灾祸，他叮嘱子孙，明哲保身，自守求安。在家训中，颜之推还举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的例子要子孙吸取教训。朱熹告诫儿子，言语尤要谨慎，“不可言人之恶，及说人家长短事非”B55。当然，原因还是要归咎于当时朝政的黑暗和人心的险恶，使得家训作者们不得不对子孙进行谨言慎行和寻求自保的说教。
6.鄙视劳动与崇尚门第的思想
在治生方面，虽然整体上看，传统家训作者大多认为子弟无论从事士农工商，只要凭劳动为生，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万般皆下品”的封建社会，有些家训还是存在鄙视劳动和劳动群众的偏见。如《颜氏家训》告诫子弟，要好好读书学习，才能出仕为官，否则只能做“耕田养马”的卑贱“小人”。B56有些家规族训十分强调儿女婚配一定要讲究门第，无论娶妇还是嫁女，不得与贫穷人家或门第不当的人家缔结婚姻。“凡昏配须门第相当，岂可苟慕妆奁，而与下贱之家为耦……其已娶妇如系贱家之女，元旦谒祠，不许一概混进。”B57如果不服从家规私自婚配，就是辱没祖先，家族不予认可，娶的“贱家之女”也不许进祠堂参加谒祠活动。
尽管传统家训有些唯心主義和封建糟粕，存在着愚忠愚孝的封建伦理和奴化教育，但毕竟不是传统家训的主流，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家训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
三、传统家训的教化特色
中国传统家训在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教化特色。
1.感化与规约的统一
教育感化与规范、约束的统一。家庭教育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家训撰作者都强调出于真挚的感情，循循善诱，关怀慈爱。另外，家训教化也具有其他教育所不可代替的特殊功用，所谓：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B58
颜之推的话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俗语说“爱其师，信其道”。同样的话，人们的确相信自己的亲人;同样的命令，听从的是那些自己所敬佩的人。所以，朝夕相处的亲人所施行的家庭教育是其他教育所无法取代的。
然而，爱与严是一致的，教育感化要与必要的惩戒、强制的方式结合起来，只要“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B59即可。传统家训并不仅仅只讲道理，而是在教育感化和引导的同时，注重规范的严格约束，例如：
凡尊长呼卑幼，须以名字，不宜沿习薄俗，称其别号。若卑幼之称尊长，自当谦谨。凡子孙居官者，族中不得舆马出入。年耆老者不拘。B60
明代庄元臣撰写的《治家条约》“检奴仆”条规定，“凡自家人生事，有外人来告诉，切不可护短拒绝，须唤进细加访问根由。如家人理曲，即时重责。有强抢什物，当时责令偿还，重者送官处究”B61。这些规定既明确了行为准则，又严明了惩罚标准，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和可操作性，且容易实现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2.“型家”与“范世”的统一
教家立范与齐家治国的统一。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家是国的扩大，国是家的缩小，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型家”与“范世”是辩证的统一。而“教家立范，品行为先”“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B62，故教家立范、型家范世始终是传统家训的教化宗旨，这也是历代的家训撰作者所坚持的原则，正如清代帝师和学者魏象枢所说的那样：“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即行在，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B63
“型家”与“范世”的统一，还体现在家族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相辅相成。中国传统社会，县级以下没有政府组织，其管理基本上依赖家族、宗族的自治，这样家训族规就发挥了补充国家法规的重要功能。“合家合族依照宗规族训和睦相处、调节彼此关系及与乡邻的关系。宗族担当着管理和保护族人的双重功能……特别是宋代以后，不少宗族置义田、设义庄，贫穷族人甚至中产族人可以享受本族族产的救助或补贴，这既维护了宗族共同体，增加了宗族凝聚力，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减少犯罪。”B64 正因为宗规族训是建立在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之上并借助尊长权威施行的，因而家长、族长或宗正依据族训通过祭祀、聚会等对族人进行敦族睦邻教化，更会收到国家法律起不到的自律作用，更易将族人的行为强制地纳入族规之中。可以说家规族法，对封建社会尤其是后期的社会秩序维护发挥了辅助国家法律的功能。不仅族邻关系调节伦理化，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对封建社会延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B65
3.晓喻与示范的统一
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传统家训教诲家人子弟立身齐家、为人处世，注意晓之以理，使其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遵照执行。以兄弟关系为例，看看家训作者们对子弟的说理教育。姚舜牧在《药言》中告诫为人父母者不可对子女宠爱、偏爱。家训说：
賢不肖皆吾子，为父母者切不可毫发偏爱。日久，兄弟间不觉怨愤之积，往往一待亲殁而争讼因之。创业思垂永久，全要此处见得明，不贻后日之祸可也。B66
这里对父母偏爱子弟的危害分析得很是透彻，兄弟之间的矛盾往往源于父母对子弟的关爱不均。正是父母“偏爱日久”，导致兄弟间“怨愤之积”，一旦父母亡故，矛盾就会爆发。
传统家训的作者在注意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晓喻劝勉的同时，更强调发挥典范楷模的导向作用。《颜氏家训》《袁氏世范》《家范》《女范捷录》《内训》《了凡四训》《渭厓家训》《颜氏家诫》等，都注意通过一些感染力强的历史和现实的人物故事劝勉子孙，增强教育效果。例如，司马光《家范》在论及处理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舅姑、妇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时，除了论述各自遵行的行为规范外，还在每个条目下列举了数个历史上典范人物的事迹，要家人子弟效法。明代官至礼部尚书的霍韬，其《渭厓家训》的《家训续篇》共分“雍睦”“友爱”“敦睦”“家教”等16篇，每篇既论述相应规范的意义，引用名人家训论述，又列举历史上的典范故事，使子弟学有榜样，行有模范。
4.内容一元与教化方式多元的统一
历代家训大致都包括睦亲、治家、教子、勉学、交友、处世等共同的内容要求，几乎涉及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教化路径方法则丰富多样。以教化载体而言，既有家长治家处世的经验传授，也有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之谈;既有历代先贤大儒语录教导的汇编，也有名人模范事迹、美德懿行的辑录。从家训的形式上看，更是多种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B67以教化路径方法而言，既有祠堂读训、堂前训诫、族众聚谈，又有言传身教、榜样示范、奖惩结合等。这种内容一元与教化方式多元、形式多样的统一，使得各种教化方式方法相互融合，彼此相辅相成，实效性更强。
5.训诲抽象与操作具体的统一
由于传统家训的撰作者大多为仕宦阶层，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以，“传统家训也把进德、修身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提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因而具有深刻的、抽象的哲理性和浓郁的说教色彩。然而，由于训导对象囿于家庭成员，因此，家训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一般来说，家训语言都较明白易懂，言简意赅，便于掌握和践行”B68。
宋元明三代同居共爨的浦江郑义门家族几代人陆续修订完善的《郑氏规范》，计168则，涉及家政管理、冠婚丧祭、子孙教育、出仕为官、待人处世等家族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相关行为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非常便于遵照执行。例如，家训对防火用品放置和维护的规定是：
凡可以救灾之具，常须增置（若油篮系索之属）。更列水缸于房闼之外（冬月用草结盖，以护寒冻）。复于空地造屋，安置薪炭。所有辟蚊蒿烬，亦弃绝之。B69
再如，关于家中产业的管理，《郑氏规范》规定的具体且可操作：
家中产业文券，既印“义门公堂产业子孙永守”等字，仍书字号。置立砧基簿书，告官印押，续置当如此法。家长会众封藏，不可擅开。不论长幼，有敢言质鬻者，以不孝论。B70
前文提及，清代礼部尚书许汝霖鉴于当时社会上奢靡浪费，“人情不古，竟纷华于日用，动辄逾闲”，故拟订了《德星堂家订》这篇家规，旨在倡导节俭家风。比如在《宴会》部分，许汝霖甚至规定，客人如果来家多住几日，中午、晚上只用两三个菜招待。“若客欲留寓，盘桓数日，午则二簋一汤，夜则三菜斤酒。跟随服役者，酒饭之外，勿烦再犒。”B71这对于“部长”级别的家庭，实在显得寒酸。这位高官并非吝啬，他反复告诉子孙日常生活特别是祝寿、治丧、祭祀活动中更要节俭，以便用省下来的钱周济孤寡、建立家塾教育子弟、资助贫穷族人婚丧嫁娶等。
6.以身立范与以言勖勉的统一
由于家训的撰著者基本上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他们又多是家庭家族中德高望重的父祖长者，深知家长以身作则、正身率下在齐家教子中的重要地位，故而其家训在论及治家的要求时，总是在进行言教的同时尤其强调以身立范的重要性。北宋时期的官吏李昌龄在《乐善录》中提出：“为父为师之道无它，惟严与正而已。”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更是明确强调：“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为家长者以身示范，才能具有说服力，“不令而行”。
明代的《庭帏杂录》中，袁仁和李氏非常重视对儿子们的言教，给予修身做人、待人处世、为文治学等方面的教育指导，但他们更加重视身教。特别是李氏，从点滴小事上对孩子施加积极影响，以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儿子袁衮谈到自己小时：
有次家童阿多送他和哥哥上学，回来时见路边的蚕豆刚熟，阿多就摘了一些，母亲见了，严肃地教育他们说：“农家辛苦耕种，就靠这些作为口粮，你们怎么能私摘人家的蚕豆呢？”说完，命送一升米赔偿人家。李氏每次购买柴米蔬菜之类的东西，付人银子时平秤都不行，她总是再加上一点。袁裳对此很不理解。李氏利用这件事，教育儿子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人家吃亏的道理。她开导儿子说：“细人生理至微，不可亏之。每次多银一厘，一年不过分外多使银五六钱，吾旋节他费补之，内不损己，外不亏人，吾行此数十年矣，儿曹世守之，勿变也。”B72 7.教化宗旨一以贯之与阶段性要求循序渐进的统一
传统家训在教育宗旨上，一以贯之的是进德修身，贵名节，重家声，清白做人，平和处世。他们认为：“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紧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B73教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B74郑板桥52岁才生一儿子，但他并不娇惯。他在外地为官，不能亲自教育儿子，便通过家书要堂弟郑墨代为管教幼子，在数十封家书中，郑板桥最强调的是教育儿子明理做人。信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B75。这种教育理念始终贯穿于他对儿子的教育之中。
传统家训在强调教化内容在修身齐家、為人处世等基本要求一贯性的同时，也同样注重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不同要求。教化与子孙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统一等。例如，司马光就设计了幼儿各年龄段的教育内容：
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习书字，女子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读《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读《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扬子，博观群书。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诵之……未冠笄者，质明而起，总角靧面，以见尊长，佐长者供养祭祀，则佐执酒食。若既冠笄，则皆责以成人之礼，不得复言童幼矣。B76
从司马光设计的上述家教程序看，显然继承了《礼记·内则》的家教思想，同时做了重要的发展，使之更加具体和便于实施。司马光不仅极其重视幼儿早期教育，而且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司马光都注意将德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蒙以养正”，这也是他在《居家杂仪》和《家范》中始终贯穿的理念。司马光又根据孩子的可接受度，在成长的每个阶段注意施行不同的内容，强调循序渐进的养成教育。B77再如，浦江郑氏家族，十分重视子弟文化知识的学习，家里广储书籍，并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规程：小儿五岁，就要“参讲书”、学礼;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假如到了二十一岁，学业上还无成就，就令他们学习治家理财的本领。B78
四、传统家训教化理念与教化特色的时代价值
传统家训文化在中国教育史尤其是道德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传承中华文脉，要“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B79。
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同居共爨的大家族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的核心家庭和部分主干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家庭小型化了，但是家庭作为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和社会最小“细胞”没有变，仍然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B80，因此源远流长的家训教化仍然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第一，本着承故拓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取优汰劣。唐代宰相张九龄认为，“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治家教子对于具有家国同构传统的中国社会极为重要。正由于家训在家庭教化中的重要功能，故而为历代统治者和广大有识之士所重视。自《颜氏家训》这部全面系统的家训著作问世以后，就被认为“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B81而历代刊行，其他家训名篇也多被作为型家范世的教科书而广泛流布，《朱子治家格言》等家训甚至被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尽管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家训文化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整理、研究家训文献，在摒弃其封建主义与唯心主义消极部分的同时，以科学的方法披沙拣金，取其精华，舍弃糟粕”B82，为今所用。
第二，扬弃传统家训教化的思想理念为今天齐家教子和家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依据时代标准来衡量，传统家训的上述教化理念，虽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其修身观、齐家观、教子观、励志观、勉学观、处世观、为政观中的这些积极内蕴，仍然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今天，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仍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必修课，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精华教化子女、涵养家庭美德，应着重吸收传统家训教化中孝敬长辈、勤劳节俭、和睦邻里、立德修身、励志勉学、诚信处世、乐善好施等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为我们今天概括、提炼、制定家庭道德规范和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准则提供积极而有益的参考。当然，在扬弃传统家训教化过程中，“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B83。注意根据现实进行取舍、改造，保留积极、合理、有价值的东西，摈弃消极、落后、腐朽、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第三，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特色中行之有效的载体与路径方法可以为提升家教质量和培育优良家风提供有益参考。数千年传统家训史的上述教化特色，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家风培塑提供了诸多启迪。譬如，传统家训教化中将“型家”作为“范世”的基础，并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家国同构传统的民族今天依然极为重要，启迪我们从孩子蒙养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开始，就将培养孩子价值观的“大德”和道德素质的“小德”结合起来，从家庭这个细胞做起，扣好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其成为报效祖国的人才奠定良好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基础。再如，传统家训教化中将感化与规约、晓喻与示范、训诲抽象与操作具体、以身立范与以言勖勉有机结合起来，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灌输濡染，注重家长以身率下、言传身教，注重养正于蒙、家风陶冶、亲情感化、实践养成、以身立教等，从史料看都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教化特色所体现出的载体和路径方法都可以吸纳借鉴来为新时代家庭美德和家庭家风建设服务。 总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文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轨物范世的教科书，也对新时代家庭教化、家德家风培育等家文化建设有重要借鉴，需要挖掘的资源和研究的问题很多，希望拙文能成引玉之砖，引起学界关注。
注释
①B54B68陈延斌：《中国古代家训论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②④B15陈延斌、葛大伟编著：《中国好家训》，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80—81、112页。
③⑦B17B18B20B24B25B26B47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319、321、302、301、301、297、452、10、159页。
⑤⑥B58〔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第一》。
⑧参见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⑨《鲍氏户规》，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
⑩B44B69B70〔元〕郑文融等：《郑氏规范》，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11B31B39〔明〕许相卿：《许云邨贻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75卷。
B12〔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
B13陈延斌：《中国传统家训教化与公民道德素质养成》，《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7期。
B14本题主要内容笔者曾以《传统家训的“齐家之道”》为题，发表于国际儒联组编：《儒家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华文出版社，2015年。
B16〔宋〕司马光：《家范》卷二《祖》。
B19〔宋〕家颐：《教子语》，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963页。
B21〔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B2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B23〔清〕张英：《聪训斋语》卷一，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27〔清〕王心敬：《训子帖》，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133页。
B28〔宋〕欧阳修：《示子》，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B29陈延斌：《传统家训的处世之道与中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4期。
B30陈延斌：《〈袁氏世范〉的伦理教化思想及其特色》，《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5期。
B32〔明〕蒋伊：《蒋氏家训》，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22页。
B33〔明〕吕坤：《四礼翼·祭后翼·恤贫》。
B34〔清〕张英：《聪训斋语》卷二，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35〔宋〕朱熹：《朱子文集·与长子受之》。
B36〔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一《古风·训子》。
B37〔宋〕赵鼎：《家训笔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74卷。
B38〔明〕王澈：《王氏族约·汇训第五》，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37页。
B40〔唐〕柳玭：《诫子弟书》，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72页。
B41〔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文聘传注》。
B42B76〔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第四《居家杂仪》。
B43参见陈延斌：《论司马光的家训及其教化特色》，《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B45〔唐〕李恕：《戒子拾遗》，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0—91页。
B46参见陈延斌：《传统家训的“齐家之道”》，国际儒联组编：《儒家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华文出版社，2015年。
B48B50〔清〕窦克勤：《寻乐堂家规》，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079、4069页。
B49〔明〕曹端：《家规辑略》，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538页。
B51B52〔明〕姚儒：《教家要略·俟命二十七》。
B53〔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
B5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与长子书》。
B5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B57B60〔明〕王澈：《王氏族约·冠婚第六》，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39、1737页。
B59〔明〕仁孝文皇后：《内训·母仪章第十六》。
B61〔明〕庄元臣：《治家条约·检奴仆》，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第2905页。
B62B73B74〔清〕孙奇逢：《孝友堂家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九七七卷。
B63〔清〕魏象枢：《寒松堂集》卷三《奏疏》，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B64B65陈延斌、张琳：《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齐鲁学刊》2009年第6期。
B66〔明〕姚舜牧：《药言》，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67B72陈延斌：《家训：中国人的家庭教科书》，《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3月14日。
B71〔清〕许汝霖：《德星堂家订》，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B75《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B77参见陈延斌：《论司马光的家训及其教化特色》，《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B78参见陈延斌：《〈郑氏规范〉的家庭教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B79《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B80《習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
B81〔清〕陆奎勋：《陆堂文集》卷三《训家恒语序》。
B82陈延斌、陈姝瑾：《挖掘传统家训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4日。
B8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责任编辑：思 齐
关键词：传统家训;教化理念;教化特色;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2-0096-10
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看是儒家文化的世俗化、通俗化，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抽象说教意味而更加贴近生活，包容了斑斓多姿的教化理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鲜明教化特色。研究这些教化理念和教化特色，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家德家风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一、传统家训教化理念的积极内蕴
中国传统家训（家教）的内容极为丰富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①，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睦亲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之道展开的。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修身观、齐家观、教子观、励志观、勉学观、处世观、为政观等。
1.修身观
传统家训的修身思想涉及内容非常宽泛，主要包括下述内容。
第一，修德检迹，以身立范。在修身方面，不少家训作者都告诫子弟家人要从“修德”做起，从小事做起。东汉蔡邕，在写给女儿的家训《女训》中，以“对镜梳妆”作喻，强调了内在品德修养的重要性，循循善诱地教育女儿要“修心”，告诫女儿“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②。刘备《敕后主辞》中教育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惟贤，能服于人”。要儿子加强品行修养，使自己的品德和能力能够为大家所信服。明代吴麟徵的《家诫要言》也指出，“人品须从小作起，权宜苟且诡随之意多，则一生人品坏矣”③。在传统家训的订立者看来，修身首先是对做家长的要求，要想家运长久，全在于家长品行端正，“身正”为先，以身示范。清代张履祥《训子语》就强调，为家长者首先要注重道德修养，然后才能教育好子孙，未有家长“不能修身能教子孙者也”。他说：
人家不论大小，总看此身起。此身正，贫贱也成个人家，富贵也成个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所以修身为急，教子孙为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能教子孙者也。④
关于修身的路径方法，传统家训也多有论述。比如袁黄的《了凡四训》就介绍了“功过格”的修养方法，告诫儿子要日日“知非”“改过”，“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
第二，贵名节，重家风。注重子弟名节、倡导优良家风，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鲜明特征，家训作者都将此作为家训的重要教化内容。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开篇就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⑤众多家训作者都把节操教育与传承家族优良家风培塑结合起来。颜之推在谈及写作家训的目的时就告诉后人家族夙重家风之事，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⑥。明代吴麟征《家诫要言》强调，“家业事小，门户事大”⑦，叮嘱子孙维护和传承家族优良门风。在《放翁家训》序言中，陆游说自己祖先“廉直忠孝，世载令闻”，其家训向子孙们讲述了陆氏家族的历史，要子孙学习先人，生活俭约，诚实做人，大力弘扬家族将“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视为耻辱的家风。陆游还以诗訓诲子孙，他在《示子孙》的家训诗中写道：“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号召子孙恪守陆氏家族二百年来耕读传家、不慕富贵的清白家风。
第三，言行循礼，力戒恶习。开帝王家训先河的周公教育侄子成王，居官不可贪求安逸、淫乐;要做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即不沉溺于观赏，不纵情于逸乐，不无节制地嬉游，不不分时令地田猎。⑧作为官宦世家的张英，特别注意对子弟品德修养的教育。将“立品”作为子孙“思尽人子之责，报父祖之恩，致乡里之誉，贻后人之泽”“四事”之第一事，力戒恶习。许多家训作者都要求在生活实践中对子弟加以约束，而且辅以惩罚措施以惩恶劝善。清代麻城鲍氏家族的家训《鲍氏户规》对盗窃、赌博恶习以及骂人、诽谤等违反道德法律的行为做了详细的惩罚规定。⑨
第四，宽厚谦恭，谨言慎行。许多家训文献都嘱告家人，宽厚待人，谦恭处世，敦品励行。浦江郑义门的《郑氏规范》，用了大量篇幅谆谆嘱告家人子孙要“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⑩。明代许相卿的《许云邨贻谋》中，要求家人宽以待人，“宁人欺，毋欺人;宁人负，毋负人”B11。不少家训都要求子弟家人注意言谈举止的修养。张履祥《训子语》说：“子孙以忠信谨慎为先，切戒狷薄。不可顾目前之利而妄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时之势而贻数世之忧。”B12家训作者们告诫家人子弟谨言慎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B13。
2.齐家观B14
由于家文化的重要基础地位，传统家训将齐家之道作为教化子弟家人的重要理念，因而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传统家训的齐家观主要包括“居家之道”和“治家之道”两个方面。 第一，谨守礼法、各无惭德的居家之道。《颜氏家训》认为要使家庭和睦，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父子、夫妻、兄弟这三种关系，“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由于留有家训传世的大多是官宦之家或世家大族、殷实之家，除了“六亲”关系外，还要调整主人与仆人的伦理关系。因而，居家之道由调适家庭各种关系的规范组成，包括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的父辈之道;孝顺父母、恭敬尊长的为子之道;择偶重品、夫义妇顺的夫妇之道;兄友弟恭、亲睦家齐的兄弟之道;关心体恤、宽其处之的待仆之道。
第二，持家谨严、勤俭睦邻的治家之道。譬如曾国藩就认为，家庭家族的兴衰，全靠内政的治理如何，“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B15。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详细交代了周密藩篱、防火防盗、宅基择选、房屋建造、管理仓米、置造契书、纳税应捐、饲养禽畜等家务管理的具体事宜。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这在历代家训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平常百姓，还是达官贵族，无不在家训中反复叮嘱家人尚节俭、戒奢糜。家训名篇《朱子治家格言》仅五百多字，涉及勤劳、俭朴内容的就不下一百多字。清代官吏、学者许汝霖在辞官回乡途中，针对当时的奢糜之风日甚，拟出《德星堂家订》的族规。家训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等方面的礼节和标准，严格控制开支，用省下的钱物去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此外，许多家训在家庭生活管理中都倡导和待乡邻，体恤孤寡，救难怜贫。
3.教子观
传统家训的撰作宗旨是“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B16。鉴于子孙担负着显父母、光门楣、延宗族的重任，因而历代家训都将端蒙重教、加强子弟修身做人教育作为“整齐门内”的基本原则加以强调。
第一，将培养品行端正的“好人”作为教育宗旨。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告诫子弟，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B17;“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B18。宋代家颐告诫子弟，“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他还以养芝兰这两种香草为喻，以知识教育和品德培养使他们成人成才。“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养之，又积善以滋养之。”B19
第二，将“蒙以养正”规定为教育的起始时间。他们强调“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如果“蒙养不端，待习惯成性，始识补救，晩矣”B20。姚舜牧家训《药言》中认为，蒙以养正的“养正”，最重要的就是养成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的思想道德素质。
颜之推家训十分注重孩子早期行为习惯的培养，他在这方面有很多极具价值的论述。比如，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B21他还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B22这里，颜之推强调在孩子还处于“婴稚”阶段、能够识别大人喜怒表情时就应该加以教诲，告诉他们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这种观点今天看来是符合品德、习惯养成教育规律的。
第三，将修身、齐家、勉学、处世、交友等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训诲子孙从小读书知礼，淡薄名利，自立自重，宽厚待人，慎重交友，近贤远佞。张英的《聪训斋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他说：“教之孝友，教之谦让，教之立品，教之读书，教之择友，教之养身，教之俭用，教之作家……延良师谨教训，父母之责尽矣！”B23张英的观点，可以作为传统家训教子观的代表。
4.励志观
励志教育也是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家训撰作者教育子孙从小树立远大志向，认为这是将来成就事业、学问的基础。明代姚舜牧家训《药言》叮嘱子弟做人先要砥砺志向：“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老当益壮，贫且益坚，是立志之说也。”B24
《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八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文人修身励志的座右铭。诸葛亮家训中对立志与成学、成才的辩证关系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认为“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B25。“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家诫》，甚至将立志提高到“人”与“非人”相区别标志的高度，强调“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B26。嵇康认为，如果确定了志向所在，就要心口一致，坚守到死都不做第二种选择。清代理学家王心敬《训子帖》叮嘱儿子：“业成于勤荒于嬉，然世未有有志而不勤，无志而不嬉者。故君子欲砥德进业，时时以责志、励志为第一义。”B27
5.勉学观
许多家训的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向子弟传授治学方法，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这其中较有名的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叶梦得的《石林家训》、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张英的《聪训斋语》、曾国藩的家书等。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年幼时因为生于乱世，遇秦禁学，故读书不多。他当了皇帝以后，深感学习的重要，故专门写了《手敕太子文》，教育太子勤奋学习，亲自撰写奏章，不要他人代笔。欧阳修将不读书学习视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告诉儿子：“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B28
诸多家训都強调读书学习可以陶冶情操，变化气质。不少家训还向子弟家人传授了治学之法。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康熙的《庭训格言》、曾国藩的家书等。
6.处世观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模式，一个家庭、家族要想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既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又要处理好与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而以‘教家立范’、‘提撕子孙’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文化，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子孙进行立身、处世之道的教育灌输。”B29家训的处世之道教育，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下述理念。
第一，平等待人，公道处世。传统家训的作者认为，绝不能因家境富裕或门第高贵而在乡曲面前趾高气扬。《袁氏世范》提出无论原来富贵还是后来发达，都不是在乡亲们面前“摆谱”的资本;如果因沾父祖辈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B30 第二，严以责己，宽以待人。明代许相卿的《许氏贻谋四则》告诫子孙：“宁人欺，毋欺人;宁人负，毋负人。”他还指出：“暴慢危亲，干谒辱身;夸己长可耻，幸人灾不仁;能忍事乃济，有容德乃大。古言大丈夫当容人，毋为人所容。”B31《袁氏世范》从人的秉性不同，告诫人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与人交往，要多看人之长处，多要求自己。
第三，爱众亲仁，救难怜贫。许多家训都告诫家人族众，要以仁爱之心关爱他人，乐于助人。把涵养爱心、“做好人”作为处理家庭、家族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明代蒋伊的《蒋氏家训》规定：“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续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B32明代官吏吕坤认为族人之间应该贫富相恤，“一族之人，不无富贵贫贱。富者须分所有以赈贫，贵者量所能以逮贱”B33。许多家训还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作为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要求家人子孙。
第四，近善远佞，信义为先。交友是处世的重要方面，许多家长都认为“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保家莫如择友”B34，故而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他们在家训中积极倡导正确的交友之道，提出了慎择交游、近君子远小人的交友观。朱熹告诫儿子，要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B35清代官吏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提出，朋友相交，信义为先。
7.为政观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君王帝后、官宦之家的家训中，特别是那些有作为的君主，以及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体察百姓疾苦的名臣贤相，更是如此。传统家训的为政观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在中国传统家训中，出仕为官者撰写的家训中这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是专为训诫皇室子孙而作的，他们都告诫子孙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务，关心百姓的生活。元代曾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许衡写诗训子，要其“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B36。南宋宰相赵鼎《家训笔录》嘱咐子弟，“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B37。
许多高官名宦家训，都把勤政、恤民视为子弟教育的重要内容，且制订了相应的奖惩措施。例如，明代官至福建布政司左参议的王澈，在所著的《王氏族约》中明确规定：“凡子孙居官，务要廉勤正直，尽忠体国，恪守官箴。其治行卓越、惠泽及民及有功德，为宗族乡邻所庇赖者，没后于谱传之。如以贪酷被黜者，于谱上削其爵。”B38明代官吏许相卿告诫子孙，士人从小承继学业，要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人为志向;壮年如果入仕为官，应“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凡是因贪渎被处理者，辜负国家、辱没家门，若官位显赫，只能加重其罪过。对于这种子弟，在祠堂告于祖宗，给予“削谱”出族的严厉处罚。B39
第二，清廉自守，勿贪勿奢。这方面的内容许多家训都有述及，而以官宦家庭更为强调和重视，历史上留下了诸如陶侃母“封鲊教子”之类许多诫子勿贪的家训故事。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唐代柳玭，在《诫子弟书》中教育为官子弟：“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廩禄，不可易黎氓之膏血;榎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B40这里，柳玭对为官子弟的要求是要为人正直，廉洁自律，不沽名钓誉。强调俸禄微薄但不可搜刮黎民百姓的血汗;虽然有权使用公堂上的刑具，却不能依仗手中权力泄私愤。北宋名臣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在留下的短短家训中专门叮嘱子孙，有为官贪赃枉法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了以后，不得葬入祖坟。
二、传统家训教化理念的消极因素
上述家训教化理念的丰富内容，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积极的方面，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时代价值，但由于受传统家训形成和传播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加之这些家训多出自封建官僚士大夫之手，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存在有封建主义纲常礼教及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
1.卑幼屈从尊长的“愚孝”伦理观念
鉴于“资父事君，忠孝道一”B41的家国关系理念，历代家训中，这种观念都占了相当的篇幅。封建家长族长从维护自身权威和家族秩序考虑，把向子弟灌输“父为子纲”的孝道提到极高的位置，“孝”甚至成了家庭、国家伦常的核心。比如，司马光家训中就极力提倡儿子应该绝对服从父母，唯父母之命是听，甚至将这种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推向了荒谬的极端。司马光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子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B42即使夫妻感情再好，只要父母亲不满意，就必须休妻;反之夫妻关系再糟糕，只要父母高兴，两人就得凑合一辈子。类似这种迂腐说教的家训虽然数量不多，影响却不可小觑，原因在于司马光这类人物的学问和地位，使其“对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家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从当时和以后的家训中，可以看到世家大族、普通人家，或将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作为治家、教子的范本;或引用司马光家训，作为教家立范的根据和借鉴”B43。
不少家训对长幼辈关系做的一系列规定都强调了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不平等意识，如“卑幼不得抵抗尊长，一日长皆是”;“子孙受长上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B44李恕的《戒子拾遗》甚至规定，对公然违背“父叔之令”的子弟给予砍断手指的残酷惩罚，“以为终身之戒”B45。这种用严厉惩罚以维护尊卑观念和专制意识的做法，“在强调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家训文化的氛围中得到了强化，自幼生活在封建家长耳提面命、动辄惩罚的环境里自然容易形成片面服从尊长的盲从意识”B46。
2.男尊女卑、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
有些家训，极力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观。宋代官吏李昌龄《乐善录》中，从人性上污蔑妇女，为男尊女卑观念寻找依据。他说：“大抵妇人、女子之性情，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B47有些迂腐的家长甚至规定，家族的男女亲属之间都不能直接传递东西，如清代窦克勤拟订的《寻乐堂家规》要求，“男女授器不亲受，必置之地而后取之”B48。特别是在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明清时期，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更是影响深远，“烈女不更二夫”的道德观被不少家训所倡行。曹端《家规辑略》云，“诸妇夫死，而忘恩背义愿适他人者，终身不许来往”B49。窦克勤的《寻乐堂家规》甚至鼓励家族的孀妇以死殉夫。该家规迂腐地认为，“女子一入夫家之门，便终身无再嫁之理……若不幸而夫之亡也，或幼而无子，当殉夫以死，此古今之正道”B50。 3.富贵在天的宿命论
宿命论思想也是一些家训宣扬的消极内容。明代姚儒的《教家要略》就专门写了“俟命”一篇，论述富贵天定的宿命论。该篇先引用孔子、子思、孟子的观点为依据，然后指出：“盖人生富贵、贫贱、死生、荣辱，皆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强也。苟不安于命，而欲尽人力以图之，惑矣！”B51姚儒认为，人力不能改变天命，“况命本于天，决非人力所能增损”B52。他还列举了颜含、李垂、宋仁宗等人关于天命的论点和故事，以佐证自己的见解。明代袁黄的《了凡四训》，不仅有宿命论的说教，还举了不少故事做论据以增强其说服力。
4.因果报应的迷信说教
不少家训中还宣扬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说教。陆九韶《居家正本》云“富贵贫贱自有定分”;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说：“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劝善诫恶，但毕竟是封建迷信的说教。被誉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中，为宣传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颜之推也向子孙讲了许多荒谬的迷信故事。比如北齐某官吏，“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B53。梁朝有个富人，为使头发光亮，经常用蛋白来洗头，每次需要用二三十个鸡蛋。到他临死时，人们听到他的头发中竟然传来几千只小鸡的啾啾声。这类故事虽然主观上在于劝善，但其立论基础却是唯心主义的。
5.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由于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政策，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因而许多家训都教诫子弟谨言慎行，恪守明哲保身、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B54颜之推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三为亡国之人”，多次险遭杀身之祸。为了使子孙在乱世中求得自保，免受灾祸，他叮嘱子孙，明哲保身，自守求安。在家训中，颜之推还举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的例子要子孙吸取教训。朱熹告诫儿子，言语尤要谨慎，“不可言人之恶，及说人家长短事非”B55。当然，原因还是要归咎于当时朝政的黑暗和人心的险恶，使得家训作者们不得不对子孙进行谨言慎行和寻求自保的说教。
6.鄙视劳动与崇尚门第的思想
在治生方面，虽然整体上看，传统家训作者大多认为子弟无论从事士农工商，只要凭劳动为生，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万般皆下品”的封建社会，有些家训还是存在鄙视劳动和劳动群众的偏见。如《颜氏家训》告诫子弟，要好好读书学习，才能出仕为官，否则只能做“耕田养马”的卑贱“小人”。B56有些家规族训十分强调儿女婚配一定要讲究门第，无论娶妇还是嫁女，不得与贫穷人家或门第不当的人家缔结婚姻。“凡昏配须门第相当，岂可苟慕妆奁，而与下贱之家为耦……其已娶妇如系贱家之女，元旦谒祠，不许一概混进。”B57如果不服从家规私自婚配，就是辱没祖先，家族不予认可，娶的“贱家之女”也不许进祠堂参加谒祠活动。
尽管传统家训有些唯心主義和封建糟粕，存在着愚忠愚孝的封建伦理和奴化教育，但毕竟不是传统家训的主流，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家训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
三、传统家训的教化特色
中国传统家训在三千多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教化特色。
1.感化与规约的统一
教育感化与规范、约束的统一。家庭教育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家训撰作者都强调出于真挚的感情，循循善诱，关怀慈爱。另外，家训教化也具有其他教育所不可代替的特殊功用，所谓：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B58
颜之推的话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俗语说“爱其师，信其道”。同样的话，人们的确相信自己的亲人;同样的命令，听从的是那些自己所敬佩的人。所以，朝夕相处的亲人所施行的家庭教育是其他教育所无法取代的。
然而，爱与严是一致的，教育感化要与必要的惩戒、强制的方式结合起来，只要“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B59即可。传统家训并不仅仅只讲道理，而是在教育感化和引导的同时，注重规范的严格约束，例如：
凡尊长呼卑幼，须以名字，不宜沿习薄俗，称其别号。若卑幼之称尊长，自当谦谨。凡子孙居官者，族中不得舆马出入。年耆老者不拘。B60
明代庄元臣撰写的《治家条约》“检奴仆”条规定，“凡自家人生事，有外人来告诉，切不可护短拒绝，须唤进细加访问根由。如家人理曲，即时重责。有强抢什物，当时责令偿还，重者送官处究”B61。这些规定既明确了行为准则，又严明了惩罚标准，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和可操作性，且容易实现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2.“型家”与“范世”的统一
教家立范与齐家治国的统一。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家是国的扩大，国是家的缩小，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型家”与“范世”是辩证的统一。而“教家立范，品行为先”“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B62，故教家立范、型家范世始终是传统家训的教化宗旨，这也是历代的家训撰作者所坚持的原则，正如清代帝师和学者魏象枢所说的那样：“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即行在，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B63
“型家”与“范世”的统一，还体现在家族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相辅相成。中国传统社会，县级以下没有政府组织，其管理基本上依赖家族、宗族的自治，这样家训族规就发挥了补充国家法规的重要功能。“合家合族依照宗规族训和睦相处、调节彼此关系及与乡邻的关系。宗族担当着管理和保护族人的双重功能……特别是宋代以后，不少宗族置义田、设义庄，贫穷族人甚至中产族人可以享受本族族产的救助或补贴，这既维护了宗族共同体，增加了宗族凝聚力，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减少犯罪。”B64 正因为宗规族训是建立在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之上并借助尊长权威施行的，因而家长、族长或宗正依据族训通过祭祀、聚会等对族人进行敦族睦邻教化，更会收到国家法律起不到的自律作用，更易将族人的行为强制地纳入族规之中。可以说家规族法，对封建社会尤其是后期的社会秩序维护发挥了辅助国家法律的功能。不仅族邻关系调节伦理化，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对封建社会延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B65
3.晓喻与示范的统一
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传统家训教诲家人子弟立身齐家、为人处世，注意晓之以理，使其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遵照执行。以兄弟关系为例，看看家训作者们对子弟的说理教育。姚舜牧在《药言》中告诫为人父母者不可对子女宠爱、偏爱。家训说：
賢不肖皆吾子，为父母者切不可毫发偏爱。日久，兄弟间不觉怨愤之积，往往一待亲殁而争讼因之。创业思垂永久，全要此处见得明，不贻后日之祸可也。B66
这里对父母偏爱子弟的危害分析得很是透彻，兄弟之间的矛盾往往源于父母对子弟的关爱不均。正是父母“偏爱日久”，导致兄弟间“怨愤之积”，一旦父母亡故，矛盾就会爆发。
传统家训的作者在注意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晓喻劝勉的同时，更强调发挥典范楷模的导向作用。《颜氏家训》《袁氏世范》《家范》《女范捷录》《内训》《了凡四训》《渭厓家训》《颜氏家诫》等，都注意通过一些感染力强的历史和现实的人物故事劝勉子孙，增强教育效果。例如，司马光《家范》在论及处理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舅姑、妇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时，除了论述各自遵行的行为规范外，还在每个条目下列举了数个历史上典范人物的事迹，要家人子弟效法。明代官至礼部尚书的霍韬，其《渭厓家训》的《家训续篇》共分“雍睦”“友爱”“敦睦”“家教”等16篇，每篇既论述相应规范的意义，引用名人家训论述，又列举历史上的典范故事，使子弟学有榜样，行有模范。
4.内容一元与教化方式多元的统一
历代家训大致都包括睦亲、治家、教子、勉学、交友、处世等共同的内容要求，几乎涉及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教化路径方法则丰富多样。以教化载体而言，既有家长治家处世的经验传授，也有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之谈;既有历代先贤大儒语录教导的汇编，也有名人模范事迹、美德懿行的辑录。从家训的形式上看，更是多种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B67以教化路径方法而言，既有祠堂读训、堂前训诫、族众聚谈，又有言传身教、榜样示范、奖惩结合等。这种内容一元与教化方式多元、形式多样的统一，使得各种教化方式方法相互融合，彼此相辅相成，实效性更强。
5.训诲抽象与操作具体的统一
由于传统家训的撰作者大多为仕宦阶层，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以，“传统家训也把进德、修身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提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因而具有深刻的、抽象的哲理性和浓郁的说教色彩。然而，由于训导对象囿于家庭成员，因此，家训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一般来说，家训语言都较明白易懂，言简意赅，便于掌握和践行”B68。
宋元明三代同居共爨的浦江郑义门家族几代人陆续修订完善的《郑氏规范》，计168则，涉及家政管理、冠婚丧祭、子孙教育、出仕为官、待人处世等家族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相关行为都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非常便于遵照执行。例如，家训对防火用品放置和维护的规定是：
凡可以救灾之具，常须增置（若油篮系索之属）。更列水缸于房闼之外（冬月用草结盖，以护寒冻）。复于空地造屋，安置薪炭。所有辟蚊蒿烬，亦弃绝之。B69
再如，关于家中产业的管理，《郑氏规范》规定的具体且可操作：
家中产业文券，既印“义门公堂产业子孙永守”等字，仍书字号。置立砧基簿书，告官印押，续置当如此法。家长会众封藏，不可擅开。不论长幼，有敢言质鬻者，以不孝论。B70
前文提及，清代礼部尚书许汝霖鉴于当时社会上奢靡浪费，“人情不古，竟纷华于日用，动辄逾闲”，故拟订了《德星堂家订》这篇家规，旨在倡导节俭家风。比如在《宴会》部分，许汝霖甚至规定，客人如果来家多住几日，中午、晚上只用两三个菜招待。“若客欲留寓，盘桓数日，午则二簋一汤，夜则三菜斤酒。跟随服役者，酒饭之外，勿烦再犒。”B71这对于“部长”级别的家庭，实在显得寒酸。这位高官并非吝啬，他反复告诉子孙日常生活特别是祝寿、治丧、祭祀活动中更要节俭，以便用省下来的钱周济孤寡、建立家塾教育子弟、资助贫穷族人婚丧嫁娶等。
6.以身立范与以言勖勉的统一
由于家训的撰著者基本上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他们又多是家庭家族中德高望重的父祖长者，深知家长以身作则、正身率下在齐家教子中的重要地位，故而其家训在论及治家的要求时，总是在进行言教的同时尤其强调以身立范的重要性。北宋时期的官吏李昌龄在《乐善录》中提出：“为父为师之道无它，惟严与正而已。”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更是明确强调：“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为家长者以身示范，才能具有说服力，“不令而行”。
明代的《庭帏杂录》中，袁仁和李氏非常重视对儿子们的言教，给予修身做人、待人处世、为文治学等方面的教育指导，但他们更加重视身教。特别是李氏，从点滴小事上对孩子施加积极影响，以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儿子袁衮谈到自己小时：
有次家童阿多送他和哥哥上学，回来时见路边的蚕豆刚熟，阿多就摘了一些，母亲见了，严肃地教育他们说：“农家辛苦耕种，就靠这些作为口粮，你们怎么能私摘人家的蚕豆呢？”说完，命送一升米赔偿人家。李氏每次购买柴米蔬菜之类的东西，付人银子时平秤都不行，她总是再加上一点。袁裳对此很不理解。李氏利用这件事，教育儿子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人家吃亏的道理。她开导儿子说：“细人生理至微，不可亏之。每次多银一厘，一年不过分外多使银五六钱，吾旋节他费补之，内不损己，外不亏人，吾行此数十年矣，儿曹世守之，勿变也。”B72 7.教化宗旨一以贯之与阶段性要求循序渐进的统一
传统家训在教育宗旨上，一以贯之的是进德修身，贵名节，重家声，清白做人，平和处世。他们认为：“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紧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B73教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B74郑板桥52岁才生一儿子，但他并不娇惯。他在外地为官，不能亲自教育儿子，便通过家书要堂弟郑墨代为管教幼子，在数十封家书中，郑板桥最强调的是教育儿子明理做人。信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B75。这种教育理念始终贯穿于他对儿子的教育之中。
传统家训在强调教化内容在修身齐家、為人处世等基本要求一贯性的同时，也同样注重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不同要求。教化与子孙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的统一等。例如，司马光就设计了幼儿各年龄段的教育内容：
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习书字，女子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自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九岁，男子读《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十岁，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读《诗》《礼》《传》，为之讲解，使知仁义礼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读孟荀扬子，博观群书。凡所读书，必择其精要者而诵之……未冠笄者，质明而起，总角靧面，以见尊长，佐长者供养祭祀，则佐执酒食。若既冠笄，则皆责以成人之礼，不得复言童幼矣。B76
从司马光设计的上述家教程序看，显然继承了《礼记·内则》的家教思想，同时做了重要的发展，使之更加具体和便于实施。司马光不仅极其重视幼儿早期教育，而且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司马光都注意将德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蒙以养正”，这也是他在《居家杂仪》和《家范》中始终贯穿的理念。司马光又根据孩子的可接受度，在成长的每个阶段注意施行不同的内容，强调循序渐进的养成教育。B77再如，浦江郑氏家族，十分重视子弟文化知识的学习，家里广储书籍，并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规程：小儿五岁，就要“参讲书”、学礼;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假如到了二十一岁，学业上还无成就，就令他们学习治家理财的本领。B78
四、传统家训教化理念与教化特色的时代价值
传统家训文化在中国教育史尤其是道德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传承中华文脉，要“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B79。
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同居共爨的大家族已不复存在，绝大部分的核心家庭和部分主干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家庭小型化了，但是家庭作为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和社会最小“细胞”没有变，仍然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B80，因此源远流长的家训教化仍然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
第一，本着承故拓新、古为今用的原则，取优汰劣。唐代宰相张九龄认为，“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治家教子对于具有家国同构传统的中国社会极为重要。正由于家训在家庭教化中的重要功能，故而为历代统治者和广大有识之士所重视。自《颜氏家训》这部全面系统的家训著作问世以后，就被认为“凡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B81而历代刊行，其他家训名篇也多被作为型家范世的教科书而广泛流布，《朱子治家格言》等家训甚至被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尽管现在时代不同了，但家训文化总体上看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整理、研究家训文献，在摒弃其封建主义与唯心主义消极部分的同时，以科学的方法披沙拣金，取其精华，舍弃糟粕”B82，为今所用。
第二，扬弃传统家训教化的思想理念为今天齐家教子和家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依据时代标准来衡量，传统家训的上述教化理念，虽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其修身观、齐家观、教子观、励志观、勉学观、处世观、为政观中的这些积极内蕴，仍然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今天，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仍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必修课，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精华教化子女、涵养家庭美德，应着重吸收传统家训教化中孝敬长辈、勤劳节俭、和睦邻里、立德修身、励志勉学、诚信处世、乐善好施等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为我们今天概括、提炼、制定家庭道德规范和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准则提供积极而有益的参考。当然，在扬弃传统家训教化过程中，“要处理好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B83。注意根据现实进行取舍、改造，保留积极、合理、有价值的东西，摈弃消极、落后、腐朽、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
第三，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特色中行之有效的载体与路径方法可以为提升家教质量和培育优良家风提供有益参考。数千年传统家训史的上述教化特色，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和家风培塑提供了诸多启迪。譬如，传统家训教化中将“型家”作为“范世”的基础，并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家国同构传统的民族今天依然极为重要，启迪我们从孩子蒙养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开始，就将培养孩子价值观的“大德”和道德素质的“小德”结合起来，从家庭这个细胞做起，扣好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其成为报效祖国的人才奠定良好思想品德和价值观基础。再如，传统家训教化中将感化与规约、晓喻与示范、训诲抽象与操作具体、以身立范与以言勖勉有机结合起来，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灌输濡染，注重家长以身率下、言传身教，注重养正于蒙、家风陶冶、亲情感化、实践养成、以身立教等，从史料看都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教化特色所体现出的载体和路径方法都可以吸纳借鉴来为新时代家庭美德和家庭家风建设服务。 总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文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轨物范世的教科书，也对新时代家庭教化、家德家风培育等家文化建设有重要借鉴，需要挖掘的资源和研究的问题很多，希望拙文能成引玉之砖，引起学界关注。
注释
①B54B68陈延斌：《中国古代家训论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②④B15陈延斌、葛大伟编著：《中国好家训》，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80—81、112页。
③⑦B17B18B20B24B25B26B47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319、321、302、301、301、297、452、10、159页。
⑤⑥B58〔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第一》。
⑧参见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⑨《鲍氏户规》，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
⑩B44B69B70〔元〕郑文融等：《郑氏规范》，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11B31B39〔明〕许相卿：《许云邨贻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75卷。
B12〔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
B13陈延斌：《中国传统家训教化与公民道德素质养成》，《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7期。
B14本题主要内容笔者曾以《传统家训的“齐家之道”》为题，发表于国际儒联组编：《儒家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华文出版社，2015年。
B16〔宋〕司马光：《家范》卷二《祖》。
B19〔宋〕家颐：《教子语》，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963页。
B21〔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B22〔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第二》。
B23〔清〕张英：《聪训斋语》卷一，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27〔清〕王心敬：《训子帖》，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133页。
B28〔宋〕欧阳修：《示子》，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B29陈延斌：《传统家训的处世之道与中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4期。
B30陈延斌：《〈袁氏世范〉的伦理教化思想及其特色》，《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5期。
B32〔明〕蒋伊：《蒋氏家训》，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22页。
B33〔明〕吕坤：《四礼翼·祭后翼·恤贫》。
B34〔清〕张英：《聪训斋语》卷二，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35〔宋〕朱熹：《朱子文集·与长子受之》。
B36〔元〕许衡：《许文正公遗书》卷一《古风·训子》。
B37〔宋〕赵鼎：《家训笔录》，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74卷。
B38〔明〕王澈：《王氏族约·汇训第五》，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37页。
B40〔唐〕柳玭：《诫子弟书》，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72页。
B41〔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文聘传注》。
B42B76〔宋〕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第四《居家杂仪》。
B43参见陈延斌：《论司马光的家训及其教化特色》，《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B45〔唐〕李恕：《戒子拾遗》，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0—91页。
B46参见陈延斌：《传统家训的“齐家之道”》，国际儒联组编：《儒家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华文出版社，2015年。
B48B50〔清〕窦克勤：《寻乐堂家规》，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079、4069页。
B49〔明〕曹端：《家规辑略》，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538页。
B51B52〔明〕姚儒：《教家要略·俟命二十七》。
B53〔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第十六》。
B5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与长子书》。
B5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B57B60〔明〕王澈：《王氏族约·冠婚第六》，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39、1737页。
B59〔明〕仁孝文皇后：《内训·母仪章第十六》。
B61〔明〕庄元臣：《治家条约·检奴仆》，楼含松主编：《中国历代家训集成》，第2905页。
B62B73B74〔清〕孙奇逢：《孝友堂家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九七七卷。
B63〔清〕魏象枢：《寒松堂集》卷三《奏疏》，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B64B65陈延斌、张琳：《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齐鲁学刊》2009年第6期。
B66〔明〕姚舜牧：《药言》，陈延斌主编：《中华十大家训》卷三，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
B67B72陈延斌：《家训：中国人的家庭教科书》，《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3月14日。
B71〔清〕许汝霖：《德星堂家订》，徐少锦等主编：《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416页。
B75《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B77参见陈延斌：《论司马光的家训及其教化特色》，《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B78参见陈延斌：《〈郑氏规范〉的家庭教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B79《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B80《習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
B81〔清〕陆奎勋：《陆堂文集》卷三《训家恒语序》。
B82陈延斌、陈姝瑾：《挖掘传统家训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4日。
B8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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