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生保障，实现重点突破
解读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就业和社保这两大民生关切做出具体部署。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这将推动民生保障与改善实现重点突破，实实在在地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迟福林认为，这是实现就业高质量增长新突破的重要方面。2017年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1万人，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
当前，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矛盾转向结构性矛盾。2018年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就要多措并举着力破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包括，要扩大就业渠道，在扩大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扩大就业；要精准施策，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及困难群体的就业；要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以培训带动就业，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广大劳动者适应产业变革的能力。
其中，要以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为重点，下气力解决好农民工再就业问题。与此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减少歧视，创造条件，使得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迟福林表示，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将成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的重要突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尤其是养老保障是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重大事项。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更要尽快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迟福林说，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将于2018年正式运行，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方案也已经出台，奠定了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坚实一步。2018年，应尽快出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稳定各方预期；其次，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要下大力气突破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各种痛点、难点。
迟福林同时强调，社保建设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逐步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同时，加快包括二、三支柱在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白天亮采写）
精准帮扶，保证脱贫质量
解读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曾业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質量，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业松表示，脱贫攻坚，要聚焦精准。首先要把目标精准聚焦在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标准不能降。要“铆足劲”抓扶贫。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确保按期实现脱贫目标。
“聚焦精准目标，也不能吊高胃口。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恨不得马上出政绩，提前宣布全面脱贫。一些地方的脱贫内生动力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坐等上门帮扶。”曾业松说，推进精准扶贫，必须上下一盘棋，吸纳各种资源，激活各方能量，打好组合拳、形成大合唱。
聚焦深度贫困，因地施策，因人施策，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曾业松表示，深度贫困表现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就是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基层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深度贫困地区是重中之重。
聚焦精准扶贫，还要统筹抓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扎实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同时，要以产业扶贫为依托，稳定贫困户增收和增收预期，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
曾业松说，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完成预期目标，当前要十分注重精准再精准，聚焦再聚焦，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制定扶贫开发扶持政策，以财政帮扶、税收优惠，金融投入、科技支持和土地流转鼓励政策，引导工商企业进军农业，走市场化的整村开发扶贫道路。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使贫困的村庄再现生机。（高云才采写）
住房制度，补足长租短板
解读人：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刘洪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教授认为，所谓“多主体供应”，其含义较为广泛。
首先应该实现土地的多元化供给。今后符合一定条件的现有低效利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者，比如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就可以通过土地的再开发利用，参与到土地供给中来。此外，有序将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也是扩大土地供给来源的重要方向。
从住房上的“多主体供给”来讲，在新建住房供给领域，要拓展上述低效利用土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相关的供给主体。在存量住房供给领域，除采取激励或者促进措施，让更多闲置存量住房的拥有者将房子供应到市场上来、形成有效市场供给外，还可以探索租赁住房供给主体的培育与发展。
所谓“多渠道保障”，刘洪玉表示，就是要发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住房保障服务中来，减轻政府的直接管理负担，最大限度的实现政府支持下的住房保障服务社会化。
刘洪玉说，这次会议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表明这是当前完善住房制度的核心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发展长期租赁，并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也是在努力化解租期短、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阻碍人们选择租赁住房的痛点，加快补足租赁市场发展水平低这一短板，从而真正实现“租购并举”。
会议还提出，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刘洪玉表示，如果政府过于频繁地调整调控政策，会加剧市场波动。近一年多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在朝着既定的政策目标发展，保持政策的连续与稳定，是目前最合理的政策选择。 对于“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刘洪玉认为，改善土地和住房供给、完善住房保障服务多为地方责任，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促进市场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则多为中央责任。因此，所谓“差别化调控”，中央应主要从明确政策目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入手，给地方充分的授权；地方上则要主动作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分级分类分层，实现精准调控。（刘志强采写）
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改善
解读人：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 骆建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污染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以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我国环境治理进程进一步加快。”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说。
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下降均超过30%。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史高点的30%左右下降到7.2%。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增加到67.8%，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到8.6%，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过去5年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仍处于高位，环境压力仍然十分巨大。“污染三大源头工业、城市生活、農业，只有城市生活这个源头控制得还可以。工业内部，产业之间也不均衡，比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电力行业控制得比较理想，非电行业不太理想。农村地区也是污染防治的短板。”骆建华说。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补齐环境短板？骆建华建议，要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治污染，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更多地采取奖励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更多采取“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模式，而不是单一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水平。
“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以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的规划，比如，空气质量可以制定一项达标规划，以2030年全国PM2.5达到35微克/立方米为目标，分区域分时段分解任务。以规划为着力点，争取到2030年，消灭雾霾、消灭黑臭水体，消灭劣Ⅴ类水等，全面实现环境质量达标。”骆建华说，同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治，要推进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撬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寇江泽采写）
（摘自201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解读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就业和社保这两大民生关切做出具体部署。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这将推动民生保障与改善实现重点突破，实实在在地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迟福林认为，这是实现就业高质量增长新突破的重要方面。2017年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1万人，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
当前，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矛盾转向结构性矛盾。2018年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就要多措并举着力破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包括，要扩大就业渠道，在扩大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扩大就业；要精准施策，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及困难群体的就业；要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以培训带动就业，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广大劳动者适应产业变革的能力。
其中，要以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为重点，下气力解决好农民工再就业问题。与此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减少歧视，创造条件，使得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迟福林表示，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将成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的重要突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尤其是养老保障是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重大事项。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更要尽快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迟福林说，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将于2018年正式运行，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方案也已经出台，奠定了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坚实一步。2018年，应尽快出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稳定各方预期；其次，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要下大力气突破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各种痛点、难点。
迟福林同时强调，社保建设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逐步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同时，加快包括二、三支柱在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白天亮采写）
精准帮扶，保证脱贫质量
解读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曾业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質量，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业松表示，脱贫攻坚，要聚焦精准。首先要把目标精准聚焦在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标准不能降。要“铆足劲”抓扶贫。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确保按期实现脱贫目标。
“聚焦精准目标，也不能吊高胃口。一些地方急于求成，恨不得马上出政绩，提前宣布全面脱贫。一些地方的脱贫内生动力不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坐等上门帮扶。”曾业松说，推进精准扶贫，必须上下一盘棋，吸纳各种资源，激活各方能量，打好组合拳、形成大合唱。
聚焦深度贫困，因地施策，因人施策，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曾业松表示，深度贫困表现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就是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基层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深度贫困地区是重中之重。
聚焦精准扶贫，还要统筹抓好“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扎实做到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同时，要以产业扶贫为依托，稳定贫困户增收和增收预期，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
曾业松说，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完成预期目标，当前要十分注重精准再精准，聚焦再聚焦，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制定扶贫开发扶持政策，以财政帮扶、税收优惠，金融投入、科技支持和土地流转鼓励政策，引导工商企业进军农业，走市场化的整村开发扶贫道路。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使贫困的村庄再现生机。（高云才采写）
住房制度，补足长租短板
解读人：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 刘洪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教授认为，所谓“多主体供应”，其含义较为广泛。
首先应该实现土地的多元化供给。今后符合一定条件的现有低效利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者，比如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就可以通过土地的再开发利用，参与到土地供给中来。此外，有序将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也是扩大土地供给来源的重要方向。
从住房上的“多主体供给”来讲，在新建住房供给领域，要拓展上述低效利用土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相关的供给主体。在存量住房供给领域，除采取激励或者促进措施，让更多闲置存量住房的拥有者将房子供应到市场上来、形成有效市场供给外，还可以探索租赁住房供给主体的培育与发展。
所谓“多渠道保障”，刘洪玉表示，就是要发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住房保障服务中来，减轻政府的直接管理负担，最大限度的实现政府支持下的住房保障服务社会化。
刘洪玉说，这次会议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表明这是当前完善住房制度的核心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发展长期租赁，并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也是在努力化解租期短、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阻碍人们选择租赁住房的痛点，加快补足租赁市场发展水平低这一短板，从而真正实现“租购并举”。
会议还提出，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刘洪玉表示，如果政府过于频繁地调整调控政策，会加剧市场波动。近一年多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在朝着既定的政策目标发展，保持政策的连续与稳定，是目前最合理的政策选择。 对于“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刘洪玉认为，改善土地和住房供给、完善住房保障服务多为地方责任，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促进市场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则多为中央责任。因此，所谓“差别化调控”，中央应主要从明确政策目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入手，给地方充分的授权；地方上则要主动作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分级分类分层，实现精准调控。（刘志强采写）
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改善
解读人：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 骆建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污染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民生问题，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以大气、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重点，我国环境治理进程进一步加快。”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说。
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与2013年相比下降均超过30%。全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史高点的30%左右下降到7.2%。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增加到67.8%，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到8.6%，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过去5年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国经济总量和增量仍在持续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仍处于高位，环境压力仍然十分巨大。“污染三大源头工业、城市生活、農业，只有城市生活这个源头控制得还可以。工业内部，产业之间也不均衡，比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电力行业控制得比较理想，非电行业不太理想。农村地区也是污染防治的短板。”骆建华说。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补齐环境短板？骆建华建议，要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治污染，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更多地采取奖励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更多采取“污染者付费、第三方治理”模式，而不是单一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水平。
“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以环境质量达标为目标的规划，比如，空气质量可以制定一项达标规划，以2030年全国PM2.5达到35微克/立方米为目标，分区域分时段分解任务。以规划为着力点，争取到2030年，消灭雾霾、消灭黑臭水体，消灭劣Ⅴ类水等，全面实现环境质量达标。”骆建华说，同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治，要推进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撬动、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寇江泽采写）
（摘自201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