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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部分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0年12月，成都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提出要“以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 ，“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升成都都市圈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
从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国土空间内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是保证国家的战略安全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如美国的发展重点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到西部太平洋沿岸，再到南部的阳光带;日本提出除了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还要建设其它若干面向亚洲的都市圈。这些新的国家战略地区，往往承担新的发展使命，采取新的发展模式，培育新的主导功能，形成新的发展逻辑。要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的战略目标，成都需要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格局，从国际、国内、区域和成都的四个层面，重新梳理城市发展逻辑。
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产业链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成都以更加多元的渠道融入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从国家层面来看，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求成都进一步加强与重庆的竞合，共建增长极和动力源;从区域（成渝和四川）层面来看，“一干多支”等战略的推进，要求成都采取都市圈的空间组织方式，促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从成都层面来看，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要求成都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将高品质宜居优势，作为成都进一步集聚发展要素的核心抓手。
从国际层面看，构建双循环三个层次的产业链，形成发展新动能
由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全球化受到挑战，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受到一定影响，跨国际乃至洲际的全球制造业长产业链组织方式，将逐步向洲内型、国内型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转变。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劳动力群体，但部分大宗生产资料、创新要素不足，未来将形成洲际型、洲内型、国内型相结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产业链组织的空间载体也将逐步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为了承担双循环赋予的重任，成都将融入洲际、洲内和国内三个层次的产业链。
从国内产业链来看，成都位于胡焕庸线上，是最西侧的国家中心城市，是链接东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和西部资源环境优势地区的枢纽，是连接西北关天、兰西城镇群和西南云贵高原的枢纽，随着至兰州西宁、贵阳昆明等通道的打通和强化，成都作为制造业中心，将辐射西部约2～3亿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位于40%～60%之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10～15年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新基建）、中间产品、耐用消费品、科技消费（社交网络和电子消费品）的需求，都是成都产业发展潜在的机会区间。
从洲内产业链来看，成渝地区是我国四大城市群中，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最近的城市群，东盟一直是四川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RECP的签署，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南亚、东南亚地区人口总量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将是成都消费品、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要潜在市场。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泛亚铁路的建设，这些地区可能与我国西南地区形成区域制造业联盟。
从洲际产业链来看，虽然跨洲际的长产业链将受到影响，但不会完全消失，成都利用蓉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天府机场等国际通道和设施，进一步降低零部件、货物的全球流通成本，将促进成都继续在洲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一定份额。
从国家层面看，加强成渝间三个层面的产业协作，共建增长极和动力源
重庆直辖以来，成渝的竞合成为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共同的市场需求广大，两地的产业竞争更多是良性的，是共同做大产业规模、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竞争导致营商环境的优化和要素成本的降低，这从成渝两地的汽车、电子信息产业都同步加快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随着两地的产业规模和水平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要素成本为主要竞争对象的零和博弈，很难进一步促进整体产业水平的提高。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促进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手段。
成渝进一步的产业协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共同做强战略型产业。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二十年来，成渝的产业发展快速推进，但与“增长极和动力源”的目标还有差距。面向国内西南和西北，乃至南亚、东南亚市场，成渝应继续共同做大产业规模总量，才能有利于在成渝地区针对主要产业，形成相对完整的全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完整化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并提高国家经济的安全性。
共同争取战略性要素。影响成渝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是创新能力的短板。京津冀、长三角具有高校集聚的优势，珠三角具有创新企业的优势，成渝应整合双方的高校和研发资源，发挥融合创新优势，利用共建西部科学城的契机，借鉴美国休斯顿争取NASA落地的经验，共同争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重要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等项目，推动国家级的创新要素和资源集聚。
共同发展前沿新兴产业。国家赋予成渝地区的发展要求，不仅仅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不仅仅是利用低成本优势与东南亚、南亚新兴国家竞争，而是要求成渝在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5G、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通信等技术突破，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迫在眉睫，成渝应发挥后发优势、环境优势和成本优势，瞄准前沿科技，实现换道超车，在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贡献力量。
从区域层面看，协调都市圈三个方面的关系，促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共同构建 “一干”。从工业化以来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来看，都存在资源和要素和先向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外围差异扩大，再到要素和功能向外围扩散、中心—外围差异逐步缩小的過程。国际国内一线城市的核心功能，都逐步扩大到都市圈甚至更大的范围，如东京的部分创新功能位于50公里以外的筑波科学城，深圳的部分创新功能向40～50公里外的东莞转移，上海的航运功能向100公里以外的大小洋山、宁波转移，北京的制造功能向150公里外的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转移。在中心城市的升级过程中，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作，充分利用更大空间范围的资源和要素，才能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谋求更高的位置，上海大都市圈的目标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都市圈将共同分担上海的全球城市功能。 成都应加强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成都都市圈。
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处理好中心和外围的关系。从辐射来看，要突出以点带面，与外围地区形成“总部—基地”、“创新—转化”等产业互动关系，以生产和创新服务推动周边产业发展，以扩大服务需求推动中心服务升级。从带动来看，要借鉴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经验，有序推动非核心功能外溢。如以青白江铁路枢纽为核心，在外围建立面向北部、东部、南部、西部的次级枢纽，分担青白江枢纽的压力;在外围建设若干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如金融后台）等节点，减轻成都的环境压力;充分利用外围的农业、文化、生态和景观资源，改善交通设施，扩大成都市民的消费空间。
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的关系，加强与平原经济区的协作。成都都市圈目前包括成德眉资四市（约3.3万平方公里），随着交通设施进一步改善，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绵阳、遂宁等城市都有可能进入1小时通勤圈，成都都市圈远期有可能扩大到类似上海大都市圈（1+8市，约5.6万平方公里）的规模，接近成都平原经济区（1+7市，约8.6万平方公里）的尺度。因此，成都都市圈在產业布局、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要考虑与平原经济区的协同。
处理好市内外围区（市）县与德眉资的关系。成都的市域行政区划面积较大（1.4万平方公里），与北京（1.6万平方公里）类似，远大于武汉、广州、南京、上海、深圳， “东进”和“西控”区域的部分区（市）县，与中心城区的发展水平差距还较大，与中心城区距离也较远。在成都都市圈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这些区（市）县，也应该按照同城化的要求，促进资源和要素的合理聚集。“东进”区域要突出门户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培育国际枢纽、创新和消费功能;“西控”区域要突出资源优势，培育区域消费、创新创意功能;“北改”和“南拓”区域距离中心城区较近，既要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互动，也要加强与德阳、眉山等外围地区的合作。
从成都层面看，突出公园城市三个方面的特色，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2019年成都市人均GDP超过10万元，预计“十四五”末要达到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水平，向智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可避免。智力密集型劳动者，对生活环境有更高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先选择城市，再选择工作岗位，城市环境正成为争取和吸引人才的关键。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实践，为城市品质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实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要求，未来公园城市建设：
要突出包容性。一方面要体现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是为城市提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的主要群体，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创造包容性的城市空间，借鉴新加坡等城市的经验，提供多元化的住房和公共空间;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注重原住民（包括租户）的利益，避免西方国家出现的“绅士化”现象;要提供多样性的消费场景，既要有国际化的消费场景，也要有便民、利民的基层消费设施。另一方面要体现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包容，建设全龄友好型的公园城市，可借鉴雄安新区的建设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关注老人、小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突出城市作为最大的公共品的属性特征。
要突出人文性，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要发掘成都的传统历史文化，从前人的智慧中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学习巴黎、北京、杭州等国际国内文化名城的经验，从整体环境入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氛围。要学习深圳等历史较短的城市经验，学习“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发掘成都新时代独有的城市文化特征，培育“成都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要突出宜居性，要继续保持与沿海城市相比较低的生活成本，可借鉴深圳的经验，利用城中村、城边村等，为创新人群和创新产业提供中低成本的孕育空间，提升城市的内生发展动力。要继续按照“完整社区”、“绿色社区”的建设要求，在“十五分钟生活圈”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五分钟”和“十分钟”生活圈，进一步提高城市基础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0年12月，成都市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提出要“以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 ，“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升成都都市圈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
从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国土空间内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是保证国家的战略安全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如美国的发展重点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到西部太平洋沿岸，再到南部的阳光带;日本提出除了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还要建设其它若干面向亚洲的都市圈。这些新的国家战略地区，往往承担新的发展使命，采取新的发展模式，培育新的主导功能，形成新的发展逻辑。要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的战略目标，成都需要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格局，从国际、国内、区域和成都的四个层面，重新梳理城市发展逻辑。
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产业链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成都以更加多元的渠道融入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从国家层面来看，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要求成都进一步加强与重庆的竞合，共建增长极和动力源;从区域（成渝和四川）层面来看，“一干多支”等战略的推进，要求成都采取都市圈的空间组织方式，促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从成都层面来看，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要求成都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将高品质宜居优势，作为成都进一步集聚发展要素的核心抓手。
从国际层面看，构建双循环三个层次的产业链，形成发展新动能
由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全球化受到挑战，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受到一定影响，跨国际乃至洲际的全球制造业长产业链组织方式，将逐步向洲内型、国内型的产业链组织方式转变。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劳动力群体，但部分大宗生产资料、创新要素不足，未来将形成洲际型、洲内型、国内型相结合的产业链组织方式，产业链组织的空间载体也将逐步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为了承担双循环赋予的重任，成都将融入洲际、洲内和国内三个层次的产业链。
从国内产业链来看，成都位于胡焕庸线上，是最西侧的国家中心城市，是链接东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和西部资源环境优势地区的枢纽，是连接西北关天、兰西城镇群和西南云贵高原的枢纽，随着至兰州西宁、贵阳昆明等通道的打通和强化，成都作为制造业中心，将辐射西部约2～3亿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位于40%～60%之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10～15年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新基建）、中间产品、耐用消费品、科技消费（社交网络和电子消费品）的需求，都是成都产业发展潜在的机会区间。
从洲内产业链来看，成渝地区是我国四大城市群中，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最近的城市群，东盟一直是四川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RECP的签署，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南亚、东南亚地区人口总量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将是成都消费品、机械装备、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要潜在市场。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泛亚铁路的建设，这些地区可能与我国西南地区形成区域制造业联盟。
从洲际产业链来看，虽然跨洲际的长产业链将受到影响，但不会完全消失，成都利用蓉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天府机场等国际通道和设施，进一步降低零部件、货物的全球流通成本，将促进成都继续在洲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一定份额。
从国家层面看，加强成渝间三个层面的产业协作，共建增长极和动力源
重庆直辖以来，成渝的竞合成为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共同的市场需求广大，两地的产业竞争更多是良性的，是共同做大产业规模、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竞争导致营商环境的优化和要素成本的降低，这从成渝两地的汽车、电子信息产业都同步加快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随着两地的产业规模和水平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要素成本为主要竞争对象的零和博弈，很难进一步促进整体产业水平的提高。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促进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手段。
成渝进一步的产业协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共同做强战略型产业。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二十年来，成渝的产业发展快速推进，但与“增长极和动力源”的目标还有差距。面向国内西南和西北，乃至南亚、东南亚市场，成渝应继续共同做大产业规模总量，才能有利于在成渝地区针对主要产业，形成相对完整的全产业链，通过产业链的完整化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并提高国家经济的安全性。
共同争取战略性要素。影响成渝地区产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是创新能力的短板。京津冀、长三角具有高校集聚的优势，珠三角具有创新企业的优势，成渝应整合双方的高校和研发资源，发挥融合创新优势，利用共建西部科学城的契机，借鉴美国休斯顿争取NASA落地的经验，共同争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重要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等项目，推动国家级的创新要素和资源集聚。
共同发展前沿新兴产业。国家赋予成渝地区的发展要求，不仅仅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不仅仅是利用低成本优势与东南亚、南亚新兴国家竞争，而是要求成渝在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5G、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通信等技术突破，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迫在眉睫，成渝应发挥后发优势、环境优势和成本优势，瞄准前沿科技，实现换道超车，在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贡献力量。
从区域层面看，协调都市圈三个方面的关系，促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共同构建 “一干”。从工业化以来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律来看，都存在资源和要素和先向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外围差异扩大，再到要素和功能向外围扩散、中心—外围差异逐步缩小的過程。国际国内一线城市的核心功能，都逐步扩大到都市圈甚至更大的范围，如东京的部分创新功能位于50公里以外的筑波科学城，深圳的部分创新功能向40～50公里外的东莞转移，上海的航运功能向100公里以外的大小洋山、宁波转移，北京的制造功能向150公里外的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转移。在中心城市的升级过程中，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作，充分利用更大空间范围的资源和要素，才能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谋求更高的位置，上海大都市圈的目标愿景是“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都市圈将共同分担上海的全球城市功能。 成都应加强成德眉资同城化，建设成都都市圈。
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处理好中心和外围的关系。从辐射来看，要突出以点带面，与外围地区形成“总部—基地”、“创新—转化”等产业互动关系，以生产和创新服务推动周边产业发展，以扩大服务需求推动中心服务升级。从带动来看，要借鉴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经验，有序推动非核心功能外溢。如以青白江铁路枢纽为核心，在外围建立面向北部、东部、南部、西部的次级枢纽，分担青白江枢纽的压力;在外围建设若干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如金融后台）等节点，减轻成都的环境压力;充分利用外围的农业、文化、生态和景观资源，改善交通设施，扩大成都市民的消费空间。
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的关系，加强与平原经济区的协作。成都都市圈目前包括成德眉资四市（约3.3万平方公里），随着交通设施进一步改善，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绵阳、遂宁等城市都有可能进入1小时通勤圈，成都都市圈远期有可能扩大到类似上海大都市圈（1+8市，约5.6万平方公里）的规模，接近成都平原经济区（1+7市，约8.6万平方公里）的尺度。因此，成都都市圈在產业布局、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要考虑与平原经济区的协同。
处理好市内外围区（市）县与德眉资的关系。成都的市域行政区划面积较大（1.4万平方公里），与北京（1.6万平方公里）类似，远大于武汉、广州、南京、上海、深圳， “东进”和“西控”区域的部分区（市）县，与中心城区的发展水平差距还较大，与中心城区距离也较远。在成都都市圈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这些区（市）县，也应该按照同城化的要求，促进资源和要素的合理聚集。“东进”区域要突出门户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培育国际枢纽、创新和消费功能;“西控”区域要突出资源优势，培育区域消费、创新创意功能;“北改”和“南拓”区域距离中心城区较近，既要加强与中心城区的互动，也要加强与德阳、眉山等外围地区的合作。
从成都层面看，突出公园城市三个方面的特色，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2019年成都市人均GDP超过10万元，预计“十四五”末要达到中等收入发达国家的水平，向智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可避免。智力密集型劳动者，对生活环境有更高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先选择城市，再选择工作岗位，城市环境正成为争取和吸引人才的关键。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实践，为城市品质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实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要求，未来公园城市建设：
要突出包容性。一方面要体现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是为城市提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的主要群体，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要创造包容性的城市空间，借鉴新加坡等城市的经验，提供多元化的住房和公共空间;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要注重原住民（包括租户）的利益，避免西方国家出现的“绅士化”现象;要提供多样性的消费场景，既要有国际化的消费场景，也要有便民、利民的基层消费设施。另一方面要体现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包容，建设全龄友好型的公园城市，可借鉴雄安新区的建设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关注老人、小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突出城市作为最大的公共品的属性特征。
要突出人文性，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要发掘成都的传统历史文化，从前人的智慧中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学习巴黎、北京、杭州等国际国内文化名城的经验，从整体环境入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氛围。要学习深圳等历史较短的城市经验，学习“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发掘成都新时代独有的城市文化特征，培育“成都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要突出宜居性，要继续保持与沿海城市相比较低的生活成本，可借鉴深圳的经验，利用城中村、城边村等，为创新人群和创新产业提供中低成本的孕育空间，提升城市的内生发展动力。要继续按照“完整社区”、“绿色社区”的建设要求，在“十五分钟生活圈”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五分钟”和“十分钟”生活圈，进一步提高城市基础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