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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伦理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色·戒》讲述了看重个人生命感觉的王佳芝在被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所动员、规范之后，在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之间的痛苦挣扎，以及最终她突围而出，让始终占据优势的自由伦理在关键时刻再次战胜人民伦理的故事。王佳芝的最终选择，在客观上实现了对人民伦理的颠覆，对道德专制的反叛。
关键词 《色·戒》 王佳芝 自由伦理 人民伦理
《色·戒》热播后，引起了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看客，从政府官员到草根民众的热议。那么，它究竟是爱情片、文学片，还是侦探片、伦理片?人们各执一词。因为其内蕴的丰赡，所以有了定位的艰难和阐释的多彩。
面对这部具有复杂面相的影片，我更愿意将之读成是李安的一次现代伦理叙事。“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基于此，我以为。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现代语境下的伦理价值悖论。无论是片中的邝裕民。老吴，还是易默成、王佳芝，都身处之中，无计逃脱。而在影片的所有角色中，最鲜明地体现张爱玲和李安的意图，最具有探讨必要的无疑是王佳芝。
从伦理叙事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色·戒》讲述的是看重个人生命感觉的王佳芝在被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所动员、规范之后，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的复杂纠葛以及最终她突围而出，让始终占据优势的自由伦理在关键时刻再次战胜人民伦理的故事。总体而言，这是一次自由伦理占据优势的现代伦理叙事。
(一)当王佳芝是王佳芝
当王佳芝还是王佳芝的时候，其伦理价值取向是自由主义的。
影片中的王佳芝本是一个有着双重孤独感，固执地抱慰着自己的生命感觉的一个女子。这种双重的孤独感，一方面来源于她的身世：父亲带弟弟去了英国，继而母亲死去。她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另一方面来源于她的求学历程：她因战乱随同学们流浪至香港就读，和她的同学一样寄人篱下。所以在香港，她茕茕独立，内心有着深深的自卑。不大言语，喜欢沉迷于小我的世界里。她需要爱，需要家，需要克服自卑，可是没有人给她爱，给她家，她也找不到克服自卑的路径。换句话说，此时的王佳芝。处于生命的在体性缺失状态。
那么，王佳芝如何走出来呢?“解决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从古至今有两种不同的方案……另一些圣贤劝导人们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欠然(道德理想主义)”。对王佳芝来说，同学邝裕民(而非圣贤)的出现唤醒了她对美好的生命感觉强烈追求的欲望——邝裕民邀请她加入话剧社，和她合作演出爱国历史剧，邀请她参加他们的暗杀行动。王佳芝慢慢踏上了接受人民伦理规范的陌生之路。
这条路上，那场成功的爱国历史剧演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王佳芝由此获得了“当家花旦”的赞誉，克服了自卑。这种被关注，被赞赏的感觉使王佳芝爱上了演戏，以至制定暗杀计划时，她也以为这只是一场在“台下”的演出，所以答应去色诱易先生。其次，她以为自己从邝裕民那里找到了爱，而这给了她前行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王佳芝的那场演出其实是一次人民伦理叙事的道德实践。那次演出的成功，得益于作为演员的她的投入，而当她投入之后，她“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可以说，王佳芝被自己演出的成功所打动。或多或少地对人民伦理有了一定的认同感，而这促成了她后来对暗杀任务的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次演出相当于一次人民伦理对王佳芝的生命感觉进行动员、规训的仪式。
(二)当王佳芝初为麦太太
有了爱，有了满足感，有了对人民伦理的初步认同，她答应参加暗杀行动。只是，与基于家仇(他的哥哥战死沙场)而义愤填膺的邝裕民相比，王佳芝没有家仇，她那由父亲、弟弟和未曾谋面的继母组成的“家”远在英国，如果说她也有国恨，那么这个国恨也是比较浅表的。所以，与其说她参加暗杀计划是为了报效国家，完全接受人民伦理的召唤。不如说她是为了延续舞台上虚幻的满足感，为了那份对邝裕民的朦胧之爱。
随后，王佳芝开始穿金戴银，以麦太太身份粉墨登场。在她成功诱惑了易先生之后，她感觉那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也就是那一晚，为了获得性经验，以进一步色诱易先生，她怀着“牺牲的决心”，把自己的童贞给了梁闰生。这一次，是人民伦理战胜了自由伦理。可是，这次暗杀计划的流产让她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她“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不再是麦太太，也不再是以前的王佳芝。她迷失在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雾霭中，不能自拔。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个镜头：寄居在上海她舅妈家里的王佳芝，凌乱着头发拥挤在贫民窟里排队买米。漠然地回家，对路边死去的同胞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同情。随后她去学堂，去看电影。影片放映结束后，当典型的人民伦理之音再次发出。她没有丝毫激动的表情。这足以表明，此时的王佳芝，固守着的是自由伦理价值。由此也可以反观到，当时她接受人民伦理的召唤，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纯粹因为她爱国，接受了人民伦理的动员和规范。
(三)当王佳芝再成麦太太
王佳芝生命感觉的再次转折出现在邝裕民与她的谈话之后。她再次成为麦太太，重续以前意外终止的色诱任务。我以为，她重新接受任务，与其说是因为再次接受了人民伦理的动员和规范。不如说是为了再次弥补自己的在体性缺失——寻求自己失去童贞的补偿，重新找回在戏台上光艳照人的感觉，重新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寻找到在英国的父亲之爱以及家的感觉(老吴虚假无比的承诺“任务完成后，我们会送你到英国”在她刚接受任务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也就是说，她进入革命叙事，是试图再一次实现她自己关于爱，关于自身感觉，关于家的自由伦理想象。
然而这一次，人民伦理对她的身体和心理开始了空前疯狂的征用和争夺，由于王佳芝的身体并不是笛卡尔意义上与灵魂截然分离的身体，所以，人民伦理对王佳芝身体的一次次征用，在客观上使她自身强烈的欲望诉求得以苏醒，这个体现出自由伦理价值的欲望诉求最终颠覆了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强行施加给她身体的道德力量。在影片中，王佳芝艰难挣扎的过程体现于两人的三场床戏。
第一场床戏中，易默成与王佳芝之间都没有投入个人情感，只是互相把对方当成征服的对象：易征服的是一个漂亮女人的身体，王则征服了易的欲望，证明了自己未曾稍减的女性魅力。第二场床戏，两人都渐渐体会到了对方的“诱惑”。这种诱惑既来自肉体，更来自灵魂，是王佳芝与易默成之间由于“柔软、暧昧的摩擦，生发出生命中的层层 雾气”而带来的幻化感。对王佳芝来说，身体快感的苏醒使得她陷入了更深的悖论之中：一方面，为了实现人民伦理，她必须让身体快感获得苏醒，伸张自己的自由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人民伦理的实现。要求她必须使身体感觉永远臣服于人民伦理价值，即，自由伦理必须被压抑。在处理自由伦理乏力的情况下，王佳芝希望这种悖论早点结束，她能早日挣脱苦海。所以有了电影院里，她请求邝裕民他们“快一点”，希望“结束以后”、“都离开这里”。这些言语体现了她内心自由伦理和人民伦理的复杂纠缠。第三次无声的肉搏过程中，两人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张，灵魂也在交锋。王佳芝看到枪却无法毙了他，那种希望有人冲进来却不可能的绝望写在痛苦万分的脸上，所以她用枕头盖住易默成的眼睛。在易终于发泄完毕，瘫在她身上的时候，王佳芝流出了痛苦的泪。所以，当邝褡民请求早日行动，为她承受的巨大压力担心，老吴却说“只要他有比死更重要的价值，我会让他多活两天”，瞪大眼睛要求王佳芝“忠诚”，“继续把他栓在陷阱里面”时，她忍无可忍，正面陈述了自己遭遇的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价值的严重悖论：“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够钻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得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是真的。”这段话向我们表明，来自人民伦理的家国和道德意识对她的身体已经起了部分作用，但是，一旦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她完全可能听从身体的呼唤，忠诚于身体而不是所谓的党、国家、民族等人民伦理价值。
王佳芝与易默成在情感上的交锋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场景——在虹口区一个日本酒馆里，王与易之间由欲生爱，尽管这种爱也许仅仅闪现在一瞬间，可是，他们毕竟在那个环境里，在对自己生前身后事的担忧之中，有了电光石火的温情一刻——易的眼泪，易对王佳芝手的抚摸，易与王凝视的眼神，都表明两人在不经意间动了真情。所以后来，当他们一起去阁楼上取戒指时，才有了扭转整个故事结局的一幕：在人民伦理与自由伦理问，在易回馈给她的微笑和写着爱意的目光以及戒指之间，她挣扎了近乎永恒的一刹那，终于嗫嚅着吐出了“快走”这两个字。于是，一切都变了：易默成夺门而出_封锁：逮捕王所在的暗杀团体成员：深夜十点之前，王佳芝和她的同伴被处决。
“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王佳芝即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更可悲哀的是，王佳芝自以为看见的是幸福的影子——爱，却不知道这种幸福纯属虚幻，而在男主角易默威的心里，他的事业、前途、名声等等比她重要得多，爱，何况是瞬间的爱，从来占据不了他的全部视野。
也许有人会说，王佳芝的悲剧在于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自以为是地爱上了错误的人——先是为了那份与邝裕民之间的朦胧之爱，她盛装出演，终于失去童贞，后来为了那份与易默成之间的虚幻之爱，她在关键时刻听从了身体的召唤，忠实于身体却背叛了外在道德。但我宁愿把王佳芝看成是自由主义伦理的坚守者，认为她最终的临场一变，是对自己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的珍视。在客观上。这是对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的有力颠覆，是对试图用公意道德的自由强行压制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的道德专制的有力反抗。
关键词 《色·戒》 王佳芝 自由伦理 人民伦理
《色·戒》热播后，引起了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看客，从政府官员到草根民众的热议。那么，它究竟是爱情片、文学片，还是侦探片、伦理片?人们各执一词。因为其内蕴的丰赡，所以有了定位的艰难和阐释的多彩。
面对这部具有复杂面相的影片，我更愿意将之读成是李安的一次现代伦理叙事。“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基于此，我以为。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现代语境下的伦理价值悖论。无论是片中的邝裕民。老吴，还是易默成、王佳芝，都身处之中，无计逃脱。而在影片的所有角色中，最鲜明地体现张爱玲和李安的意图，最具有探讨必要的无疑是王佳芝。
从伦理叙事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色·戒》讲述的是看重个人生命感觉的王佳芝在被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所动员、规范之后，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的复杂纠葛以及最终她突围而出，让始终占据优势的自由伦理在关键时刻再次战胜人民伦理的故事。总体而言，这是一次自由伦理占据优势的现代伦理叙事。
(一)当王佳芝是王佳芝
当王佳芝还是王佳芝的时候，其伦理价值取向是自由主义的。
影片中的王佳芝本是一个有着双重孤独感，固执地抱慰着自己的生命感觉的一个女子。这种双重的孤独感，一方面来源于她的身世：父亲带弟弟去了英国，继而母亲死去。她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另一方面来源于她的求学历程：她因战乱随同学们流浪至香港就读，和她的同学一样寄人篱下。所以在香港，她茕茕独立，内心有着深深的自卑。不大言语，喜欢沉迷于小我的世界里。她需要爱，需要家，需要克服自卑，可是没有人给她爱，给她家，她也找不到克服自卑的路径。换句话说，此时的王佳芝。处于生命的在体性缺失状态。
那么，王佳芝如何走出来呢?“解决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与生命理想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从古至今有两种不同的方案……另一些圣贤劝导人们把自己私人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群、民族、阶级、国家甚至总体的人类的生命热情和愿望中去，由此克服个体生命的欠然(道德理想主义)”。对王佳芝来说，同学邝裕民(而非圣贤)的出现唤醒了她对美好的生命感觉强烈追求的欲望——邝裕民邀请她加入话剧社，和她合作演出爱国历史剧，邀请她参加他们的暗杀行动。王佳芝慢慢踏上了接受人民伦理规范的陌生之路。
这条路上，那场成功的爱国历史剧演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王佳芝由此获得了“当家花旦”的赞誉，克服了自卑。这种被关注，被赞赏的感觉使王佳芝爱上了演戏，以至制定暗杀计划时，她也以为这只是一场在“台下”的演出，所以答应去色诱易先生。其次，她以为自己从邝裕民那里找到了爱，而这给了她前行的勇气。
更重要的是，王佳芝的那场演出其实是一次人民伦理叙事的道德实践。那次演出的成功，得益于作为演员的她的投入，而当她投入之后，她“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可以说，王佳芝被自己演出的成功所打动。或多或少地对人民伦理有了一定的认同感，而这促成了她后来对暗杀任务的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次演出相当于一次人民伦理对王佳芝的生命感觉进行动员、规训的仪式。
(二)当王佳芝初为麦太太
有了爱，有了满足感，有了对人民伦理的初步认同，她答应参加暗杀行动。只是，与基于家仇(他的哥哥战死沙场)而义愤填膺的邝裕民相比，王佳芝没有家仇，她那由父亲、弟弟和未曾谋面的继母组成的“家”远在英国，如果说她也有国恨，那么这个国恨也是比较浅表的。所以，与其说她参加暗杀计划是为了报效国家，完全接受人民伦理的召唤。不如说她是为了延续舞台上虚幻的满足感，为了那份对邝裕民的朦胧之爱。
随后，王佳芝开始穿金戴银，以麦太太身份粉墨登场。在她成功诱惑了易先生之后，她感觉那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也就是那一晚，为了获得性经验，以进一步色诱易先生，她怀着“牺牲的决心”，把自己的童贞给了梁闰生。这一次，是人民伦理战胜了自由伦理。可是，这次暗杀计划的流产让她陷入了一种伦理困境，她“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不再是麦太太，也不再是以前的王佳芝。她迷失在身体和心灵的双重雾霭中，不能自拔。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个镜头：寄居在上海她舅妈家里的王佳芝，凌乱着头发拥挤在贫民窟里排队买米。漠然地回家，对路边死去的同胞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同情。随后她去学堂，去看电影。影片放映结束后，当典型的人民伦理之音再次发出。她没有丝毫激动的表情。这足以表明，此时的王佳芝，固守着的是自由伦理价值。由此也可以反观到，当时她接受人民伦理的召唤，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纯粹因为她爱国，接受了人民伦理的动员和规范。
(三)当王佳芝再成麦太太
王佳芝生命感觉的再次转折出现在邝裕民与她的谈话之后。她再次成为麦太太，重续以前意外终止的色诱任务。我以为，她重新接受任务，与其说是因为再次接受了人民伦理的动员和规范。不如说是为了再次弥补自己的在体性缺失——寻求自己失去童贞的补偿，重新找回在戏台上光艳照人的感觉，重新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寻找到在英国的父亲之爱以及家的感觉(老吴虚假无比的承诺“任务完成后，我们会送你到英国”在她刚接受任务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也就是说，她进入革命叙事，是试图再一次实现她自己关于爱，关于自身感觉，关于家的自由伦理想象。
然而这一次，人民伦理对她的身体和心理开始了空前疯狂的征用和争夺，由于王佳芝的身体并不是笛卡尔意义上与灵魂截然分离的身体，所以，人民伦理对王佳芝身体的一次次征用，在客观上使她自身强烈的欲望诉求得以苏醒，这个体现出自由伦理价值的欲望诉求最终颠覆了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强行施加给她身体的道德力量。在影片中，王佳芝艰难挣扎的过程体现于两人的三场床戏。
第一场床戏中，易默成与王佳芝之间都没有投入个人情感，只是互相把对方当成征服的对象：易征服的是一个漂亮女人的身体，王则征服了易的欲望，证明了自己未曾稍减的女性魅力。第二场床戏，两人都渐渐体会到了对方的“诱惑”。这种诱惑既来自肉体，更来自灵魂，是王佳芝与易默成之间由于“柔软、暧昧的摩擦，生发出生命中的层层 雾气”而带来的幻化感。对王佳芝来说，身体快感的苏醒使得她陷入了更深的悖论之中：一方面，为了实现人民伦理，她必须让身体快感获得苏醒，伸张自己的自由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人民伦理的实现。要求她必须使身体感觉永远臣服于人民伦理价值，即，自由伦理必须被压抑。在处理自由伦理乏力的情况下，王佳芝希望这种悖论早点结束，她能早日挣脱苦海。所以有了电影院里，她请求邝裕民他们“快一点”，希望“结束以后”、“都离开这里”。这些言语体现了她内心自由伦理和人民伦理的复杂纠缠。第三次无声的肉搏过程中，两人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张，灵魂也在交锋。王佳芝看到枪却无法毙了他，那种希望有人冲进来却不可能的绝望写在痛苦万分的脸上，所以她用枕头盖住易默成的眼睛。在易终于发泄完毕，瘫在她身上的时候，王佳芝流出了痛苦的泪。所以，当邝褡民请求早日行动，为她承受的巨大压力担心，老吴却说“只要他有比死更重要的价值，我会让他多活两天”，瞪大眼睛要求王佳芝“忠诚”，“继续把他栓在陷阱里面”时，她忍无可忍，正面陈述了自己遭遇的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价值的严重悖论：“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吗?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要懂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得像奴隶一样的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呆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够钻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得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是真的。”这段话向我们表明，来自人民伦理的家国和道德意识对她的身体已经起了部分作用，但是，一旦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她完全可能听从身体的呼唤，忠诚于身体而不是所谓的党、国家、民族等人民伦理价值。
王佳芝与易默成在情感上的交锋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场景——在虹口区一个日本酒馆里，王与易之间由欲生爱，尽管这种爱也许仅仅闪现在一瞬间，可是，他们毕竟在那个环境里，在对自己生前身后事的担忧之中，有了电光石火的温情一刻——易的眼泪，易对王佳芝手的抚摸，易与王凝视的眼神，都表明两人在不经意间动了真情。所以后来，当他们一起去阁楼上取戒指时，才有了扭转整个故事结局的一幕：在人民伦理与自由伦理问，在易回馈给她的微笑和写着爱意的目光以及戒指之间，她挣扎了近乎永恒的一刹那，终于嗫嚅着吐出了“快走”这两个字。于是，一切都变了：易默成夺门而出_封锁：逮捕王所在的暗杀团体成员：深夜十点之前，王佳芝和她的同伴被处决。
“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王佳芝即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更可悲哀的是，王佳芝自以为看见的是幸福的影子——爱，却不知道这种幸福纯属虚幻，而在男主角易默威的心里，他的事业、前途、名声等等比她重要得多，爱，何况是瞬间的爱，从来占据不了他的全部视野。
也许有人会说，王佳芝的悲剧在于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自以为是地爱上了错误的人——先是为了那份与邝裕民之间的朦胧之爱，她盛装出演，终于失去童贞，后来为了那份与易默成之间的虚幻之爱，她在关键时刻听从了身体的召唤，忠实于身体却背叛了外在道德。但我宁愿把王佳芝看成是自由主义伦理的坚守者，认为她最终的临场一变，是对自己生命悖论中爱的碎片的珍视。在客观上。这是对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的有力颠覆，是对试图用公意道德的自由强行压制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的道德专制的有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