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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9日，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虽然对于白皮书中出示的数据，社会各界普遍持保留态度，认为此调查的采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仅仅是通过对全国18个重点城市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个人）进行调查，和获得的980份有效问卷，并不足以说明国内企业家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总体趋势。
但同时，也有专家结合今年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财富报告）发表观点，认为白皮书中的数据，与财富报告中对2600位千万富翁的调查结论相近，其中在有关移民问题上，财富报告给出的调查结果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而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两者之和，是总数的74%。
移民背后的考量
根据胡润介绍，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谈到对投资移民的看法时提出，此次移民潮与前二次相比，在主观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是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遵照自己意愿的移民行为。
在夏学銮看来，前二次移民潮的出现，皆有社会背景下的不得已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是出于海外寻亲目的选择移民，这种选择是为了家人不再天各一方，能够一家团聚。同时在整个80年代中，涉外婚姻的出现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主要以上海居多，也多是由于感情因素。而现今的富豪投资移民，则没有上述二次移民的不得已情节，实属个人意愿下的选择，是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
夏学銮表示：“作为一个曾访问过多国的学者，我可以说，国内很多人的移民理由实则是一种围城效应。”夏学銮指出，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更多，如果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则移民美国的人更应该担忧。同时，美国的治安在全球发达国家治安排名中十分靠后，作为首都的华盛顿时常有枪击事件发生，严重者甚至演变为一场枪战。一些企业家认为外国的月亮必定比中国圆，是一种未经过调查的极为盲目的判断。
通过对一些移居海外个案的采访，记者发现，大多数35岁之后移居海外的人，移民后都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即使是一部分语言基础良好且具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人，在长居海外后，也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语言优勢的弱化。一般情况下，即使英语基础较好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也依然会在语言沟通上成为弱势群体。并且长期身处在使用外语的环境中，也会导致大脑思维疲劳，从而排斥和人进行语言交流。
其次，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生活圈子的变化，也是导致移居人群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因为有政策规定必须五年内在澳洲住满两年，才可取得永久居留权。这种政策被很多人称为“移民监”，甚至出现过为拿身份坐“移民监”而身患抑郁症的案例，也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移民监”政策，而最终选择放弃永久居留权。
部分接受采访的移民企业家明确向记者表示，偶尔去移民国消遣一下，感受异国情调尚可，长期的国外生活则很让人崩溃。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致使大部分移民人士无法在移民国融入主流社会，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国。这种情况下，移民身份只是一个方便出入境的配置而已。
从出国热到移民潮
抛开白皮书与财富报告中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几次出国热与移民潮有目共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出国热，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期，大批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深造，而走出了国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直系亲属及配偶因历史原因长居海外，使其选择寻亲移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评价这一时期的出国特点时讲到：“从严格意义上讲，留学不能称之为移民，这种以留学为理由出国的人，在办理签证时，一旦被接受国相关机构发现其有移民倾向，是要被拒签的。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出留学的人，后来大部分也均留在了海外。”
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而在今年8月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蓝皮书》中，则引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9.74万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30多万，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在60万以上。
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市场的庞大缺口，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以技术移民的方式走向了世界各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生活质量高、就业机会多所致。据了解，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达52%，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大批的技术移民导致中国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但顾骏认为，当时知识文化精英大量技术移民，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他们能够施展发挥所学的土壤。而夏学銮教授则表示：“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政策环境的改善，也有部分技术精英选择回国发展，而他们回国的时间点，却恰巧与富豪投资移民的时间点重合。”
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改变国内经济低迷、市场疲软的现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投资移民新政策，放宽移民条件，以便吸引其他国家民间资金，带动本国经济。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促使中国企业家移民的条件。据夏学銮回顾，中国企业家移民趋势最早开始于2000年左右，自2002年美国投资移民新政策出台后，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比例开始逐渐递增。
2010年，美国国务院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来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其中，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他们去哪里？
胡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主要倾向于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随后是英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
上海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告诉记者，依据外联集团多年来为私人办理出国签证的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企业家们的投资移民更倾向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主要是基于接受国的移民政策和企业家自身条件两重原因考虑。如一些接受国家在投资项目上，更倾向于开发高新技术的产业，对于做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家则采取一定的限制政策。而对于企业家本身而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相对华人较多，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另外，相对于澳大利亚更倾向于投资开办具体企业的创业模式来说，美、加等国鼓励企业家将钱投资到政府制定的创设项目，则更得到富豪的认可。
陈伟琪告诉记者，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门槛是投入50万美元到一个政府指定项目即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的企业家。同时，移民新政还放宽了对移民申请人的其他条件限制，如规定申请人无年龄、教育程度、英语能力及商业背景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资金来源合法，赠予或继承皆可；申请人、配偶及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子女，可同时申请。
在美国的投资移民新政颁布之前，作为投资移民国，更多企业家选择加拿大。而近年来，随着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增加，加拿大政府对于投资移民的资金门槛也是水涨船高。陈伟琪告诉记者：“加拿大之前的投资要求为，一次性投资4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或一次性投资1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财产属于无偿提供给加拿大政府，用于加国内的各项建设，申请人不参与任何利润分红。而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始，这两个投资档位分别被调高至80万加币和22万加币。”
外界猜测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对此，康尼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去年以来，陆续颁布了投资移民新标准，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资金投入。其中，新加坡在2010年9月颁布的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中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提高到250万新元。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
投资与移民之间的权衡
对于目前国内富豪的投资移民行为，社会各界看法不一，评判标准也各有不同。胡润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企业家将其资产从国内的实体经济，转向国际范围的投资项目，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胡润表示，参考一些西方發达国家的企业家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家以房地产、制造业为主的盈利模式，实为企业家成长的初级形态。企业家们将自己涉足的领域从本土转向全球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位企业家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势必开始向投资类行业转型，就像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涉及全球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形式也多是以基金、股票等形式居多，并且倾向于短期回报的项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资金在全球宏观范围上的大循环。
至于投资后的移民行为，很多企业家解释，是因为拿到国外身份后，便可以在国外享受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更利于其海外业务的顺利进行。资料显示，所谓投资移民，国内大部分做此选择的企业家只是取得了国外的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并未放弃中国的公民身份，而这部分人中的85%，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国内，其大部分资金与产业主体也依旧在中国。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也表示，根据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办理的大部分委托申请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在出国后保留其中国护照，只在移民国享受永久居留权，并且大部分企业家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还是在国内生活，但在涉及到出国事宜的时候，有了国外身份就会方便很多。
但同时，陈伟琪也向记者透露，国内很多富豪选择投资移民，其更倾向于移民而非投资，相当一部分富豪将移民国设定的投资资金最低门槛，当作购买国外身份的成本。以加拿大为例，不论是选择一次性投资8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还是一次性投资2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投资都没有给投资人带来任何直接的盈利，只是为其换得了加拿大的常住身份。至于申请人拿到常住身份后，是否在加拿大国内参与其他基金、股票类投资，则另当别论。很多企业家认为，拿到国外绿卡，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今后在居住地上多一个选择。
但同时，也有专家结合今年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财富报告）发表观点，认为白皮书中的数据，与财富报告中对2600位千万富翁的调查结论相近，其中在有关移民问题上，财富报告给出的调查结果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而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两者之和，是总数的74%。
移民背后的考量
根据胡润介绍，中国企业家之所以选择移民，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原因考量：子女教育、医疗体系、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以及资本抗风险性等。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谈到对投资移民的看法时提出，此次移民潮与前二次相比，在主观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是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遵照自己意愿的移民行为。
在夏学銮看来，前二次移民潮的出现，皆有社会背景下的不得已性。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是出于海外寻亲目的选择移民，这种选择是为了家人不再天各一方，能够一家团聚。同时在整个80年代中，涉外婚姻的出现也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主要以上海居多，也多是由于感情因素。而现今的富豪投资移民，则没有上述二次移民的不得已情节，实属个人意愿下的选择，是极端的个人本位主义。
夏学銮表示：“作为一个曾访问过多国的学者，我可以说，国内很多人的移民理由实则是一种围城效应。”夏学銮指出，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更多，如果出于食品安全考虑，则移民美国的人更应该担忧。同时，美国的治安在全球发达国家治安排名中十分靠后，作为首都的华盛顿时常有枪击事件发生，严重者甚至演变为一场枪战。一些企业家认为外国的月亮必定比中国圆，是一种未经过调查的极为盲目的判断。
通过对一些移居海外个案的采访，记者发现，大多数35岁之后移居海外的人，移民后都会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即使是一部分语言基础良好且具有国际化教育背景的人，在长居海外后，也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语言优勢的弱化。一般情况下，即使英语基础较好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也依然会在语言沟通上成为弱势群体。并且长期身处在使用外语的环境中，也会导致大脑思维疲劳，从而排斥和人进行语言交流。
其次，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生活圈子的变化，也是导致移居人群缺乏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有关人士透露，在澳大利亚，因为有政策规定必须五年内在澳洲住满两年，才可取得永久居留权。这种政策被很多人称为“移民监”，甚至出现过为拿身份坐“移民监”而身患抑郁症的案例，也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移民监”政策，而最终选择放弃永久居留权。
部分接受采访的移民企业家明确向记者表示，偶尔去移民国消遣一下，感受异国情调尚可，长期的国外生活则很让人崩溃。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等诸多问题，致使大部分移民人士无法在移民国融入主流社会，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国。这种情况下，移民身份只是一个方便出入境的配置而已。
从出国热到移民潮
抛开白皮书与财富报告中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几次出国热与移民潮有目共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每一次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出国热，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期，大批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深造，而走出了国门。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直系亲属及配偶因历史原因长居海外，使其选择寻亲移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评价这一时期的出国特点时讲到：“从严格意义上讲，留学不能称之为移民，这种以留学为理由出国的人，在办理签证时，一旦被接受国相关机构发现其有移民倾向，是要被拒签的。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出留学的人，后来大部分也均留在了海外。”
据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而在今年8月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蓝皮书》中，则引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9.74万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30多万，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在60万以上。
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市场的庞大缺口，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以技术移民的方式走向了世界各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生活质量高、就业机会多所致。据了解，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的国外技术移民上升至最高比率，达52%，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大批的技术移民导致中国精英人才的大量流失，但顾骏认为，当时知识文化精英大量技术移民，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他们能够施展发挥所学的土壤。而夏学銮教授则表示：“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政策环境的改善，也有部分技术精英选择回国发展，而他们回国的时间点，却恰巧与富豪投资移民的时间点重合。”
近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为改变国内经济低迷、市场疲软的现状，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投资移民新政策，放宽移民条件，以便吸引其他国家民间资金，带动本国经济。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促使中国企业家移民的条件。据夏学銮回顾，中国企业家移民趋势最早开始于2000年左右，自2002年美国投资移民新政策出台后，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比例开始逐渐递增。
2010年，美国国务院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来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其中，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
他们去哪里？
胡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家投资移民主要倾向于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随后是英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
上海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告诉记者，依据外联集团多年来为私人办理出国签证的总体情况来看，近年来企业家们的投资移民更倾向于美国和加拿大，这主要是基于接受国的移民政策和企业家自身条件两重原因考虑。如一些接受国家在投资项目上，更倾向于开发高新技术的产业，对于做房地产之类的企业家则采取一定的限制政策。而对于企业家本身而言，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相对华人较多，有一定的文化共性，另外，相对于澳大利亚更倾向于投资开办具体企业的创业模式来说，美、加等国鼓励企业家将钱投资到政府制定的创设项目，则更得到富豪的认可。
陈伟琪告诉记者，美国目前的投资移民门槛是投入50万美元到一个政府指定项目即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部分来自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的企业家。同时，移民新政还放宽了对移民申请人的其他条件限制，如规定申请人无年龄、教育程度、英语能力及商业背景的条件限制，只要证明资金来源合法，赠予或继承皆可；申请人、配偶及未满21周岁的未婚子女，可同时申请。
在美国的投资移民新政颁布之前，作为投资移民国，更多企业家选择加拿大。而近年来，随着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增加，加拿大政府对于投资移民的资金门槛也是水涨船高。陈伟琪告诉记者：“加拿大之前的投资要求为，一次性投资4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或一次性投资1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财产属于无偿提供给加拿大政府，用于加国内的各项建设，申请人不参与任何利润分红。而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开始，这两个投资档位分别被调高至80万加币和22万加币。”
外界猜测此次投资移民门槛的提高，就是要在不增加配额的同时，吸引那些经济实力更强的申请人。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的一份报告显示，此前加拿大吸引的众多投资移民中，能够长期居住，并且参与本地经济活动的比例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吸纳投资移民的预期目的。对此，康尼也直言不讳：“新移民投资计划将带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发展加拿大的经济，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除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在去年以来，陆续颁布了投资移民新标准，调高了投资移民所需的资金投入。其中，新加坡在2010年9月颁布的投资移民的新标准中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提高到250万新元。对于拥有创业及经商经验的申请者来说，其公司主营业额的门槛也有所提高：公司上一年的主营业额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平均额也由原来的至少1000万新元，变为至少3000万新元。”
投资与移民之间的权衡
对于目前国内富豪的投资移民行为，社会各界看法不一，评判标准也各有不同。胡润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企业家将其资产从国内的实体经济，转向国际范围的投资项目，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
胡润表示，参考一些西方發达国家的企业家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企业家以房地产、制造业为主的盈利模式，实为企业家成长的初级形态。企业家们将自己涉足的领域从本土转向全球大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位企业家或是一个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势必开始向投资类行业转型，就像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涉及全球各行各业一样，中国企业家在海外的投资形式也多是以基金、股票等形式居多，并且倾向于短期回报的项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资金在全球宏观范围上的大循环。
至于投资后的移民行为，很多企业家解释，是因为拿到国外身份后，便可以在国外享受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更利于其海外业务的顺利进行。资料显示，所谓投资移民，国内大部分做此选择的企业家只是取得了国外的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并未放弃中国的公民身份，而这部分人中的85%，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国内，其大部分资金与产业主体也依旧在中国。
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副总裁陈伟琪也表示，根据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办理的大部分委托申请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在出国后保留其中国护照，只在移民国享受永久居留权，并且大部分企业家在拿到永久居留权后，还是在国内生活，但在涉及到出国事宜的时候，有了国外身份就会方便很多。
但同时，陈伟琪也向记者透露，国内很多富豪选择投资移民，其更倾向于移民而非投资，相当一部分富豪将移民国设定的投资资金最低门槛，当作购买国外身份的成本。以加拿大为例，不论是选择一次性投资80万加币到该国政府，5年后返还；还是一次性投资22万加币不予返还，此投资都没有给投资人带来任何直接的盈利，只是为其换得了加拿大的常住身份。至于申请人拿到常住身份后，是否在加拿大国内参与其他基金、股票类投资，则另当别论。很多企业家认为，拿到国外绿卡，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今后在居住地上多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