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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头除了希望宁静，希望朴素，意存感恩之外，我可能说不出更多的话。”
“出《于丹<论语>心得》的时候，我处在混沌无知的状态，对出版一无所知。可以说，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命题。现在我除了心里头希望宁静，希望朴素，意存感恩之心，我可能说不出更多的话。”
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
无论如何我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技术力量。我不希望用一种技巧，或者过分外在的东西替代我内心原有的东西。
《小康》：这个“感悟”能和“心得”划等号吗？
于丹：基本上可以。因为心得是心有所得，感和悟这俩儿字都有一颗“心”在。所以我觉得是换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心得也罢，感悟也罢，不是从学理的内部进行研究，而是站在外部进行一个生命体验的关照。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但是，会有自己的心在。就是你感受到什么，这和心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记者：如果“心得”和“感悟”可以划等号，那么两本书是一种什么关系？
《小康》：“心得”本讲了七个“之道”，“感悟”讲了另七个不同的“之道”。《心得》中的七个“之道”更大众化，但是不够系统。因为是第一次讲，我挑的是最好讲的，大家喜闻乐见的就直接讲了。讲《心得》的时候，绝没想到再讲“感悟”。因为“心得”被大家接受让我始料未及，后来，百家讲坛说，《论语》是很严肃的，我们应该对它做一个很系统的梳理，有些没有讲到的东西必须讲到，像忠恕之道，仁爱之道，诚信之道等等。
孤独是在喧嚣中的一种失落
让我内心孤独的，恰恰是那种喧嚣。那种喧嚣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善意，你会觉得是一种深深的托付。但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困扰。
《小康》：你和张越对话时说到，每天都要收到大量来信，大半来信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事。而且，这一年多以来你非常忙碌，你是否有一种“过分喧嚣的孤独”？
于丹：你用的这个词非常准确。因为真正的孤独不是你静默独处的时候，孤独是在喧嚣中的一种失落，就是无法沟通。我昨天在泰山日程那么紧，拍完以后我还跟他们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我静静的看着泰山，看着那儿的云彩，看着夕阳的时分，我不会孤独。让我内心孤独的，恰恰是那种喧嚣。那种喧嚣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善意，你会觉得是一种深深的托付。但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困扰，甚至有好多东西会产生极大的误读。这种误读有时候甚至是刻意而为的。
《小康》：经历过这些之后你对自己的生活规划有改变吗？
于丹：我不是一个公众符号，不过就是读本书，说说我心里的感受。我还得坚持干好我的本职。从本科到博士，我自己还带着那么多的学生。曾发生过的恶意炒作，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来了，不拿她做点文章的话就亏了。你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沮丧吗？愤怒吗？或者说，不再干什么吗？我一直在想，看看我在喧嚣中还有没有一种坦然：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这么走下去，好好地做一个大学老师。
我现在最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是让我好好当一个大学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坦然。我从他们那儿能够得到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我真是不喜欢这喧嚣。
文化有一种普世性，能够穿越时空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让内心温暖，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
《小康》：你对孔孟或者国学书升温的现象怎么看？
于丹：我相信，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他需要完成的，首先是自我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想，我现在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坐标，我生活里最缺的是什么，我跟它的关系怎么协调怎么相处。那么，这个坐标由什么来确定？是人云亦云，还是跟随一个潮流？我觉得，儒学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系，从这里能够找到有哪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能够让我们今天觉得朴素、温暖，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依据。文化有一种普世性，能够穿越历史积淀下来。
我去日本，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佐佐木，是个商人，他从丘田到东京接我。我们在丘田玩了一天，很高兴。第二天我要去冲绳。他们夫妇俩把我送到机场，佐佐木对我说，在冲绳，我的儿子会等你。佐佐木的儿子是一个出国留学回来的小伙子，二十出头，是一个外企的小白领。这个孩子专门从市内赶到机场，见到我以后，他给我鞠了一个躬，递了一张名片，说我父亲让我来接您，您有什么事就找我。我这次是公务安排，冲绳还有俩议员等着我，我就和两位议员一起走了。第二天我去东京，这孩子又从市内赶到了机场，他说我代表我父亲来送您。其实他也就跟我说了那么一两分钟的话，我就又走了。
这件事让我感慨很深，我们现在还有几个父母能这么使得动孩子啊？一方面，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得很好；另一方面，它接人待物的传统没有变。
后来我见到福田首相的时候，他跟我打招呼，用的是中文。在那里，没有人叫我于丹老师或于丹女士，所有人都称我“于丹先生”。福田首相坐下来就说，我们这些人是读着《论语》长大的。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打小学就读过《论语》、《孟子》，到中学时读《中庸》和《大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根基。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让内心温暖，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
给我们以生命的根
一个社会越发达，境遇越充分，物质生活越喧嚣的文明时代中，内心的朴素、坦然，为人的真诚、磊落，能够给我们以生命的根。
《小康》：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国学为什么会复兴？
于丹：我认为，停留在文字上、书籍上，那只是一种表象。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行为上的需要。我为什么说到“感悟”、“心得”这两个词呢？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读《论语》感悟特别不同。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背的《论语》的句子，全都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三军可以夺帅不可以夺志”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话。三四十岁自己有老有小以后，会喜欢什么话呢？我在讲《论语》感悟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样一些话，孔子跟他的学生说自己的人格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话在我年轻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觉得这哪是圣人的理想，不就是普通人的事吗？后来发现，就是这点理想，却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最难做到的。“老者安之”，让我的老人全部都安顿；“朋友信之”，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但是你有信誉，朋友能信得过；“少者怀之”，还能让年轻的孩子经常想起这个人来。一个人这一辈子，对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我生我养的儿女晚辈，一辈子相陪相伴的朋友，能有了这样的交待，我觉得离圣人就不远了。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一个人拿出履历表来辉煌显赫，在世界上建功立业，但最后一看最对不起的就是这几个人，我们的心会踏实吗？所以学生问孔子，什么叫君子？他就回答了四个字，不忧不惧。学生不以为然又问，这就是君子？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干点什么呀？孔子又说，内心不疚，复何忧何惧？一个人反躬自省的时候，内心了无愧疚，何来那么些忧思，那么些恐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坦然。
《小康》：这种心境可能古今一样。
于丹：所以我觉得，在一个社会越发达，境遇越充分，物质生活越喧嚣的文明时代中，内心的朴素、坦然，为人的真诚、磊落，能够给我们以生命的根。这就是我一年多的感悟。我觉得，这东西会越讲越朴素，包括《论语》心得里面没有触及到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忠恕之道”，我当时觉得哪些东西已经过时，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愚忠。但是，这次我认真看了一些关于《论语》研究的典籍，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朱熹先生解说这俩字非常好，他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真正的忠诚，不是你忠于一个制度，一个皇帝，外在的标准。真正的忠诚在你的内心，就是你忠于内心良知的表现，看见你的心中了，这就叫中心为忠；当凡事凡物，他人心如我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时候，你自然就宽恕了。
文而化之，化成天下
把古代的东西用今天的观点读懂了，融在生命里，这才是“化成天下”。所以，文而化之，就是一个文化生态的理解。
《小康》：我觉得由你引发的《论语》热包括三个层面，一个是学术层面，比如中华书局再版了杨伯峻的研究著作。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层面，比如大家都来讲《论语》。再有就是大众层面，你的著作的销量就是他们的证明。你如何看这三个层面的热？
于丹：从大众层面来讲，这是一种外延。这种外延是说我们从多个地方吸收力量，不光是《论语》。你在机场看见什么，那一定是大家喜欢的。比如现代的生活智慧，还有现代的经营管理，还有瑜珈、家庭保健等图书，这些书也在热销，其实这是大众在提升他的生活。他从锻炼、到食谱，到他心灵上需要的东西，他觉得有用，就会投它一票。所以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学热，而应该说在一个更宽容的文明当中，大家对自己的生命状态更负责任。说到出了很多和我的书类似的东西，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和角度。如果说，前两个层面是站在外部进行拓展，那么学术层面就是在内部进行伸延。文化总会有一个核心价值依赖这种严谨的研究传承下去，我小时候，我父亲带着我读《论语》，最早的就是杨伯峻先生的那一本。如果这些书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像我小时候那样，那就太好了。因为它每一个地方都深入浅出，非常精准，但是又不晦涩艰深，而且很薄。孩子如果读这个是一件幸事。
《小康》：传统经典热跟你的推动有很大关系，但你同时又强调反对迷信国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于丹：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含有情感，带有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国学，而不要让情感泛滥。国学既不是我可以迷信膜拜，救赎我们的神灵，同时也不应该是我们怒视批判，踏上一万只脚的僵尸。采取任何一种偏激的态度，实际上都只是看到他的一个点，一个面。
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多元的共荣共存。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古典文化跟现代文化，经营文化跟流行文化，所有的东西只要能够文而化之，那么你的心也可以融化。
《小康》：这是否意味着，国学的作用是有限的？
于丹：确实如此。我们不要过多地夸大了伦理和道德的力量。不要说我做不到，就是孔子在世给他上一课也做不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国学确实有迷信的成分。
国学不是万能的救赎，你还不如坦坦然然地在长大的过程中，把它当成一种有用的成分去吸收。现在有些家长把孩子关起来，说我们孩子不光背下了《论语》，连《中庸》也背下来了。我说你还不如用背的时间带他出去多做两次公益活动，多爬两次山，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能够从自然里面吸收养分的生命顽力，让我们从身到心都健康起来。把它当作一个元素就差不多了。
“出《于丹<论语>心得》的时候，我处在混沌无知的状态，对出版一无所知。可以说，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命题。现在我除了心里头希望宁静，希望朴素，意存感恩之心，我可能说不出更多的话。”
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
无论如何我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技术力量。我不希望用一种技巧，或者过分外在的东西替代我内心原有的东西。
《小康》：这个“感悟”能和“心得”划等号吗？
于丹：基本上可以。因为心得是心有所得，感和悟这俩儿字都有一颗“心”在。所以我觉得是换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心得也罢，感悟也罢，不是从学理的内部进行研究，而是站在外部进行一个生命体验的关照。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角，但是，会有自己的心在。就是你感受到什么，这和心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记者：如果“心得”和“感悟”可以划等号，那么两本书是一种什么关系？
《小康》：“心得”本讲了七个“之道”，“感悟”讲了另七个不同的“之道”。《心得》中的七个“之道”更大众化，但是不够系统。因为是第一次讲，我挑的是最好讲的，大家喜闻乐见的就直接讲了。讲《心得》的时候，绝没想到再讲“感悟”。因为“心得”被大家接受让我始料未及，后来，百家讲坛说，《论语》是很严肃的，我们应该对它做一个很系统的梳理，有些没有讲到的东西必须讲到，像忠恕之道，仁爱之道，诚信之道等等。
孤独是在喧嚣中的一种失落
让我内心孤独的，恰恰是那种喧嚣。那种喧嚣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善意，你会觉得是一种深深的托付。但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困扰。
《小康》：你和张越对话时说到，每天都要收到大量来信，大半来信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事。而且，这一年多以来你非常忙碌，你是否有一种“过分喧嚣的孤独”？
于丹：你用的这个词非常准确。因为真正的孤独不是你静默独处的时候，孤独是在喧嚣中的一种失落，就是无法沟通。我昨天在泰山日程那么紧，拍完以后我还跟他们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我静静的看着泰山，看着那儿的云彩，看着夕阳的时分，我不会孤独。让我内心孤独的，恰恰是那种喧嚣。那种喧嚣有的时候是一种热情，一种善意，你会觉得是一种深深的托付。但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一种困扰，甚至有好多东西会产生极大的误读。这种误读有时候甚至是刻意而为的。
《小康》：经历过这些之后你对自己的生活规划有改变吗？
于丹：我不是一个公众符号，不过就是读本书，说说我心里的感受。我还得坚持干好我的本职。从本科到博士，我自己还带着那么多的学生。曾发生过的恶意炒作，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来了，不拿她做点文章的话就亏了。你面对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沮丧吗？愤怒吗？或者说，不再干什么吗？我一直在想，看看我在喧嚣中还有没有一种坦然：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这么走下去，好好地做一个大学老师。
我现在最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是让我好好当一个大学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我坦然。我从他们那儿能够得到的东西很多很多。所以我真是不喜欢这喧嚣。
文化有一种普世性，能够穿越时空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让内心温暖，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
《小康》：你对孔孟或者国学书升温的现象怎么看？
于丹：我相信，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他需要完成的，首先是自我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想，我现在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坐标，我生活里最缺的是什么，我跟它的关系怎么协调怎么相处。那么，这个坐标由什么来确定？是人云亦云，还是跟随一个潮流？我觉得，儒学就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系，从这里能够找到有哪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能够让我们今天觉得朴素、温暖，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依据。文化有一种普世性，能够穿越历史积淀下来。
我去日本，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朋友佐佐木，是个商人，他从丘田到东京接我。我们在丘田玩了一天，很高兴。第二天我要去冲绳。他们夫妇俩把我送到机场，佐佐木对我说，在冲绳，我的儿子会等你。佐佐木的儿子是一个出国留学回来的小伙子，二十出头，是一个外企的小白领。这个孩子专门从市内赶到机场，见到我以后，他给我鞠了一个躬，递了一张名片，说我父亲让我来接您，您有什么事就找我。我这次是公务安排，冲绳还有俩议员等着我，我就和两位议员一起走了。第二天我去东京，这孩子又从市内赶到了机场，他说我代表我父亲来送您。其实他也就跟我说了那么一两分钟的话，我就又走了。
这件事让我感慨很深，我们现在还有几个父母能这么使得动孩子啊？一方面，日本的现代化发展得很好；另一方面，它接人待物的传统没有变。
后来我见到福田首相的时候，他跟我打招呼，用的是中文。在那里，没有人叫我于丹老师或于丹女士，所有人都称我“于丹先生”。福田首相坐下来就说，我们这些人是读着《论语》长大的。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打小学就读过《论语》、《孟子》，到中学时读《中庸》和《大学》。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根基。我们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在日本如此受欢迎？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学问，而是当作一种为人处世，让内心温暖，内心有所依托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性，这种东西让我心里头觉得踏实。
给我们以生命的根
一个社会越发达，境遇越充分，物质生活越喧嚣的文明时代中，内心的朴素、坦然，为人的真诚、磊落，能够给我们以生命的根。
《小康》：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国学为什么会复兴？
于丹：我认为，停留在文字上、书籍上，那只是一种表象。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行为上的需要。我为什么说到“感悟”、“心得”这两个词呢？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读《论语》感悟特别不同。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背的《论语》的句子，全都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三军可以夺帅不可以夺志”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话。三四十岁自己有老有小以后，会喜欢什么话呢？我在讲《论语》感悟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这样一些话，孔子跟他的学生说自己的人格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话在我年轻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觉得这哪是圣人的理想，不就是普通人的事吗？后来发现，就是这点理想，却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最难做到的。“老者安之”，让我的老人全部都安顿；“朋友信之”，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但是你有信誉，朋友能信得过；“少者怀之”，还能让年轻的孩子经常想起这个人来。一个人这一辈子，对生我养我的父母长辈，我生我养的儿女晚辈，一辈子相陪相伴的朋友，能有了这样的交待，我觉得离圣人就不远了。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一个人拿出履历表来辉煌显赫，在世界上建功立业，但最后一看最对不起的就是这几个人，我们的心会踏实吗？所以学生问孔子，什么叫君子？他就回答了四个字，不忧不惧。学生不以为然又问，这就是君子？那意思就是说，你不干点什么呀？孔子又说，内心不疚，复何忧何惧？一个人反躬自省的时候，内心了无愧疚，何来那么些忧思，那么些恐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坦然。
《小康》：这种心境可能古今一样。
于丹：所以我觉得，在一个社会越发达，境遇越充分，物质生活越喧嚣的文明时代中，内心的朴素、坦然，为人的真诚、磊落，能够给我们以生命的根。这就是我一年多的感悟。我觉得，这东西会越讲越朴素，包括《论语》心得里面没有触及到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忠恕之道”，我当时觉得哪些东西已经过时，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愚忠。但是，这次我认真看了一些关于《论语》研究的典籍，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朱熹先生解说这俩字非常好，他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真正的忠诚，不是你忠于一个制度，一个皇帝，外在的标准。真正的忠诚在你的内心，就是你忠于内心良知的表现，看见你的心中了，这就叫中心为忠；当凡事凡物，他人心如我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时候，你自然就宽恕了。
文而化之，化成天下
把古代的东西用今天的观点读懂了，融在生命里，这才是“化成天下”。所以，文而化之，就是一个文化生态的理解。
《小康》：我觉得由你引发的《论语》热包括三个层面，一个是学术层面，比如中华书局再版了杨伯峻的研究著作。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层面，比如大家都来讲《论语》。再有就是大众层面，你的著作的销量就是他们的证明。你如何看这三个层面的热？
于丹：从大众层面来讲，这是一种外延。这种外延是说我们从多个地方吸收力量，不光是《论语》。你在机场看见什么，那一定是大家喜欢的。比如现代的生活智慧，还有现代的经营管理，还有瑜珈、家庭保健等图书，这些书也在热销，其实这是大众在提升他的生活。他从锻炼、到食谱，到他心灵上需要的东西，他觉得有用，就会投它一票。所以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国学热，而应该说在一个更宽容的文明当中，大家对自己的生命状态更负责任。说到出了很多和我的书类似的东西，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和角度。如果说，前两个层面是站在外部进行拓展，那么学术层面就是在内部进行伸延。文化总会有一个核心价值依赖这种严谨的研究传承下去，我小时候，我父亲带着我读《论语》，最早的就是杨伯峻先生的那一本。如果这些书能够让更多的人读到，像我小时候那样，那就太好了。因为它每一个地方都深入浅出，非常精准，但是又不晦涩艰深，而且很薄。孩子如果读这个是一件幸事。
《小康》：传统经典热跟你的推动有很大关系，但你同时又强调反对迷信国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于丹：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含有情感，带有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国学，而不要让情感泛滥。国学既不是我可以迷信膜拜，救赎我们的神灵，同时也不应该是我们怒视批判，踏上一万只脚的僵尸。采取任何一种偏激的态度，实际上都只是看到他的一个点，一个面。
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应该是多元的共荣共存。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古典文化跟现代文化，经营文化跟流行文化，所有的东西只要能够文而化之，那么你的心也可以融化。
《小康》：这是否意味着，国学的作用是有限的？
于丹：确实如此。我们不要过多地夸大了伦理和道德的力量。不要说我做不到，就是孔子在世给他上一课也做不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国学确实有迷信的成分。
国学不是万能的救赎，你还不如坦坦然然地在长大的过程中，把它当成一种有用的成分去吸收。现在有些家长把孩子关起来，说我们孩子不光背下了《论语》，连《中庸》也背下来了。我说你还不如用背的时间带他出去多做两次公益活动，多爬两次山，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能够从自然里面吸收养分的生命顽力，让我们从身到心都健康起来。把它当作一个元素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