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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八中全会,改选中央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定,让犯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错误而先丢官后坐牢的总书记哥穆尔卡官复原职,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这本来是波兰的内政,却遭到苏联一再的粗暴干涉,导致波兰政局剧烈动荡。苏联和波兰之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险些兵戎相见。这场异常尖锐的干涉和反干涉斗争,史称波兰十月事件。
记者和使馆的笔墨官司
紧张的波苏关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波兰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世人的面前。
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和新华社驻华沙记者都在密切地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情况和看法。他们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对事件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针锋相对。
时任新华社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在其《华沙事件报道真相》一文中披露说:“我驻波兰大使馆每周都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我参加。大使和参赞等大都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大,认为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涛。但我却不这样看。我的发言往往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双方的看法由小分歧发展到大分歧,最后是针锋相对了。”“使馆同志认为,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而我则认为,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只要工作到家,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他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但我和使馆的意见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东山复出是必然的。”
果真不出所料,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10月21日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突发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及其影响。在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进一步对立,与会者无人同意谢文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只有谢文清一个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不急于搞合作化,缓和一下,放慢一点步子,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充实市场供应,人民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但谢文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使馆同记者谢文清有了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事。这场争论也可以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至此为止。但倔强的谢文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中央最高领导层那里去了。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的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想我有责任向总社写个报告阐明自己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当然也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默不作声,反正我已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可是转念一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些客观现实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认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谢文清终于下了决心,“要说就说个痛快。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大不了戴上个‘反苏’帽子,调回国去罢了。”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撰写《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稿件中的看法,甚至有人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但他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分量颇重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报道发出去了,谢文清的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他有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谢文清在等待着,王炳南也在等待着。
时间好像凝固了。
毛泽东的话传到了波兰
毛泽东发言了。
他坚决反对苏联动用武力干涉波兰,对苏联说了一个震聋发聩的“不”字。
毛泽东对苏联说“不”的消息传到了波兰。当时我正在波兰留学。
10月24日,华沙大学校门口张贴出大幅标语:“感谢中国的支持!”波兰学生中流传说:毛泽东劝说苏联从波兰撤出驻军,毛泽东祝贺哥穆尔卡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外交学院。
我从波兰同学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苏联如何干涉、欺负和盘剥波兰的事例,他们言词激烈,民族和爱国情绪高涨。对他们说的话,我不敢全信,也不能不信。但事关波苏关系,孰对孰错,令人感到困惑。我国大使馆关心留学生的安全和思想状况,常常向我们讲解形势和了解情况,要求我们要正确对待波兰发生的问题,多听少说,不乱评论。
也就是哥穆尔卡复出后一周左右的时候,大概是在10月28日前后,使馆召开会议并通知留学生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支持波兰的精神,王炳南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两点难忘的印象。一是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过程,指出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强调了中国支持波兰的坚定态度。二是当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使馆最初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不准确,是毛主席指出了使馆的错误。他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后,使馆研究波兰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向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结果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王炳南的坦率,不仅不损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晚辈对他的敬佩。
后来,我才知道,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确定了中国态度和政策。
10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还谈到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10月23日和25日,外交部和新华社先后发电报给我驻波兰大使馆和华沙分社,转达了中央对十月事件的判断,和对使馆和记者谢文清之间的笔墨官司的态度,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希望谢文清再接再厉。告诫使馆对情况的分析要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对外谈话时,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态,更不宜对波兰政治形势轻下结论。
王炳南接到外交部的电示后,立即通知谢文清前来使馆阅读。虽然谢文清不是使馆党委委员,可是却先于党委委员阅读了这份电报。读了这份电报,谢文清百感交集,“顿时淌出眼泪,坐靠在沙发上,说不出什么话”。使馆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自此,使馆和记者之间的笔墨官司告一段落。
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中南海的灯光彻夜通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波兰形势,商讨对策;两次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表明我党的态度和主张;并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苏调解波苏关系。与此同时,还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亲自做波兰的工作。
不言而喻,中国的原则立场和表态,对于苏波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于10月19日召开八中全会的时候,苏共反应强烈。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0月18日通过两项决定:(1)由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
据俄国解密档案,苏共中央通报(在中国的文献中称为“通知”或“第一个通知”)的内容是:
苏共中央认为有责任将以下情况通报给你们: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就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问题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岗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
以后的情况我们将向你们通报。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苏共中央的通知。从苏共中央的通知不难看出,赫鲁晓夫此次去华沙,一要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内外政策,二要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人事变动。但通知并未说明将采取何种方式和方法。
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飞抵华沙,他一方面暗中调动军队,准备动用武力,一方面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迟召开八中全会,不得不进行波苏两党会谈。这是一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波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立刻升温,出现了一触即发之势。波苏两党会谈持续一整天,赫鲁晓夫的态度终于由硬变软,下令苏军停止前进,在华沙城外原地待命。尔后于10月20日早晨(华沙时间),率领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打道回府了。
中断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于10月20日上午复会。有关波苏两党会谈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向中央委员会只做了“不彻底”的传达。但纸包不住火,赫鲁晓夫调动军队、粗暴干涉波兰内政的消息在华沙闪电般地传播开来。我驻波使馆和新华分社记者均快速地向国内写了报告,他们的报告不仅及时,而且相当翔实和准确。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讨论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通知,在听取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介绍外国通讯社有关波兰情况后,毛泽东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表明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这里说的“紧急措施”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出面,立即约见尤金,明确地向苏方宣布我党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当时,毛泽东指名留下列席会议的胡乔木和吴冷西陪同会见。
毛泽东会见尤金时,讲话很严厉,且一再重复。尤金诺诺称是,神情紧张,不断擦汗。毛泽东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时间不多,你们赶紧回去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
回到莫斯科的赫鲁晓夫,听到了毛泽东说的“不”字。10月21日,赫鲁晓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邀请中国、捷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各党派代表参加,就波兰形势问题交换意见。邀请信是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各党的。中国的文献称苏共的邀请信为“第二个通知”。
对苏共的邀请,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0日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苏共中央打来电报,邀请我们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去莫斯科。
23日1时许,毛泽东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陪同,紧急约见尤金,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不听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向苏共中央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对赫鲁晓夫企图武力干涉波兰说了一个“不”字,给赫鲁晓夫泼了一盆冷水。
“不”字促使苏共改变方针
赫鲁晓夫离开华沙时虽然下令停止苏军调动,同意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但波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远未解决,赫鲁晓夫并未放弃使用压制的手段迫使波兰就范的方针。向华沙方向集结的苏军坦克,虽然停止前进,但并未返回营地,而是在华沙城外50～80公里处原地停留,整装待命。
10月20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研究波兰局势和商讨对策。从会议的工作记录看,赫鲁晓夫等人虽然意识到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但他们还不想在对波政策中从实施高压方针下后退,还不想改弦更张。
10月21日,即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先后就波兰问题召开两次会议。从会议的工作记录看,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对波兰采取什么方针问题。这是赫鲁晓夫改变对波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他求助中共中央解决波兰问题的开始。与20日主席团会议要求“思考所提出的问题”不同,21日主席团会议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改变对波方针问题,二是倡议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兄弟党会议问题。此外还对如何处理波苏关系中的有争议的具体问题提出办法和方案。
关于对波方针问题,21日第一次会议的记录说:
“采取什么方针:
(1) 影响并注视事件的发展;
(2) 要么我们加以干涉。”
同一天第二次会议记录说:“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大家赞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在华沙时虽然态度有所软化,气焰有所收敛,未敢轻举妄动,但他回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0月20日,却没有放弃武力干涉的方针。21日第一次会议记录中说的“要么我们加以干涉”就是他还没放弃高压方针的有力的佐证。可是,在21日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好似一觉醒来竟然感悟到退一步海阔天空,主张放弃武力干涉,这是因为什么?
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10月20日苏共打算召开的没有波兰人参加的东欧国家共产党代表的会议,并不邀请中共代表参加。甚至有关情况通报问题,苏共也没拿定主意,只是说“也可能”派一位代表去中国。显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这样的会议仍然是在对波实施高压方针指导下的会议。可是过了一个夜晚,10月21日赫鲁晓夫的想法变了,在21日拟就的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据了解,他还在21日傍晚亲自署名向中共中央发出“恳切商谈”的邀请电报。这又是因为什么?
原来,是毛泽东10月21日在北京说“不”的声音传到了莫斯科,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耳朵,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响起了阵阵的回声。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毛泽东的“不”字虽不悦耳,但有助他顺水推舟,借机下楼。后来,赫鲁晓夫会见刘少奇时坦率承认,他们“去华沙,不是同志式的交换意见,而是决定动不动武”。“起初对波兰有一些怀疑,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后来,发现这些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苏共决定改变方针,不采取压力办法,准备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新的领导”。
可见,毛泽东关于反对苏联对波兰动用武力的严正表态在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已开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推动犹豫未决的赫鲁晓夫在干涉和退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推动赫鲁晓夫决心放弃武力干涉,同意和平解决波苏争端,从而消除了矛盾进一步恶化的隐患,最终避免了波苏之间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可见,毛泽东说的“不”字,成为促使赫鲁晓夫改变对波方针的重要的外因之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波兰人民在危难关头,在迫切需要援助的时刻,中国站了出来,主持正义,向波兰伸出友谊之手,对此感触最深的、最有发言权的是在十月事件的狂风暴雨中重返政坛的哥穆尔卡。他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10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候补书记胡乔木一行,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喜上眉梢,他亲自去机场迎接,并陪同刘少奇、邓小平至代表团下榻的郊外别墅。
这时,苏共中央已改变了对波兰实施武力干涉的方针,波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但匈牙利风云突变,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免不了有些张惶失措,左右为难。他急于想听听中共的意见,一则有利于他处置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二则有利于他借助中共的影响,巩固他在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从10月23日到31日,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还多次应邀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交换意见。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而在北京,差不多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召集政治局常委在一起研究代表团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分析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答复代表团的请示。有时毛泽东还直接与刘少奇通过电话进行商量和决定对策。这是名副其实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0月26日,刘少奇等再次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请求刘少奇到波兰去,为调解波苏关系做些工作。刘少奇当即回应,说了两点意见。第一,能否去华沙,“我们要请示北京,看北京的意见怎样”,第二,“如果去华沙,波兰同志会向我们抱怨苏联同志,我们准备听,不听就不能讲话。”
毛泽东会见基里洛克
接到从莫斯科发回的报告,毛泽东星夜召开政治局会议。显而易见,中共绝不会像苏共在一周之前那样不尊重波兰的意见而前往华沙做不速之客。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亲自出面,通过波兰大使征求波兰意见并做波兰的工作。10月27日2时许,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北京紧急约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
毛泽东同基里洛克谈了3个小时,至凌晨5时结束。谈话首先涉及波兰局势和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毛泽东问得详细,听得耐心。毛泽东阐述了中国支持波兰和反对苏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立场和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就中共代表团可否去华沙征求波方的意见。毛泽东强调,“中共无意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只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发出邀请,(中国)代表团才能前往。这样做,就是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访问不致为帝国主义中心所利用”。
基里洛克意识到此次谈话的重要性,他返回使馆后立即起草电报,直接报告哥穆尔卡。
通过基里洛克的电报,哥穆尔卡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
正是这份电报,使波兰领导人直接地感受到中国主持正义和真挚的帮助。12月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基里洛克。基里洛克向毛泽东说:“波兰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他们正是由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才避免了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在中共代表团能否去华沙问题上,中国采取尊重波兰意愿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后因波方表示接待有困难,刘少奇未去华沙。
10月29日,中共代表团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继续会谈,双方谈及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驻军问题。苏方担心波兰和匈牙利要求苏联撤军,说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撤军,那么华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恰在这时,刘少奇接到北京打来电话,毛泽东提出了解决苏联与东欧问题的新设想。
毛泽东提出:苏联是否可以采取一种根本性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不干涉他们。在军事方面,主动撤回驻在这些国家的苏军。关于华沙条约,可以同这些国家商量,问他们是否要华沙条约,是否要驻军,如果不要,就不要好了。或者要华沙条约,但撤退苏联驻军,敌人进攻时再去。
刘少奇向苏共领导人转述了毛泽东的新设想。赫鲁晓夫等人开始时颇有异议,表示难于接受。后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复解释,赫鲁晓夫终于表示:“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刘少奇还建议苏联先采取主动,发表一个公开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声明,放手让东欧国家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等问题,只要苏联这样做了,中国愿意随后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赫鲁晓夫接受了苏联主动在先、中国支持在后的方案,同意公开发表宣言,阐明苏联与东欧国家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尊重主权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
10月30日,刘少奇等再次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即将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并就匈牙利局势恶化问题交换了意见。
10月31日,双方在机场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苏联的宣言和中国的声明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刘少奇和邓小平设想的先由苏联主动然后中国支持的方案,十分高明,它既维护了苏共的威望,又支持了东欧国家的要求,也表明了中国的作用,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团结反帝的大局。
中共代表团于10月29日将刘少奇、邓小平方案报回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纳这个方案。11月1日,又专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取得他们的赞成。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即将发表的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多么重视,多么审慎。可以看到前方作战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后方决策的毛泽东、周恩来相互间的配合与理解,多么默契,多么紧密。可以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和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是此次中苏会谈的重大的丰硕成果。它标明中共代表团实现了中共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劝和的目的。
苏联在宣言中的许多内容和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宣言说,这种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宣言承认过去苏联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犯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表示出有错必改的态度,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和值得称赞。
关于苏联在东欧国家驻军问题,苏联表示了苏军的去留尚可商量的态度。
毫无疑问,宣言中的这些思想和表述,表明了赫鲁晓夫当时的确听取了中共代表团的劝说,采纳了中国的建议。
11月1日,中国政府就苏联政府的上述宣言发表声明,肯定“宣言是正确的”,对苏联表示支持,同时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
中国的声明指出,苏联发表的宣言,“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犯下的错误,“造成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并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由于这种隔阂和误解,有时甚至造成不应有的紧张局势。1948年至1949年对南斯拉夫的事件,最近对波兰所发生的事件,都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中国的声明第一次正式地明确地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入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的宣言和中国的声明的发表,对即将举行的波苏会谈发挥出积极的影响。
11月15日至19日,哥穆尔卡率波兰党政代表团正式访苏,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终于对二战后双边关系中积存的问题达成共识,同意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
从10月21日毛泽东说“不”,到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到10月30日和11月1日宣言和声明的发表,到11月19日波苏双方莫斯科会谈达成协议,在波兰十月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声音起到了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性的作用。
记者和使馆的笔墨官司
紧张的波苏关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波兰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世人的面前。
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和新华社驻华沙记者都在密切地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情况和看法。他们都是波兰十月事件的目击者,但对事件性质和波兰前途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针锋相对。
时任新华社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在其《华沙事件报道真相》一文中披露说:“我驻波兰大使馆每周都开会研究波兰形势,每次都请我参加。大使和参赞等大都对波兰形势持悲观态度,认为波兰反苏情绪太大,认为苏军解放了波兰,苏联给了波兰很多援助,而波兰人却不思报恩,反而掀起了反苏浪涛。但我却不这样看。我的发言往往替波兰打抱不平,认为波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双方的看法由小分歧发展到大分歧,最后是针锋相对了。”“使馆同志认为,哥穆尔卡复出后波兰将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走去,并且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而我则认为,波苏关系不够正常,需要调整。只要工作到家,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国内也不会复辟资本主义。哥穆尔卡只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的共产党人,他同铁托有点像,但不会反苏。”“但我和使馆的意见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哥穆尔卡东山复出是必然的。”
果真不出所料,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10月21日哥穆尔卡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这是驻在国发生的大事件,使馆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并请新华社记者谢文清列席,分析研究这一突发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及其影响。在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进一步对立,与会者无人同意谢文清的意见,大家的见解一边倒,“都认为波兰将趋向反苏,退出华沙条约,在国内将停止农业合作化,逐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只有谢文清一个人认为,“不一定如此悲观,只要适当调整好波苏关系,波兰不至于退出华约。至于农业政策,不急于搞合作化,缓和一下,放慢一点步子,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充实市场供应,人民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但谢文清不是党委委员,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会议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报告情况和看法,这份报告的调子自然是悲观的,并极具倾向性,大意是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正派领导警惕不足,致使党内右派的阴谋得逞。右派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今后的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使馆同记者谢文清有了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事。这场争论也可以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至此为止。但倔强的谢文清却以其特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把笔墨官司打到中央最高领导层那里去了。
使馆党委扩大会议后,谢文清的心情很不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想我有责任向总社写个报告阐明自己对波兰局势的分析和判断。当然也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默不作声,反正我已发给总社大量材料,如实报道了波兰的客观情况,尽到了身在第一线的首席记者的责任”。可是转念一想,“作为身在第一线的记者,除了客观、全面地报道情况外,也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些客观现实的分析和认识报给总社。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全的、说真话的记者。只报道事实而不表明自己的认识,那只是说了一半真话”。谢文清终于下了决心,“要说就说个痛快。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大不了戴上个‘反苏’帽子,调回国去罢了。”于是他翻身起床,坐在灯下奋笔疾书,撰写《对波兰政局的一些看法》。
一篇同使馆党委唱反调的稿件在10月21日夜里一气呵成,谢文清松了一口气,舒展双臂,如释重负。10月22日早晨一上班,使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份稿件。会上的情况不言而喻,没有一个人同意稿件中的看法,甚至有人反对上报这样的稿件。王炳南大使考虑再三,决定签批上报。王炳南说:“我们党有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传统,我们应向中央负责。”但他采纳了有人提出的在稿件末尾加注使馆意见的建议。就这样,王炳南签批了谢文清的报道,但在稿件的末尾加上了一句分量颇重的按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按: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报道发出去了,谢文清的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他有了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谢文清在等待着,王炳南也在等待着。
时间好像凝固了。
毛泽东的话传到了波兰
毛泽东发言了。
他坚决反对苏联动用武力干涉波兰,对苏联说了一个震聋发聩的“不”字。
毛泽东对苏联说“不”的消息传到了波兰。当时我正在波兰留学。
10月24日,华沙大学校门口张贴出大幅标语:“感谢中国的支持!”波兰学生中流传说:毛泽东劝说苏联从波兰撤出驻军,毛泽东祝贺哥穆尔卡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我所在的学校——外交学院。
我从波兰同学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苏联如何干涉、欺负和盘剥波兰的事例,他们言词激烈,民族和爱国情绪高涨。对他们说的话,我不敢全信,也不能不信。但事关波苏关系,孰对孰错,令人感到困惑。我国大使馆关心留学生的安全和思想状况,常常向我们讲解形势和了解情况,要求我们要正确对待波兰发生的问题,多听少说,不乱评论。
也就是哥穆尔卡复出后一周左右的时候,大概是在10月28日前后,使馆召开会议并通知留学生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支持波兰的精神,王炳南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两点难忘的印象。一是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过程,指出事件的性质不是反苏而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强调了中国支持波兰的坚定态度。二是当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使馆最初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不准确,是毛主席指出了使馆的错误。他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后,使馆研究波兰形势,有过不同的看法,新华社记者与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使馆向外交部和中央写报告时,坚持向中央负责的原则,把少数人的看法也如实上报,结果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王炳南的坦率,不仅不损害这位杰出的外交家的形象,反而增加了晚辈对他的敬佩。
后来,我才知道,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确定了中国态度和政策。
10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苏联动用军队来对待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还谈到驻波兰大使馆发来的电报,说“我们大使馆的看法不大对头,他们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10月23日和25日,外交部和新华社先后发电报给我驻波兰大使馆和华沙分社,转达了中央对十月事件的判断,和对使馆和记者谢文清之间的笔墨官司的态度,肯定了谢文清的意见,希望谢文清再接再厉。告诫使馆对情况的分析要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对外谈话时,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态,更不宜对波兰政治形势轻下结论。
王炳南接到外交部的电示后,立即通知谢文清前来使馆阅读。虽然谢文清不是使馆党委委员,可是却先于党委委员阅读了这份电报。读了这份电报,谢文清百感交集,“顿时淌出眼泪,坐靠在沙发上,说不出什么话”。使馆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自此,使馆和记者之间的笔墨官司告一段落。
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在波兰十月事件期间,中南海的灯光彻夜通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波兰形势,商讨对策;两次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表明我党的态度和主张;并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苏调解波苏关系。与此同时,还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亲自做波兰的工作。
不言而喻,中国的原则立场和表态,对于苏波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于10月19日召开八中全会的时候,苏共反应强烈。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0月18日通过两项决定:(1)由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去波兰;(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
据俄国解密档案,苏共中央通报(在中国的文献中称为“通知”或“第一个通知”)的内容是:
苏共中央认为有责任将以下情况通报给你们: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就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问题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岗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
以后的情况我们将向你们通报。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苏共中央的通知。从苏共中央的通知不难看出,赫鲁晓夫此次去华沙,一要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内外政策,二要干预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人事变动。但通知并未说明将采取何种方式和方法。
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飞抵华沙,他一方面暗中调动军队,准备动用武力,一方面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迟召开八中全会,不得不进行波苏两党会谈。这是一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波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立刻升温,出现了一触即发之势。波苏两党会谈持续一整天,赫鲁晓夫的态度终于由硬变软,下令苏军停止前进,在华沙城外原地待命。尔后于10月20日早晨(华沙时间),率领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打道回府了。
中断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于10月20日上午复会。有关波苏两党会谈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向中央委员会只做了“不彻底”的传达。但纸包不住火,赫鲁晓夫调动军队、粗暴干涉波兰内政的消息在华沙闪电般地传播开来。我驻波使馆和新华分社记者均快速地向国内写了报告,他们的报告不仅及时,而且相当翔实和准确。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讨论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通知,在听取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介绍外国通讯社有关波兰情况后,毛泽东指出:苏联准备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违反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表明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这里说的“紧急措施”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出面,立即约见尤金,明确地向苏方宣布我党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当时,毛泽东指名留下列席会议的胡乔木和吴冷西陪同会见。
毛泽东会见尤金时,讲话很严厉,且一再重复。尤金诺诺称是,神情紧张,不断擦汗。毛泽东说:“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毛泽东强调说,“现在时间不多,你们赶紧回去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
回到莫斯科的赫鲁晓夫,听到了毛泽东说的“不”字。10月21日,赫鲁晓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邀请中国、捷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各党派代表参加,就波兰形势问题交换意见。邀请信是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各党的。中国的文献称苏共的邀请信为“第二个通知”。
对苏共的邀请,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0日2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问题。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苏共中央打来电报,邀请我们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去莫斯科。
23日1时许,毛泽东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陪同,紧急约见尤金,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这样做。如果不听劝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向苏共中央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对赫鲁晓夫企图武力干涉波兰说了一个“不”字,给赫鲁晓夫泼了一盆冷水。
“不”字促使苏共改变方针
赫鲁晓夫离开华沙时虽然下令停止苏军调动,同意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但波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远未解决,赫鲁晓夫并未放弃使用压制的手段迫使波兰就范的方针。向华沙方向集结的苏军坦克,虽然停止前进,但并未返回营地,而是在华沙城外50～80公里处原地停留,整装待命。
10月20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研究波兰局势和商讨对策。从会议的工作记录看,赫鲁晓夫等人虽然意识到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但他们还不想在对波政策中从实施高压方针下后退,还不想改弦更张。
10月21日,即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先后就波兰问题召开两次会议。从会议的工作记录看,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对波兰采取什么方针问题。这是赫鲁晓夫改变对波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他求助中共中央解决波兰问题的开始。与20日主席团会议要求“思考所提出的问题”不同,21日主席团会议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改变对波方针问题,二是倡议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兄弟党会议问题。此外还对如何处理波苏关系中的有争议的具体问题提出办法和方案。
关于对波方针问题,21日第一次会议的记录说:
“采取什么方针:
(1) 影响并注视事件的发展;
(2) 要么我们加以干涉。”
同一天第二次会议记录说:“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性。(大家赞同)。”
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在华沙时虽然态度有所软化,气焰有所收敛,未敢轻举妄动,但他回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0月20日,却没有放弃武力干涉的方针。21日第一次会议记录中说的“要么我们加以干涉”就是他还没放弃高压方针的有力的佐证。可是,在21日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好似一觉醒来竟然感悟到退一步海阔天空,主张放弃武力干涉,这是因为什么?
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10月20日苏共打算召开的没有波兰人参加的东欧国家共产党代表的会议,并不邀请中共代表参加。甚至有关情况通报问题,苏共也没拿定主意,只是说“也可能”派一位代表去中国。显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这样的会议仍然是在对波实施高压方针指导下的会议。可是过了一个夜晚,10月21日赫鲁晓夫的想法变了,在21日拟就的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据了解,他还在21日傍晚亲自署名向中共中央发出“恳切商谈”的邀请电报。这又是因为什么?
原来,是毛泽东10月21日在北京说“不”的声音传到了莫斯科,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耳朵,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响起了阵阵的回声。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毛泽东的“不”字虽不悦耳,但有助他顺水推舟,借机下楼。后来,赫鲁晓夫会见刘少奇时坦率承认,他们“去华沙,不是同志式的交换意见,而是决定动不动武”。“起初对波兰有一些怀疑,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调动了军队。后来,发现这些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苏共决定改变方针,不采取压力办法,准备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新的领导”。
可见,毛泽东关于反对苏联对波兰动用武力的严正表态在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已开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推动犹豫未决的赫鲁晓夫在干涉和退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推动赫鲁晓夫决心放弃武力干涉,同意和平解决波苏争端,从而消除了矛盾进一步恶化的隐患,最终避免了波苏之间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可见,毛泽东说的“不”字,成为促使赫鲁晓夫改变对波方针的重要的外因之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波兰人民在危难关头,在迫切需要援助的时刻,中国站了出来,主持正义,向波兰伸出友谊之手,对此感触最深的、最有发言权的是在十月事件的狂风暴雨中重返政坛的哥穆尔卡。他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10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候补书记胡乔木一行,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的到来喜上眉梢,他亲自去机场迎接,并陪同刘少奇、邓小平至代表团下榻的郊外别墅。
这时,苏共中央已改变了对波兰实施武力干涉的方针,波苏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但匈牙利风云突变,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免不了有些张惶失措,左右为难。他急于想听听中共的意见,一则有利于他处置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二则有利于他借助中共的影响,巩固他在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安排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从10月23日到31日,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还多次应邀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交换意见。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而在北京,差不多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召集政治局常委在一起研究代表团从莫斯科发回的电报,分析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答复代表团的请示。有时毛泽东还直接与刘少奇通过电话进行商量和决定对策。这是名副其实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0月26日,刘少奇等再次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请求刘少奇到波兰去,为调解波苏关系做些工作。刘少奇当即回应,说了两点意见。第一,能否去华沙,“我们要请示北京,看北京的意见怎样”,第二,“如果去华沙,波兰同志会向我们抱怨苏联同志,我们准备听,不听就不能讲话。”
毛泽东会见基里洛克
接到从莫斯科发回的报告,毛泽东星夜召开政治局会议。显而易见,中共绝不会像苏共在一周之前那样不尊重波兰的意见而前往华沙做不速之客。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亲自出面,通过波兰大使征求波兰意见并做波兰的工作。10月27日2时许,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陪同下,在北京紧急约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
毛泽东同基里洛克谈了3个小时,至凌晨5时结束。谈话首先涉及波兰局势和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毛泽东问得详细,听得耐心。毛泽东阐述了中国支持波兰和反对苏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立场和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就中共代表团可否去华沙征求波方的意见。毛泽东强调,“中共无意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只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发出邀请,(中国)代表团才能前往。这样做,就是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访问不致为帝国主义中心所利用”。
基里洛克意识到此次谈话的重要性,他返回使馆后立即起草电报,直接报告哥穆尔卡。
通过基里洛克的电报,哥穆尔卡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
正是这份电报,使波兰领导人直接地感受到中国主持正义和真挚的帮助。12月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基里洛克。基里洛克向毛泽东说:“波兰的领导同志都认为,他们正是由于中国同志的帮助才避免了像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在中共代表团能否去华沙问题上,中国采取尊重波兰意愿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后因波方表示接待有困难,刘少奇未去华沙。
10月29日,中共代表团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继续会谈,双方谈及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驻军问题。苏方担心波兰和匈牙利要求苏联撤军,说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撤军,那么华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恰在这时,刘少奇接到北京打来电话,毛泽东提出了解决苏联与东欧问题的新设想。
毛泽东提出:苏联是否可以采取一种根本性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不干涉他们。在军事方面,主动撤回驻在这些国家的苏军。关于华沙条约,可以同这些国家商量,问他们是否要华沙条约,是否要驻军,如果不要,就不要好了。或者要华沙条约,但撤退苏联驻军,敌人进攻时再去。
刘少奇向苏共领导人转述了毛泽东的新设想。赫鲁晓夫等人开始时颇有异议,表示难于接受。后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复解释,赫鲁晓夫终于表示:“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刘少奇还建议苏联先采取主动,发表一个公开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声明,放手让东欧国家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等问题,只要苏联这样做了,中国愿意随后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赫鲁晓夫接受了苏联主动在先、中国支持在后的方案,同意公开发表宣言,阐明苏联与东欧国家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尊重主权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
10月30日,刘少奇等再次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即将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并就匈牙利局势恶化问题交换了意见。
10月31日,双方在机场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苏联的宣言和中国的声明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刘少奇和邓小平设想的先由苏联主动然后中国支持的方案,十分高明,它既维护了苏共的威望,又支持了东欧国家的要求,也表明了中国的作用,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团结反帝的大局。
中共代表团于10月29日将刘少奇、邓小平方案报回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同意采纳这个方案。11月1日,又专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取得他们的赞成。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即将发表的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多么重视,多么审慎。可以看到前方作战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后方决策的毛泽东、周恩来相互间的配合与理解,多么默契,多么紧密。可以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和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是此次中苏会谈的重大的丰硕成果。它标明中共代表团实现了中共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劝和的目的。
苏联在宣言中的许多内容和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宣言说,这种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宣言承认过去苏联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犯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表示出有错必改的态度,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和值得称赞。
关于苏联在东欧国家驻军问题,苏联表示了苏军的去留尚可商量的态度。
毫无疑问,宣言中的这些思想和表述,表明了赫鲁晓夫当时的确听取了中共代表团的劝说,采纳了中国的建议。
11月1日,中国政府就苏联政府的上述宣言发表声明,肯定“宣言是正确的”,对苏联表示支持,同时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
中国的声明指出,苏联发表的宣言,“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犯下的错误,“造成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并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历史情况和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由于这种隔阂和误解,有时甚至造成不应有的紧张局势。1948年至1949年对南斯拉夫的事件,最近对波兰所发生的事件,都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中国的声明第一次正式地明确地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入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的宣言和中国的声明的发表,对即将举行的波苏会谈发挥出积极的影响。
11月15日至19日,哥穆尔卡率波兰党政代表团正式访苏,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终于对二战后双边关系中积存的问题达成共识,同意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
从10月21日毛泽东说“不”,到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到10月30日和11月1日宣言和声明的发表,到11月19日波苏双方莫斯科会谈达成协议,在波兰十月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声音起到了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