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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0日午后，当我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震中考察团”进入萝卜寨时，曾被大地震完全毁坏的盘山公路，早已恢复畅通。站在一排村民用木板和篾席自建的地震棚前，时近农历秋分的萝卜寨，峰峦之下，仍酷日当头。炎炎的阳光，仿佛仍依依不舍夏日的雄劲与肆虐，而孟夏之初那场地震带来的让人刻骨铭心的悲壮之气，仿佛也融入了此刻丝丝隐秘的光线之中，它们从天而降，像一把锋利的剑，一支疾飞的矢，沉痛地打在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身上。
站在坡地上，半山腰的萝卜寨旧址，这片曾号称“云朵上的街市”的黄泥碉群，早已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山顶，重建新寨子而紧张忙碌的施工工地上，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随着午后的徐风，持续不断地回荡在空荡的山岭间。沉寂的废墟与轰隆的马达声，渲染出几分悲凉与哀伤，而我眼前的萝卜寨村民的下午时光，却一如昔日的那般宁静与安详：临时搭建的棚区内，平地与晒杆上，到处晾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棒。49岁的马顺芝与王子良两位羌族妇人，坐在台阶上，低头安安静静地绣着自己手上的羌绣品。王子良嘴边还悠然含着一支兰花烟，她不时吸上一口，趁吐出烟雾的功夫，抬头看看四周；一位从山下背水回家的中年男子，身负一个巨大的木桶，身躯弯曲，一步步缓缓地从她们的身旁走了过去，消失在地震棚内。
在随后的采访中，妇女们专心致志地忙于手中羌绣的鲜活影像，仍是这处劫后余生的寨子中随处可见的场景：在地震棚的屋檐下、帐篷外、萝卜寨村道的台阶边，寨中的羌族妇女，或三三两两，或闲情独坐，穿针引线，巧手飞花，她们的身影安详而沉静，神态自然而闲适，仿佛此时的光阴，与从前并无异样。
羌族男子的“身份证”
坐在萝卜寨地震棚区王子芳家门前的一个小木椅上， 42岁的女主人——王子芳在自家的房门口进进出出，她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堆五颜六色的针线走进房间，一会儿又从房间里拿出几副层层纳布的鞋底放在屋外晾晒。从小便耳濡目染、精于羌绣技艺的她，此时着急的便是这十几双鞋子了：“地震中我家的所有衣服全被压在地下，任何东西都没挖出来，我们一家人，羌族的衣物，从里到外全都要重新置办，忙哦。”
走进王子芳的家中，她一边仔细数着放在床头上的11双刚完工的鞋面，一边略带焦急地给我介绍着自己为鞋子焦急的缘由：“我有一儿一女，儿子18岁，女儿15岁，现在都被疏散到了外地读书。他们很爱穿羌族传统的云云鞋，我起码要给我老公和儿子绣6双，女儿和自己再做5双。这么多云云鞋，花样全部要一针一线绣出来哦。”在又重复说了数声“忙”后，她话锋一转，补充说道：“我们羌族人，穿起云云鞋，走路才踏实。”
王子芳言及的“云云鞋”，本是羌族男子日常穿着最为普遍的鞋类，其形式统一，鞋尖微翘，状似小船，因鞋帮上多绣有彩色云卷图案而得名。这种全手工制成的布鞋，虽然材质普通，但它却与羌族妇女穿戴的全手工绣出的围裙并排，成为羌族男女传统服饰中最有代表性的服装。如果说花式繁多、绣工精细的围裙是羌族妇女的“五彩天衣”，那么，形式阳刚、图案飘逸的云云鞋便是羌族男子的“神行仙履”。
据王子芳介绍，在羌族地区，制作云云鞋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农闲时，其传统做法看似简单，其实繁琐而复杂。首先需把碎布、烂布用麦子糨糊一层一层地裱在木板上，其干成硬壳后叫“布壳子”，作为鞋里的硬衬。然后，便是做鞋帮，鞋帮与鞋底的纸样，每家每户一般都会沿用祖传的图案，鞋帮是将纸样和布壳子糊在一起定形而成，鞋底是用自织的麻布加一层层的防水笋壳和自纺的麻线纳成。一般纳鞋底要包4层，最底层是麻布，中间两层是布壳子和笋壳，外面是棕垫。
关于羌族云云鞋的制作步骤，王子芳的介绍，简单而直观，但我知道，如果光是这几步，那么，云云鞋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双结实耐用的普通手工布鞋，真正让每一双云云鞋都成为一件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的关键，便是羌族妇女用羌绣技艺在鞋上一针一线绣出的千姿百态的花样。正如羌绣的各种技法完美体现于羌族妇女的“围裙”上一样，羌绣也是云云鞋的灵魂，它为一双普通的布鞋注入了唯美的线条与色彩，也为一双普通的布鞋注入了情感世界的关怀与期盼。事实上，羌族地区至今还以云云鞋作为男女恋爱的定情信物，羌族姑娘们在把亲手绣成的云云鞋送给自己的意中人时，在千针万线中密密麻麻织入了自己的深情与爱慕。而羌绣技艺的高低，起码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男方家庭择选媳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淳朴而勤劳的羌族人相信，一个羌绣技艺高超的姑娘，今后会让她的家人获得幸福与富裕。
羌族艺术的明信片
正如人们经常形容少数民族“生下来便会唱歌，会走路便会跳舞”一样，在四川羌族地区，几乎每位羌族妇女，或多或少都会羌绣技艺，羌绣早已融入羌族妇女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她们生命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由普普通通的羌族妇女绣出的手工工艺品，因其构图的精巧严谨，色彩的绮丽纯美，针法的复杂多变，更成为华夏民族民间手工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作为羌族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羌族刺绣2008年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96年从苏格兰来中国传教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在其著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对于精美的羌绣制品便大加赞赏，他赞叹羌族妇女腰带上的绣品为“在一个个的小格子间展示自己技艺的舞台”。在书中，配有他精细绘出的不少羌绣图案，这些文字与书中绘制于上世纪初期的羌绣图案，极有可能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能发现的西方人关于羌绣较早的一批图文纪录。 而在国内，四川的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界，流行着“南彝北羌”之说，意为聚集于川南的彝族与川北的羌族，其刺绣技艺是四川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的两座高峰。“南彝北羌”的绣品，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因岷江区域的羌族，自古便与成都平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民族融合，文化互通，羌绣在保存了羌族原始古朴的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大量汉族的文化与艺术基因，这使“南彝北羌”之中的羌绣，得以博采众长，底蕴丰富。在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技艺吸纳与创新，绣法融合与继承，这是羌绣与华夏其他的民族刺绣工艺品相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以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大量羌族刺绣实物为例，当时刺绣在羌族地区已极为盛行，如今羌绣中最为普遍的技法——“挑花刺绣”，在这批文物中频频出现。鲜为人知的是，“挑花刺绣”这种技法，正是羌族妇女吸收了成都平原汉族的挑花技艺后，再发展与创新出来的一种汉羌结合的绣技。
各式花样与图案秀丽精巧，艺术表现多元而厚重，这是羌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羌绣题材大都直接来源于羌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她们将植物与动物的图形，吉祥与祝福的花纹，通过挑花、挑绣、扎花、扎绣、彩扎、彩挑、素挑、彩扎绣、彩挑绣、勾花、盘花等繁复的技法，一一绣入自织的布料之中，从山川草木到花卉瓜果，从飞禽走兽到古朴纹饰，构图精致，栩栩如生。因受成都平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羌绣的图案，在各式花样组合而成的符号结构中，也展示出复杂的寓意体系，如以牡丹象征幸福，绣瓜果、粮食图案象征丰收，以鸟巢象征喜庆，用走兽象征欢乐，以鱼龙象征吉祥等。
在羌族男女老少的服饰中，羌族刺绣品运用广泛，无论是围腰、衣襟、袖口、头帕、枕帕、钱包、香包，还是鞋底、鞋帮、腰带，精美的绣品都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讲，无处不在的羌绣，使羌族成为了一个把艺术品穿戴于身的民族。羌绣不仅美化了羌族的服饰，美化了羌人的生活，绣品中那些细密的针脚，也同时增强了衣物的耐磨性。羌绣的艺术的唯美与生计的实用，就这样完美地统一于羌绣之中。
探密羌绣的源头
正如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其巨著《亚洲史》中所谈及的那样，每处历史的追溯，总是存在着诸多令人无法一一细查的真相与秘密。虽然在羌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羌绣的整体状况相对乐观，其群众基础最为广泛，传承人数十分庞大，羌绣技艺与产品至今与羌族的日常生活仍紧密联系，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今天学者们研讨羌绣来源的例证，也不能完全抹去羌绣所蒙上的那一层层历史隐秘的面纱。
在四川羌族地区，关于羌绣来源的传说众多，说法各异。羌族民间对于“挑花刺绣”的由来就有这样一则传说：三国以前，羌族妇女能征善战，孔明派姜维到汶山（今汶川县），屡被羌族女将们打败，后来，孔明就将符咒用挑花编入围腰，送给羌族妇女，羌族妇女争相效仿，挑花围腰就在她们中间流传开了，围腰上那些美丽的图案，让羌族妇女十分喜欢，从此，她们便不再愿意外出征战，只知在家挑花刺绣。这个传说固然荒诞不经，但有学者据此推测，羌族挑花刺绣技法最初应是由成都平原传入的，而羌绣品中众多带有汉族特色的图案与针法也证明，羌绣艺术不仅包含有古羌文化的传统，也有汉族刺绣的基本技法融入其中。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作为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艺术珍品，羌绣的主体仍是由智慧的羌族人民所独创，其直接源头，便是远古时期的“绳纹”。这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在陶器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由缠有绳子的工具在陶坯上拍印而成，其纹密排，绳结为印。学者们推测，结绳为纹，为羌绣最为原始的雏形。支持此观点的实证也较多，如在今黄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已被证明为古羌先祖所创的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印有绳纹的陶器就大量出土，在汶川县姜维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诸多陶器中，“陶器以泥质灰陶、灰褐陶、红褐陶为主，黑褐陶、红陶、橙红陶次之，央砂陶占一定比例，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夹石英石和片岩加工成的碎石粒粗砂类层多。陶器以素面为主，有一定数量泥质磨光陶；绳纹自始至终都占据重要地位”。春秋时期的绳纹陶罐，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一带更是大量出土。而另一些学者在对羌绣原始图案的归纳与分折中，也找出不少类似“绳式”的图案。著名考古学家、被誉为“四川考古学之父”的郑德坤教授在其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专章谈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石棺葬墓群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灰陶时，曾以为“此类灰陶之装饰，大体上观察不甚华丽，诸器之中，素器约居其半。其有装饰者简繁不一，图案技术均有可注意者。各式花纹之中，以绳纹最为普遍，多施于器皿之下部，高及肩颈之间，纹多直线、平行，由上而下，集中于器底，系在陶土末干前用绳印成者；或参差不齐，或兼带平行沟纹，将绳纹分为数段，于是图案宛若编织物之模仿”。这指明了灰陶绳纹与编织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笔者在考证殷商时期与羌有关的甲骨文时，曾发现一个现归于“羌异体字”的甲骨文，其字左为“羌”字，右为甲骨文的“糸”字，笔者在论文与著述中将之判读为“羌织丝绳”，意指羌人编织羊毛而成的手工织品，即将羊毛一节节编织，打结成绳状，这也与学者们对考古发现的陶器上的绳纹与羌绣之间关系的推测不谋而合。此甲骨文，极有可能是对羌族手工艺织绣技术最早的文字记录，它一方面证明了羌族人民自古便心灵手巧，其织绣技术历史悠久；另一方面从广义角度而言，该字似可作为历史上关于“羌绣”最早的文字记载。
站在坡地上，半山腰的萝卜寨旧址，这片曾号称“云朵上的街市”的黄泥碉群，早已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山顶，重建新寨子而紧张忙碌的施工工地上，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随着午后的徐风，持续不断地回荡在空荡的山岭间。沉寂的废墟与轰隆的马达声，渲染出几分悲凉与哀伤，而我眼前的萝卜寨村民的下午时光，却一如昔日的那般宁静与安详：临时搭建的棚区内，平地与晒杆上，到处晾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棒。49岁的马顺芝与王子良两位羌族妇人，坐在台阶上，低头安安静静地绣着自己手上的羌绣品。王子良嘴边还悠然含着一支兰花烟，她不时吸上一口，趁吐出烟雾的功夫，抬头看看四周；一位从山下背水回家的中年男子，身负一个巨大的木桶，身躯弯曲，一步步缓缓地从她们的身旁走了过去，消失在地震棚内。
在随后的采访中，妇女们专心致志地忙于手中羌绣的鲜活影像，仍是这处劫后余生的寨子中随处可见的场景：在地震棚的屋檐下、帐篷外、萝卜寨村道的台阶边，寨中的羌族妇女，或三三两两，或闲情独坐，穿针引线，巧手飞花，她们的身影安详而沉静，神态自然而闲适，仿佛此时的光阴，与从前并无异样。
羌族男子的“身份证”
坐在萝卜寨地震棚区王子芳家门前的一个小木椅上， 42岁的女主人——王子芳在自家的房门口进进出出，她一会儿手里拿着一堆五颜六色的针线走进房间，一会儿又从房间里拿出几副层层纳布的鞋底放在屋外晾晒。从小便耳濡目染、精于羌绣技艺的她，此时着急的便是这十几双鞋子了：“地震中我家的所有衣服全被压在地下，任何东西都没挖出来，我们一家人，羌族的衣物，从里到外全都要重新置办，忙哦。”
走进王子芳的家中，她一边仔细数着放在床头上的11双刚完工的鞋面，一边略带焦急地给我介绍着自己为鞋子焦急的缘由：“我有一儿一女，儿子18岁，女儿15岁，现在都被疏散到了外地读书。他们很爱穿羌族传统的云云鞋，我起码要给我老公和儿子绣6双，女儿和自己再做5双。这么多云云鞋，花样全部要一针一线绣出来哦。”在又重复说了数声“忙”后，她话锋一转，补充说道：“我们羌族人，穿起云云鞋，走路才踏实。”
王子芳言及的“云云鞋”，本是羌族男子日常穿着最为普遍的鞋类，其形式统一，鞋尖微翘，状似小船，因鞋帮上多绣有彩色云卷图案而得名。这种全手工制成的布鞋，虽然材质普通，但它却与羌族妇女穿戴的全手工绣出的围裙并排，成为羌族男女传统服饰中最有代表性的服装。如果说花式繁多、绣工精细的围裙是羌族妇女的“五彩天衣”，那么，形式阳刚、图案飘逸的云云鞋便是羌族男子的“神行仙履”。
据王子芳介绍，在羌族地区，制作云云鞋的时间大多集中在农闲时，其传统做法看似简单，其实繁琐而复杂。首先需把碎布、烂布用麦子糨糊一层一层地裱在木板上，其干成硬壳后叫“布壳子”，作为鞋里的硬衬。然后，便是做鞋帮，鞋帮与鞋底的纸样，每家每户一般都会沿用祖传的图案，鞋帮是将纸样和布壳子糊在一起定形而成，鞋底是用自织的麻布加一层层的防水笋壳和自纺的麻线纳成。一般纳鞋底要包4层，最底层是麻布，中间两层是布壳子和笋壳，外面是棕垫。
关于羌族云云鞋的制作步骤，王子芳的介绍，简单而直观，但我知道，如果光是这几步，那么，云云鞋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双结实耐用的普通手工布鞋，真正让每一双云云鞋都成为一件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的关键，便是羌族妇女用羌绣技艺在鞋上一针一线绣出的千姿百态的花样。正如羌绣的各种技法完美体现于羌族妇女的“围裙”上一样，羌绣也是云云鞋的灵魂，它为一双普通的布鞋注入了唯美的线条与色彩，也为一双普通的布鞋注入了情感世界的关怀与期盼。事实上，羌族地区至今还以云云鞋作为男女恋爱的定情信物，羌族姑娘们在把亲手绣成的云云鞋送给自己的意中人时，在千针万线中密密麻麻织入了自己的深情与爱慕。而羌绣技艺的高低，起码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男方家庭择选媳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淳朴而勤劳的羌族人相信，一个羌绣技艺高超的姑娘，今后会让她的家人获得幸福与富裕。
羌族艺术的明信片
正如人们经常形容少数民族“生下来便会唱歌，会走路便会跳舞”一样，在四川羌族地区，几乎每位羌族妇女，或多或少都会羌绣技艺，羌绣早已融入羌族妇女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她们生命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由普普通通的羌族妇女绣出的手工工艺品，因其构图的精巧严谨，色彩的绮丽纯美，针法的复杂多变，更成为华夏民族民间手工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作为羌族最负盛名的手工艺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羌族刺绣2008年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96年从苏格兰来中国传教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在其著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对于精美的羌绣制品便大加赞赏，他赞叹羌族妇女腰带上的绣品为“在一个个的小格子间展示自己技艺的舞台”。在书中，配有他精细绘出的不少羌绣图案，这些文字与书中绘制于上世纪初期的羌绣图案，极有可能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能发现的西方人关于羌绣较早的一批图文纪录。 而在国内，四川的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界，流行着“南彝北羌”之说，意为聚集于川南的彝族与川北的羌族，其刺绣技艺是四川民族民间刺绣工艺的两座高峰。“南彝北羌”的绣品，风格各异，互有千秋。因岷江区域的羌族，自古便与成都平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民族融合，文化互通，羌绣在保存了羌族原始古朴的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大量汉族的文化与艺术基因，这使“南彝北羌”之中的羌绣，得以博采众长，底蕴丰富。在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技艺吸纳与创新，绣法融合与继承，这是羌绣与华夏其他的民族刺绣工艺品相比，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以明清时期遗留至今的大量羌族刺绣实物为例，当时刺绣在羌族地区已极为盛行，如今羌绣中最为普遍的技法——“挑花刺绣”，在这批文物中频频出现。鲜为人知的是，“挑花刺绣”这种技法，正是羌族妇女吸收了成都平原汉族的挑花技艺后，再发展与创新出来的一种汉羌结合的绣技。
各式花样与图案秀丽精巧，艺术表现多元而厚重，这是羌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羌绣题材大都直接来源于羌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她们将植物与动物的图形，吉祥与祝福的花纹，通过挑花、挑绣、扎花、扎绣、彩扎、彩挑、素挑、彩扎绣、彩挑绣、勾花、盘花等繁复的技法，一一绣入自织的布料之中，从山川草木到花卉瓜果，从飞禽走兽到古朴纹饰，构图精致，栩栩如生。因受成都平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羌绣的图案，在各式花样组合而成的符号结构中，也展示出复杂的寓意体系，如以牡丹象征幸福，绣瓜果、粮食图案象征丰收，以鸟巢象征喜庆，用走兽象征欢乐，以鱼龙象征吉祥等。
在羌族男女老少的服饰中，羌族刺绣品运用广泛，无论是围腰、衣襟、袖口、头帕、枕帕、钱包、香包，还是鞋底、鞋帮、腰带，精美的绣品都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讲，无处不在的羌绣，使羌族成为了一个把艺术品穿戴于身的民族。羌绣不仅美化了羌族的服饰，美化了羌人的生活，绣品中那些细密的针脚，也同时增强了衣物的耐磨性。羌绣的艺术的唯美与生计的实用，就这样完美地统一于羌绣之中。
探密羌绣的源头
正如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其巨著《亚洲史》中所谈及的那样，每处历史的追溯，总是存在着诸多令人无法一一细查的真相与秘密。虽然在羌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羌绣的整体状况相对乐观，其群众基础最为广泛，传承人数十分庞大，羌绣技艺与产品至今与羌族的日常生活仍紧密联系，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今天学者们研讨羌绣来源的例证，也不能完全抹去羌绣所蒙上的那一层层历史隐秘的面纱。
在四川羌族地区，关于羌绣来源的传说众多，说法各异。羌族民间对于“挑花刺绣”的由来就有这样一则传说：三国以前，羌族妇女能征善战，孔明派姜维到汶山（今汶川县），屡被羌族女将们打败，后来，孔明就将符咒用挑花编入围腰，送给羌族妇女，羌族妇女争相效仿，挑花围腰就在她们中间流传开了，围腰上那些美丽的图案，让羌族妇女十分喜欢，从此，她们便不再愿意外出征战，只知在家挑花刺绣。这个传说固然荒诞不经，但有学者据此推测，羌族挑花刺绣技法最初应是由成都平原传入的，而羌绣品中众多带有汉族特色的图案与针法也证明，羌绣艺术不仅包含有古羌文化的传统，也有汉族刺绣的基本技法融入其中。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作为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艺术珍品，羌绣的主体仍是由智慧的羌族人民所独创，其直接源头，便是远古时期的“绳纹”。这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在陶器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纹饰，由缠有绳子的工具在陶坯上拍印而成，其纹密排，绳结为印。学者们推测，结绳为纹，为羌绣最为原始的雏形。支持此观点的实证也较多，如在今黄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已被证明为古羌先祖所创的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印有绳纹的陶器就大量出土，在汶川县姜维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诸多陶器中，“陶器以泥质灰陶、灰褐陶、红褐陶为主，黑褐陶、红陶、橙红陶次之，央砂陶占一定比例，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以夹石英石和片岩加工成的碎石粒粗砂类层多。陶器以素面为主，有一定数量泥质磨光陶；绳纹自始至终都占据重要地位”。春秋时期的绳纹陶罐，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一带更是大量出土。而另一些学者在对羌绣原始图案的归纳与分折中，也找出不少类似“绳式”的图案。著名考古学家、被誉为“四川考古学之父”的郑德坤教授在其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专章谈及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石棺葬墓群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灰陶时，曾以为“此类灰陶之装饰，大体上观察不甚华丽，诸器之中，素器约居其半。其有装饰者简繁不一，图案技术均有可注意者。各式花纹之中，以绳纹最为普遍，多施于器皿之下部，高及肩颈之间，纹多直线、平行，由上而下，集中于器底，系在陶土末干前用绳印成者；或参差不齐，或兼带平行沟纹，将绳纹分为数段，于是图案宛若编织物之模仿”。这指明了灰陶绳纹与编织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笔者在考证殷商时期与羌有关的甲骨文时，曾发现一个现归于“羌异体字”的甲骨文，其字左为“羌”字，右为甲骨文的“糸”字，笔者在论文与著述中将之判读为“羌织丝绳”，意指羌人编织羊毛而成的手工织品，即将羊毛一节节编织，打结成绳状，这也与学者们对考古发现的陶器上的绳纹与羌绣之间关系的推测不谋而合。此甲骨文，极有可能是对羌族手工艺织绣技术最早的文字记录，它一方面证明了羌族人民自古便心灵手巧，其织绣技术历史悠久；另一方面从广义角度而言，该字似可作为历史上关于“羌绣”最早的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