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的表弟现在是家里的话题人物。
　　


　　一日放学，他怏怏地告诉姨夫：“我一个好朋友谈恋爱被老师发现了，要请家长。”
　　这个消息让姨夫很惊讶，难道小学生都开始早恋了？谁知表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着说：“他们可是真心相爱”。
　　姨夫以严父自居，对表弟的管教从不怠慢，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被同学带坏了”。这句怨言中有个无法解释的悖论：如果每个“小大人”都是被其他“小大人”带坏的，那么，第一个“小大人”是被谁带坏的呢？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作者约书亚·梅罗维茨找出了一个隐匿的罪魁祸首——电子媒介。
　　面对表弟的言论，姨夫总感叹自己小时候如何乖巧。梅罗维茨认为这一部分是因为在传统家庭中，儿童的信息世界被家长严密控制，其中房间与儿童书就是两大法宝。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父母就会告诉我们大人要说话，回屋待着去。其实，这就是家长依靠物理空间为我们制造的信息屏障，因为有一墙之隔，所以我们不会过早了解成人世界。
　　有人说，那你大可偷跑进大人屋里窥个究竟。当然可以，不过在父母房中，迎接我们的可能只有厚厚的书本。不幸的是，这种包含复杂代码的印刷媒介，天然就是大人的“同谋”。尚不具备更深层次的阅读能力的我们，只能转身沉迷于儿童图书——某种意义上，毋宁说这是一个干净的信息贫民窟。
　　至此，苦心孤诣的家长通过分割信息流的方式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纯洁的童年。我们按部就班地攀爬信息阶梯，直到十八岁的成人礼，父母微笑着欢迎我们走入成人世界。
　　然而，从父母抱回第一台电视机起，儿童世界就出现了微妙却本质的变化。
　　来客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乖乖回屋;家长买来儿童图书的时候，我们依旧微笑接受。只不过，如今那堵墙变成了我们的工具。关上门，打开电视，播放连续剧或者脱口秀，不再只是童话故事，一个新的“童年”开始了。
　　梅罗维茨认为，从技术性的角度分析，如果说印刷媒介倾向于将儿童与成人隔离，那么电子媒介则倾向于将他们再融合。理解影音并不需要理解复杂的接触码，从而让儿童可以绕过线性的知识阶梯;电视频道可以随意选择播放，从而让儿童提前约见了那些家长在客厅招待的客人。
　　虽然儿童与成人在看电视上依旧存在认识结构的差异，但研究显示，儿童在十一岁的时候便可达到近似于成人对电视内容的理解水平。显然，这远比他们接受传统上的“成人”地位要早很多年。
　　大人们一手建造的“童年柏林墙”就这样倒塌：在不被允许独立穿过马路之前，电视就陪着孩子们穿过了整个地球;代表成年人权威的语言学证据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儿童直呼大人的名字;衣着上的界限也在逐渐模糊，童星瑞芙斯近日推出的童装搭配是豹纹紧身衣配哥特式的黑裙。
　　其实，“小大人”现象并非新事物。在中世纪，度过婴儿期和幼儿期后，儿童就会和成人一同工作、饮酒甚至参战。直到十六世纪，儿童才演变成了一个被需要特殊照顾的独立阶层。
　　历史学家爱森斯坦认为，十六世纪开始传播的印刷与读写是儿童概念出现的首要因素。印刷媒介对读写能力的高度要求把儿童从成人世界中赶了出来，这也意味着儿童与成人信息系统的隔离，从而间接塑造了“天真的童年”。
　　这份历史追忆颇值得玩味，媒介的变迁暗喻着童年的起落，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技术既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火种，又是潘多拉打开的盒子，既给我们馈赠，又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过，“小大人”带来的也不都是坏消息。这个春节，姨夫像往常一样，扣了表弟一半的压岁钱。于是表弟把众人叫来说：“老爸，我能分多少压岁钱，咱们是不是应该表决一下，那个什么来着，啊对，民主！”
　　（廖建军荐自《杂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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