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五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四个姨妈、一个舅公、一个姨婆，构成了这本书里的全部人物关系。父亲是木匠，妈妈是家庭主妇，微薄的薪水如何让全家人活出尊严，并且有惊无险地应付生活中无数的天灾人祸，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是这本书简单而唯一的主题。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卡斯特罗路上的那所小房子就是我们的家。我一想起那个地方，家里的情景就历历在目：妈妈，爸爸，我的哥哥纳尔斯，我唯一的弟兄，还有我的妹妹克里斯蒂娜，比我只小一点，不多说话，也不合群，还有小妹妹达格玛。我们的姨妈，妈妈的四个姊妹，也常常上我们家来。姨妈她们的独身老舅，我的舅公克里斯——外号叫作“黑挪威”——一来就是暴躁不安，叫唤，跺脚。他给我们平凡的日子送来一点神秘和兴奋。但是我第一个想起的是妈妈。
　　我记得每逢星期六晚间，妈妈就要坐在厨房里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桌子边，把平常颇为平静的眉头皱起，点数爸爸在一个小封套里带回来的钱。
　　妈妈把钱分成好几堆。“房租。”妈妈一边叠起一堆大银元，一边说。“菜钱。”又是一堆钱。“卡特林修鞋底。”妈妈数出一些小银元。
　　“先生说这个星期我要买一本练习簿。”这是克里斯蒂娜或是纳尔斯或是我。
　　妈妈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五分或一角来，放在一边。我们看着那一堆钱慢慢地少下去，很紧张，大气儿都不敢出。最后，爸爸问：“完啦？”妈妈点了点头，我们才松了下来，伸手拿教科书和练习簿开始写作业。妈妈这个时候抬起头来看看，笑一笑。“好。”她低声说，“咱们不必上银行里去。”
　　妈妈银行里的存款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全都觉得很得意，它让我们有一种温暖安全之感。我们认识的人家，没一家有钱存在大街上的大银行里。我记得我们那条街上的真森家，因为付不出房租，让房东撵了出去。我们几个孩子看着那些个高大的陌生人搬家具出来，偷偷地注意到可怜的真森太太脸上羞愧的眼泪，我忽然害怕起来，怕得气都吐不出。原来没有那一堆标明“房租”的银元的人就得遭逢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不会遭逢这种祸事呢？我紧紧攥住克里斯蒂娜的手。“咱们银行里有存款呢。”她冷静地说，要我放心。我忽然又能呼吸了。
　　纳尔斯小学毕业，要进中学。“好。”妈妈说，爸爸点点头表示赞成。
　　“要花点儿钱呢。”纳尔斯说。
　　我们抢着搬椅子，围了桌子坐下。我把西格丽德姨妈那一年圣诞节由挪威寄来给我们的花漆匣子拿下来，小心地放在妈妈面前。这是“小银行”，跟大街上的大银行不能混为一谈。这个“小银行”是为意外的不时之需准备的，例如那回克里斯蒂娜跌断了胳膊，不得不去找医生，又如那一回达格玛得了喉头炎，爸爸不得不去药房买药来放在蒸汽壶里。
　　纳尔斯把他的预算写得清清楚楚。车钱多少，衣服多少，簿本和文具多少。妈妈看着那些个数字，看了半天，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了数。不够。她闭紧了嘴唇，轻轻地提醒我们：“咱们最好别动用银行里的存款。”我们大家都摇摇头。
　　“我每天放学之后上狄隆杂货铺去做工。”纳尔斯自告奋勇。妈妈朝他高高兴兴地一笑，很费事似的写下一个数字，又加加减减了一阵。
　　爸爸用的是心算，他的算术熟得很。“不够。”他说。然后他把嘴里的烟斗取下来，看了老半天。“我戒烟。”他忽然说。妈妈隔了桌子把手伸过来，碰了碰爸爸的衣袖，可是一声儿也没言语，只是又记下一个数字。
　　“我每星期五的晚上给厄尔芬顿家照顾孩子。”我说，“克里斯蒂娜也能帮我点忙。”
　　“好。”妈妈说。
　　我们大家都很快活。我们又过了一关，没有被逼得非到大街上去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不可，“小银行”暂时已经足够。
　　我记得，那一年有多少件事情都是“小银行”对付的。克里斯蒂娜在学校里演戏的新衣，达格玛割扁桃体的手术费，我的女童军制服。自始至终，我们知道万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还有银行可以倚靠，这使我们大为放心。甚至罢工的那一陣子，妈妈也不让我们多发愁。我们大家努力，让那个关系重大的大街之行不至于实现，简直像赌输赢似的。
　　在那一阵子，妈妈在克鲁伯的面包店里“帮忙”，换来一大口袋只是稍微陈了点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得好，新鲜面包并不很养人，至于咖啡蛋糕，只要你把它重新放进炉里去烤一烤，跟初出炉的味道差不多。爸爸每天晚上在卡斯特罗牛乳房里洗瓶子，他们给他三夸脱的新鲜牛乳，酸牛乳尽他拿，妈妈拿来做成很好的干酪。
　　罢工完结爸爸又上工去的那一天，我看见妈妈直了直腰，好像背上扭了筋把它弄平似的。她朝四面看看我们，很得意。“好。”她笑了笑，“看见没有？咱们没有逼得非上银行去不可啊。”
　　（摘自《妈妈的银行账户》，出版：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