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茅盾提出的问题：

　　“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1937年1月 ，许广平在 《中流》杂志发表了《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 茅盾在得知许广平征集鲁迅的书信的消息之后，就积极响应，从家中找出一些鲁迅书信，并在1937年2月18日夜致许广平的信中说：
　　周先生的信，我找了一下，不多。去年——哦，不，是前年了，前年的不知搁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先将已得者奉上。其中有二三封是讲《海上述林》之校印的，发表了也许将引起喧哗，但现在也一并奉上（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42页。
　　许广平编辑的《鲁迅书简》（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出版）一书中收录了鲁迅致沈明甫（茅盾）的八封书信，由此可知，茅盾这次一共寄给许广平八封鲁迅的书信。
　　四十二年后，茅盾在《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鲁迅研究年刊》，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第1页）一文中又再次提到了鲁迅给他所写的书信的问题，有关内容如下：
　　外国研究鲁迅的人，以日本为较多。外国能直接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对鲁迅的若干杂文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其写此杂文时的时代的和历史的背景。《鲁迅全集》注释好了，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要注释清楚鲁迅书信和日记中提到的人名，就很困难。比如鲁迅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少奶奶”，指的是杨之华同志。杨之华当时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打扮得像个“少奶奶”，我和鲁迅就用“少奶奶”作为杨之华的代号，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在上海收到鲁迅的信都烧了，我给鲁迅的信他也烧了，这是我们共同约好的，唯恐出了事情牵连别人。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鉴于1977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出版，内部发行），刊登了新发现的鲁迅致茅盾的九封书信（茅盾应该刊编辑的邀请对这九封书信的部分内容做了注释，如对鲁迅在1936年2月3日书信中提到的“少奶奶”就注释为杨之华），茅盾在这里提到的“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显然是指这九封新发现的书信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因为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总共收入鲁迅致茅盾的十七封书信，其中有八封鲁迅书信是茅盾寄给许广平的，余下的就是《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所刊登的九封书信。茅盾显然是不清楚在1977年发表的这九封鲁迅书信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通过对比茅盾在1937年2月18日夜致许广平书信的内容和茅盾在1979年《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的内容，可以看出茅盾在1979年所说的“我在上海收到鲁迅的信都烧了”这一说法显然不准确。一方面茅盾在1937年2月18日把找到的鲁迅在1936年8月至10月间的八封书信寄给许广平，另一方面也说到“去年——哦，不，是前年了，前年的不知搁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都充分说明茅盾并没有把收到的鲁迅书信都烧了。而茅盾“不知搁到什么地方去了”的那些鲁迅书信有九封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2.鲁迅致茅盾的九封书信发现始末

　　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首次发表了鲁迅在1935年和1936年致茅盾的九封书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三夜、[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夜、[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这九封信的抬头都是“明甫先生”，八封信的落款都是“树”，只有[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的信署名“迅”。
　　编者在《关于以下九封信的说明》（《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出版，内部发行，第72页）中介绍了这九封信的发现经过：
　　一九六八年，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发现了鲁迅致明甫（茅盾）的九封书信手稿。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得知后，立即指令将九封信手稿取走，扣押在自己手里，达九年之久。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才从姚文元黑窝里查找到七封手稿，后又找到一封手稿照片，另外一封还在继续查找中。这是“四人帮”破坏鲁迅书信出版的又一罪证。
　　除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信根据手稿抄件排印（可能有个别地方抄错）外，其余八封书信均据手稿抄录。
　　我们请茅盾同志对九封书信做了注释，谨此致谢！
　　幸运的是，鲁迅在1936年1月17日至茅盾的信的原件不久也被找到。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2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4页）刊登了这封信的内容。编者特地撰写了如下的按语：
　　本刊第二辑刊载的被姚文元扣压达九年之久的鲁迅致沈雁冰的九封信，那时八封据手稿排印，一封原件未找到，据抄件排印。所缺的一页手稿，现在也找到了，为订正抄件中的错误，将这封信重新刊载。信中最后所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我们从鲁迅收藏的书信中找出，原收信人的姓名被涂去。寿昌是谁，与鲁迅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清楚。现将“邮片”（明信片）内容附录于信后，供读者研究。
　　那么，这九封书信是如何被革命群众在“文革”中发现的呢？笔者从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中看到了闵奇若在1968年撰写的一份交待材料，从中可以知道这九封信是被发现的详细经过。
　　最高指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关于几封信的交待
　　抗日战争胜利前，我曾在中国经济研究会工作，会址当时在南京路成都路转角。该会尽给主要依靠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以及一些较大的厂捐款办的，专门搞些出版。有《中国经济》，每月约一册，分送各银行及厂，也有专题的单行本，分送捐款的会员单位参考。我被分配在该会当时新成立的化工组内，在组长徐善祥（在之江大学曾教过书，我是由他直接介绍入中国经济研究会工作的人）指导下，曾将报刊书籍现成旧资料凑成一篇《中国酸[鏀？]工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经他修改后，印成少量单行本。抗日战争刚胜利，当时只听说该会因捐款来源很困难，决定解散，那时大家最后再到各房间去看看各只办公桌子里还有东西没有，因为这些桌子椅子都是听说从[经？]各银行里借来用的，现在要还给人家，所以要查看一下。整理时，这些桌子里实际都已经空了，从我回忆的印象上，我好像是在统计组（组的负责人记得大概是叫盛灼三）的一个房间里（记忆中那时该室内已没有什么人，桌子放得很乱），我偶然拉开一张办公空桌子的抽斗（不知该桌子是谁座的），在抽斗后面空隙处，匆促间，发现了几张摺着的白纸，取出打开一看，都是信，没有信封，信下面具名是草字，看起来好像是“树人”二字，因为当时我对新文学新小说和草体字都不熟悉，好像曾听说过鲁迅，又有个名字叫“树人”，大家提起，总很敬仰，因此我想如果真是鲁迅写的话，作为乱纸弃去很是可惜，当时我便和爱好艺术文物一样，将它保藏起来。胜利后，我进入商办闸北水电公司后，不久我便将它贴在与同事凑合自印的幾张纸上，和报贴放在一起，堆在书堆里，很多年一直未去翻过，思想上也完全忘了。 　　直到1966年9月14日，我爱人单位来我家帮助扫四旧，在取去东西的单子上见到有夹子一只，经我事后整理余物和细细回忆，我才想起取去的大概是那只报贴的夹子，我再想想夹子里除一些报贴外，还有几封以前曾认为可能是鲁迅的信。因此，我便立刻向包承忠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和自己的回忆，并写过我得到几封信的经过，交与当时的组织，后来又在1966年10月我的自我检查中做了书面交代。并在我所革命造反派夺权后，将经过情况另写过给陆鸣盛同志。在我爱人单位将东西交还我后，我才确知有九页上述的信。最近市内有同志提及，我便在6月12日将该九页信交给李亦娥同志，转请她交给革委会处理。
　　对我在抗日战争前，曾在中国经济研究会工作，以前在闸北水厂都曾向组织交待过。原来中国经济研究会里的人，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散到现在二十多年，都已不知去向。对该会情况可能知道一些的，想起一个名叫程克勤的，他当时在会里管总务的，后来听说在闸北水电公司阿瑞里工作，现在不知在哪里工作，有可能仍在电业系统工作。
　　闵奇若
　　1968/6/19
　　综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鲁迅在1935年和1936年至茅盾的这九封书信的流转过程：这九封信不知何时从茅盾手中到了被中国经济研究会借用的某银行的办公桌中；当时在中国经济研究会工作的闵其若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偶然从这个办公桌中发现了这九封书信并收藏在家中，“文革”中造反派从闵其若家中抄走这九封书信；闵其若在1968年向单位革委会报告这九封信可能是鲁迅的书信并写了发现这九封书信的经过材料；这九封书信在“文革”中又辗转到了姚文元的手中；“文革”后从姚文元家中发现这九封书信并转交鲁迅博物馆收藏至今。
　　关于闵其若的情况，笔者从网络中检索到如下的资料。秦钧业在2009年发表在个人博客中的《我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四十年——纪实文学》一文中这样介绍闵其若：
　　5.闸北水厂 化学工程师闵奇若
　　闵先生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眼镜，细毛胡子，一口苏州音，他是苏州大学全国著名园艺家、文学家周瘦鹃的学生，他学化学的，他的爱好是唱京戏，是唱旦角，爱好摄影，他的传统书法功底很深，我们成了师徒俩。他将1950年“二·六”轰炸，国民党飞机轰炸闸北水电公司，轰炸残景是他私人所拍，1950年能有照相机的人很少，只有高级人员才有照相机，拿照片讲解给我听，当时进水车间一角，厂沉淀池炸穿，炸了一个洞。会议室是开董事会议的地方，震落一片残迹，老师教我在摄影中如何构思，是非常重要的，我是无家可归的人，老师叫我帮他画技术曲线图，要画一年，365张，曲线图中，有每日气温、潮汐、水量、电基、余氯，用多种彩笔画，打开曲线图，展示一年风采。我们水厂，凝聚剂是家用明矾的，后来改用山东精制硫酸铝，制水原料紧张，由精铝改用粗制硫酸铝，到1958年更困难，粗制不能保证供应，水厂急了，闵奇若开动脑筋，进行技术攻关，电厂有大量煤渣，在煤渣中提取有效成分，老师做化验，我做助手，成功了，化验煤渣中含铝，老师的科技成功，助了我的写作成功，我文稿也成了，“只要有决心，煤灰变成金”由局报转向市报，从此闸北水厂凝聚剂由铝灰与废酸代替。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闵其若虽然专业是化学，但是热爱文艺，不仅爱唱京戏，传统书法的功底也很深，这也是他偶然发现这九封书信并保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3.鲁迅致茅盾书信的余波

　　2007年，孔昭琪在《周建人为何毁掉了鲁迅给他的300多封信》（中华读书报，2007年09月21日）一文中再次提到了茅盾保存鲁迅书信的事，具体内容如下：
　　此外，对于那些与鲁迅通信的名家的来信，我们也很想有所了解，比如茅盾（沈雁冰）的信。（中略）茅盾先生轻描淡写地说“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而实际上，新版《鲁迅全集》所收鲁迅致沈雁冰的信不是简单的几封，而是多达17封！而且其中不乏重大政治内容，如不止一次提到当时牺牲不久的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同志（虽是用暗语），这要担多大的政治风险！“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我以为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出于对鲁迅的尊重和对历史的责任感，茅盾先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保存下来的。然而，茅盾致鲁迅的信我们却一封也見不到，可见确是“都烧了”。为什么茅盾能保存鲁迅的信，而鲁迅却不能保存茅盾的信呢？难道鲁迅的处境比茅盾还要险恶吗？由此推而广之，《鲁迅全集》中那1400多封信的受信者的来信也都荡然无存，岂不同样都有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吗？历史总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而有些遗憾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
　　很显然，孔昭琪没有注意到《鲁迅全集》收录的鲁迅致茅盾的十七封书信中只有八封是茅盾保存并在1937年2月18日寄给许广平的，另外九封书信（包括提到“少奶奶”即杨之华的书信）茅盾虽然没有烧毁，但他本人在1979年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而这九封书信能保存下来首先要感谢闵其若。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一般项目“国内六家鲁迅纪念馆的历史和现状研究（1951—2016）”[编号：14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于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