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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的一家精神病托管中心，它坐落于安静的村庄中。红色的大铁门紧锁着，出入需要登记，因为这里的病人都处于精神疾病康复期，仍然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分裂乃至缺损。
院内非常整洁，四四方方的天井，阳光暖融融地洒入。每天上午，病人们都会在院子里做早操，接受各种康复训练，比如零件组装、食堂帮厨，还会学习刷牙、洗脸、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
上午9点半，多数病人已经回到房间里休息，整个小院安安静静的，但是有一个角落却格外忙碌。伴随着阵阵喧闹声，满满一炉面包新鲜出炉，那来自生活的浓香如同阳光，不偏不倚地温暖了这个偏僻的角落。
我们这里有点不一样
伊万和娜塔莎，她们并不知道身后那个年轻的塑像叫雷锋。
娜塔莎和伊万早已经到了面包制作间。操作台上摆着几个大簸箕，里面盛着数10个新出炉的面包。
这里一共有5位面包师，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精神病患者，但此时此刻，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异样。从早晨6点钟到现在，大家一共做出69个德国麻花。根据娜塔莎带来的订单，大家先把面包一一装进纸袋，然后把订户信息写在袋子上，并仔细核对姓名、电话、住址、面包品种等，最后再封上面包标签——Crazy Bake（疯狂面包）。
“Crazy在英语中只有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更多的是疯狂、激情，好的意思居多。”伊万解释道，“这个名字很好，很像我们！”
伊万是瑞士人，说话快而有力，1994年跟随中国丈夫来到北京。十几年来，她的西方式独立与中国式传统渐渐取得一种平衡，同时她也从一名心理医生成为精神疾病志愿者，日子过得坚定而明朗。
娜塔莎是一名德国家庭主妇，有3个孩子。相比伊万，她显得安静而温和。自从开始做“疯狂面包”，她的生活就忙碌了许多，不仅要教患者们做面包，还负责送面包。比如今天是星期五，她要送50多个面包，从早上11点出发，真正回到家里休息，恐怕得到下午4点钟了。
随着物价上涨，“疯狂面包”的售价也从每个15元涨到25元，但相比北京的其他外国面包，这个价位只是中档。春节期间，伊万回瑞士探亲，惊讶地发现中国的面粉、白糖、鸡蛋、食用油居然比瑞士还贵。“怎么可能？”她到现在也不明白。除了物价，她不明白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8年来她们一直试图找人帮忙送面包，但总是没有人答应，大家都说“我很忙”。所以直到今天，“疯狂面包”基本都由伊万和娜塔莎完成每周两次的送货上门。
北京的天气阴晴不定，烈日、狂风、骤雨、沙尘暴……这些都没有影响面包的送达。
怀孕期间，伊万照样挺着大肚子教大伙做面包，生完小孩才两周，便用提篮提着宝宝来面包房工作。娜塔莎也一样，怀孕、生育没有耽误面包房一天的工作。孩子学习爬行时，就在面包房里满地爬。“她们真的很了不起！”护士长杨云说，并且调侃，“她们和我们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伊万大声纠正，“身体一模一样，只是想法不一样。”
谁比谁更疯狂
的确，不同的想法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伊万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心理医生。
因为长期与精神病患者接触，所以伊万来到北京后，也自然而然地走入精神病患者这个圈子，并与他们交上朋友。
“刚开始在医院里接触到患者，有时我晚上回到家里会哭，”伊万说，“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太好了，我有丈夫、有孩子、有住房。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
娜塔莎的先生也是一名精神疾病工作者，受国际残障组织的邀请，来到北京精神病托管中心教授英语。为了帮助患者恢复劳动能力，他们在托管中心开辟了一个菜园，带领大家一起种菜，但种菜受季节限制很大，如何帮助大家实现有规律的、持续性的劳动，他们想到了做面包。
“刚开始提出这个想法时，患者觉得我们比他们还疯狂。”伊万说，“他们从没做过，也没有兴趣学，更认为没人会买他们的面包。”
“因为他们很多年没干活了，认为自己是病人，是来休息疗养的，怎么可以干活呢？”杨云说，“但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手指运动对他们的大脑恢复非常有帮助。”于是她开始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尽管质疑声不绝于耳，娜塔莎还是向亲朋好友发出邮件，希望获得爱心捐助。50欧元、100欧元……她们共收到近20笔捐款。于是大家把托管中心的一间旧厨房改造成面包操作间，购置了两台大型烤箱，还定做了操作台和基本工具。伊万还找到一位设计师朋友，在一小时内完成了“疯狂面包”的标志设计，“因为他只有一小时是免费的，容不得我们有太多思考。”
随着“疯狂面包房”雏形初现，一些坚决反对的患者也终于同意试一试。你可以设想那时起步的艰难：和面、醒面，学习如何加入黄油、如何刷鸡蛋、如何掌握烘烤时间和温度……即使能够熟练做馒头的杨云，也不得不承认：“做面包比做馒头难几十倍。”
以最简单的德国大麻花为例，4股面如何漂亮地编织成形且不黏滞，如何均匀地刷上蜂蜜、蛋清……刚开始的产品总是失败的，要么烤煳了，要么硬得像石头，但伊万和娜塔莎总是鼓励大家：“还好，还好！”当然也有顾客抱怨。每当此时，娜塔莎只好笑着说：“这次免费好了，下次我们送给你更好的。”当然，这样的打击她们没有告诉患者。为了避免浪费，她们始终保持以销定产的订单方式，同时，出于对品质的考虑，她们把面包的产量定得很低，哪怕一天只做几个。
关于赢利，她们不会考虑太多。因为做“疯狂面包”的目的不是销售，而是通过手指与四肢的运动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所以在面包制作过程中，除了教授，她们更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观察病人的情绪，每当碰到病人情绪焦躁，她们会立刻让他停下来休息。
石师傅是一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疯狂面包”成立起便一直在面包房工作，当然中间也有数次犯病的时候。有一次，杨云发现他怎么也团不好面团，情绪越来越紧张，差点和旁人打起来，于是强迫他停下来。休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石师傅找到杨云说：“护士长，我还想做面包。” 高兴从里面来
终于，他们喜欢上了做面包。终于，“疯狂面包”越来越漂亮、香甜。在日复一日的规律劳动中，这些精神病患者也渐渐建立了自我认知，不仅意识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而且也建立起自己是个面包师的自我认知。“当这两种认知同时存在时，他们便建立了社会责任感。”杨云说，“这个认识是病情恢复非常重要的指标。”
2007年8月，利用“疯狂面包房”的赢利，娜塔莎和伊万在托管中心附近，租了一处独幢别墅。托管中心经过专业的衡量，认为几位面包师恢复良好，可以出去生活了。搬家那天，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去市场买来水盆、水桶、锅具、饭碗……一起去菜场买菜，一起挤在厨房里做饭。“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一位患者快乐地说，“真是太棒了！”
石师傅的弟弟一直在德国生活。因为牵挂哥哥，他总是定期过来探望。最近一次探望，他惊讶地发现哥哥变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懒散了，暴力倾向也减轻了许多。临走时，他买了一个“疯狂面包”，嗅着哥哥亲自烤制的面包，他开心地告诉杨云：“这是我离开时最欣慰的一次。”
从2004年至今，“疯狂面包”已经“疯狂”传递8年了。8年时间，在浩瀚的北京城里可以发生多少事情？但是在“疯狂面包”的操作间，娜塔莎和伊万始终以志愿者的身份，手把手地教会一个又一个精神病患者做面包，并且开着小货车、踩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穿行在北京的车水马龙中，把“疯狂面包”一一派送出去。又或许，这不仅是面包，更是一份浓浓的关爱。
许多人觉得她们疯狂。但什么是疯狂？伊万用力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一点也不疯狂，我倒感觉花那么多钱买一辆捷豹的人更疯狂！”而娜塔莎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不是很忙，又不喜欢做美容、做头发，那么就帮助大家做面包好了。”
这样的理由简单得令人失望。或许公益真的不需要煽情的理由，不需要背负宏大的使命，或许公益就是量力而行、身体力行、举手之劳。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伊万和娜塔莎注意到，中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高档……可是大家真的高兴了吗？她们时常怀疑。“什么是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才是高兴，如果你的生活好了，你应该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好起来，只有这样你才会高兴。”伊万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因为高兴是从里面来的。”
（摘自凤凰网） （责编 达溪河）
院内非常整洁，四四方方的天井，阳光暖融融地洒入。每天上午，病人们都会在院子里做早操，接受各种康复训练，比如零件组装、食堂帮厨，还会学习刷牙、洗脸、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
上午9点半，多数病人已经回到房间里休息，整个小院安安静静的，但是有一个角落却格外忙碌。伴随着阵阵喧闹声，满满一炉面包新鲜出炉，那来自生活的浓香如同阳光，不偏不倚地温暖了这个偏僻的角落。
我们这里有点不一样
伊万和娜塔莎，她们并不知道身后那个年轻的塑像叫雷锋。
娜塔莎和伊万早已经到了面包制作间。操作台上摆着几个大簸箕，里面盛着数10个新出炉的面包。
这里一共有5位面包师，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精神病患者，但此时此刻，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异样。从早晨6点钟到现在，大家一共做出69个德国麻花。根据娜塔莎带来的订单，大家先把面包一一装进纸袋，然后把订户信息写在袋子上，并仔细核对姓名、电话、住址、面包品种等，最后再封上面包标签——Crazy Bake（疯狂面包）。
“Crazy在英语中只有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更多的是疯狂、激情，好的意思居多。”伊万解释道，“这个名字很好，很像我们！”
伊万是瑞士人，说话快而有力，1994年跟随中国丈夫来到北京。十几年来，她的西方式独立与中国式传统渐渐取得一种平衡，同时她也从一名心理医生成为精神疾病志愿者，日子过得坚定而明朗。
娜塔莎是一名德国家庭主妇，有3个孩子。相比伊万，她显得安静而温和。自从开始做“疯狂面包”，她的生活就忙碌了许多，不仅要教患者们做面包，还负责送面包。比如今天是星期五，她要送50多个面包，从早上11点出发，真正回到家里休息，恐怕得到下午4点钟了。
随着物价上涨，“疯狂面包”的售价也从每个15元涨到25元，但相比北京的其他外国面包，这个价位只是中档。春节期间，伊万回瑞士探亲，惊讶地发现中国的面粉、白糖、鸡蛋、食用油居然比瑞士还贵。“怎么可能？”她到现在也不明白。除了物价，她不明白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8年来她们一直试图找人帮忙送面包，但总是没有人答应，大家都说“我很忙”。所以直到今天，“疯狂面包”基本都由伊万和娜塔莎完成每周两次的送货上门。
北京的天气阴晴不定，烈日、狂风、骤雨、沙尘暴……这些都没有影响面包的送达。
怀孕期间，伊万照样挺着大肚子教大伙做面包，生完小孩才两周，便用提篮提着宝宝来面包房工作。娜塔莎也一样，怀孕、生育没有耽误面包房一天的工作。孩子学习爬行时，就在面包房里满地爬。“她们真的很了不起！”护士长杨云说，并且调侃，“她们和我们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伊万大声纠正，“身体一模一样，只是想法不一样。”
谁比谁更疯狂
的确，不同的想法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伊万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心理医生。
因为长期与精神病患者接触，所以伊万来到北京后，也自然而然地走入精神病患者这个圈子，并与他们交上朋友。
“刚开始在医院里接触到患者，有时我晚上回到家里会哭，”伊万说，“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太好了，我有丈夫、有孩子、有住房。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
娜塔莎的先生也是一名精神疾病工作者，受国际残障组织的邀请，来到北京精神病托管中心教授英语。为了帮助患者恢复劳动能力，他们在托管中心开辟了一个菜园，带领大家一起种菜，但种菜受季节限制很大，如何帮助大家实现有规律的、持续性的劳动，他们想到了做面包。
“刚开始提出这个想法时，患者觉得我们比他们还疯狂。”伊万说，“他们从没做过，也没有兴趣学，更认为没人会买他们的面包。”
“因为他们很多年没干活了，认为自己是病人，是来休息疗养的，怎么可以干活呢？”杨云说，“但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手指运动对他们的大脑恢复非常有帮助。”于是她开始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尽管质疑声不绝于耳，娜塔莎还是向亲朋好友发出邮件，希望获得爱心捐助。50欧元、100欧元……她们共收到近20笔捐款。于是大家把托管中心的一间旧厨房改造成面包操作间，购置了两台大型烤箱，还定做了操作台和基本工具。伊万还找到一位设计师朋友，在一小时内完成了“疯狂面包”的标志设计，“因为他只有一小时是免费的，容不得我们有太多思考。”
随着“疯狂面包房”雏形初现，一些坚决反对的患者也终于同意试一试。你可以设想那时起步的艰难：和面、醒面，学习如何加入黄油、如何刷鸡蛋、如何掌握烘烤时间和温度……即使能够熟练做馒头的杨云，也不得不承认：“做面包比做馒头难几十倍。”
以最简单的德国大麻花为例，4股面如何漂亮地编织成形且不黏滞，如何均匀地刷上蜂蜜、蛋清……刚开始的产品总是失败的，要么烤煳了，要么硬得像石头，但伊万和娜塔莎总是鼓励大家：“还好，还好！”当然也有顾客抱怨。每当此时，娜塔莎只好笑着说：“这次免费好了，下次我们送给你更好的。”当然，这样的打击她们没有告诉患者。为了避免浪费，她们始终保持以销定产的订单方式，同时，出于对品质的考虑，她们把面包的产量定得很低，哪怕一天只做几个。
关于赢利，她们不会考虑太多。因为做“疯狂面包”的目的不是销售，而是通过手指与四肢的运动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所以在面包制作过程中，除了教授，她们更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观察病人的情绪，每当碰到病人情绪焦躁，她们会立刻让他停下来休息。
石师傅是一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疯狂面包”成立起便一直在面包房工作，当然中间也有数次犯病的时候。有一次，杨云发现他怎么也团不好面团，情绪越来越紧张，差点和旁人打起来，于是强迫他停下来。休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石师傅找到杨云说：“护士长，我还想做面包。” 高兴从里面来
终于，他们喜欢上了做面包。终于，“疯狂面包”越来越漂亮、香甜。在日复一日的规律劳动中，这些精神病患者也渐渐建立了自我认知，不仅意识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而且也建立起自己是个面包师的自我认知。“当这两种认知同时存在时，他们便建立了社会责任感。”杨云说，“这个认识是病情恢复非常重要的指标。”
2007年8月，利用“疯狂面包房”的赢利，娜塔莎和伊万在托管中心附近，租了一处独幢别墅。托管中心经过专业的衡量，认为几位面包师恢复良好，可以出去生活了。搬家那天，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去市场买来水盆、水桶、锅具、饭碗……一起去菜场买菜，一起挤在厨房里做饭。“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一位患者快乐地说，“真是太棒了！”
石师傅的弟弟一直在德国生活。因为牵挂哥哥，他总是定期过来探望。最近一次探望，他惊讶地发现哥哥变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懒散了，暴力倾向也减轻了许多。临走时，他买了一个“疯狂面包”，嗅着哥哥亲自烤制的面包，他开心地告诉杨云：“这是我离开时最欣慰的一次。”
从2004年至今，“疯狂面包”已经“疯狂”传递8年了。8年时间，在浩瀚的北京城里可以发生多少事情？但是在“疯狂面包”的操作间，娜塔莎和伊万始终以志愿者的身份，手把手地教会一个又一个精神病患者做面包，并且开着小货车、踩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穿行在北京的车水马龙中，把“疯狂面包”一一派送出去。又或许，这不仅是面包，更是一份浓浓的关爱。
许多人觉得她们疯狂。但什么是疯狂？伊万用力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一点也不疯狂，我倒感觉花那么多钱买一辆捷豹的人更疯狂！”而娜塔莎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不是很忙，又不喜欢做美容、做头发，那么就帮助大家做面包好了。”
这样的理由简单得令人失望。或许公益真的不需要煽情的理由，不需要背负宏大的使命，或许公益就是量力而行、身体力行、举手之劳。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伊万和娜塔莎注意到，中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高档……可是大家真的高兴了吗？她们时常怀疑。“什么是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才是高兴，如果你的生活好了，你应该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好起来，只有这样你才会高兴。”伊万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因为高兴是从里面来的。”
（摘自凤凰网） （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