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德国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德以双边关系诞生于纳粹种族清洗欧洲犹太人之时，如今双边关系已经进入到稳定阶段。但德国年轻人对大屠杀的记忆也已经日渐模糊，再加上以色列国际形象的破坏，这些构成了对两国“特殊”关系的官方定性的挑战。
　　以色列国父、以色列与德国和解的缔造者大卫·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务实主义者。他明白，建设对德关系——包括有助于提升以色列能力的赔款——极大地有利于确保以色列的生存。
　　当然，赔款也符合德国的利益。在二战后重新赢得国际合法性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公开弥补纳粹所犯下的暴行，并与全球犹太人和解。
　　但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理由并不那么充分。德国总理艾哈德（LudwigErhard）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德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而影响保持公平的中东政策的目标，因此一直不同意以方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提议，直到1965年才有所改变。即使在1965年，德国的中东政策仍反映出其国内共识，即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责任必须与保持其在该地区事务中立立场的措施相平衡。
　　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德以双边关系变得十分强大。德国是以色列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也是以色列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此外，德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可靠的盟友，其身为以色列主要武器提供国的地位便是明证。德国总理默克尔已成为以色列国的坚定捍卫者，她2008年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便是明证——在这次演讲中，她将以色列的安全列为德国“国家理性”的关键要素。
　　但德国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它必须持续地支持以色列，哪怕以色列显然应该受到谴当然，德国渴望甩下历史包袱并非新责的时候。德以双边关系能够抵挡住欧洲日益高涨的反以潮流吗？
　　历史是讽刺的。战后德国还只有通过与犹太人的和解才能重新获得国际合法性。如今，以色列的合法性因其压迫巴勒斯坦人而受到了国际机构和西方民意的挑战。
　　角色的反转引人注目。犹太人和德国人都是在二战后在战败和残破中崛起的，但犹太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而德国人承受着道德污点。但是，在201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进行的全球民调中，以色列名列最不受欢迎国家行列——仅仅高于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而德国名列最受欢迎的国家行列。
　　但最能说明这一反转的，是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与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的比较。1月份，一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Foundation）所做的研究表明，35%的德国人能轻松指出其中的关联。这份可能预示着双边关系变化的民调还揭示，58%的德国人认为过去应该留给历史，而62%的德国人不赞同如今的以色列政策。
　　随着以色列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服众，德国改变国家政策、摆脱大屠杀罪恶感的意愿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历史罪恶不再足以迫使德国支持以色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伤害另一个群体——巴勒斯坦人时。
　　（MartinWalser）公开抨击德国纪念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奥斯维辛身影，称大屠杀已经成为“道德大棒”，恐吓着所有德国人，让他们“永久背上负罪感”。瓦泽尔的立场演变成允许德国形成新的国家身份的大声疾呼——体现在其坚决与法西斯主义决裂、走民主道路上，而不是体现在其令人极其遗憾（也十分后悔）的历史中。这迎来了法兰克福保罗教堂（瓦泽尔在这里被授予德国书商协会和平奖）1200位知名听众异口同声的赞同。唯一的例外是德国犹太人领袖伊格纳茨·巴比斯（IgnatzBubis）。
　　随着以色列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服众，德国改变国家政策、摆脱大屠杀罪恶感的意愿也变得越来越强烈。2012年，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写了一首叫做《什么必须说》的诗，这首诗读起来也许相当无聊，毫无新意，但它充分揭示了德国社会对于大屠杀记忆的日益疲劳。格拉斯不但将以色列定义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他还指出他之所以长期保持沉默，完全是因为他认为他“带着无法洗清的污点”的出身让他无权讲出真相。
　　和格拉斯一样，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对二战的记忆更加遥远。因此，他们正在日益抛弃这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亏欠以色列人，因此必须保持沉默，必须坚决支持它。事实上，随着以色列右翼政府永久性地葬送了能够解决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德国正与其他欧洲人一起谴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
　　简言之，历史罪恶不再足以迫使德国支持以色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伤害另一个群体——巴勒斯坦人时。对此，以色列的现任领导人应该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