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忠同志是我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老同事，他当过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又是我的老领导。他是一位正直的人，党性强，我很敬重他。最近我读了《王国忠文集》，不禁勾起我对他的回忆。
　　我认识他是他在上海华东青年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为他们译了一本苏联小说《小星星》，到东平路该出版社和他见了面。可是这本书却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因为华东青年出版社撤销了。王国忠调到了《新少年报》。我再见到他是在新成立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少年报》迁京，王国忠调来少儿社，担任知识科科长。我在少儿社负责译文科，于是我们天天见面。
　　王国忠在少儿社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主持编辑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他为了编这套书，还到各地走访。记得他回来作了一次报告，其中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我小时候就听说西南有一种风俗，有一种赶尸人夜里把一群尸首赶着走路，白天在荒庙中停留，这是为了让尸首跑回自己的家乡安葬。太怪诞了，我只是当民间故事听而已。他在报告里说，西南真有这种风俗，实际上是尸首由活人背着夜行，白天放下尸首，活人休息，如此而已，我这才恍然大悟。所以《十万个为什么》有许多“为什么”是征求来的，也有的是编辑同志到各地采访来的，然后为小朋友解答。《十万个为什么》成了少儿社的热门书，也成了出版界的重大事项，这套书到今天还备受欢迎，但王国忠从来不居功，把荣誉给了编辑和作者。
　　“文革”期间，王国忠同志和我都成了牛鬼蛇神。有一次我们被押送到南京西路上海杂技场参加出版界批斗会，我们低头坐在一排观众席前走廊上，后面坐着革命群众。也不知斗到哪一位我熟悉的人，好久不见了，我想看看他怎么样，不觉抬头看，马上被身后坐着的一位革命群众打了一个头挞，只听到他骂了一声：“头低下来！”我只好低下了头，旁边王国忠同志轻轻对我说：“什么也别管，让他们去斗好了！”这是“文革”中我唯一一次挨打。也是这一次，批斗会开完后，又押我们到后台，排好队，把局长罗竹风同志押来，指着我们对他说：“这些就是你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将！”
　　又有一次开王国忠同志的批斗会，我是陪斗，坐在后面（这时已经可以坐了）。会上问王国忠同志，岳飞也镇压农民，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记不起王国忠同志是怎样回答的，反正我只是陪斗，与我无关，优哉游哉，我不知不觉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来了个二郎腿，忽然有一位女造反队员猛地厉声对我说：“任溶溶，这里是批斗会，不是在城隍庙吃茶，侬坐坐好。”我这才猛醒过来，立刻坐得毕恭毕敬，低下了脑瓜子，乖乖地陪斗。
　　后来我们都到干校去了。王国忠同志在尖刀连，我在少儿社连队，后又到饲养场，“文革”后再见到他时，他已是出版局长，我们再没有在一起过。
　　我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正是在王国忠同志担任馆长期间。有一次文史馆宴请馆员，他特地到我身边对我说：“听说你怕看医生，你又不是小孩子，有病就要求医，年纪大了，要当心身体。”他还是那么关心我。
　　其实王国忠同志要不是行政工作那么忙，他是应该成为一位作家的。还在少儿社工作时，他热心提倡科学文艺，出版苏联科学文艺作品以及郑文光、叶永烈等作家的创作，他还自己动笔写了好多篇小说，很有影响。他科学知识丰富，又有文学修养，应该是大有成就的，最近我读了《王国忠文集》中那些小说，觉得他没多写作品，太可惜了！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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