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陷入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辛亥之后，这危机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以更严峻的形式表现出来。解决的途径有二：一个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行政权力恢复秩序；另一个是各种政治势力协商妥协，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秩序，避免再次革命的冲动。前者虽速效但不稳定，后者虽艰难但具有持久性，从长远来讲，是解决双重危机的最佳方案。
　　制宪政治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问题。参与制宪的各党派虽有各自的信念和利益，但要求他们在制宪时暂时放下私见和私利，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超越党派的永久宪法。然而，临时政府《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是总统制，待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让给袁世凯之后，《临时约法》即改为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通过使国民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保证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民初的立宪，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一切围绕着权力轴心展开，不是为建国奠定党派中立的制度性权威，而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
　　美国在建国之初也曾出现过私人利益泛滥、派系与党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人性中的幽暗，联邦党人不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公共的善的名义去压抑私利的恶，而是通过建立分权的宪政制度，以恶制恶，相互平衡，将恶转化为善，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美国人坚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性安排，各种分散的私人利益可以“共和”为民族的整体利益。权力总是会追逐私利，但制度的设置却能防止其作恶，转私为公。
　　辛亥革命模仿的是美国革命，然而民国建立之后，却没有继续走美国式的宪政立国之路，反而转向了法国革命模式。各派转而追逐国家最高权力，在理念上极端拒斥私人利益，追求卢梭式整合全民利益的公共意志。于是，民初的政坛便出现如此怪局，一方面各党派都从一己私利考虑，拼命争权夺利，另一方面在党争之中又高举道德的旗帜，都指责对方是私，唯有自己代表“天下之公”。无论党人、政客，还是军阀、造反者，都假借“公”的名义讨伐政治上的异己，个个自认是公之化身，代表正义。在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民初以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之中，政治却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
　　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军阀与政客们假借民意建立所谓的法统，而舆论只关心权力背后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很少注意法统背后的正当性危机。宪政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辛亥后的民国时期，战乱不断，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开端。
　　许纪霖：《自美国革命始，于法国模式终：辛亥后民初的制度转型为何失败？》，摘自《上海书评》2011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