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写《中国复兴的大历史观察》，从100年的时间长度来看这30年来中国的崛起。很多西方人看不懂这30年来中国的崛起现象，把时间放大到100年，就比较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与逻辑中，得到一些启发，明白其中存在的历史的偶然与历史的必然。写完后意犹未尽，30年也好，100年也好，严格地说，都还不是大历史，干脆，再续两篇，把时间、空间进一步拉大，让我们从300年与3000年的角度，更深入地来看看中国在世局发展与变化中的浮沉。
　　人类的18世纪，发生了影响人类历史深远发展的两件大事：一是工业革命，二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前者从技术面提高了生产力，后者从体制面提高了生产力，途径虽异，效果却同，都是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也因此，造就了一个以英国为核心、以西欧为范围的近代文明的崛起。
　　这个以英国为核心、以西欧为范围的近代文明的崛起，好比是一部极有效率的经济机器，运转一段时期之后，很快就面临到两个瓶颈，一是市场饱和了，二是资源不足了。为了突破这两个分别是属于需求面与供给面的瓶颈，英国及随后的其他西欧国家只能向外寻找更大的市场及更多的资源。于是先后就走上了（1）重商主义，（2）帝国主义，（3）殖民主义。攫取全球范围的资源与市场为他所用。
　　其时也，全球范围之内，经济最成熟的国家有三个：印度、中国与日本。于是，首先就先把印度给殖民了，成立了所谓的东印度公司；接着，继续向东，尝试接触中国与日本。由于中、日两国都处于锁国时期，西方一再试图与之通商均不得要领，最后遂采取强硬手段，逼迫两国门户开放。1842年，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中国，签《南京条约》，五口通商；1853年，美国敲开日本门户，签《神奈川协定》。两国遭遇如出一辙，但两国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反应决定了两国此后不同的命运。
　　当时日本的政治人物显然更有历史观、战略观，知道中、日不敌西方，证明了自己已经落后了，必须进行开放与改革，并且以西方为师。遂有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及像伊藤博文一众精英分子推动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以欧为师，派留学生赴欧取经，犹如当年派遣唐使赴中取经。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才30年，就立竿见影，振衰起敝了。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昔日之师中国，继之1905年打败沙俄，从此奠定了一个世纪作为大国的基础。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日本的“改革开放”，只是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早了111年而已。
　　相形之下，中国比较坎坷。先有义和团的抗拒及清末的颟顸，后有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以及建立民国后的五四运动，但显然都挠不到痒处。不仅如此，军阀内争、国共相争、日本侵华又进一步耗损了中国的元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又走上了计划经济及公有体制闭关锁国的道路，其间又反复出现各种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时，几乎已到了精疲力竭、山穷水尽的地步。
　　中国很幸运，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邓小平还在，还能复出。以邓小平当年接触西方的经验，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与民营体制，明白中国必须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由公有体制引入民营体制；开放就是放弃闭关锁国。这一改变，立即就把生产力释放了出来，仅仅30年，也是仅仅30年，就让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重新崛起了。
　　如果说，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的“改革开放”，那么晚了111年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何尝不可视之为中国的“小平维新”呢。中国“回归”到了市场经济，也就是回归到了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一贯的作为大国的主潮流了。（下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