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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发现，牛津大学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美国的常青藤院校，还有中国和印度的高等学府。中国近些年来教育迅速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1世纪打造100所重点高校的“211工程”。此外，中国的高校每年吸引近30万名外国学生，远远超过了在海外求学的18万名中国留学生，可见实力之强、魅力之大。当然，中国的高校教育还可以做得更好，在我的构想中包含4个要素。
“刺头”的学生
大学的核心就是“人”，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决定了大学的素质。中国学生大都很勤奋，但缺乏一些才智上的自信心和冒险精神。我希望看到将来的他们更有自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收获智慧，做个学习上的“刺头”。比如在课堂上学会刁难教授；在阅读被奉为经典的教材时，脑子里充满了反驳的欲望；一边做实验一边对不符合“常识”的实验结果提出质疑，而不会害怕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同。
学生只有愿意挑战学术权威、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够对人类的知识作出贡献。中国学生要在更大程度上进行自主性思考，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
有了才智上的自信心，中国学生就会敢于向自己从未探索的新领域进军。这种冒险精神能够促使知识前沿不断向前推进，使得学生们的性格变得更为丰富，也将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大学的作用就在于激发和挑战学生的潜力，让他们有效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他的才能是什么。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成为首相，或者不成为足球场上的贝克汉姆，人生就失败了。我想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高中教师、设计师，或者是记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对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
忠于职守的大师
世界一流大学的相似点在于：“有大师之谓也”。只有拥有一批业内顶级的专家，才能将他们所负责的院系和学科建设成一个品牌，继而成为学校吸引优质学生的基础和保障。中国高校有很多优秀的教授，我觉得未来还应有更多“保守”的教授，他们责任心强、忠于职守；他们甘于埋首在实验室，永不疲倦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实验；他们对自己的学生高标准、严要求，每周同他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去发现、培养和引导那些可能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会对学校提要求，以便自己能更好地工作。
相应的，中国大学将来也应该给老师们一个更良好的环境，包括有竞争力的研究经费、合理的教学科研工作量、有效的管理支持等，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研究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甚至在学校里开设那些我们看起来很荒谬的课程。
牛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最近，牛津在所有的学科都设立了“新人发展基金”，给年轻的学者连续3年的支持，帮助他们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并在他们取得学术承认之前，帮助其发表第一篇论文、出版第一本书，这在他们学术生涯的发展过程当中都很重要。
未来的中国高校讲台上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洋面孔”。在牛津，40%的教职员工都不是英国人，外籍教师按人数多少排名最靠前的依次是：美国、德国、意大利、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高校也必将引进更多的外籍教职员工，让他们担当更重要的职务。其实中国的很多高校现在已经在做这些工作。去年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我来到中国参加了他们的庆祝活动，发现清华聘用了一批外国人做教授，比如邀请高盛集团前总裁约翰·桑顿在经济管理学院开设“全球领导力”课程。
“多元化”视野
目前中国高校教育比较明显的缺憾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教育单一化的体现。未来中国，教育的广度应该提高，使学生对自己主修科目以外的知识也有所了解。比如为理工科的学生提供音乐和美术选修课，增加他们与文科学生的交流，通过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和碰撞，来增加学习的广度。
其实，学术环境不仅存在于教室中，中国学校在培养人才时，还需要开拓各式各样让学生彼此学习的渠道。校园社团活动非常重要，包括戏剧、音乐、体育等等，这些活动使学生有了学习新技能的实验室，在这里，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一些和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不同的兴趣。
而在评价学术成果时，也不能只依靠某一种判断标准。牛津大学在评估科研成果时，会衡量很多不同因素。中国今后也会向这一方面发展：不仅衡量发表论文的数量，还要在同一领域进行横向比较，评判论文内容的重要性。在竞争相对激烈的领域，还应该考虑课题的创新性和创造力，以及是否具有吸引和留住科研基金的能力。
我一直强调：大学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要有一套高度动态的体系来维系整个大学的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多元化是非常关键的，未来中国只有具备多元化的学科背景、多元化的学习工具、多元化的评判标准，才能有多元化的视野、多元化的成就。
“大手笔”投资
未来的中国，要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一旦我们吸引到了人才，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由于资金的匮乏，牛津最特别的优势——昂贵的导师制，遇到了财务上的挑战。要想让高等教育对国家做出贡献，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否则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进高等教育。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占GDP的份额不断上升。中国高校的新楼，牛津快比不上了。这是一个可喜的情况，在未来，中国当然还会加大投入，通过“大手笔”的投入，办好教育，投资中国的未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未来中国，要有高贵的大学精神，这是一种自由、专业的素质和气质，它有赖于以上4点的实现。真正理想中的高校，要奋斗多年才能建设起来，但教育办好了，对经济、社会来说都将是很大的贡献。关注教育，就是关注未来，为了美好的蓝图，诸君要共同努力。
“刺头”的学生
大学的核心就是“人”，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决定了大学的素质。中国学生大都很勤奋，但缺乏一些才智上的自信心和冒险精神。我希望看到将来的他们更有自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去收获智慧，做个学习上的“刺头”。比如在课堂上学会刁难教授；在阅读被奉为经典的教材时，脑子里充满了反驳的欲望；一边做实验一边对不符合“常识”的实验结果提出质疑，而不会害怕自己的结论与别人不同。
学生只有愿意挑战学术权威、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够对人类的知识作出贡献。中国学生要在更大程度上进行自主性思考，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
有了才智上的自信心，中国学生就会敢于向自己从未探索的新领域进军。这种冒险精神能够促使知识前沿不断向前推进，使得学生们的性格变得更为丰富，也将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大学的作用就在于激发和挑战学生的潜力，让他们有效发挥自己的才能，不管他的才能是什么。我们不应该鼓励学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成为首相，或者不成为足球场上的贝克汉姆，人生就失败了。我想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高中教师、设计师，或者是记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对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
忠于职守的大师
世界一流大学的相似点在于：“有大师之谓也”。只有拥有一批业内顶级的专家，才能将他们所负责的院系和学科建设成一个品牌，继而成为学校吸引优质学生的基础和保障。中国高校有很多优秀的教授，我觉得未来还应有更多“保守”的教授，他们责任心强、忠于职守；他们甘于埋首在实验室，永不疲倦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实验；他们对自己的学生高标准、严要求，每周同他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去发现、培养和引导那些可能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会对学校提要求，以便自己能更好地工作。
相应的，中国大学将来也应该给老师们一个更良好的环境，包括有竞争力的研究经费、合理的教学科研工作量、有效的管理支持等，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研究那些由好奇心驱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甚至在学校里开设那些我们看起来很荒谬的课程。
牛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最近，牛津在所有的学科都设立了“新人发展基金”，给年轻的学者连续3年的支持，帮助他们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并在他们取得学术承认之前，帮助其发表第一篇论文、出版第一本书，这在他们学术生涯的发展过程当中都很重要。
未来的中国高校讲台上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洋面孔”。在牛津，40%的教职员工都不是英国人，外籍教师按人数多少排名最靠前的依次是：美国、德国、意大利、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高校也必将引进更多的外籍教职员工，让他们担当更重要的职务。其实中国的很多高校现在已经在做这些工作。去年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我来到中国参加了他们的庆祝活动，发现清华聘用了一批外国人做教授，比如邀请高盛集团前总裁约翰·桑顿在经济管理学院开设“全球领导力”课程。
“多元化”视野
目前中国高校教育比较明显的缺憾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教育单一化的体现。未来中国，教育的广度应该提高，使学生对自己主修科目以外的知识也有所了解。比如为理工科的学生提供音乐和美术选修课，增加他们与文科学生的交流，通过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和碰撞，来增加学习的广度。
其实，学术环境不仅存在于教室中，中国学校在培养人才时，还需要开拓各式各样让学生彼此学习的渠道。校园社团活动非常重要，包括戏剧、音乐、体育等等，这些活动使学生有了学习新技能的实验室，在这里，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一些和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不同的兴趣。
而在评价学术成果时，也不能只依靠某一种判断标准。牛津大学在评估科研成果时，会衡量很多不同因素。中国今后也会向这一方面发展：不仅衡量发表论文的数量，还要在同一领域进行横向比较，评判论文内容的重要性。在竞争相对激烈的领域，还应该考虑课题的创新性和创造力，以及是否具有吸引和留住科研基金的能力。
我一直强调：大学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要有一套高度动态的体系来维系整个大学的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多元化是非常关键的，未来中国只有具备多元化的学科背景、多元化的学习工具、多元化的评判标准，才能有多元化的视野、多元化的成就。
“大手笔”投资
未来的中国，要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一旦我们吸引到了人才，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实现自我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由于资金的匮乏，牛津最特别的优势——昂贵的导师制，遇到了财务上的挑战。要想让高等教育对国家做出贡献，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否则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进高等教育。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占GDP的份额不断上升。中国高校的新楼，牛津快比不上了。这是一个可喜的情况，在未来，中国当然还会加大投入，通过“大手笔”的投入，办好教育，投资中国的未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未来中国，要有高贵的大学精神，这是一种自由、专业的素质和气质，它有赖于以上4点的实现。真正理想中的高校，要奋斗多年才能建设起来，但教育办好了，对经济、社会来说都将是很大的贡献。关注教育，就是关注未来，为了美好的蓝图，诸君要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