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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习惯上起于公元420年刘裕建宋，下迄于589年隋灭陈，这一百余年间战乱频仍，历史脉络颇为繁复。纵览南北朝时期，大的趋势是北强南弱，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陈兵瓜步，南方诸政权面对北人便丢城弃地，而北朝诸政权则不断徙新获之民于畿都，这些移民为北方政权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更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北朝文学更大程度上并非自身酝酿，正是这些陆续而至的遗民推动了北朝文学的发展。北朝文学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方面依靠永嘉乱后留存于北方的一些大族保留之汉晋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吸收和利用南方保存的汉晋文化的北传。南北之间的中介正是这些移民。南北士族所习得文学颇有差异，而他们先后或被迫移民或主动归附，都对北朝的文学产生了深远而风格殊异的影响。由此，北方尽管历尽干戈，北朝的文学道路尽管路途坎坷，但仍能够不断精进，开有唐一代文学之盛况。以下就北朝几次大规模、有深远影响的移民活动作一次梳理。
一、平定后燕与北朝文学的肇始
北朝文学滥觞于皇史二年（公元397年），拓跋珪击败后燕慕容宝于中山，并迁徙大量后燕政权的汉人、鲜卑以及其他胡族于平城。慕容鲜卑作为鲜卑族的一支，是最早通过割据政权的强制性，由上而下，主动而又全面地实施汉化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所建立的许多边疆政权中，慕容氏所建立的几个国家汉化程度比较深，对中原士大夫也比较尊重。北魏灭后燕之后，徙中山之民于平城，拓跋魏不但取得了数量可观的人力、物资，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慕容氏汉化的成果。
后燕所在的河朔地区自秦汉以来一向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于乱世之中留守的冠冕立坞壁以自救，并竭力保持汉族的礼俗与文化。因拓跋氏政权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就其本身而言也是粗放与落后的。当其建国以来第一次强制性大规模移民的时候，面对异质而先进的中原文化，北魏的统治者态度十分矛盾。虽然大部分的拓跋鲜卑贵族对汉化怀敌视态度，但是迁都平城之后距农业文明更进了，因而较有远见的统治者对学习汉文化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这也是一些汉族士大夫与汉化程度较高的胡人能够进入北魏政权的原因。
北朝前期，文学创作够返回到了自然写作的状态，杂用汉魏以来雅俗诸体，因而文学不似东晋、南朝最终自成体系，基本上属于汉魏之遗风。北魏自后燕中山的这次移民都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其中的文士自然也是地道的北人。在没有刻意学习南朝的文学之时，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了朴实无华的特征，其秉承的也是汉魏的诗赋言志的宗旨。因此北朝文学最早接纳的不是南朝的艺术特征，而是北方已有的文学传统，这为其后北朝文学成熟阶段独特素质的产生奠定了基色。
拓跋氏虽然对汉族的士大夫能够任用，但是对汉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恐惧与歧视的心理，因而禁止本族人学习。这种文化上的冲突进一步发展，就酿成了崔浩史案。中原士大夫进入北魏政权后，就竭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对这一政权进行改造，崔浩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崔浩大约对鲜卑族存有蔑视之意，《魏书 崔浩传》载：“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崔浩史案或许只是一个借口，拓跋焘杀崔浩更大程度上是为平众怒，而不是出于本意。但崔浩史案无疑使中原士族遭受了灭顶之灾，其他很多中原冠冕只因与崔浩有来往，便一概赐死。崔浩史案更使北方文人都噤若寒蝉。经历了这一事件的高允在数年后的《征士颂》中有‘不为文二十年矣’一语。吴先宁先生曾考证：“考高允写《征士颂》，是在皇兴中（公元469年），以此上推二十年，则正是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即太武帝拓跋焘把崔浩一门无近远尽皆族诛的那个可怕岁月。一句‘不为文二十年矣’，包含着高氏多少惊恐战栗、忍气吞声、小心谨慎以练就心如枯井的心情感历程。”可以这样认为：这次政治事件之后，一度活跃起来的北方文坛又陷于沉寂，同时由于北方高门士族遭受无情屠戮，河朔文化在北朝的孑遗也相对减少了。
二、平凉户与北朝文学的复苏
五胡乱华对中原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前秦博士王寔曾提到永嘉之乱后的北方儒学状况：“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而凉州地区因为地处西北，且一直较安定，因而有很多大族避祸于此。自前凉政权起，凉州的学术、文化大有发展。
自东汉以来经学失去活力，儒学不振、教育不兴。十六国时期在区区西北一隅的割据政权内能形成兴盛的学术实为不易，也正是在河西地区儒学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汉魏以来文学与儒学密切结合的传统得到了继承，进而在文风上体现出更多的对汉魏文风的延续性。平凉户的到来对整个北朝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两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则京畿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借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尚称治安，故其世家本土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旁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具体论及文学创作，《北史·文苑传序》这样评价北朝的文学：“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 就北朝初期而言，公元439年北魏灭沮渠氏北凉，统一了河西地区，并迁大批凉州之民于平城，能做到“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凉户。从目前散见于史料中的魏晋时期北方的几篇赋来看，这些作品在表达手法上用词铺张，于铺叙的过程中，讲究面面俱到，叙述过于完备，于是结构就显得拖沓、松散。这完全是汉代散体大赋的特征，显然与魏晋以来南方形成的抒情小赋截然不同。换而言之，北朝前期北方的文学受南方文风影响的程度甚微。
三、平齐民与北朝文学走向繁荣
自刘裕灭南燕，南方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青齐地区，东晋以降，南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风也扩展到了青齐地区。北魏皇兴年间，献文帝拓跋弘手下大将慕容白曜南征，夺取宋青齐地区，徙青齐地区豪富、工匠、吏民于平城。这批平齐民便成为南朝文化与北朝文化交流的中介。北朝文风也开始了南化的过程。
南北文风分野于永嘉之乱。自司马氏偏安东南一隅，清谈之风更为扩散。南朝文学之所以不同于魏晋文学，与其受到的东晋以降的民间新声有关。原本魏晋诗歌发展到了晋宋之际，已经显著的文人化，文学创作已经远离音乐和民歌。但另一方面，吴声和西曲都在发展，虽其未被上层正式接受，但诗人们偶然的尝试也给诗坛带来了新的元素。渊源于东吴、历经晋、宋两代，在南朝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与汉乐府在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两汉的乐府系统在永嘉之乱中遭到了严重冲击，而 “吴声西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建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其声节送和与吴声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此外，江南物候之氤氲灵异与中原殊异，山水、田园诗惟有在此环境之下才有生发的空间。
平齐民到来前后，北朝文风的改变是显著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这样评论：“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
北朝文学有自己的传统，而北方的世家大族面对乱世所筑立起的坞堡则像是一个个文化上的孤岛，他们的文学活动自然是以祖上遗留下来的典籍作为范本的。随着平齐民的到来，以及刘裕代晋所导致的大批司马氏皇族入北，北方的文学环境颇有起色。据《周书 王褒裕庾信列传》载：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一些文章“有永嘉之遗烈焉”。皇兴以来，在平齐民与北奔士人的带动下，北人诗歌的创作中逐渐融入了世运不幸之咏叹、个人不幸之怅惋与强烈的乡关意识，也正因为这类创作中充满了激情，融进了作者的亲身体悟与激情生命。
同时也必须看到此时南北之间的差距。山东一带到东晋末年时方入南方版图，南方文化对青齐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换而言之，平齐民所代表的南方文化并不是最为正宗的南方文化，更不是水平最高的南方文化。北朝文学上虽然渐有起色，亦先后产生了一些较著名的文人，《魏书 文学传序》曾把温、邢、魏三人与江淹、沈约、任昉等并举，以形容当时南北文学的盛况。然而北人的文在辞藻、对仗方面毕竟不如南人的华丽；诗也显得稚拙，至于赋的差别则似乎更大，当时北人的赋更多的看到的是受汉、晋作家的影响，和南朝同时期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人所作的抒情小赋存在明显区别。《魏书 文苑传》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既反映了这一时期北魏文学改变了之前的萧索状态，也反映了若以南朝所达到的文学成就为标准，则北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侯景乱梁与北朝文学的巅峰
北魏后期，北朝文学曾出现了一个低谷。尽管北魏末期的文学已经走上了人性化的道路，但仍然不能不看到拓跋鲜卑尚武的传统于北魏文坛中挥之不去。其负面影响仔细谈来，首先，一直到了北魏的后期，其文坛仍然没有出现成规模的作家群，文学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后期文学与南朝的差距；其次，北魏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一向是不够的。事实上，北魏的文化事业如同其国势，仅繁盛了孝文一代便中衰了；此外，较之于南朝相继出现了诸如：《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领域的皇皇巨著，北魏在此方面则极其乏善可陈。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二者颇有相互助益之处，北魏文学理论的先天不足无疑也拖了北魏文学的后腿。
自北魏东西分治，北方的政治中心亦东西二分，由洛阳转至了长安与邺城，自古中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是一体的，因而长安与邺城转而成为了北朝后期文学史上流光溢彩的区域。事实上，长安与邺下之文学又有不同，相对而言，同样是学南，长安又不及邺下。三吴地区自东吴以来以健康为中心，六朝文化的积淀相对更为深厚，荆州本土之学术积淀亦极深厚，汉末大乱中即有许多士人逃亡到荆州，但荆州此后成为了魏蜀吴的兵戈交接之地，荆州士族的地位亦往往不及下游诸族。侯景之乱导致了南方社会秩序的大乱，战乱导致大量南方士族北逃，入关中的文人以荆州居多，而至邺下的文人以自三吴来奔为最，正是这批移民带来了北朝文学的大发展。而由于这批移民自身的差异，北齐的文学也就相对高北周一筹。
五、结语
南北朝时期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纵览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北方政权于南北干戈之中占尽优势，而学术上恰恰相反。北朝的版图不断南扩的同时，北朝诸政权也不断徙新获之民于畿都附近，这些移民为北方政权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更带来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吴先宁于著作中这样评价:“与南朝文学徜徉于山水林壑、沈溺于宫闱闺阁不同，北朝文学是带着血与火走进中国文学史序列之中的。”北朝文学正是历尽波折，在移民的推动下逐渐自觉、自成一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一、平定后燕与北朝文学的肇始
北朝文学滥觞于皇史二年（公元397年），拓跋珪击败后燕慕容宝于中山，并迁徙大量后燕政权的汉人、鲜卑以及其他胡族于平城。慕容鲜卑作为鲜卑族的一支，是最早通过割据政权的强制性，由上而下，主动而又全面地实施汉化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所建立的许多边疆政权中，慕容氏所建立的几个国家汉化程度比较深，对中原士大夫也比较尊重。北魏灭后燕之后，徙中山之民于平城，拓跋魏不但取得了数量可观的人力、物资，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慕容氏汉化的成果。
后燕所在的河朔地区自秦汉以来一向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于乱世之中留守的冠冕立坞壁以自救，并竭力保持汉族的礼俗与文化。因拓跋氏政权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就其本身而言也是粗放与落后的。当其建国以来第一次强制性大规模移民的时候，面对异质而先进的中原文化，北魏的统治者态度十分矛盾。虽然大部分的拓跋鲜卑贵族对汉化怀敌视态度，但是迁都平城之后距农业文明更进了，因而较有远见的统治者对学习汉文化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这也是一些汉族士大夫与汉化程度较高的胡人能够进入北魏政权的原因。
北朝前期，文学创作够返回到了自然写作的状态，杂用汉魏以来雅俗诸体，因而文学不似东晋、南朝最终自成体系，基本上属于汉魏之遗风。北魏自后燕中山的这次移民都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其中的文士自然也是地道的北人。在没有刻意学习南朝的文学之时，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了朴实无华的特征，其秉承的也是汉魏的诗赋言志的宗旨。因此北朝文学最早接纳的不是南朝的艺术特征，而是北方已有的文学传统，这为其后北朝文学成熟阶段独特素质的产生奠定了基色。
拓跋氏虽然对汉族的士大夫能够任用，但是对汉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恐惧与歧视的心理，因而禁止本族人学习。这种文化上的冲突进一步发展，就酿成了崔浩史案。中原士大夫进入北魏政权后，就竭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对这一政权进行改造，崔浩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崔浩大约对鲜卑族存有蔑视之意，《魏书 崔浩传》载：“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崔浩史案或许只是一个借口，拓跋焘杀崔浩更大程度上是为平众怒，而不是出于本意。但崔浩史案无疑使中原士族遭受了灭顶之灾，其他很多中原冠冕只因与崔浩有来往，便一概赐死。崔浩史案更使北方文人都噤若寒蝉。经历了这一事件的高允在数年后的《征士颂》中有‘不为文二十年矣’一语。吴先宁先生曾考证：“考高允写《征士颂》，是在皇兴中（公元469年），以此上推二十年，则正是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即太武帝拓跋焘把崔浩一门无近远尽皆族诛的那个可怕岁月。一句‘不为文二十年矣’，包含着高氏多少惊恐战栗、忍气吞声、小心谨慎以练就心如枯井的心情感历程。”可以这样认为：这次政治事件之后，一度活跃起来的北方文坛又陷于沉寂，同时由于北方高门士族遭受无情屠戮，河朔文化在北朝的孑遗也相对减少了。
二、平凉户与北朝文学的复苏
五胡乱华对中原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前秦博士王寔曾提到永嘉之乱后的北方儒学状况：“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而凉州地区因为地处西北，且一直较安定，因而有很多大族避祸于此。自前凉政权起，凉州的学术、文化大有发展。
自东汉以来经学失去活力，儒学不振、教育不兴。十六国时期在区区西北一隅的割据政权内能形成兴盛的学术实为不易，也正是在河西地区儒学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汉魏以来文学与儒学密切结合的传统得到了继承，进而在文风上体现出更多的对汉魏文风的延续性。平凉户的到来对整个北朝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两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则京畿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借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尚称治安，故其世家本土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旁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
具体论及文学创作，《北史·文苑传序》这样评价北朝的文学：“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 就北朝初期而言，公元439年北魏灭沮渠氏北凉，统一了河西地区，并迁大批凉州之民于平城，能做到“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的，绝大部分都是平凉户。从目前散见于史料中的魏晋时期北方的几篇赋来看，这些作品在表达手法上用词铺张，于铺叙的过程中，讲究面面俱到，叙述过于完备，于是结构就显得拖沓、松散。这完全是汉代散体大赋的特征，显然与魏晋以来南方形成的抒情小赋截然不同。换而言之，北朝前期北方的文学受南方文风影响的程度甚微。
三、平齐民与北朝文学走向繁荣
自刘裕灭南燕，南方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青齐地区，东晋以降，南方独立发展起来的文风也扩展到了青齐地区。北魏皇兴年间，献文帝拓跋弘手下大将慕容白曜南征，夺取宋青齐地区，徙青齐地区豪富、工匠、吏民于平城。这批平齐民便成为南朝文化与北朝文化交流的中介。北朝文风也开始了南化的过程。
南北文风分野于永嘉之乱。自司马氏偏安东南一隅，清谈之风更为扩散。南朝文学之所以不同于魏晋文学，与其受到的东晋以降的民间新声有关。原本魏晋诗歌发展到了晋宋之际，已经显著的文人化，文学创作已经远离音乐和民歌。但另一方面，吴声和西曲都在发展，虽其未被上层正式接受，但诗人们偶然的尝试也给诗坛带来了新的元素。渊源于东吴、历经晋、宋两代，在南朝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与汉乐府在本质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两汉的乐府系统在永嘉之乱中遭到了严重冲击，而 “吴声西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建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其声节送和与吴声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此外，江南物候之氤氲灵异与中原殊异，山水、田园诗惟有在此环境之下才有生发的空间。
平齐民到来前后，北朝文风的改变是显著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这样评论：“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
北朝文学有自己的传统，而北方的世家大族面对乱世所筑立起的坞堡则像是一个个文化上的孤岛，他们的文学活动自然是以祖上遗留下来的典籍作为范本的。随着平齐民的到来，以及刘裕代晋所导致的大批司马氏皇族入北，北方的文学环境颇有起色。据《周书 王褒裕庾信列传》载：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一些文章“有永嘉之遗烈焉”。皇兴以来，在平齐民与北奔士人的带动下，北人诗歌的创作中逐渐融入了世运不幸之咏叹、个人不幸之怅惋与强烈的乡关意识，也正因为这类创作中充满了激情，融进了作者的亲身体悟与激情生命。
同时也必须看到此时南北之间的差距。山东一带到东晋末年时方入南方版图，南方文化对青齐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换而言之，平齐民所代表的南方文化并不是最为正宗的南方文化，更不是水平最高的南方文化。北朝文学上虽然渐有起色，亦先后产生了一些较著名的文人，《魏书 文学传序》曾把温、邢、魏三人与江淹、沈约、任昉等并举，以形容当时南北文学的盛况。然而北人的文在辞藻、对仗方面毕竟不如南人的华丽；诗也显得稚拙，至于赋的差别则似乎更大，当时北人的赋更多的看到的是受汉、晋作家的影响，和南朝同时期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人所作的抒情小赋存在明显区别。《魏书 文苑传》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状况：“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既反映了这一时期北魏文学改变了之前的萧索状态，也反映了若以南朝所达到的文学成就为标准，则北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侯景乱梁与北朝文学的巅峰
北魏后期，北朝文学曾出现了一个低谷。尽管北魏末期的文学已经走上了人性化的道路，但仍然不能不看到拓跋鲜卑尚武的传统于北魏文坛中挥之不去。其负面影响仔细谈来，首先，一直到了北魏的后期，其文坛仍然没有出现成规模的作家群，文学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后期文学与南朝的差距；其次，北魏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一向是不够的。事实上，北魏的文化事业如同其国势，仅繁盛了孝文一代便中衰了；此外，较之于南朝相继出现了诸如：《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理论领域的皇皇巨著，北魏在此方面则极其乏善可陈。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二者颇有相互助益之处，北魏文学理论的先天不足无疑也拖了北魏文学的后腿。
自北魏东西分治，北方的政治中心亦东西二分，由洛阳转至了长安与邺城，自古中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是一体的，因而长安与邺城转而成为了北朝后期文学史上流光溢彩的区域。事实上，长安与邺下之文学又有不同，相对而言，同样是学南，长安又不及邺下。三吴地区自东吴以来以健康为中心，六朝文化的积淀相对更为深厚，荆州本土之学术积淀亦极深厚，汉末大乱中即有许多士人逃亡到荆州，但荆州此后成为了魏蜀吴的兵戈交接之地，荆州士族的地位亦往往不及下游诸族。侯景之乱导致了南方社会秩序的大乱，战乱导致大量南方士族北逃，入关中的文人以荆州居多，而至邺下的文人以自三吴来奔为最，正是这批移民带来了北朝文学的大发展。而由于这批移民自身的差异，北齐的文学也就相对高北周一筹。
五、结语
南北朝时期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纵览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北方政权于南北干戈之中占尽优势，而学术上恰恰相反。北朝的版图不断南扩的同时，北朝诸政权也不断徙新获之民于畿都附近，这些移民为北方政权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更带来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吴先宁于著作中这样评价:“与南朝文学徜徉于山水林壑、沈溺于宫闱闺阁不同，北朝文学是带着血与火走进中国文学史序列之中的。”北朝文学正是历尽波折，在移民的推动下逐渐自觉、自成一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