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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在看似女性私人化的叙事中，透露着19世纪英国社会公众事务中的诸多信息；作品以边缘人向主流社会挺进的姿态，实现着作者的吊诡，即在双重历史语境下进行着对权利的去势与挑战；夏洛蒂的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与读者成为“同谋”，叙说着女作家自身的焦虑与无奈。
[关键词]夏洛蒂·勃朗特 边缘人 主体意识 身份焦虑
英国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简·爱》不仅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令人瞩目。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也对之趋之若骛。众多的文学评论常常认为夏洛蒂的写作融入了她过多的做家庭教师的体验。是典型的自传体的作品，具有女性作家自我发泄的文本形式。而英国的玛乔莉·博尔顿认为说：“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专写我们在社会上的经验”。夏洛蒂的四部小说《简·爱》《谢利》、《维莱特》、《教师》的故事情节，虽然有的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具有很大的亲历性。但其作品折射出19世纪维多利亚社会公众事务中诸多社会问题，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生活。安·坎贝尔认为“勃朗特姐妹生活在权利的时代，权利和控制在勃朗特们的主要性格中交替出现，所有的勃朗特家族的女性。都在探究潜在的人类的权利。”在夏洛蒂的作品中。社会主题常常淹没在私人化的、敏感的、抒情叙事中，那些源自公众生活的、残酷的、写实的现实信息，聚集到其女主人公的心灵窗口折射出来，实现了从个人小天地向广阔社会公共领域的推进。并且，在宗法制父权(patriarchy)价值体系中，夏洛蒂的女性主体意识掺杂在性别政治和文化社会意识中，以边缘人向中心挺进的姿态，显示着作者对权利的去势与挑战。同时。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叙说着作家自身的焦虑与无奈。
一、公众事物与私人感受的交叠
在夏洛蒂的貌似绵绵女性叙事风格的文本之下。人们会经由不同层次的阅读，抽绎出其作品潜隐着的现实与文本置换的可能性和指涉性。在夏洛蒂的所谓闺阁体中。实际上涉及了英国的海外殖民、经济和阶级关系、教育体制和女性婚姻等方面的社会公共领域。
首先。夏洛蒂的小说折射出英国海外殖民的社会背景。《简·爱》虽然是被称作是“女孩子的谈话”，但是，其中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伯莎·梅森，她是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女儿。这说明了夏洛蒂对英国殖民活动的熟悉。《维莱特》中，男主人公埃玛纽埃尔的三年海外经历，也是去加勒比海的法属巴斯特尔岛的。这些信息，都折射出夏洛蒂虽然生活在闭塞的霍沃斯牧师住宅，但她的思维与维多利亚社会的脉搏的跳动是一致的。
其次，夏洛蒂也不乏关注英国社会问题的作品。《谢利》描写了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劳资矛盾和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再现了19世纪早期英国的工商业情况、劳资问题、约克郡的风俗人情等。作品中的工厂主罗伯特·穆尔，正是新型工厂主的典型。他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是工厂主保护新机器和工人要保住自己饭碗的斗争。作品描写得真实可信，被认为反映了“英格兰小说的状况”。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上的发展，他们要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大批的家庭教师就应运而生。教师是夏洛蒂作品主人公的主要职业。她们的生活和经历也成为其作品重点描写的部分。《简·爱》用很多篇幅描写了家庭教师的生活口《教师》、《维莱特》包括《简·爱》较多描写了当时学校教育的状况，特别是《简·爱》。通过对劳渥德慈善学校的描写，揭示出英国慈善教育的弊端，教育状况的鄙陋和落后等，学校环境的恶劣和艰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次，财产与婚姻的关系，可以折射出诸多的社会问题。人们对《简·爱》的结尾争论颇多，小说以简·爱继承遗产作结，夏洛蒂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结尾?这一结尾是画蛇添足还是锦上添花，令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颇为费神。这一方面说明了夏洛蒂作为女性作家的自身身份焦虑。在19世纪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婚姻需要以财产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夏洛蒂明白妇女的解放需要经济上的独立。另一方面，不仅女性的婚姻需要财富。男性的婚姻也是金钱与地位结合的混合体。《简·爱》中罗切斯特与疯妻子伯莎的结合，正是家族利益所致。罗切斯特的父亲为了财产完整，把财产留给了大儿子：而为了不使罗切斯特成为穷人，诱使罗切斯特与有精神病的伯莎结合，因为她有三万英镑的陪嫁。罗切斯特与伯莎都是金钱婚姻的牺牲品o《谢利》中的孤女卡洛琳。没有遗产，她对罗伯特有着狂热的爱，但作为工厂主的罗伯特犹豫迟疑。在生意危机关头，罗伯特不惜向富有的谢利求婚，其中的铜锈色彩昭然若揭o《维莱特》中的孤女露西·斯诺，同样也是没有财富和地位的边缘人。
夏洛蒂正是通过把外在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现象转化为个人写作的一部分，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种族、个人主义竞争、阶级关系、教育以及婚姻等社会公共问题。
二、夏洛蒂的女性吊诡——边缘人对社会权利的去势
夏洛蒂的四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往往是出身贫寒，先以边缘声音、画外音的形式讲故事，使人们对主人公的处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当故事叙述到关键情节时。作者才将女主人公从故事的边缘地带推到情节的中心。因此。夏洛蒂独特鲜明的平等意识和女性主义的价值观，通过这种巧妙的吊诡得以实现，显示了夏洛蒂的强烈平等意识和对权力(power)的去势。作者这种价值观的实现。是以双重声音(double-voiced)的“在场”来实现的。这种双重声音，一是借助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表达边缘人的声音。在此声音的掩盖下，又具有着另一重声音——隐含作者的声音(the voiceof implied author)。这是在表面貌似符合传统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状态下。作者自己的另一套平民的潜话语。如小说《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的生活分五个阶段，第三阶段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的生活在整个小说中占40％以上的篇幅。这一阶段简·爱由一个被歧视的孤儿到做家庭女教师。简·爱被罗切斯特的强悍、成熟、冷漠、优雅的气质所吸引。爱上了他。在贵族们的狂欢会上，简·爱带着阿岱勒坐在沙发的背后，隐没在窗帘的阴影之下。目睹着那容光焕发的罗切斯特与魅力四射的英格拉姆小姐调情言欢。简·爱的内心很焦虑、失落。简·爱处于边缘人的位置，她在冷眼旁观他们的爱情游戏。“她的骄傲和自负却把她一心想诱惑的对象推得越来越远——看到这些，使我马上置身在无休止的激动和令人痛苦的抑制之中”。虽然她是卑微的家庭教师，但对英格拉姆小姐的评价折射出简·爱骨子里的高傲和自信，有一个潜在的声音告诉读者：我是最棒的。在这种双重声音的叙述中，罗切斯特向简·爱求婚这一举动又成为意料之中的举动。实现了作者自己向权利和财富挑战的期待视阈。
小说《维莱特》也存在着由边缘向中心 的过渡的结构和双重声音。首先。进入人们眼帘的是富有的、活泼美丽的波琳娜小姐。波琳娜最大乐趣是与大哥哥格雷厄姆·布赖顿玩。作品中的“我”露西·斯诺。一个寄居的穷亲戚，冷眼察看并讲述着他们的友谊。后来波琳娜。被父亲接走，小说这才开始写“我”的生活和经历。这种旁观者的叙述，潜台词就是：一个有着父亲和财产的小女孩与孤儿是有差别的，身为孤儿的。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社会的边缘人，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和适当的社会位置”。当“我”离开英国来到法国小城维莱特一个寄宿学校教书时，露西也处于边缘位置，小说的主要叙述周围人的生活，如女校长贝克夫人的窥探癖好、学生的众生像、女学生范肖小姐与医生格雷厄姆的关系等。当露西与格雷厄姆和布赖顿夫人再次相认。这时的露西似乎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通过与格雷厄姆·布赖顿的通信，可以看出“我”暗恋着这位医生。不久，长大成人的波琳娜再次出现波琳娜小姐与格雷厄姆终成眷属。而“我”露西再次被边缘化。与任教于同学校的埃马纽埃尔先生相爱。其中的另一种声音是存在的。
《谢利》中，最初直接描写的是少女卡罗琳与工厂主罗伯特·穆尔之间情感的微妙发展。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读者知道。作为孤儿的卡罗琳爱上了表哥罗伯特，但罗伯特却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两人的关系发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后，谢利出现了，她富有、美丽、强悍。这时的卡罗琳被边缘化，而富有的谢利成为中心，她与罗伯特·穆尔关系的发展成为焦点。其盾发生了工人的起义，罗伯特为了购买机器向谢利借钱，并向谢利求婚。小说在描写罗伯特的这一举动时具有双重的声音，对他的自私和功力的行为有所谴责，因他放弃深爱他的卡罗琳，屈膝向富有的谢利求婚。作为作品着力塑造的正面女主人公谢利，她已与罗伯特的弟弟路易斯·穆尔相爱。这种叙述中，潜藏着另一种声音。即对谢利的高尚品德的赞美和对罗伯特的善意嘲讽。因为身为家庭教师的路易斯·穆尔是清贫的。
简·爱、卡罗琳、露西这类社会的边缘人，往往是作为“他者”的身份在说话。她们在公共场域中尽量默化、压抑自己。这暴露出夏洛蒂在现实生活和艺术世界中存在自身的价值观与世俗价值层面的冲突。为了适合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权利与财富的角逐，夏洛蒂采取了从边缘到中心推进的吊诡故事模式，边缘人逐渐从边缘向主流社会层面的挺进。这是一种在双重语境之下的历史叙述。是作者对权利的抗争和妥协。英国的评论家特雷·伊格尔顿认为：“夏洛蒂的小说处理的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小说展示的是社会中充满的人类权利斗争的关系”。
三、作者的焦虑与自慰——第一人称叙事
夏洛蒂作为一个女作家，有着诸多的自身焦虑与压抑。她的第一人称叙事正是作家焦虑与自慰的符号体现。詹姆斯·费伦认为：“声音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现象。”在夏洛蒂的作品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等级和父权的文化暴力之下寻求读者的同情和认同。并且，她在作品中。经常称读者为“你”。直接与读者交流。美国文学评论家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认为：“这一单数‘读者’的事实在呼唤读者的过程中加强了把广大受述者视为亲密朋友的意识，与书信体小说中的呼语行为十分相似。”《简·爱》的第一人称叙述“我”与读者直接交流是比较直接的，特别是在小说中。当“我”简·爱面临生活中比较棘手和重大事件或情绪激动时，都会直呼读者“你”。小说第18章。描写罗切斯特与贵族社交圈的朋友在桑菲尔德庄园聚会，简·爱看到罗切斯特与其传说中的情人英格拉姆小姐柔情蜜意的时候，这时“我”又与读者直接交流：
读者，你也许会以为，有许多东西会引起嫉妒吧。但是，我并不嫉妒。或者说很嫉妒：我所受的痛苦不能用这个字眼来解释。英格拉姆小姐不是一个值得嫉妒的对象。她不配使人产生那种感觉。
这是叙述者简·爱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心理活动，这表明，虽然在社会地位上简·爱处于弱势，是个穷教师，但在精神上是高贵的。这时的简·爱意识到自己对罗切斯特强烈的爱情。但又看到罗切斯特与别人在调情，她内心是痛苦、孤独的。这时。我”与读者的交流。似乎是在向朋友排解自己心中的郁闷和不平，与读者形成了一种窃窃私语的同谋关系。同样。在《简·爱》的第27章，简·爱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还活着时，她毅然离开罗切斯特，这时的她又说道：“好心的读者啊，但愿你永远不会感受我当时感受到的心情!但愿你的眼睛永远不像我的眼睛那样，淌出暴风雨般的烫人的、揪心的泪水!”这是。我。向读者表达她失去爱情时的痛苦心情，也表明她寻求的是纯洁无瑕的爱情，引起读者的同情。当她邂逅表兄圣约翰一家，圣约翰将向简·爱求婚时，简·爱又向读者表白自己的心迹：“读者啊，你也许以为，在这些环境和命运的变迁中，我已经把罗切斯特先生忘了。一刻也没忘。”这就把她的心之所属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为使后面的圣约翰求婚之举得到读者的“谅解”做铺垫。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夏洛蒂很重视读者的感受，也是女性“作家身份焦虑”(anxiety ofauthorship)的显现。
《维莱特激尾娓道来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使叙述者与读者形成了同谋关系、产生了共鸣。这部小说以孤女露西·斯诺为主人公。她的生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英国的生活。特别以布赖顿夫人家的生活为主。露西做为一个孤女，在此作客，观察布赖顿和小女孩波琳娜的游戏：
这种种表演被他消极被动地忍受下来：有时看到她的真挚、偏爱甚至产生的一种自鸣得意的惊异就会使他的眼中流露出并非不和善的笑意。
这段表述，展现了露西对波琳娜和布赖顿亲密无邪关系的羡慕和妒忌，也显示典型的边缘人心态，叙述者露西刻意与读者交流，与读者形成同谋关系，以从中获得力量。
在露西生活的第二个阶段，到伦敦和维莱特之前。露西第一次外出闯天下，她的心情是不安和激动的，因为未来充满了未知数。“去伦敦时，我冒的险和显示的胆量比读者想象的少”我知道，我的读者，是不会感谢我精心复制一套富有诗意的最初印象的人”。这里，她期望获得读者的理解和支持。第三个阶段。露西到达法国小城维莱特后，经历了两次情感的起伏，此中作者也注意与读者交流。第一次与布赖顿通信：“读者还记得前几页讲过的话，还想问问我怎么回复这些信的吧”，显然。这时她的心情是躁动和充满期待的。第二次是当她与保罗朦胧的爱开始时。叙述者露西在叙述中又加入了与读者的互动。如“象读者或许还记得的”之类的语句。与读者沟通交流。缓解露西与保罗等一起出去郊游时的激动和不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夏洛蒂的第一人称叙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切身体验，也反映出人物情感的强烈程度以及心理的波动。
夏洛蒂的写作可以说是在女性视阈下关注着社会公众事物。在女性特质掩盖下进行着颇具政治化的阐释：她的从边缘向中心挺进的故事模式，彰显了处于边缘化的阶级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反叛和抗争：第一人称叙事构建了作者抑或人物与读者的同谋关系，显示了夏洛蒂作为女性作家处于亚文化群体地位的自身焦虑。纵上所述，夏洛蒂是试图通过她的女性文本和阴性书写突破女性自身的内囿和父权制的历史语境。抵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边缘化和在语言、意识上的漠视，这是夏洛蒂的吊诡，同时也是夏洛蒂的无奈。
[关键词]夏洛蒂·勃朗特 边缘人 主体意识 身份焦虑
英国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简·爱》不仅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令人瞩目。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也对之趋之若骛。众多的文学评论常常认为夏洛蒂的写作融入了她过多的做家庭教师的体验。是典型的自传体的作品，具有女性作家自我发泄的文本形式。而英国的玛乔莉·博尔顿认为说：“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专写我们在社会上的经验”。夏洛蒂的四部小说《简·爱》《谢利》、《维莱特》、《教师》的故事情节，虽然有的是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具有很大的亲历性。但其作品折射出19世纪维多利亚社会公众事务中诸多社会问题，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生活。安·坎贝尔认为“勃朗特姐妹生活在权利的时代，权利和控制在勃朗特们的主要性格中交替出现，所有的勃朗特家族的女性。都在探究潜在的人类的权利。”在夏洛蒂的作品中。社会主题常常淹没在私人化的、敏感的、抒情叙事中，那些源自公众生活的、残酷的、写实的现实信息，聚集到其女主人公的心灵窗口折射出来，实现了从个人小天地向广阔社会公共领域的推进。并且，在宗法制父权(patriarchy)价值体系中，夏洛蒂的女性主体意识掺杂在性别政治和文化社会意识中，以边缘人向中心挺进的姿态，显示着作者对权利的去势与挑战。同时。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叙说着作家自身的焦虑与无奈。
一、公众事物与私人感受的交叠
在夏洛蒂的貌似绵绵女性叙事风格的文本之下。人们会经由不同层次的阅读，抽绎出其作品潜隐着的现实与文本置换的可能性和指涉性。在夏洛蒂的所谓闺阁体中。实际上涉及了英国的海外殖民、经济和阶级关系、教育体制和女性婚姻等方面的社会公共领域。
首先。夏洛蒂的小说折射出英国海外殖民的社会背景。《简·爱》虽然是被称作是“女孩子的谈话”，但是，其中有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伯莎·梅森，她是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女儿。这说明了夏洛蒂对英国殖民活动的熟悉。《维莱特》中，男主人公埃玛纽埃尔的三年海外经历，也是去加勒比海的法属巴斯特尔岛的。这些信息，都折射出夏洛蒂虽然生活在闭塞的霍沃斯牧师住宅，但她的思维与维多利亚社会的脉搏的跳动是一致的。
其次，夏洛蒂也不乏关注英国社会问题的作品。《谢利》描写了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劳资矛盾和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再现了19世纪早期英国的工商业情况、劳资问题、约克郡的风俗人情等。作品中的工厂主罗伯特·穆尔，正是新型工厂主的典型。他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是工厂主保护新机器和工人要保住自己饭碗的斗争。作品描写得真实可信，被认为反映了“英格兰小说的状况”。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上的发展，他们要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大批的家庭教师就应运而生。教师是夏洛蒂作品主人公的主要职业。她们的生活和经历也成为其作品重点描写的部分。《简·爱》用很多篇幅描写了家庭教师的生活口《教师》、《维莱特》包括《简·爱》较多描写了当时学校教育的状况，特别是《简·爱》。通过对劳渥德慈善学校的描写，揭示出英国慈善教育的弊端，教育状况的鄙陋和落后等，学校环境的恶劣和艰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次，财产与婚姻的关系，可以折射出诸多的社会问题。人们对《简·爱》的结尾争论颇多，小说以简·爱继承遗产作结，夏洛蒂为什么要加入这样的结尾?这一结尾是画蛇添足还是锦上添花，令后世的读者和研究者颇为费神。这一方面说明了夏洛蒂作为女性作家的自身身份焦虑。在19世纪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婚姻需要以财产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夏洛蒂明白妇女的解放需要经济上的独立。另一方面，不仅女性的婚姻需要财富。男性的婚姻也是金钱与地位结合的混合体。《简·爱》中罗切斯特与疯妻子伯莎的结合，正是家族利益所致。罗切斯特的父亲为了财产完整，把财产留给了大儿子：而为了不使罗切斯特成为穷人，诱使罗切斯特与有精神病的伯莎结合，因为她有三万英镑的陪嫁。罗切斯特与伯莎都是金钱婚姻的牺牲品o《谢利》中的孤女卡洛琳。没有遗产，她对罗伯特有着狂热的爱，但作为工厂主的罗伯特犹豫迟疑。在生意危机关头，罗伯特不惜向富有的谢利求婚，其中的铜锈色彩昭然若揭o《维莱特》中的孤女露西·斯诺，同样也是没有财富和地位的边缘人。
夏洛蒂正是通过把外在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现象转化为个人写作的一部分，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种族、个人主义竞争、阶级关系、教育以及婚姻等社会公共问题。
二、夏洛蒂的女性吊诡——边缘人对社会权利的去势
夏洛蒂的四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往往是出身贫寒，先以边缘声音、画外音的形式讲故事，使人们对主人公的处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当故事叙述到关键情节时。作者才将女主人公从故事的边缘地带推到情节的中心。因此。夏洛蒂独特鲜明的平等意识和女性主义的价值观，通过这种巧妙的吊诡得以实现，显示了夏洛蒂的强烈平等意识和对权力(power)的去势。作者这种价值观的实现。是以双重声音(double-voiced)的“在场”来实现的。这种双重声音，一是借助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表达边缘人的声音。在此声音的掩盖下，又具有着另一重声音——隐含作者的声音(the voiceof implied author)。这是在表面貌似符合传统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状态下。作者自己的另一套平民的潜话语。如小说《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的生活分五个阶段，第三阶段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的生活在整个小说中占40％以上的篇幅。这一阶段简·爱由一个被歧视的孤儿到做家庭女教师。简·爱被罗切斯特的强悍、成熟、冷漠、优雅的气质所吸引。爱上了他。在贵族们的狂欢会上，简·爱带着阿岱勒坐在沙发的背后，隐没在窗帘的阴影之下。目睹着那容光焕发的罗切斯特与魅力四射的英格拉姆小姐调情言欢。简·爱的内心很焦虑、失落。简·爱处于边缘人的位置，她在冷眼旁观他们的爱情游戏。“她的骄傲和自负却把她一心想诱惑的对象推得越来越远——看到这些，使我马上置身在无休止的激动和令人痛苦的抑制之中”。虽然她是卑微的家庭教师，但对英格拉姆小姐的评价折射出简·爱骨子里的高傲和自信，有一个潜在的声音告诉读者：我是最棒的。在这种双重声音的叙述中，罗切斯特向简·爱求婚这一举动又成为意料之中的举动。实现了作者自己向权利和财富挑战的期待视阈。
小说《维莱特》也存在着由边缘向中心 的过渡的结构和双重声音。首先。进入人们眼帘的是富有的、活泼美丽的波琳娜小姐。波琳娜最大乐趣是与大哥哥格雷厄姆·布赖顿玩。作品中的“我”露西·斯诺。一个寄居的穷亲戚，冷眼察看并讲述着他们的友谊。后来波琳娜。被父亲接走，小说这才开始写“我”的生活和经历。这种旁观者的叙述，潜台词就是：一个有着父亲和财产的小女孩与孤儿是有差别的，身为孤儿的。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社会的边缘人，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和适当的社会位置”。当“我”离开英国来到法国小城维莱特一个寄宿学校教书时，露西也处于边缘位置，小说的主要叙述周围人的生活，如女校长贝克夫人的窥探癖好、学生的众生像、女学生范肖小姐与医生格雷厄姆的关系等。当露西与格雷厄姆和布赖顿夫人再次相认。这时的露西似乎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通过与格雷厄姆·布赖顿的通信，可以看出“我”暗恋着这位医生。不久，长大成人的波琳娜再次出现波琳娜小姐与格雷厄姆终成眷属。而“我”露西再次被边缘化。与任教于同学校的埃马纽埃尔先生相爱。其中的另一种声音是存在的。
《谢利》中，最初直接描写的是少女卡罗琳与工厂主罗伯特·穆尔之间情感的微妙发展。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读者知道。作为孤儿的卡罗琳爱上了表哥罗伯特，但罗伯特却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两人的关系发展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后，谢利出现了，她富有、美丽、强悍。这时的卡罗琳被边缘化，而富有的谢利成为中心，她与罗伯特·穆尔关系的发展成为焦点。其盾发生了工人的起义，罗伯特为了购买机器向谢利借钱，并向谢利求婚。小说在描写罗伯特的这一举动时具有双重的声音，对他的自私和功力的行为有所谴责，因他放弃深爱他的卡罗琳，屈膝向富有的谢利求婚。作为作品着力塑造的正面女主人公谢利，她已与罗伯特的弟弟路易斯·穆尔相爱。这种叙述中，潜藏着另一种声音。即对谢利的高尚品德的赞美和对罗伯特的善意嘲讽。因为身为家庭教师的路易斯·穆尔是清贫的。
简·爱、卡罗琳、露西这类社会的边缘人，往往是作为“他者”的身份在说话。她们在公共场域中尽量默化、压抑自己。这暴露出夏洛蒂在现实生活和艺术世界中存在自身的价值观与世俗价值层面的冲突。为了适合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权利与财富的角逐，夏洛蒂采取了从边缘到中心推进的吊诡故事模式，边缘人逐渐从边缘向主流社会层面的挺进。这是一种在双重语境之下的历史叙述。是作者对权利的抗争和妥协。英国的评论家特雷·伊格尔顿认为：“夏洛蒂的小说处理的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小说展示的是社会中充满的人类权利斗争的关系”。
三、作者的焦虑与自慰——第一人称叙事
夏洛蒂作为一个女作家，有着诸多的自身焦虑与压抑。她的第一人称叙事正是作家焦虑与自慰的符号体现。詹姆斯·费伦认为：“声音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个体现象。”在夏洛蒂的作品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等级和父权的文化暴力之下寻求读者的同情和认同。并且，她在作品中。经常称读者为“你”。直接与读者交流。美国文学评论家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认为：“这一单数‘读者’的事实在呼唤读者的过程中加强了把广大受述者视为亲密朋友的意识，与书信体小说中的呼语行为十分相似。”《简·爱》的第一人称叙述“我”与读者直接交流是比较直接的，特别是在小说中。当“我”简·爱面临生活中比较棘手和重大事件或情绪激动时，都会直呼读者“你”。小说第18章。描写罗切斯特与贵族社交圈的朋友在桑菲尔德庄园聚会，简·爱看到罗切斯特与其传说中的情人英格拉姆小姐柔情蜜意的时候，这时“我”又与读者直接交流：
读者，你也许会以为，有许多东西会引起嫉妒吧。但是，我并不嫉妒。或者说很嫉妒：我所受的痛苦不能用这个字眼来解释。英格拉姆小姐不是一个值得嫉妒的对象。她不配使人产生那种感觉。
这是叙述者简·爱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心理活动，这表明，虽然在社会地位上简·爱处于弱势，是个穷教师，但在精神上是高贵的。这时的简·爱意识到自己对罗切斯特强烈的爱情。但又看到罗切斯特与别人在调情，她内心是痛苦、孤独的。这时。我”与读者的交流。似乎是在向朋友排解自己心中的郁闷和不平，与读者形成了一种窃窃私语的同谋关系。同样。在《简·爱》的第27章，简·爱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还活着时，她毅然离开罗切斯特，这时的她又说道：“好心的读者啊，但愿你永远不会感受我当时感受到的心情!但愿你的眼睛永远不像我的眼睛那样，淌出暴风雨般的烫人的、揪心的泪水!”这是。我。向读者表达她失去爱情时的痛苦心情，也表明她寻求的是纯洁无瑕的爱情，引起读者的同情。当她邂逅表兄圣约翰一家，圣约翰将向简·爱求婚时，简·爱又向读者表白自己的心迹：“读者啊，你也许以为，在这些环境和命运的变迁中，我已经把罗切斯特先生忘了。一刻也没忘。”这就把她的心之所属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为使后面的圣约翰求婚之举得到读者的“谅解”做铺垫。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表明夏洛蒂很重视读者的感受，也是女性“作家身份焦虑”(anxiety ofauthorship)的显现。
《维莱特激尾娓道来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使叙述者与读者形成了同谋关系、产生了共鸣。这部小说以孤女露西·斯诺为主人公。她的生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英国的生活。特别以布赖顿夫人家的生活为主。露西做为一个孤女，在此作客，观察布赖顿和小女孩波琳娜的游戏：
这种种表演被他消极被动地忍受下来：有时看到她的真挚、偏爱甚至产生的一种自鸣得意的惊异就会使他的眼中流露出并非不和善的笑意。
这段表述，展现了露西对波琳娜和布赖顿亲密无邪关系的羡慕和妒忌，也显示典型的边缘人心态，叙述者露西刻意与读者交流，与读者形成同谋关系，以从中获得力量。
在露西生活的第二个阶段，到伦敦和维莱特之前。露西第一次外出闯天下，她的心情是不安和激动的，因为未来充满了未知数。“去伦敦时，我冒的险和显示的胆量比读者想象的少”我知道，我的读者，是不会感谢我精心复制一套富有诗意的最初印象的人”。这里，她期望获得读者的理解和支持。第三个阶段。露西到达法国小城维莱特后，经历了两次情感的起伏，此中作者也注意与读者交流。第一次与布赖顿通信：“读者还记得前几页讲过的话，还想问问我怎么回复这些信的吧”，显然。这时她的心情是躁动和充满期待的。第二次是当她与保罗朦胧的爱开始时。叙述者露西在叙述中又加入了与读者的互动。如“象读者或许还记得的”之类的语句。与读者沟通交流。缓解露西与保罗等一起出去郊游时的激动和不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夏洛蒂的第一人称叙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切身体验，也反映出人物情感的强烈程度以及心理的波动。
夏洛蒂的写作可以说是在女性视阈下关注着社会公众事物。在女性特质掩盖下进行着颇具政治化的阐释：她的从边缘向中心挺进的故事模式，彰显了处于边缘化的阶级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反叛和抗争：第一人称叙事构建了作者抑或人物与读者的同谋关系，显示了夏洛蒂作为女性作家处于亚文化群体地位的自身焦虑。纵上所述，夏洛蒂是试图通过她的女性文本和阴性书写突破女性自身的内囿和父权制的历史语境。抵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边缘化和在语言、意识上的漠视，这是夏洛蒂的吊诡，同时也是夏洛蒂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