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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个体来实现全球价值
当今的世博会,首要展示的已不再是商品与科技,而是文化与理念。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便是明证。由此,在上海世博园区,各国场馆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凸显各自国度最具标志性的风采,要是可能,便在场馆最醒目之处尽情挥洒,甚或直接把影像投射在场馆外墙,捕获每位游客的心。
在世博园区,就有一个国家把本国国度的所有精粹与神韵均凝炼于这张笑脸,绽放在场馆外墙,并辅以他的那句名言——“时间总是用来做正确的事情”,于是,整个场馆乃至整个国度阳光灿烂。
这个人就是纳尔逊·曼德拉。他那一脸可消融一切愤懑与怨恨的笑容,被定格在上海世博园区南非国家馆的外墙,成为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志(见图1和图2)。
7月18日,南非馆迎来一场恢弘的盛宴,南非演艺界以豪华阵容亮相世博。这天既非开馆日,亦非国家馆日。这场盛宴是献礼首届“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UN Nelson Mandela International Day)的到来。
去年11月10日,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3号决议,决定自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日(曼德拉生日)定为“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以表彰他对自由、公正与民主所作出的终身成就。就在他去年生日那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盛赞曼德拉为“联合国最崇高价值的生动体现……简言之,他是世界公民的一个楷模。”在潘基文眼中,曼德拉是“平凡之人”。“但是,他却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潘基文通过视频重申,曼德拉“体现了最高的人文价值和联合国价值”。
设置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在于表彰无私奉献于一种普适性的崇高价值,由此,曼德拉是世界性的,普适性的,恒久性的(庆祝首届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的图片见图3和图4)。
“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自尊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他身陷囹圄长达27年半,仅在臭名昭著的罗布恩岛就煎熬了18年。
二、以学习来创造狱中生活
罗布恩岛(Robben Island,又译为罗本岛)位于南非西海岸,临近开普敦(见图5)。19世纪中叶,这里曾收容麻风病人与精神病患者。20世纪60年代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政治犯大都囚禁于此,罗布恩岛由此成为种族隔离的堡垒。
罗布恩岛距离大陆最近距离才8公里。据说,曾经有个女孩通过游泳从本土成功登陆该岛。女孩能行,拥有1.83米强健体魄的曼德拉为何不能?其实,这根本无涉能力,而关乎意愿。当然,小岛近岸乱礁嶙峋,沉戟暗伏,锐如尖刺,还不排除4米多高围墙的阻挡作用,而且监狱对作为D类囚犯的曼德拉更是戒备森严,但这无以恫吓斗志昂扬的曼德拉。多少次,南非白人政府高官对曼德拉说:“我们可以让你去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你离开南非,不再坚持你所谓的种族平等。”曼德拉却斩钉截铁地答道:“哪里是世界?这里就是我的世界,没有平等自由,我永远不会离开南非。”
开采石灰石,可以说是岛上囚犯的全部生活(见图6)。常年在烈日下开采,石灰石反射的强光灼伤了曼德拉的双眼,以至于晚年的他在公共场合请求大家放弃使用闪光灯。然而,艰辛的劳作并没有摧残曼德拉的意志。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监狱的生存方式,狱中的创造性生活,牢房的强者辅弱机制,便是学习。
从1963年那场震惊全球的利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开始,曼德拉就已在攻读伦敦大学的函授法学士学位。1968年,对囚犯的学习,监狱当局开始横加阻挠。一切研究生课程均遭禁止,法学士也在严禁之列。函授课程同样受到极大限制,法律、历史、商业法、速记和打字等科目的函授课程一律被取缔。函授课程通常可以用不同语言来完成,但茨瓦纳语、德语、法语被禁,当局的理由竟然是,没有专业检查官来审查这些语种的教科书。由此,曼德拉的学习权利被剥夺了4年。
不过,中止学习权利却给他带来意外收获,他遂转向博览群书,尽管阅读的权利也是曼德拉与当局艰辛斗争的胜利成果。当然,政治书籍,尤其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概查禁,哪怕是带有“红”和“战争”字眼的资料,比如《小红帽》、《星球大战》,也难逃审查制度的厄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曼德拉阅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名著。此外,他还自学Afrikaans(南非白人通用的荷兰语),并通过六级考试。这或许是最为安全的学习途径,通过Afrikaans文献,曼德拉可以在狱中纵观天下,指点江山。1976年,曼德拉又开始计划攻读工商学士学位。
1977年年初,当局解除了对曼德拉的强制劳作,“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突如其来的大量闲暇时间,使曼德拉如获至宝,从此更是勤勉于自我充实与提升。这期间,他以函授的方式最终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三、在牢狱中培养国之栋梁
曼德拉的勤学精神激励了狱友,尤其是有一定学历的狱友,他们纷纷效仿,函授遂成狱中时尚。比曼德拉长8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元老戈万·姆贝基(Govan Archibald Mvuyelwa Mbeki),服刑期间一连采撷文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和荣誉文学学士学位;伴随曼德拉在狱中煎熬时间最长的狱友阿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在狱中先后获得犯罪学和图书馆学的学士学位以及历史和非洲政治的荣誉学士学位;与曼德拉一起被判为终生监禁的比利·奈尔(Billy Nair),在服刑期间取得文学士和工商学士学位,并完成了法学学士学位的绝大多数课程(因多次羁押而不得不放弃)。
当然,这些狱友原本就拥有良好的文化基础,甚至在青年时代就获取了学位。而狱中被囚禁的更多是那些所谓的“少年英雄”,他们为革命而辍学,或者被贫困与种族歧视剥夺了受教育权。曼德拉高瞻远瞩地看到,革命不是为了摧毁旧制度,而是建设新共和国。共和国建设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知识。于是,曼德拉、比利·奈尔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以各种非暴力方式,比如绝食,来为所有囚犯争取权益,尤其是学习权。
罗布恩岛上的石料场有一座山洞,用于囚犯在劳作间隙歇息。在此洞穴,曼德拉组织高学历的政治犯为其他狱友传授知识,开启心智,武装头脑,教学便从狱中的政治犯弥散到整所监狱被关押的人群。
把大西洋的碧空当作黑板,以桌湾(Table Bay)的蓝海充作课桌,在罗布恩岛上被强制改造的曼德拉把该岛改造成为一所富有生命力的“曼德拉大学”。尽管学校如此虚拟,仅存在于狱友的心间,然而,这所学校却“有自己的教授,有自己的课程,有自己的教材……还对正式的理论学习和非正式的政治学习进行了区分”。
自学成才的瓦尔特·西苏鲁(Walter Max Ulyate Sisulu),整天捧着那册翻烂了的字典是他的标志性形象,被曼德拉誉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深入浅出地讲授该组织的起源与早期历史,反响极佳。“对于这些青年人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所接受到的唯一的政治教育。”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叫做《教学大纲A》的教材,涵盖了西苏鲁教授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运动史、卡特拉达主讲的印度人斗争史等各类解放运动史,以及曾留学民主德国的麦克(Sathyandranath Ragunanan Maharaj)传授的马克思主义,学制为两年,适用于岛上的所有狱友。当然,这种教学方式是违禁的。囚禁在特殊监狱中的教师就把讲义偷运到普通监狱,普通监狱的狱友再把问题和观点反馈给教师。这可以说是狱中函授教育。
充当教师的那些狱友充分认识到教学相长的含义,尤其当面对的学生是那些饱尝世道艰辛却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的青年人。他们关心的不是哲理,而是现实。比如讲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便会发问:“是的,但在实践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有地没有钱,而我的朋友有钱没有地,我们两人谁的需求更大呢?”这类提问迫使教师从高谈阔论变得脚踏实地。
曼德拉亲授政治经济学,谈经济人的历史演变,从远古到当今,娓娓道来。他自知无教师资格,但认为或许严格师范教育的缺失更有助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于是把面授变成交谈。苏格拉底式的教学风格使师生传授变成心与心的交流,甚至发展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有一次,曼德拉想知道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中“费边”概念的词源,狱中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Dennis Vincent Brutus)就给予了完美解答。
单凭借这种返璞归真的教育教学模式,“曼德拉大学”就足以彪炳史册。1994年首次全民公选之后,“曼德拉大学”的校友成为新南非的中流砥柱。戈万·姆贝基当选新南非的参议院副议长;其嗣子塔博·姆贝基出任曼德拉总统的副手,之后又继承了曼德拉的衣钵,成为新南非第二任总统;阿迈德·卡特拉达先后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公共关系部部长、国会议员和曼德拉总统的政治顾问,至今仍担任罗布恩岛博物馆委员会(Robben Island Museum Council)主席;比利·奈尔长期担任南非国会议员,负责财政。而现任总统祖马入狱时仅断断续续接受过几年非正规教育,在岛上,他跟随戈万·姆贝基勤学苦练,是牢狱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四、以教育来见证人类记忆
昔日囚犯,今日政要。“曼德拉大学”是南非人心目中真正的最高学府,世人敬仰。这所狱中学府办得如此成功,乃至于在1981年,在岛上囚禁17年之后,尚在狱中的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得票竟然高达7 199张。尽管最终败给了安妮公主,但此次提名可视作国际教育界对“曼德拉大学”的褒奖。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寿终正寝,“曼德拉大学”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但罗布恩岛依然漂浮于南大西洋的激流之上(见图9)。
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之前整整10年,罗布恩岛因见证“民主和自由战胜压迫和种族主义”,于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保存罗布恩岛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成立了玛伊布耶档案中心(Mayibuye Archive)。该中心录制了一套影视资料,其中之一便为《罗布恩岛——我们的大学》。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大学即小岛,小岛即大学。曼德拉及其狱友由此砥砺斗志,锻造雄心,雕琢宽容。1990年2月11日16时,“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正是这种宽容铸造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可以说,“曼德拉大学”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彩虹之国”。
显然,没有“曼德拉大学”,罗布恩岛无以见证“民主和自由战胜压迫和种族主义”。“曼德拉大学”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曼德拉彻底改变了监狱制度,把监狱打造成为大学,也从根本上颠覆了南非白人政权,把不懈斗争演绎为终身学习。这恰好诠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做人——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1972)一书中所竭力推崇的教育精神,即终身学习使每个人均能成为其进步的主人翁和创造者。教育遂成为人格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进器。不知当年在巴黎起草这部典籍的专家们当初是否冥冥之中有所预感,远在南大西洋角落的那座荒岛上正在演绎着一场伟大的教育革命。
2005年1月1日,创办于1964年的伊丽莎白港大学(University of Port Elizabeth)和成立于1882年的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Port Elizabeth Techniko,前身为高级技术教育学院,College for Advanced Technical Education)以及1981年建校的维斯特大学伊丽莎白港校区(Port Elizabeth Campus of Vista University)合并为纳尔逊·曼德拉都市大学(Nelson Mandel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据西班牙国家教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赛博度量实验室(Cybermetrics Lab)最近出台的一份高校排行榜,该校在非洲大陆排名第14,在南非排名第11,但在全球仅排名第2 300位。可见,该校并未因冠名曼德拉而享誉全球。
纳尔逊·曼德拉都市大学的冠名,纪念的只是一个人,而以罗布恩岛为依托的“曼德拉大学”,纪念的则是一种精神,因而,这所消失在现实中的学府能常驻人类记忆之中。
参考文献:
[1]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M].谭振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 俞可.精神好望角[N].文汇报,2010-7-12.
[3] 俞可.曼德拉出狱地点及其他[N].文汇报.2010-7-28.
[4] Bezdrob,Anne Marie du Preez. The Nelson Mandela Story[M]. Samoja,2006.
[5] Kathrada,A.
当今的世博会,首要展示的已不再是商品与科技,而是文化与理念。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便是明证。由此,在上海世博园区,各国场馆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凸显各自国度最具标志性的风采,要是可能,便在场馆最醒目之处尽情挥洒,甚或直接把影像投射在场馆外墙,捕获每位游客的心。
在世博园区,就有一个国家把本国国度的所有精粹与神韵均凝炼于这张笑脸,绽放在场馆外墙,并辅以他的那句名言——“时间总是用来做正确的事情”,于是,整个场馆乃至整个国度阳光灿烂。
这个人就是纳尔逊·曼德拉。他那一脸可消融一切愤懑与怨恨的笑容,被定格在上海世博园区南非国家馆的外墙,成为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志(见图1和图2)。
7月18日,南非馆迎来一场恢弘的盛宴,南非演艺界以豪华阵容亮相世博。这天既非开馆日,亦非国家馆日。这场盛宴是献礼首届“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UN Nelson Mandela International Day)的到来。
去年11月10日,第6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3号决议,决定自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日(曼德拉生日)定为“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以表彰他对自由、公正与民主所作出的终身成就。就在他去年生日那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盛赞曼德拉为“联合国最崇高价值的生动体现……简言之,他是世界公民的一个楷模。”在潘基文眼中,曼德拉是“平凡之人”。“但是,他却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潘基文通过视频重申,曼德拉“体现了最高的人文价值和联合国价值”。
设置这个节日的真正意义在于表彰无私奉献于一种普适性的崇高价值,由此,曼德拉是世界性的,普适性的,恒久性的(庆祝首届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的图片见图3和图4)。
“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自尊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他身陷囹圄长达27年半,仅在臭名昭著的罗布恩岛就煎熬了18年。
二、以学习来创造狱中生活
罗布恩岛(Robben Island,又译为罗本岛)位于南非西海岸,临近开普敦(见图5)。19世纪中叶,这里曾收容麻风病人与精神病患者。20世纪60年代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黑人政治犯大都囚禁于此,罗布恩岛由此成为种族隔离的堡垒。
罗布恩岛距离大陆最近距离才8公里。据说,曾经有个女孩通过游泳从本土成功登陆该岛。女孩能行,拥有1.83米强健体魄的曼德拉为何不能?其实,这根本无涉能力,而关乎意愿。当然,小岛近岸乱礁嶙峋,沉戟暗伏,锐如尖刺,还不排除4米多高围墙的阻挡作用,而且监狱对作为D类囚犯的曼德拉更是戒备森严,但这无以恫吓斗志昂扬的曼德拉。多少次,南非白人政府高官对曼德拉说:“我们可以让你去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你离开南非,不再坚持你所谓的种族平等。”曼德拉却斩钉截铁地答道:“哪里是世界?这里就是我的世界,没有平等自由,我永远不会离开南非。”
开采石灰石,可以说是岛上囚犯的全部生活(见图6)。常年在烈日下开采,石灰石反射的强光灼伤了曼德拉的双眼,以至于晚年的他在公共场合请求大家放弃使用闪光灯。然而,艰辛的劳作并没有摧残曼德拉的意志。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监狱的生存方式,狱中的创造性生活,牢房的强者辅弱机制,便是学习。
从1963年那场震惊全球的利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开始,曼德拉就已在攻读伦敦大学的函授法学士学位。1968年,对囚犯的学习,监狱当局开始横加阻挠。一切研究生课程均遭禁止,法学士也在严禁之列。函授课程同样受到极大限制,法律、历史、商业法、速记和打字等科目的函授课程一律被取缔。函授课程通常可以用不同语言来完成,但茨瓦纳语、德语、法语被禁,当局的理由竟然是,没有专业检查官来审查这些语种的教科书。由此,曼德拉的学习权利被剥夺了4年。
不过,中止学习权利却给他带来意外收获,他遂转向博览群书,尽管阅读的权利也是曼德拉与当局艰辛斗争的胜利成果。当然,政治书籍,尤其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一概查禁,哪怕是带有“红”和“战争”字眼的资料,比如《小红帽》、《星球大战》,也难逃审查制度的厄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曼德拉阅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名著。此外,他还自学Afrikaans(南非白人通用的荷兰语),并通过六级考试。这或许是最为安全的学习途径,通过Afrikaans文献,曼德拉可以在狱中纵观天下,指点江山。1976年,曼德拉又开始计划攻读工商学士学位。
1977年年初,当局解除了对曼德拉的强制劳作,“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突如其来的大量闲暇时间,使曼德拉如获至宝,从此更是勤勉于自我充实与提升。这期间,他以函授的方式最终获得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三、在牢狱中培养国之栋梁
曼德拉的勤学精神激励了狱友,尤其是有一定学历的狱友,他们纷纷效仿,函授遂成狱中时尚。比曼德拉长8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元老戈万·姆贝基(Govan Archibald Mvuyelwa Mbeki),服刑期间一连采撷文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和荣誉文学学士学位;伴随曼德拉在狱中煎熬时间最长的狱友阿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在狱中先后获得犯罪学和图书馆学的学士学位以及历史和非洲政治的荣誉学士学位;与曼德拉一起被判为终生监禁的比利·奈尔(Billy Nair),在服刑期间取得文学士和工商学士学位,并完成了法学学士学位的绝大多数课程(因多次羁押而不得不放弃)。
当然,这些狱友原本就拥有良好的文化基础,甚至在青年时代就获取了学位。而狱中被囚禁的更多是那些所谓的“少年英雄”,他们为革命而辍学,或者被贫困与种族歧视剥夺了受教育权。曼德拉高瞻远瞩地看到,革命不是为了摧毁旧制度,而是建设新共和国。共和国建设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知识。于是,曼德拉、比利·奈尔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以各种非暴力方式,比如绝食,来为所有囚犯争取权益,尤其是学习权。
罗布恩岛上的石料场有一座山洞,用于囚犯在劳作间隙歇息。在此洞穴,曼德拉组织高学历的政治犯为其他狱友传授知识,开启心智,武装头脑,教学便从狱中的政治犯弥散到整所监狱被关押的人群。
把大西洋的碧空当作黑板,以桌湾(Table Bay)的蓝海充作课桌,在罗布恩岛上被强制改造的曼德拉把该岛改造成为一所富有生命力的“曼德拉大学”。尽管学校如此虚拟,仅存在于狱友的心间,然而,这所学校却“有自己的教授,有自己的课程,有自己的教材……还对正式的理论学习和非正式的政治学习进行了区分”。
自学成才的瓦尔特·西苏鲁(Walter Max Ulyate Sisulu),整天捧着那册翻烂了的字典是他的标志性形象,被曼德拉誉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深入浅出地讲授该组织的起源与早期历史,反响极佳。“对于这些青年人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所接受到的唯一的政治教育。”于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叫做《教学大纲A》的教材,涵盖了西苏鲁教授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运动史、卡特拉达主讲的印度人斗争史等各类解放运动史,以及曾留学民主德国的麦克(Sathyandranath Ragunanan Maharaj)传授的马克思主义,学制为两年,适用于岛上的所有狱友。当然,这种教学方式是违禁的。囚禁在特殊监狱中的教师就把讲义偷运到普通监狱,普通监狱的狱友再把问题和观点反馈给教师。这可以说是狱中函授教育。
充当教师的那些狱友充分认识到教学相长的含义,尤其当面对的学生是那些饱尝世道艰辛却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之外的青年人。他们关心的不是哲理,而是现实。比如讲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便会发问:“是的,但在实践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有地没有钱,而我的朋友有钱没有地,我们两人谁的需求更大呢?”这类提问迫使教师从高谈阔论变得脚踏实地。
曼德拉亲授政治经济学,谈经济人的历史演变,从远古到当今,娓娓道来。他自知无教师资格,但认为或许严格师范教育的缺失更有助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于是把面授变成交谈。苏格拉底式的教学风格使师生传授变成心与心的交流,甚至发展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有一次,曼德拉想知道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中“费边”概念的词源,狱中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Dennis Vincent Brutus)就给予了完美解答。
单凭借这种返璞归真的教育教学模式,“曼德拉大学”就足以彪炳史册。1994年首次全民公选之后,“曼德拉大学”的校友成为新南非的中流砥柱。戈万·姆贝基当选新南非的参议院副议长;其嗣子塔博·姆贝基出任曼德拉总统的副手,之后又继承了曼德拉的衣钵,成为新南非第二任总统;阿迈德·卡特拉达先后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公共关系部部长、国会议员和曼德拉总统的政治顾问,至今仍担任罗布恩岛博物馆委员会(Robben Island Museum Council)主席;比利·奈尔长期担任南非国会议员,负责财政。而现任总统祖马入狱时仅断断续续接受过几年非正规教育,在岛上,他跟随戈万·姆贝基勤学苦练,是牢狱成就了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四、以教育来见证人类记忆
昔日囚犯,今日政要。“曼德拉大学”是南非人心目中真正的最高学府,世人敬仰。这所狱中学府办得如此成功,乃至于在1981年,在岛上囚禁17年之后,尚在狱中的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得票竟然高达7 199张。尽管最终败给了安妮公主,但此次提名可视作国际教育界对“曼德拉大学”的褒奖。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寿终正寝,“曼德拉大学”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但罗布恩岛依然漂浮于南大西洋的激流之上(见图9)。
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曼德拉国际日”之前整整10年,罗布恩岛因见证“民主和自由战胜压迫和种族主义”,于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保存罗布恩岛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成立了玛伊布耶档案中心(Mayibuye Archive)。该中心录制了一套影视资料,其中之一便为《罗布恩岛——我们的大学》。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大学即小岛,小岛即大学。曼德拉及其狱友由此砥砺斗志,锻造雄心,雕琢宽容。1990年2月11日16时,“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正是这种宽容铸造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可以说,“曼德拉大学”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彩虹之国”。
显然,没有“曼德拉大学”,罗布恩岛无以见证“民主和自由战胜压迫和种族主义”。“曼德拉大学”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曼德拉彻底改变了监狱制度,把监狱打造成为大学,也从根本上颠覆了南非白人政权,把不懈斗争演绎为终身学习。这恰好诠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做人——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Learning to Be: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1972)一书中所竭力推崇的教育精神,即终身学习使每个人均能成为其进步的主人翁和创造者。教育遂成为人格成长与社会进步的推进器。不知当年在巴黎起草这部典籍的专家们当初是否冥冥之中有所预感,远在南大西洋角落的那座荒岛上正在演绎着一场伟大的教育革命。
2005年1月1日,创办于1964年的伊丽莎白港大学(University of Port Elizabeth)和成立于1882年的伊丽莎白港理工学院(Port Elizabeth Techniko,前身为高级技术教育学院,College for Advanced Technical Education)以及1981年建校的维斯特大学伊丽莎白港校区(Port Elizabeth Campus of Vista University)合并为纳尔逊·曼德拉都市大学(Nelson Mandel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据西班牙国家教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赛博度量实验室(Cybermetrics Lab)最近出台的一份高校排行榜,该校在非洲大陆排名第14,在南非排名第11,但在全球仅排名第2 300位。可见,该校并未因冠名曼德拉而享誉全球。
纳尔逊·曼德拉都市大学的冠名,纪念的只是一个人,而以罗布恩岛为依托的“曼德拉大学”,纪念的则是一种精神,因而,这所消失在现实中的学府能常驻人类记忆之中。
参考文献:
[1]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M].谭振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 俞可.精神好望角[N].文汇报,2010-7-12.
[3] 俞可.曼德拉出狱地点及其他[N].文汇报.2010-7-28.
[4] Bezdrob,Anne Marie du Preez. The Nelson Mandela Story[M]. Samoja,2006.
[5] Kathrad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