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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是我国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首先，“蚁族”是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主要是本科和专科学历，大部分就读于理工医等技术类专业，1/4就读经济管理类专业；其次，“蚁族”是低收入群体，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为主，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再次，“蚁族”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 411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十分担忧。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社会分配制度、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蚁族”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统计数字。据调查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南京、郑州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初步估计，“蚁族”全国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我最早关注“蚁族”是在200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北京市唐家岭地区聚居着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唐家岭的出租屋可以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但一定要“有宽带，能上网”。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于是，笔者立即组织科研团队对这一群体展开调研。2009年，我和我的团队，在总结了这个群体与蚂蚁的三个共同点“高智（知）”、“弱小”、“聚居”后，将之命名为“蚁族”，并于同年9月出版了第一部揭示这个群体的著作《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此书一经问世，便吸引了众多目光，“蚁族”——这个庞大的城市沉默群体，也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极，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
时隔一年后，我和我的团队再度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一书。书中不仅记录了我们对“蚁族”现象的思考感悟和分析解读，还收录了《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此份生存报告，是基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7个城市5000多份“蚁族”问卷撰写而成，展现了“蚁族”群体的最新变化和发展态势。简单而言，报告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降三升，五多五少”。
“三降”的第一个“降”是指“蚁族”中失业比例在下降，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失业“蚁族”的比例从 2009年的 18.6%下降到 2010年的10.1%；第二个“降”是指“蚁族”中从事“铁饭碗”工作的比例在下降，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仍然是“蚁族”就业的主渠道，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蚁族”比例仅为9.2%和3.2%，在党政机关工作的“蚁族”比例也从2009年的0.2%下降到2010年的0；第三个“降”是指“蚁族”对政府处理事件的满意度在下降。在民间传闻与政府信息两者之间，大多数“蚁族”选择对民间传闻和政府信息都有部分相信，但相比之下，更倾向于信任民间传闻。在总分为5分的满意度测评中，“湖北石首事件”仅为 1.5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仅为1.6分，大大低于平均值。
“三升”的第一个“升”是指“蚁族”学历层次在上升，“蚁族”中研究生毕业的比例由 2009年的 1.6%上升到2010年的7.2%，高学历已不能保证高收入和高待遇；第二个“升”是指“蚁族”中“211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由2009年的 10%上升至 2010年的28.9%，近三成好学生也难找到好工作；第三个“升”是指“蚁族”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由2009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5.5%，“蚁族”摆脱困境需要更长时间、“化蚁为蝶”愈发艰难。而“五多五少”具体是指：一是下层多、上层少。八成“蚁族”出身中下层，七成“蚁族”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二是支出多、结余少。不断上涨的房租和通货通胀使得大部分“蚁族”生活支出负担加重，结余很少或者没有，近五成收不抵支。三是关注社会民生的多、关注生活家居的少。“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在对近年来发生的20项重大事件关注度列表分析中，“蚁族”最为关注的是：云南监狱“躲猫猫”事件、杭州富二代醉驾案、邓玉娇案。四是身份认同的多、家长了解的少。八成受访者认同自己的“蚁族”身份，但七成多“蚁爸”、“蚁妈”不知道自己孩子是“蚁族”及目前的真实生活状况。五是归因社会的多、思考自己的少。近六成“蚁族”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了自己现在相对窘迫的生存状态，仅有一成“蚁族”认为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蚁族”是我国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弱势群体。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类似“蚁族”的寒门学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流动模式是混合型的。它一方面限制垂直流动在任何阶级、阶层间自由发生，如贵族以血亲和特殊功勋形成世袭的特权等级。另一方面，它又保证一定范围内的上升性流动，而科举制就是这种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渠道。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鱼跃龙门”实现阶层晋升。科举制度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底层知识青年”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从而保持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蚁族”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也在加强。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当“蚁族”发现自己奋斗过后，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时，他们将会对自己的人生境遇作出何种解释？是归因于自身——天生愚钝？努力不够？归因于家庭——投胎技术太差？没有一个好爸爸？还是归因于社会——分配不公平？富人太霸道？
可见，“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变为精英复制，那么就意味着普通阶层获得财富的边界走向封闭。当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聚拢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所谓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内心深处的被剥削感、被剥夺感必然会越来越强，从而引发高度不满，这从近年发生的“杭州飙车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已经初见端倪。
知识青年群体往往蕴含着极大的社会能量。在法、德、日和拉美诸国，都曾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法国“五月风暴”和韩国“光州事件”。去年年底突尼斯发生的骚乱，也是由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所引发，而整个骚乱事件的参与主体，就是低收入或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即所谓“突蚁”（突尼斯蚁族）。可见，“蚁族”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其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要把解决“蚁族”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据2010年调查显示，30.6%的“蚁族”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29.8%）和“平等的户口政策”（10.9%）。其他方面如“职业技能的培训”（7.6%）、“充分的就业信息”（5.9%）、“医疗政策的倾斜”（3.8%）等紧随其后成为“蚁族”比较倾向的选择。对这些“蚁族”反映强烈、帶有共性的问题，应加强政策研究，完善相关政策，注重配套措施，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
同时，还要认识到，“蚁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新时期我国底层知识青年的出路和发展问题。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已不可能让所有青年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但大量底层知识青年从事低端或体力劳动，又与其自身期望相差甚远。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但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对整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因此，解决“蚁族”问题，不能单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单就高等教育问题谈高等教育问题，而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发展的高度上，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下，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近年来，在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首先，“蚁族”是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主要是本科和专科学历，大部分就读于理工医等技术类专业，1/4就读经济管理类专业；其次，“蚁族”是低收入群体，大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为主，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再次，“蚁族”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 411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十分担忧。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我国城市管理、大学生就业、社会底层群体稳定、社会分配制度、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城市管理日趋复杂、国际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蚁族”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统计数字。据调查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南京、郑州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初步估计，“蚁族”全国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我最早关注“蚁族”是在200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北京市唐家岭地区聚居着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唐家岭的出租屋可以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但一定要“有宽带，能上网”。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于是，笔者立即组织科研团队对这一群体展开调研。2009年，我和我的团队，在总结了这个群体与蚂蚁的三个共同点“高智（知）”、“弱小”、“聚居”后，将之命名为“蚁族”，并于同年9月出版了第一部揭示这个群体的著作《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此书一经问世，便吸引了众多目光，“蚁族”——这个庞大的城市沉默群体，也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极，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
时隔一年后，我和我的团队再度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一书。书中不仅记录了我们对“蚁族”现象的思考感悟和分析解读，还收录了《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此份生存报告，是基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7个城市5000多份“蚁族”问卷撰写而成，展现了“蚁族”群体的最新变化和发展态势。简单而言，报告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降三升，五多五少”。
“三降”的第一个“降”是指“蚁族”中失业比例在下降，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失业“蚁族”的比例从 2009年的 18.6%下降到 2010年的10.1%；第二个“降”是指“蚁族”中从事“铁饭碗”工作的比例在下降，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仍然是“蚁族”就业的主渠道，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蚁族”比例仅为9.2%和3.2%，在党政机关工作的“蚁族”比例也从2009年的0.2%下降到2010年的0；第三个“降”是指“蚁族”对政府处理事件的满意度在下降。在民间传闻与政府信息两者之间，大多数“蚁族”选择对民间传闻和政府信息都有部分相信，但相比之下，更倾向于信任民间传闻。在总分为5分的满意度测评中，“湖北石首事件”仅为 1.5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仅为1.6分，大大低于平均值。
“三升”的第一个“升”是指“蚁族”学历层次在上升，“蚁族”中研究生毕业的比例由 2009年的 1.6%上升到2010年的7.2%，高学历已不能保证高收入和高待遇；第二个“升”是指“蚁族”中“211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由2009年的 10%上升至 2010年的28.9%，近三成好学生也难找到好工作；第三个“升”是指“蚁族”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由2009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5.5%，“蚁族”摆脱困境需要更长时间、“化蚁为蝶”愈发艰难。而“五多五少”具体是指：一是下层多、上层少。八成“蚁族”出身中下层，七成“蚁族”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二是支出多、结余少。不断上涨的房租和通货通胀使得大部分“蚁族”生活支出负担加重，结余很少或者没有，近五成收不抵支。三是关注社会民生的多、关注生活家居的少。“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在对近年来发生的20项重大事件关注度列表分析中，“蚁族”最为关注的是：云南监狱“躲猫猫”事件、杭州富二代醉驾案、邓玉娇案。四是身份认同的多、家长了解的少。八成受访者认同自己的“蚁族”身份，但七成多“蚁爸”、“蚁妈”不知道自己孩子是“蚁族”及目前的真实生活状况。五是归因社会的多、思考自己的少。近六成“蚁族”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了自己现在相对窘迫的生存状态，仅有一成“蚁族”认为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蚁族”是我国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弱势群体。其实，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类似“蚁族”的寒门学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流动模式是混合型的。它一方面限制垂直流动在任何阶级、阶层间自由发生，如贵族以血亲和特殊功勋形成世袭的特权等级。另一方面，它又保证一定范围内的上升性流动，而科举制就是这种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渠道。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鱼跃龙门”实现阶层晋升。科举制度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底层知识青年”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从而保持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蚁族”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也在加强。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当“蚁族”发现自己奋斗过后，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时，他们将会对自己的人生境遇作出何种解释？是归因于自身——天生愚钝？努力不够？归因于家庭——投胎技术太差？没有一个好爸爸？还是归因于社会——分配不公平？富人太霸道？
可见，“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循环变为精英复制，那么就意味着普通阶层获得财富的边界走向封闭。当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强势阶层聚拢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阶层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所谓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内心深处的被剥削感、被剥夺感必然会越来越强，从而引发高度不满，这从近年发生的“杭州飙车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已经初见端倪。
知识青年群体往往蕴含着极大的社会能量。在法、德、日和拉美诸国，都曾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法国“五月风暴”和韩国“光州事件”。去年年底突尼斯发生的骚乱，也是由低收入大学毕业生所引发，而整个骚乱事件的参与主体，就是低收入或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即所谓“突蚁”（突尼斯蚁族）。可见，“蚁族”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其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要把解决“蚁族”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据2010年调查显示，30.6%的“蚁族”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29.8%）和“平等的户口政策”（10.9%）。其他方面如“职业技能的培训”（7.6%）、“充分的就业信息”（5.9%）、“医疗政策的倾斜”（3.8%）等紧随其后成为“蚁族”比较倾向的选择。对这些“蚁族”反映强烈、帶有共性的问题，应加强政策研究，完善相关政策，注重配套措施，通过科学发展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
同时，还要认识到，“蚁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新时期我国底层知识青年的出路和发展问题。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已不可能让所有青年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但大量底层知识青年从事低端或体力劳动，又与其自身期望相差甚远。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但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对整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因此，解决“蚁族”问题，不能单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单就高等教育问题谈高等教育问题，而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发展的高度上，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下，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