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等地调研时指出，中国经济升级版应是全面的。他特别提到，“要在立足扩大开放中扩大内需，要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建立在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着眼点上，资源环境要可支撑。要靠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此前我们在总结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经验时，习惯于将对外开放、制度改革等要素并列，共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变量。但现实中，开放一直是改革的钥匙，是打破改革困局的敲门砖。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打开封闭的国门是改革肇始的基础，中日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引进港澳资本是改革启动的关键，而在改革陷入停滞时，又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呼吁“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推动了经济再上台阶。
　　当前国内的问题，经济方面主要是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突出，居民就业与收入增长面临瓶颈，以及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粗放式的数量增长。要解决这些问题，仍需要放宽视界，将对外开放纳入改革的工具篮子，作为促进改革的利器，换言之，要在对外开放中寻求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的路径。
　　开放仍有扩大空间。有些领域过去设置了较高壁垒，今天可以撤除限制，扩大开放范围。这可以推动形成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热潮。一、二、三产业均有这样的扩展空间，尤其是在以往外资参与较少的农业和服务业领域，空间更大。这些领域对外开放后，从外部引入先进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商，将直接对原有产业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品质产生提升作用；另一方面，更可以通过产生竞争压力，倒逼我国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努力为公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从两方面而言，结果都是我国国内公众可以得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无疑将推动原有领域的需求升级。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开放。多数时候，我们熟悉的是请进来为主的开放。从引资到引智，三十多年来，我们藉此确实较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尤其在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节，还建构了较强的竞争力，乃至有了“世界工厂”的声望。但是，“请进来”形成的能力是薄弱的，竞争优势是不稳固的。以制造业为例，整个生产链条大致可以切割为四个部分，所谓设计、材料、工艺和品控。而我国仅仅部分企业的品质控制刚刚入门，少部分企业的工艺具有一定先进性，极少部分企业具备材料核心技术，而能够掌握设计环节话语权的企业少之又少。至于能够把控完整产业链条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更加微乎其微。
　　此时，进一步扩宽、深化开放的必要性和时机都已凸显。一方面，欧美危机弱化了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为我们获取资源、占领市场，向更多国家、更广阔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欧美危机也使得我国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交易的难度下降，过去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紧密，我国企业少有机会介入，危机使得欧美局部区域、部分跨国企业对外合作的需求增加，某些时点上对项目出售、技术转让的愿望更加迫切，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机会。
　　仍以制造业为例，我国企业通过深化对外开放，向上游发展，可以进入工艺、材料、设计环节；向下游发展，可以掌握销售网络，这将建构全新的竞争优势。到头来，由于这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提升和实力增强，又可以使我国的企业职工、投资者、消费者受惠，推动经济升级的同时，提升内部包括消费在内的总需求。
　　如此，通过做深、做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善用开放工具，则可收到推动经济全面升级之效。我国经济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全面升级，则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平衡问题有解，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瓶颈有望突破，脆弱的资源环境也有机会得到系统修复。
　　虽然我们并不臆想所谓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果只是苦于内需不足的现实，闷坐家中谋改革，试图通过顶层设计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的话，是不容易得出一条真正完美的出路的。（作者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