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感还会持续多久？
　　非典型肺炎带来的却是典型的恐慌
　　检索一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成长似乎永远难以挥别瘟疫的阴影，天花、流行感冒、疟疾、麻疹、霍乱、肺结核……这些疾病幾乎战据了人类文明的每个时期，而这些瘟疫又带来的是更可怕的病毒——心理恐慌。
　　13、14世纪时，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精神病患者，一些人赤身裸体地走上街头鞭打自己，内心惊惧地等待着来自上苍的最后的审判，最终演变为鞭笞教派。
　　“由于情况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变坏，人们对待流言采取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导致了恐慌心理的加速传播，与病毒不同，这种恐慌的传播的效用是叠加递增的。”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王登峰说。
　　“你们经历的，正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些广州人现在如是对北京人说。他们也许忽略了一个常识：恐惧一般会伴随着经验而消失。但是这一次，似乎是常识忽略了北京。
　　身处瘟疫中的人们感到迷惑：为什么这种恐慌会再次出现，并且以复制粘贴的速度扩散到其他城市和地区呢？
　　“心理非典的传播比非典的传播速度快得多，非典病毒的传播毒性也许是递减的，而非典心理的传播是效用递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夏学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集体行为的特点就是盲目性、突然性和非理性，一般情况下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毕竟它不是严密组织和策划的行为，当受众在发现事实真相之后，就会自动修正非理性的做法。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心理上的集体行为不会造成后遗症，它不同于长久性的心理伤害，比如一个人的自尊心经常性地受到打击或者长期的自卑心理等，随着病情的减缓，人们的心理会很快地恢复如常。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噩梦，但是它不会带来更多的负面作用。”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侯静波表示。
　　
　　公众为何用恐慌回应政府的透明？
　　政府已经给予透明，但还是远远不够
　　很难搞清楚，是北京人的恐慌导致了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还是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导致了北京市的全民恐慌。
　　从事情经过来看，似乎是伴随着信息的公开，公众开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为什么政府告诉人们真相，人们仍然会感到恐慌呢？
　　心理学家们也许可以给出答案，“至今人类仍然不知道如何战胜这种瘟疫，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带来了恐慌。”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王登峰说。
　　但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社会学家比较了北京和新加坡对危机的反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社会的力量介入太晚了。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陆建华说：“简单地对比一下国内外的NGO（非政府组织），会发现新加坡和香港的NGO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一切的责任都落到了政府身上，政府资源是有限的，类似NGO的居委会又非常微弱，对付非典谈何容易。”
　　香格里拉集团中国区公关总监王宏玲提出了她的想法：“这次事件是否说明公众会害怕真相呢？或者说，公众恐怕还未对充分透明做好准备？”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和媒体的透明和公开是错误的，相反，虽然政府已经给予了透明，但是“还是远远不够，我就经常被学生们问得哑口无言。”王登峰教授说。
　　近几天，很多北大之外的人会问王，是不是北大已经病死了十几个了？他说，北大的情况，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总共发病的人，也没有超过10个。
　　为了澄清事实，北大现在把患病者的情况，全部上了校园网，每天一一公布。
　　
　　非典时期，医生有权辞职吗？
　　也许我们正在用一种权利来否定另一种权利
　　“瘟疫时期的医生，有如战争时期的士兵”，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这样评价医生职业的神圣。但是，如同每场战争都有逃兵一样，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医务工作者，以各种理由在这个时候，暂时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甚至辞职。在非典时期，医生有权提出辞职吗？“这得分为两方面讲。”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中心副主任翟晓梅说。
　　“从伦理学上讲，他绝对是没有这样的伦理权利的。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选择了这个职业的风险，这个职业的崇高性就在于此。我们古代的‘大医兢诚’从来都是强调，一切出发都是为病人谋利益，没有说在关键时刻，要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社会上，公众对这个职业的心理期待，都比一般的职业要高得多。一个医生要是见死不救，舆论上、伦理学上，都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从法律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医师法》第28条规定：‘遇有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危胁人民生命健康时，医师应当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所以如果不服从调遣，就是违法行为。”
　　但是，如果把医生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他有没有选择的权利？茅于轼认为：“也许我们正在用一种权利来否定另一种权利。”
　　美国总统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前任主席、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学教授丹尼尔·威克勒（Daniel Wikler）应翟晓梅之约，特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威克勒说，在美国，很少有人同意医生可以拒绝医治艾滋病毒携带者。1997年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20%的人同意医生有权拒绝。在美国的一些地方法庭，曾经做出过裁决：医生不能拒绝为AID阳性者治疗，他们的依据，是关于禁止歧视残疾人的法律。
　　
　　学生逃遁跟道德有关吗？
　　“对那些离开的人，我表示理解，但从内心中，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他们留下”
　　“现在回家（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啊！”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出现在北大BBS非典型肺炎讨论区。
　　在北京被WHO列为疫区之后，关于北大学生是否应该回家的问题，已经成为BBS中讨论的焦点。
　　“我非常反感把回不回家和一个人对国家的感情联系起来，并且因此鄙视人家。”
　　“回家的人：不思为国分忧，但求一己安全逃之夭夭，是为不忠；不念年迈双亲可能被自己传染，一心回家逃难，是为不孝；不顾家乡可能因此成为疫区，给家乡带去恐慌，是为不仁；不顾中小城市及农村医疗条件，将乡亲的生死置之度外，是为不义；不知北京首善之区，防治得力，处理及时，原地不动最为安全，是为不智；不承认胆小如鼠，传播谣言，制造恐慌，为临阵脱逃行为百般狡辩，是为不信。”
　　针锋相对的辩论，在BBS上随处可见。
　　一些人回家事实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看到很多同学都回家了，自己也就不多想，跟着一起回了。一位已经回家的同学称，在家中采取了“自我隔离”，害怕自己成为传播SARS的“罪人”。
　　翟晓梅认为，这些学生绝对不该跑。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公众。这种跑的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北方交大的学生，到了山西长治，给长治带去了非典的第一例输入性病例。”
　　一位叫做兰海的儿童教育工作者，在一篇题为《让我们留下》的文章中，是这样表达她的看法的：
　　“逃离北京，成为大多数人的话题。我没有走，更没有准备逃离，虽然我具备所有离开的条件。理由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不愿把潜在的危险带给别人。”
　　“也许，因为无意的离开，这种潜在的危险已经触摸到了你远在家乡的父母，中学老师，小学同学，你的邻居，你家附近杂货店的老奶奶，还有更多的你所不认识的人。”
　　“对于那些离开的人，我表示理解，但从内心中，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他们能够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