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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香港商人李欢收到了赴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邀请函。
“我不担心私产被合营。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搞三反五反，政策一直变，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什么样，所以也不奇怪。”今年86岁高龄、人称“欢叔”的李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老牌爱国华人商会南北行公所的理事长、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欢是一个铁杆“老广交”。在他位于香港干诺道西的办公室里，有一排柜子，里面专门收藏了他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参加展览会和广交会的纪念品，包括请帖、纪念章、粉色来宾鱼尾签等。
1956年，正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跟1946年起便与广州做生意的欢叔不同，港澳商人中普遍存在着被“充公”的顾虑。
新中国的大手笔
1955年4月，严亦峻调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
这时，正逢万隆会议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取代“一边倒”，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1956年4 月，毛泽东指出:“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当时，中国面临的贸易禁运比苏联还严重。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采取了限制从中国进口的政策，一些国家公开禁止输入中国商品，给中国的土特产尤其是轻工业品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困难。
严亦峻1946年起就在革命老区从事经济工作，常常用老区的土特产从白区换取急需的药品、纸张和布匹等。这个思想灵活、敢想敢做的特派员认为，广州临近香港这个东亚转口贸易中心，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955到1956年，广州先后举办了“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两次“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不少港澳商人参加了这几次展会。尤其是1955年10月的“廣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原定成交指标为2000万港元，实际完成3500多万港元。
他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
正好1956年春，香港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来广州，看望从华润调入外贸部任出口局副局长的舒自清，严亦峻也在座。
管理着中共在香港的十余家党产的华润公司，建国后划归对外贸易部管辖，成为中国各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与东南亚、欧美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
万隆会议后，张平感觉到，外贸工作的局面大不相同了。
华润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提交给外贸部的报告显示，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之后，海外侨商对订购“中国制造”商品的恐惧心开始改变。一些销路无法打开的品种，现在销量大增，而且一度供不应求。钢笔最初拟到港500??1000打，万隆会议后成交逾30万打；以前青岛啤酒每月销450箱，但5月至7月，销售竟达30000箱，每月销量增加23倍以上。还有一些商品大涨价，销区扩大至加拿大等美洲国家。许多侨商主动来信要求建立联系，销售国货。
1955年起，香港华润大厦专门辟出了一处地方，用于出口商品陈列，供来来往往的港澳和海外商人参观、洽谈。1956年元旦，华润大厦里的“出口商品展”开幕，一时间国内外商人络绎不绝，一些商品的订单甚至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
1956年4月，张平以香港商人身份受邀参加英国工业展览，并访问欧洲。当时他收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报，为筹备中共八大和方便苏联专家用车等，中央决定进口一批轿车，要张平立刻订购。
于是，张平向德国奔驰汽车公司购买了100辆奔驰轿车，并购买了5万余支瑞士手表。
华润代表新中国，这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张平的大手笔让西方世界为新中国强大的购买力感到震惊，海外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也让新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三个人分析了外贸工作的新形势，都认为可以有更大的动作。
香港的展室小，样品有限，运费贵，人力也不足，能否在国内举办一次大型的出口商品展，也是张平心里的疑问。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向上级建议，在广州举办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展。
外商的护照不会被盖章
严亦峻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当即得到赞成。
6月12日，严亦峻向外贸部和广东省委正式呈报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请示，建议在当年九、十月间举办这次展会。报告中列举了此举的四大优点：更全面宣传我国出口商品；更广泛邀请港澳以及东南亚部分近东地区的华侨和当地民族商人参展；熟悉东南亚市场，收集情况，以顺利开展今后工作；组织交易谈判，争取更多成交。
外贸部在与广东省政府商议后，8月15日，部长叶季壮向副总理李先念呈报了《关于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请示》。9月6日，经周恩来同意，国务院下发电报，同意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名义，共同主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并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积极协助，大力支援。
随后，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担任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和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等担任副主任委员，严亦峻兼秘书长。
华润公司被责成提供海外客商名单。
此时，距将于11月举行的出口商品展，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了。
华润公司成立了两个小组。一是以华润总经理张平为组长的“外商小组”，负责邀请外国商人；一个是以华润副总经理何平为组长的“华商小组”，邀请港澳和海内外的华商和侨商。
邀请外商和华商成为展览会成败的关键。华润公司面临着两大难题。
首先是外商对公私合营的担心。1956年，中国正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许多侨商和华商的亲属也在被改造之列。“香港抽纱业普遍存在顾虑，在国内有联号的公司深恐在运动中影响香港业务，无联号的不敢将原料寄国内加工，怕被‘充公’。”华润给外贸部的一份报告里写道。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4个，许多国家没有中国大使馆，外商如何办理来中国的签证？
这两个问题上报到国务院。国务院经过与外交部、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作出了答复：保证外商合法权益，来去自由；外商可持华润的邀请函到香港中国旅行社登记，先进入大陆，再到海关办理签证手续。香港中国旅行社1949年由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接收，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
华润拟好名单，经外贸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审批后，成为正式的邀请名单。之后，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函共有数千份，包括七十余国家的客商。
港澳地区的华商由香港中华总商会代发邀请函。自1956年起，该商会为广交会代发给香港地区华商客户的请帖四十余年。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老牌华商团体，一直与内地和海外华人商会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曾宪梓、霍震寰都曾担任其会长。当时，港澳地区进出口商的政治情况相当复杂。华润公司1954年的一份报告就提到：中华总商会年底前后的改选，“将有一番激烈斗争，因台湾分子亦在蠢蠢欲动”。
“华润委托港中总发函，港中总对商家进行审查，才能发请帖给你。不然有特务进来怎么办？”李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欢记得，从香港到广州，坐的是烧煤的火车，“噗噗噗过那个隧道，衣服都黑了”。
外商则需先到香港，带上官方邀请函和护照，去弥敦道的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手续，填写申请表和有关表格。然后这些文件连同护照被迅速送到广州，办理签证。两天后，外商可到天星码头对面的九龙火车站接待室，领取护照、证明文件和一张从香港到深圳罗湖的火车票。抵达罗湖口岸后，所持的护照、文件和所有行李经过严格审查后，他们才能继续前往广州市区。
但他们的护照不会被盖章，只是在一份海关文件上盖章，以免他们回国后遇到麻烦。
“对华禁运只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1956年11月初，广州市内最好的新华、新亚、和平、东亚等旅馆，以及其他几十间旅店和餐厅粉饰一新，准备迎接客人。
200多外国商人、海外华商和港澳商人陆续抵达广州。
李欢住的是委托香港中国旅行社预定的新华宾馆。因接待设施严重不足，珠江岸边停泊的客艇也住满客人，接待方只好动员客人去投亲靠友。这也推动了广州酒店业的发展。
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展览区面积共一万八千平方米，分为工业品、纺织品、食品、工艺品和土特产品5个馆。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社论。社论中写道：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展出，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我国政府一贯遵循的原则。社论还谴责了美国的对华禁运，“只增加了西方国家和受西方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经济困难，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香港的《大公报》《华商报》等左派报纸，纷纷报道了广展会的消息。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的毕清后来回忆，5辆解放牌汽车从广州南站开往中苏友好大厦的途中，被围观的数百群众堵得动弹不得。有的仔细查看车头铭牌，有的轻轻抚摸车身，有的俯下身子看底盘，还有的围着司机问个不停。“我身处其群众包围之中，热泪盈眶。”
解放牌汽车开到展览会场时，因为新奇，李欢还爬上去试开了一下，“哇，方向盘好重”。李欢记得，在展会上还看到了体型笨重的收音机、天津的永久牌自行车等。“很高兴，我们自创的。”
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中药等传统国货。
“当归、玉桂，还有从山上采的野生灵芝，小小的，哪有现在这么大，还有东北的人参，都很好。治感冒的银翘解毒片、治跌打损伤的药都有。”李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采购了一批粮油、食品、中药和土产，但花了多少钱不记得了。
正好来广州访问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等人也参观了广展会，对中国新开发的中药品种非常赞赏。因此，在1957年9月的新加坡工业商品展览会上，特地设立了中国药品展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从此每年都来参加广交会。
除了中药，纺织品也很走俏。香港一家布厂在展览会上做了600多万元港币的生意。一个英国商人订购了一批女用的针织手袋。
除新闻记者之外，广展会不让随便拍照。中午闭馆时，李欢偷偷摸摸站在中苏友好大厦门口拍了一张。
从广展会到广交会
展览会持续了两个月。
1957年1月9日，展览会闭幕。据《人民日报》报道，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同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做了6000笔交易，成交商品1000多种，金额在2000万英镑以上。其中，88％是同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商户成交的。成交的商品中，除了土特产品、丝绸、茶叶和矿产品等传统出口商品以外，还有150种新商品，很大一部分是工业产品。
主办单位进行工作总结时，建议每年在广州举办两三次全国性出口商品交易会。
3月4日，外贸部发文称，根据广展会的经验，通过交易会当面看货、当面商谈的方式，对推销小商品很有帮助。因此，同意在广州举办一次出口商品交易会。
当月，广交会常设机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成立，定为处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和广东省外贸局。
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首次广交会的展品实际上大多是广展会上的东西，只是做了一下调整和补充而已。
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即便在文革中也未曾中断。从第一届起，严亦峻连续担任了19届秘书长，直到1966年的春交会。
1956年广展会时，有台湾商人在香港看到报道后，向华润提出希望开展进出口外贸。12月20日，华润向外贸部上报，第一次正式提出对台贸易，认为这是一个开展统战工作的好机会。1957年2月15日，外贸部下達《对香港华润公司1957年工作的几点意见》，肯定了对台贸易的方案：“要争取同台湾方面的人士建立联系，减少对立情绪，增加了解，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但一直到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才有45名台商从泰国转道香港，冒着回台后被判刑的风险，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从此开启了海峡两岸封锁30年后的贸易。
2012年4月，第111届广交会即将揭幕。
（感谢《红色华润》总撰稿吴学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重要帮助。）
“我不担心私产被合营。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搞三反五反，政策一直变，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什么样，所以也不奇怪。”今年86岁高龄、人称“欢叔”的李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老牌爱国华人商会南北行公所的理事长、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欢是一个铁杆“老广交”。在他位于香港干诺道西的办公室里，有一排柜子，里面专门收藏了他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参加展览会和广交会的纪念品，包括请帖、纪念章、粉色来宾鱼尾签等。
1956年，正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跟1946年起便与广州做生意的欢叔不同，港澳商人中普遍存在着被“充公”的顾虑。
新中国的大手笔
1955年4月，严亦峻调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
这时，正逢万隆会议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取代“一边倒”，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1956年4 月，毛泽东指出:“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当时，中国面临的贸易禁运比苏联还严重。东南亚各国政府都采取了限制从中国进口的政策，一些国家公开禁止输入中国商品，给中国的土特产尤其是轻工业品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困难。
严亦峻1946年起就在革命老区从事经济工作，常常用老区的土特产从白区换取急需的药品、纸张和布匹等。这个思想灵活、敢想敢做的特派员认为，广州临近香港这个东亚转口贸易中心，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955到1956年，广州先后举办了“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两次“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不少港澳商人参加了这几次展会。尤其是1955年10月的“廣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原定成交指标为2000万港元，实际完成3500多万港元。
他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
正好1956年春，香港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来广州，看望从华润调入外贸部任出口局副局长的舒自清，严亦峻也在座。
管理着中共在香港的十余家党产的华润公司，建国后划归对外贸易部管辖，成为中国各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与东南亚、欧美等许多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关系。
万隆会议后，张平感觉到，外贸工作的局面大不相同了。
华润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提交给外贸部的报告显示，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之后，海外侨商对订购“中国制造”商品的恐惧心开始改变。一些销路无法打开的品种，现在销量大增，而且一度供不应求。钢笔最初拟到港500??1000打，万隆会议后成交逾30万打；以前青岛啤酒每月销450箱，但5月至7月，销售竟达30000箱，每月销量增加23倍以上。还有一些商品大涨价，销区扩大至加拿大等美洲国家。许多侨商主动来信要求建立联系，销售国货。
1955年起，香港华润大厦专门辟出了一处地方，用于出口商品陈列，供来来往往的港澳和海外商人参观、洽谈。1956年元旦，华润大厦里的“出口商品展”开幕，一时间国内外商人络绎不绝，一些商品的订单甚至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
1956年4月，张平以香港商人身份受邀参加英国工业展览，并访问欧洲。当时他收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报，为筹备中共八大和方便苏联专家用车等，中央决定进口一批轿车，要张平立刻订购。
于是，张平向德国奔驰汽车公司购买了100辆奔驰轿车，并购买了5万余支瑞士手表。
华润代表新中国，这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张平的大手笔让西方世界为新中国强大的购买力感到震惊，海外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也让新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三个人分析了外贸工作的新形势，都认为可以有更大的动作。
香港的展室小，样品有限，运费贵，人力也不足，能否在国内举办一次大型的出口商品展，也是张平心里的疑问。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向上级建议，在广州举办一次大型出口商品展。
外商的护照不会被盖章
严亦峻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当即得到赞成。
6月12日，严亦峻向外贸部和广东省委正式呈报了《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请示，建议在当年九、十月间举办这次展会。报告中列举了此举的四大优点：更全面宣传我国出口商品；更广泛邀请港澳以及东南亚部分近东地区的华侨和当地民族商人参展；熟悉东南亚市场，收集情况，以顺利开展今后工作；组织交易谈判，争取更多成交。
外贸部在与广东省政府商议后，8月15日，部长叶季壮向副总理李先念呈报了《关于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请示》。9月6日，经周恩来同意，国务院下发电报，同意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名义，共同主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并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积极协助，大力支援。
随后，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担任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和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等担任副主任委员，严亦峻兼秘书长。
华润公司被责成提供海外客商名单。
此时，距将于11月举行的出口商品展，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了。
华润公司成立了两个小组。一是以华润总经理张平为组长的“外商小组”，负责邀请外国商人；一个是以华润副总经理何平为组长的“华商小组”，邀请港澳和海内外的华商和侨商。
邀请外商和华商成为展览会成败的关键。华润公司面临着两大难题。
首先是外商对公私合营的担心。1956年，中国正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许多侨商和华商的亲属也在被改造之列。“香港抽纱业普遍存在顾虑，在国内有联号的公司深恐在运动中影响香港业务，无联号的不敢将原料寄国内加工，怕被‘充公’。”华润给外贸部的一份报告里写道。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4个，许多国家没有中国大使馆，外商如何办理来中国的签证？
这两个问题上报到国务院。国务院经过与外交部、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作出了答复：保证外商合法权益，来去自由；外商可持华润的邀请函到香港中国旅行社登记，先进入大陆，再到海关办理签证手续。香港中国旅行社1949年由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接收，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
华润拟好名单，经外贸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审批后，成为正式的邀请名单。之后，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函共有数千份，包括七十余国家的客商。
港澳地区的华商由香港中华总商会代发邀请函。自1956年起，该商会为广交会代发给香港地区华商客户的请帖四十余年。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老牌华商团体，一直与内地和海外华人商会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曾宪梓、霍震寰都曾担任其会长。当时，港澳地区进出口商的政治情况相当复杂。华润公司1954年的一份报告就提到：中华总商会年底前后的改选，“将有一番激烈斗争，因台湾分子亦在蠢蠢欲动”。
“华润委托港中总发函，港中总对商家进行审查，才能发请帖给你。不然有特务进来怎么办？”李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欢记得，从香港到广州，坐的是烧煤的火车，“噗噗噗过那个隧道，衣服都黑了”。
外商则需先到香港，带上官方邀请函和护照，去弥敦道的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手续，填写申请表和有关表格。然后这些文件连同护照被迅速送到广州，办理签证。两天后，外商可到天星码头对面的九龙火车站接待室，领取护照、证明文件和一张从香港到深圳罗湖的火车票。抵达罗湖口岸后，所持的护照、文件和所有行李经过严格审查后，他们才能继续前往广州市区。
但他们的护照不会被盖章，只是在一份海关文件上盖章，以免他们回国后遇到麻烦。
“对华禁运只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1956年11月初，广州市内最好的新华、新亚、和平、东亚等旅馆，以及其他几十间旅店和餐厅粉饰一新，准备迎接客人。
200多外国商人、海外华商和港澳商人陆续抵达广州。
李欢住的是委托香港中国旅行社预定的新华宾馆。因接待设施严重不足，珠江岸边停泊的客艇也住满客人，接待方只好动员客人去投亲靠友。这也推动了广州酒店业的发展。
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展览区面积共一万八千平方米，分为工业品、纺织品、食品、工艺品和土特产品5个馆。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社论。社论中写道：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展出，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是我国政府一贯遵循的原则。社论还谴责了美国的对华禁运，“只增加了西方国家和受西方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经济困难，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香港的《大公报》《华商报》等左派报纸，纷纷报道了广展会的消息。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的毕清后来回忆，5辆解放牌汽车从广州南站开往中苏友好大厦的途中，被围观的数百群众堵得动弹不得。有的仔细查看车头铭牌，有的轻轻抚摸车身，有的俯下身子看底盘，还有的围着司机问个不停。“我身处其群众包围之中，热泪盈眶。”
解放牌汽车开到展览会场时，因为新奇，李欢还爬上去试开了一下，“哇，方向盘好重”。李欢记得，在展会上还看到了体型笨重的收音机、天津的永久牌自行车等。“很高兴，我们自创的。”
但最受欢迎的还是中药等传统国货。
“当归、玉桂，还有从山上采的野生灵芝，小小的，哪有现在这么大，还有东北的人参，都很好。治感冒的银翘解毒片、治跌打损伤的药都有。”李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采购了一批粮油、食品、中药和土产，但花了多少钱不记得了。
正好来广州访问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等人也参观了广展会，对中国新开发的中药品种非常赞赏。因此，在1957年9月的新加坡工业商品展览会上，特地设立了中国药品展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从此每年都来参加广交会。
除了中药，纺织品也很走俏。香港一家布厂在展览会上做了600多万元港币的生意。一个英国商人订购了一批女用的针织手袋。
除新闻记者之外，广展会不让随便拍照。中午闭馆时，李欢偷偷摸摸站在中苏友好大厦门口拍了一张。
从广展会到广交会
展览会持续了两个月。
1957年1月9日，展览会闭幕。据《人民日报》报道，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同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做了6000笔交易，成交商品1000多种，金额在2000万英镑以上。其中，88％是同亚洲和非洲地区的商户成交的。成交的商品中，除了土特产品、丝绸、茶叶和矿产品等传统出口商品以外，还有150种新商品，很大一部分是工业产品。
主办单位进行工作总结时，建议每年在广州举办两三次全国性出口商品交易会。
3月4日，外贸部发文称，根据广展会的经验，通过交易会当面看货、当面商谈的方式，对推销小商品很有帮助。因此，同意在广州举办一次出口商品交易会。
当月，广交会常设机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成立，定为处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和广东省外贸局。
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首次广交会的展品实际上大多是广展会上的东西，只是做了一下调整和补充而已。
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定期举行，即便在文革中也未曾中断。从第一届起，严亦峻连续担任了19届秘书长，直到1966年的春交会。
1956年广展会时，有台湾商人在香港看到报道后，向华润提出希望开展进出口外贸。12月20日，华润向外贸部上报，第一次正式提出对台贸易，认为这是一个开展统战工作的好机会。1957年2月15日，外贸部下達《对香港华润公司1957年工作的几点意见》，肯定了对台贸易的方案：“要争取同台湾方面的人士建立联系，减少对立情绪，增加了解，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但一直到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才有45名台商从泰国转道香港，冒着回台后被判刑的风险，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从此开启了海峡两岸封锁30年后的贸易。
2012年4月，第111届广交会即将揭幕。
（感谢《红色华润》总撰稿吴学先对本文采写提供的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