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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的标题：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十七大报告读过之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党近几次代表大会写得非常出色的一个报告。首先是标题，高举一个旗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目标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报告标题的背景
为什么要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标题？原因就在于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我们内部称之为“左派”的声音，他们认为：自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群体事件增加、社会矛盾加剧、开放过度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党在路线上出现了方向性偏差，有人甚至说我党多年奉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另外，2007年2月份理论界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2007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老资格学者的文章，题目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被全世界很多媒体转载。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上、在思想路线上提出了一些惊人之论。文章对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长期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作者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考据的方法，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临死之前，实际上已否定了自己青壮年时期主张的用暴力革命打碎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作者认为马恩思想的正宗是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就是马克思重新修正了的观点，被当时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等人接受了。作者认为：伯恩斯坦的观点代表了晚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代表的第三国际，实际是一种被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了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包括中国改革之前的实践，实际上按照被创始人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在搞的，所以搞错了。中国改革应该回头，应该回到第二国际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所提出观点的方向上，去搞早期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它和社会民主主义比较相近。格林斯潘做过一种解释。他说中国现在站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将发展成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福利国家加市场经济。为回应上述看法，2007年5月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评论员文章，重点讲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现在“十七大”又提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哪儿来的？大家知道，从邓小平那儿来的。那么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淡化意识形态，务实治国，用他最早期、最形象、最生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黑猫白猫论。就是要给人民带来实惠，不要老强调什么主义。小平同志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袖，本来他是中国革命的第一辈，当年马上打天下那一辈，但是他在思想路线上、在治国方针上和毛泽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是第二代领袖。他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一个最重大的国策问题，要让人民能吃饭、穿衣，生活要好起来，餐桌上要丰盛起来。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代领导人，就是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这一代。江泽民领导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它集中全党智慧解决了党的性质问题，就是这个党是思想文化、生产力和人口层面最科学最先进最多数的代表，实际上是代表全社会、代表公众利益的，不是代表哪个狭隘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计划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我和读博士时期的一些老同学也私下议论过，我们猜想“十七大”也许会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方案。看了“十七大”报告后，我觉得虽然在今后五年政治改革方面有了一些新提法，但这一代领导集体的着眼点还是“十六大”时提出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方针方向问题上的提法就是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目标是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三十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含义是：仍然把经济建设把民生问题作为全党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内容。
报告标题与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年来，国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经发展不协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速度慢于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还有金融体制改革的速度慢于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内容步骤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进行提速的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条件还不成熟。民主改革以普选制为基本内容，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人一票制。在中国13亿人口绝大多数为农民的情况下，如果搞这种改革，动作太大，那么就很有可能将农民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然农民也很好，但与最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的代表者比，在知识上起码还有差距，在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在教育程度等方面还有差距。所以现在中央提出高举一个旗帜，这个旗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它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就是：围绕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核心目标从变化中从发展中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只要根据中国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应该说它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搞理想国、搞乌托邦，它是不断往前发展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框框。
小平同志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要按照务实治国的方针，把自己国家的事先搞好，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应该说这样做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十七大”报告的选题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主题，我觉得非常好。
对中国特色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由党领导改革和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化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过多地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小平同志当年说了一个“不争论”，这个“不争论”反映了小平同志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守旧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如果展开全国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按小平同志的说法，党就会分裂，全国就会分裂，还可能引发内战。我们不争论，按照务实治国的方针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就是了。
“十七大”报告抓住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
“十七大”报告在又好又快建设国家的第五部分讲了八点。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第三是建设新农村；第四是节能减排；第五是区域协调，改善布局；第六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市场体系；第七是财税改革；第八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八点基本上抓住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写得比较准确。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有一个大的起草班子，起草几稿以后，都征求过几千人的意见，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用外国人的话说，是一个各种政治力量、方方面面代表讨价还价的结果。
报告中没有提到的问题
报告中有哪些问题没有提到呢？可能是一些中短期宏观经济以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当然还有“十五大”时提出过的“民进国退”之类的问题。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9月出版的新书《我们的新世界》中对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提了几点看法。他说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有几个：第一个是仍然比较强大的守旧势力；第二个是落后的农村经济和仍然比较贫困的很多农民；第三个是占有资源比较多仍在高速发展却明显低效的国有企业；第四个是问题成堆的国有银行；第五个是中国仍然和国际上无法接口的会计审计制度，经济缺乏透明度和金融财会人才匮乏；第六个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必然衍生的贪污腐败；第七个是环境和资源压力；第八个是汇率问题。
格林斯潘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国没有敌意，因此，他从自己的观察角度提出上述八个问题，有些问题切中时弊，有些则不一定准确，有些问题我们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涉及，有些似乎没有提到，不管怎么样，都说给大家听听，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一个著名的外国朋友是怎么看中国现状的。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政府比较强。各级政府能够通过党政共管体制强力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中国具有惊人的高储蓄率。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递增率连续保持17%、18%。外国经济学家拍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其中原因。中国一改革，制度一解放，管制一放松特别当年农村联产承包一搞，大量的财富、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就从地底下被魔法呼唤出来了。中国有个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就是高储蓄。第三，在党政共管体制下，中国保持了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个党政共管体制下，有其他那些民主国家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没有的优势，能够快速动员社会资源。最典型的可比对象就是我们的邻居——印度。它是1947年独立的，我们是1949年建国的。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和印度一样，但是现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中国的40%。差距就在于印度特殊的民主政治环境，它的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体制层面、制度层面、文化传统层面的问题对发展制约太大了。我们的党政共管体制，一党执政条件下的党政共管体制，在主导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有它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第四，我个人认为，领导人制定的国家战略非常重要。这届领导人制定的国家战略非常清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明晰的国家战略，就不知道资源往哪儿用，往哪儿使，不知道怎样调整结构，如出现战略失误，用不上20年一个国家就会变得非常平庸。
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执行力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好思路，不是没有发展机会。做得不理想不尽人如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效能问题。政府执行力、政府行政效能，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党政分工问题。党政共管体制下一个待研究的问题是党政分工问题。我们过去熟知的一些口号如“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原则”等等事实上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例如一个金融机构如果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设计，应当首先解决投资人多元化的问题，然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随之有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经营班子，按这样的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但这会与党领导一切的传统信条发生冲突。再比如各个地方（省、市、县等等）以党代政的现象已司空见惯。这些实际上已经同小平同志早就提出的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干部队伍要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等指示相冲突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直接结果是容易产生内耗和外行领导内行，结果肯定是降低绩效。
所以，我觉得党政分工问题需要重新梳理。不管中国往哪个方向走，都必须按照全球的游戏规则做，按照政府善治规律和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做。
第三个问题是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早在1985年中央就在《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中确定了科教兴国的发展蓝图，第一次引入了创业投资概念。但22年过去了，中国的创投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从创投产业的欠发达情况就能看出中国从传统水平制造业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变中的一个障碍性问题。从全世界情况看，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想在后工业化建设中大力开发那些高附加值产品强制结构升级的话，一般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大力发展创业投资，然后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靠市场的力量。大国要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依靠市场，靠国家引导，吸纳全世界的共同经验，发展创业投资。把资金交给创投机构投资于风险承受型的、成长导向型的企业。创业资本多了，还必须有退出机制，因此一定要建立创业板市场
和多个场外交易市场
中国哪怕有10个的场外交易市场，面貌就会大不一样了。但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大家知道，我们从1993年开始清理全国26交易中心的，1993年7月开始采取了强力措施。我们那个时候怕市场多出风险，当年监管力量弱、监管条件也差。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到1998年的时候，中央对金融资源控制权的强力上收。当年成立中央金融工委，也是这个背景。
2006年11月2日，华建敏同志请几个专家谈谈对中国金融问题的意见。当时我说，中国金融业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确判断形势，然后放松金融管制。1997年因为当时银行很烂不良资产比重太高，害怕亚洲金融危机传染。我们采取收的方针、管的方针、资源集中的方针、加强控制的方针是对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过10年的改革发展，我们的银行已成为全世界投资者的投资追捧目标，五大行中已经有四大行上市。中国银行业经过成功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追逐对象。这实际上是一个标志，说明中国银行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全中国的钱98%都在银行里。银行体系健康了，我们的经济就安全了。如果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威胁，同时又存在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应当转换工作重点，用放松管制来提高金融资源效率。
第四个问题是创建市场问题。我们的创业板马上要上，场外交易中心也可能上，天津滨海开发区在争下一个可能获批的场外交易市场，北京也在争。北京有一个代办交易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要多层次，还要多元化。对于市场的监管，监管标准要统一，发展理念要统一，中央级的监管机构要有相当的监管权力，但可以把日常管理职能交给地方政府。资本市场发达了，直接融资比重高了，间接融资的风险压力就小了。
第五个问题是农村问题。我认为，8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90年代不够成功。不够成功的标志是：80年代的时候农民收入年均递增10%以上，90年代年均递增只有4%左右。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提高至少两个百分点以上了。因为取消了农业税，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现在看，农村农业农民扶持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只要下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农村每年净流入城市的货币额大致是6000亿左右。农村本来就缺钱，金融服务本来就不足，又有很多金融机构在那儿吸纳资金往城市调动，农村的发展能正常吗？能快吗？农民的收入能上来吗？农村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我们缺少一种机制一种能引导资金自动流向三农领域的机制。中国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村问题搞不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金融管制放松的还不够。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也是金融管制。
过度的金融管制造成农村大量缺少资金。2006年12月20号，银监会允许全国六个省试办村镇银行、试办合作性的金融组织，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决定。但是后来我在一些会议上又提了批评意见：第一，六个省试点没有什么用，因为金融机构看效果得5年以上，不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一起开展；第二，2006年的改革文件有一个重要的规定，村镇银行必须由某银行或者是其他银行类机构入股至少20%以上。有了这条规定，欲进入农村的民间资本代表者的社会公关过程将变得非常复杂，交易成本非常高。如果31省个都放开，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如何解决监管问题？当然也有办法。马上要办存款保险机构了，有了存款保险机构后所有小型的存款货币机构都要交存款保证金。存款保险机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会自动发挥监督监管职能。顺便说一句，将来财险可能有一个领域，就是怎么将社会保险服务、保障性的服务也延伸成一种监管性的服务功能。
只要农村有大量资金进入，农业资本增加，农村的情况就会改善。
解决农村问题，还有一点是水资源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是水资源的制约。中国农业实际上还有相当的潜力，这个潜力没发挥出来主要制约在农田基本建设，制约在土壤恶化，制约在水资源上。水资源有的地方能解决，有的地方却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地区大多又制约在资金上。农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农村的题目做好了，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了，中国的内需问题，就会大幅改善。农民一富起来，消费拉动问题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
第六个问题是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现在已经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八分之一，是美国的三十到四十分之一，劳动力太便宜。第二是土地要素价格太便宜。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都搞低价土地竞争，搞优惠地价竞争。第三，中国企业素质不高。我们的企业有一些费用没有摊进去，如环保成本没有进去、社会保障成本没有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很便宜企业也能赚钱。这反过来会助长币值低估，用低价去获取竞争力。
汇率过低在全世界造成不良反应。美国、欧盟、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大家几乎一致呼吁让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或不升或升值太慢。现在，许多外贸企业增汇不增收，外汇收入增加了，实际利润没有增加多少。还有，赚了这么多外汇，都用哪儿去了？当然是买外国政府长期低息债券。外国政府低息债券在过去若干年收益率是3.5％到4.0％左右，而美商在上海地区投资，平均年收益率是20%、25%以上。人家拿你的钱，成本不到5%，每年能净赚15%到20%。美国政府靠吸引外国资本，用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办法，轻而易举就把你的钱赚了。
从1985年日本广场协议以后的情况看，汇率调整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会自动生成一种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转换的自调整机制。当年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的外贸顺差大致四五百亿美元，汇率大幅升值以后每年的贸易顺差600多亿。企业调整速度非常快，经常项目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最重要的好处就是产业结构自动调整。但是现在可能有一种担心，就是沿海出口生产企业如果因为汇率调整出现大幅停产、下马，工人失业甚至造成社会不安定怎么办？主要有这种担心。
中国创新，最需要创新的就是理念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6月25号的中央党校讲话、9月28号的讲话、十七大报告里面都讲要解放思想要创新。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应在政策理念上解放思想和创新，必须想点新招法。中国的资源流动方向如果不改变，那么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多年来“雷声大，雨点稀”，为什么？因为它既有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企业的积极性，但是却没有银行的积极性。中国大部分资源在银行手里，你看这些西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在工农中建交这些大行的内部的信用评级中，大部分被评为C类和D类甚至E类地区，都是限制信贷投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创造一种引导资源向薄弱环节流动的新金融机制。
汇率问题也许在政策思路上会出现一些变化。现在欧盟在向中国施压，美国的财政部长也一直在呼吁中国加快汇率调升速度，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们是操纵汇率。我们不承认操纵汇率。但是不断地用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来买外汇，收购美元，实际上就是怕美元跌，人民币涨，实事求是说实际上还是政府在调控中过度干预。现在应该对汇率做大幅度调整了，再不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宝贵的时机。
第七个问题是混业经营问题。我个人认为现在金融改革应该立即大张旗鼓地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的趋势任何人都挡不住了。无论是保险市场吃保费也好，还是银行的信贷市场吃利差也好，都没有暴利，真正的暴利在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发展了，金融机构在产品上、机构上实行混业经营了，才能有更大的盈利空间。所以，在观念上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立即在全国开始混业经营，放松金融管制，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金融资源运用效率就会大幅提高。
刚才我说过，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金融学角度讲，每一元货币，它不是一张纸，它背后一定要代表一定的资源，如果社会有很多钱闲下来了，那么一定有相应的物资在那儿沉淀着，没有转起来。如果让外国人用了，那就等于外国人在用你可能用的潜在可用的物资。一个国家经济成长，实际上靠科技、靠知识，靠生产性资本，靠实体经济部门循环速度的加快，靠实体经济部门的效益提高。但是这些都要靠金融手段来调动，金融资源如果闲下来，金融资源没有用好，说明这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还有待提高。
报告标题的背景
为什么要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什么选这样一个标题？原因就在于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我们内部称之为“左派”的声音，他们认为：自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群体事件增加、社会矛盾加剧、开放过度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党在路线上出现了方向性偏差，有人甚至说我党多年奉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另外，2007年2月份理论界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2007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老资格学者的文章，题目是“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被全世界很多媒体转载。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上、在思想路线上提出了一些惊人之论。文章对这些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长期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作者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考据的方法，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临死之前，实际上已否定了自己青壮年时期主张的用暴力革命打碎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作者认为马恩思想的正宗是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就是马克思重新修正了的观点，被当时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等人接受了。作者认为：伯恩斯坦的观点代表了晚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代表的第三国际，实际是一种被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了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包括中国改革之前的实践，实际上按照被创始人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在搞的，所以搞错了。中国改革应该回头，应该回到第二国际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所提出观点的方向上，去搞早期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它和社会民主主义比较相近。格林斯潘做过一种解释。他说中国现在站在政治十字路口上，将发展成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福利国家加市场经济。为回应上述看法，2007年5月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评论员文章，重点讲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现在“十七大”又提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哪儿来的？大家知道，从邓小平那儿来的。那么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淡化意识形态，务实治国，用他最早期、最形象、最生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黑猫白猫论。就是要给人民带来实惠，不要老强调什么主义。小平同志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袖，本来他是中国革命的第一辈，当年马上打天下那一辈，但是他在思想路线上、在治国方针上和毛泽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是第二代领袖。他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解决了中国一个最重大的国策问题，要让人民能吃饭、穿衣，生活要好起来，餐桌上要丰盛起来。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代领导人，就是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这一代。江泽民领导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它集中全党智慧解决了党的性质问题，就是这个党是思想文化、生产力和人口层面最科学最先进最多数的代表，实际上是代表全社会、代表公众利益的，不是代表哪个狭隘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计划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我和读博士时期的一些老同学也私下议论过，我们猜想“十七大”也许会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方案。看了“十七大”报告后，我觉得虽然在今后五年政治改革方面有了一些新提法，但这一代领导集体的着眼点还是“十六大”时提出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方针方向问题上的提法就是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目标是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三十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含义是：仍然把经济建设把民生问题作为全党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内容。
报告标题与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年来，国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说，中国存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经发展不协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速度慢于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还有金融体制改革的速度慢于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内容步骤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现在进行提速的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条件还不成熟。民主改革以普选制为基本内容，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人一票制。在中国13亿人口绝大多数为农民的情况下，如果搞这种改革，动作太大，那么就很有可能将农民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当然农民也很好，但与最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的代表者比，在知识上起码还有差距，在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在教育程度等方面还有差距。所以现在中央提出高举一个旗帜，这个旗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它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就是：围绕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核心目标从变化中从发展中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只要根据中国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应该说它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搞理想国、搞乌托邦，它是不断往前发展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框框。
小平同志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要按照务实治国的方针，把自己国家的事先搞好，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应该说这样做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十七大”报告的选题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主题，我觉得非常好。
对中国特色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由党领导改革和发展，积极参与全球化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过多地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小平同志当年说了一个“不争论”，这个“不争论”反映了小平同志高超的政治智慧。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守旧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如果展开全国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按小平同志的说法，党就会分裂，全国就会分裂，还可能引发内战。我们不争论，按照务实治国的方针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就是了。
“十七大”报告抓住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
“十七大”报告在又好又快建设国家的第五部分讲了八点。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结构；第三是建设新农村；第四是节能减排；第五是区域协调，改善布局；第六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市场体系；第七是财税改革；第八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八点基本上抓住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写得比较准确。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有一个大的起草班子，起草几稿以后，都征求过几千人的意见，是全党智慧的结晶。用外国人的话说，是一个各种政治力量、方方面面代表讨价还价的结果。
报告中没有提到的问题
报告中有哪些问题没有提到呢？可能是一些中短期宏观经济以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当然还有“十五大”时提出过的“民进国退”之类的问题。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9月出版的新书《我们的新世界》中对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提了几点看法。他说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有几个：第一个是仍然比较强大的守旧势力；第二个是落后的农村经济和仍然比较贫困的很多农民；第三个是占有资源比较多仍在高速发展却明显低效的国有企业；第四个是问题成堆的国有银行；第五个是中国仍然和国际上无法接口的会计审计制度，经济缺乏透明度和金融财会人才匮乏；第六个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必然衍生的贪污腐败；第七个是环境和资源压力；第八个是汇率问题。
格林斯潘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国没有敌意，因此，他从自己的观察角度提出上述八个问题，有些问题切中时弊，有些则不一定准确，有些问题我们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涉及，有些似乎没有提到，不管怎么样，都说给大家听听，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一个著名的外国朋友是怎么看中国现状的。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政府比较强。各级政府能够通过党政共管体制强力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中国具有惊人的高储蓄率。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递增率连续保持17%、18%。外国经济学家拍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其中原因。中国一改革，制度一解放，管制一放松特别当年农村联产承包一搞，大量的财富、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就从地底下被魔法呼唤出来了。中国有个重要的经济驱动力，就是高储蓄。第三，在党政共管体制下，中国保持了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个党政共管体制下，有其他那些民主国家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没有的优势，能够快速动员社会资源。最典型的可比对象就是我们的邻居——印度。它是1947年独立的，我们是1949年建国的。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和印度一样，但是现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中国的40%。差距就在于印度特殊的民主政治环境，它的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体制层面、制度层面、文化传统层面的问题对发展制约太大了。我们的党政共管体制，一党执政条件下的党政共管体制，在主导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有它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第四，我个人认为，领导人制定的国家战略非常重要。这届领导人制定的国家战略非常清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明晰的国家战略，就不知道资源往哪儿用，往哪儿使，不知道怎样调整结构，如出现战略失误，用不上20年一个国家就会变得非常平庸。
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执行力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好思路，不是没有发展机会。做得不理想不尽人如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效能问题。政府执行力、政府行政效能，仍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党政分工问题。党政共管体制下一个待研究的问题是党政分工问题。我们过去熟知的一些口号如“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原则”等等事实上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例如一个金融机构如果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设计，应当首先解决投资人多元化的问题，然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随之有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经营班子，按这样的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但这会与党领导一切的传统信条发生冲突。再比如各个地方（省、市、县等等）以党代政的现象已司空见惯。这些实际上已经同小平同志早就提出的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干部队伍要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等指示相冲突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直接结果是容易产生内耗和外行领导内行，结果肯定是降低绩效。
所以，我觉得党政分工问题需要重新梳理。不管中国往哪个方向走，都必须按照全球的游戏规则做，按照政府善治规律和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做。
第三个问题是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早在1985年中央就在《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中确定了科教兴国的发展蓝图，第一次引入了创业投资概念。但22年过去了，中国的创投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从创投产业的欠发达情况就能看出中国从传统水平制造业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变中的一个障碍性问题。从全世界情况看，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想在后工业化建设中大力开发那些高附加值产品强制结构升级的话，一般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大力发展创业投资，然后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靠市场的力量。大国要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依靠市场，靠国家引导，吸纳全世界的共同经验，发展创业投资。把资金交给创投机构投资于风险承受型的、成长导向型的企业。创业资本多了，还必须有退出机制，因此一定要建立创业板市场
和多个场外交易市场
中国哪怕有10个的场外交易市场，面貌就会大不一样了。但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大家知道，我们从1993年开始清理全国26交易中心的，1993年7月开始采取了强力措施。我们那个时候怕市场多出风险，当年监管力量弱、监管条件也差。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到1998年的时候，中央对金融资源控制权的强力上收。当年成立中央金融工委，也是这个背景。
2006年11月2日，华建敏同志请几个专家谈谈对中国金融问题的意见。当时我说，中国金融业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确判断形势，然后放松金融管制。1997年因为当时银行很烂不良资产比重太高，害怕亚洲金融危机传染。我们采取收的方针、管的方针、资源集中的方针、加强控制的方针是对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过10年的改革发展，我们的银行已成为全世界投资者的投资追捧目标，五大行中已经有四大行上市。中国银行业经过成功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追逐对象。这实际上是一个标志，说明中国银行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全中国的钱98%都在银行里。银行体系健康了，我们的经济就安全了。如果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威胁，同时又存在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应当转换工作重点，用放松管制来提高金融资源效率。
第四个问题是创建市场问题。我们的创业板马上要上，场外交易中心也可能上，天津滨海开发区在争下一个可能获批的场外交易市场，北京也在争。北京有一个代办交易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要多层次，还要多元化。对于市场的监管，监管标准要统一，发展理念要统一，中央级的监管机构要有相当的监管权力，但可以把日常管理职能交给地方政府。资本市场发达了，直接融资比重高了，间接融资的风险压力就小了。
第五个问题是农村问题。我认为，8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90年代不够成功。不够成功的标志是：80年代的时候农民收入年均递增10%以上，90年代年均递增只有4%左右。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提高至少两个百分点以上了。因为取消了农业税，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现在看，农村农业农民扶持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只要下去调查一下就知道了。农村每年净流入城市的货币额大致是6000亿左右。农村本来就缺钱，金融服务本来就不足，又有很多金融机构在那儿吸纳资金往城市调动，农村的发展能正常吗？能快吗？农民的收入能上来吗？农村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我们缺少一种机制一种能引导资金自动流向三农领域的机制。中国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村问题搞不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金融管制放松的还不够。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也是金融管制。
过度的金融管制造成农村大量缺少资金。2006年12月20号，银监会允许全国六个省试办村镇银行、试办合作性的金融组织，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决定。但是后来我在一些会议上又提了批评意见：第一，六个省试点没有什么用，因为金融机构看效果得5年以上，不如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一起开展；第二，2006年的改革文件有一个重要的规定，村镇银行必须由某银行或者是其他银行类机构入股至少20%以上。有了这条规定，欲进入农村的民间资本代表者的社会公关过程将变得非常复杂，交易成本非常高。如果31省个都放开，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如何解决监管问题？当然也有办法。马上要办存款保险机构了，有了存款保险机构后所有小型的存款货币机构都要交存款保证金。存款保险机构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会自动发挥监督监管职能。顺便说一句，将来财险可能有一个领域，就是怎么将社会保险服务、保障性的服务也延伸成一种监管性的服务功能。
只要农村有大量资金进入，农业资本增加，农村的情况就会改善。
解决农村问题，还有一点是水资源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是水资源的制约。中国农业实际上还有相当的潜力，这个潜力没发挥出来主要制约在农田基本建设，制约在土壤恶化，制约在水资源上。水资源有的地方能解决，有的地方却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地区大多又制约在资金上。农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农村的题目做好了，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了，中国的内需问题，就会大幅改善。农民一富起来，消费拉动问题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
第六个问题是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现在已经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八分之一，是美国的三十到四十分之一，劳动力太便宜。第二是土地要素价格太便宜。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都搞低价土地竞争，搞优惠地价竞争。第三，中国企业素质不高。我们的企业有一些费用没有摊进去，如环保成本没有进去、社会保障成本没有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得很便宜企业也能赚钱。这反过来会助长币值低估，用低价去获取竞争力。
汇率过低在全世界造成不良反应。美国、欧盟、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大家几乎一致呼吁让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或不升或升值太慢。现在，许多外贸企业增汇不增收，外汇收入增加了，实际利润没有增加多少。还有，赚了这么多外汇，都用哪儿去了？当然是买外国政府长期低息债券。外国政府低息债券在过去若干年收益率是3.5％到4.0％左右，而美商在上海地区投资，平均年收益率是20%、25%以上。人家拿你的钱，成本不到5%，每年能净赚15%到20%。美国政府靠吸引外国资本，用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办法，轻而易举就把你的钱赚了。
从1985年日本广场协议以后的情况看，汇率调整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会自动生成一种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转换的自调整机制。当年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的外贸顺差大致四五百亿美元，汇率大幅升值以后每年的贸易顺差600多亿。企业调整速度非常快，经常项目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最重要的好处就是产业结构自动调整。但是现在可能有一种担心，就是沿海出口生产企业如果因为汇率调整出现大幅停产、下马，工人失业甚至造成社会不安定怎么办？主要有这种担心。
中国创新，最需要创新的就是理念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6月25号的中央党校讲话、9月28号的讲话、十七大报告里面都讲要解放思想要创新。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应在政策理念上解放思想和创新，必须想点新招法。中国的资源流动方向如果不改变，那么结构调整就是一句空话。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多年来“雷声大，雨点稀”，为什么？因为它既有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有企业的积极性，但是却没有银行的积极性。中国大部分资源在银行手里，你看这些西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在工农中建交这些大行的内部的信用评级中，大部分被评为C类和D类甚至E类地区，都是限制信贷投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创造一种引导资源向薄弱环节流动的新金融机制。
汇率问题也许在政策思路上会出现一些变化。现在欧盟在向中国施压，美国的财政部长也一直在呼吁中国加快汇率调升速度，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们是操纵汇率。我们不承认操纵汇率。但是不断地用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来买外汇，收购美元，实际上就是怕美元跌，人民币涨，实事求是说实际上还是政府在调控中过度干预。现在应该对汇率做大幅度调整了，再不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宝贵的时机。
第七个问题是混业经营问题。我个人认为现在金融改革应该立即大张旗鼓地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的趋势任何人都挡不住了。无论是保险市场吃保费也好，还是银行的信贷市场吃利差也好，都没有暴利，真正的暴利在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发展了，金融机构在产品上、机构上实行混业经营了，才能有更大的盈利空间。所以，在观念上对中国金融改革发展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立即在全国开始混业经营，放松金融管制，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金融资源运用效率就会大幅提高。
刚才我说过，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金融学角度讲，每一元货币，它不是一张纸，它背后一定要代表一定的资源，如果社会有很多钱闲下来了，那么一定有相应的物资在那儿沉淀着，没有转起来。如果让外国人用了，那就等于外国人在用你可能用的潜在可用的物资。一个国家经济成长，实际上靠科技、靠知识，靠生产性资本，靠实体经济部门循环速度的加快，靠实体经济部门的效益提高。但是这些都要靠金融手段来调动，金融资源如果闲下来，金融资源没有用好，说明这个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