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晚年缠绵病榻，曾写《病中琐忆》，文章末段有谓：“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叶公超一向被视为文艺才子、外交奇才，纵论其大起大落的一生，总令人兴起无限感喟。
得宠“大使”突遭解职 1961年春夏之交，蒙古在苏联大力支持下申请加入联合国，将交付该年10月联合国大会议程讨论。蒋介石忧惧蒙古入联重揭疮疤，又忌惮肯尼迪政府提议“两个中国”，动摇台当局在联合国席位，蒋故而有意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动用否决权堵截蒙古入联之门。
令人错愕震惊的是，值此外交折冲最后紧要关头，蒋介石竟示意陈诚接连以两通急电，“两道金牌”，急召“驻美大使”叶公超“返国述职”。叶公超事前完全未得任何警讯征兆，料想应系蒋急事召见。
叶公超僚属曹志源事后追忆：“‘大使’只提着一个旅行箱，带了几件衬衫和领带，匆匆就道，准备三五天内返任……”传记作者施可诰说叶氏离开“大使馆”时，“双橡园的办公桌都没有整理，提起皮包就飞回来了”。又说：“‘总统’召回，却不召见，到了第三天，只有一个传谕，不必回任所了。”叶公超在“临时居停的博爱宾馆绕室彷徨，足足三日三夜”。
回首1958年8月，叶公超受命为台当局“驻美大使”，赴任之前，蒋介石特地约见他于桃园角板山宾馆，据悉，蒋殷殷致意，耳提面命，晤谈良久。叶氏辞出，蒋介石亲送叶氏到宾馆门口台阶，叶氏鞠躬请蒋留步，蒋仍执意不回，目送叶公超上车，犹挥手致意。蒋介石鲜有亲送部属到门口，依依之情，溢于言表，由此足证叶公超当时“圣眷正隆”。
如日中天的叶公超，恃才傲物，讲话习惯幽自己一默，也不忘幽蒋宋一默。他在当“外交部长”时，曾说过一段名言：“‘对日和约’谈判时，‘总统’是‘外交部长’，张岳军是‘政务次长’，我自己是‘常务次长’。对美‘外交’谈判‘防御条约’时，‘总统’是‘外交部长’，蒋夫人是‘政务次长’，我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20世纪50年代，叶公超攀登个人职业生涯顶峰，孰知不过十年功夫，竟无端折翼，此不唯是台北官场最大谜团，更是台当局“外交”界一大公案，至今迷雾难解。
不过，在台湾大溪档案中有一份极机密的蒋介石档案的解密，揭露了叶公超悄然去职的部分内幕原因。
由这份极机密档案，再交叉比对陈诚档案，可以印证叶公超遭削官罢黜，其实是被曾任“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曹文彦，从美国秘密参了一本。为此，蒋介石曾在官邸秘密接见曹文彦，曹氏详述叶公超在美的各种“反动言行”，经查证之后，蒋介石挟怒逼迫叶公超“自请辞职”。
这份向蒋介石密告的文件，系以毛笔工整缮写，全文虽仅600余字，却是密报者监视叶公超年余言行的记录。密报文件系以空白信纸书写，信纸上方至今还留有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写的附注：“曹文彦报告”5字。而密报的起头标示主题为“据曹君函中所述如下”，蒋介石接阅这份密报文件时，似为防止密报人的姓名外泄，还特地以他惯用的红铅笔，把“据曹君函中所述如下”这几个字修改为“某君报告”。
蒋介石阅读时，在密报的字句旁边，详加圈点眉批，人名的左侧标示书名号直线，重点文字部分更加注双引号，字句旁边还画了红圈圈，或者红点点，说明蒋曾经反复阅读这份密报，或者也借着反复阅读的过程，分析密报者所言是否为真，寻思叶公超是否果真像密报者讲的那么坏。
僚属密报触怒“龙颜” 曹文彦密报内容可以归纳为几个重点：
其一，叶公超可能在私底下聊天时曾谈及蒋介石青年时代于上海经商（炒股票）失败，以及广州嫖妓之事。后叶氏得知陈立夫正在写回忆录，遂借机表示，陈立夫该写这两桩丑事。然而要命的是，据密报标注，这段话是“此为立夫面告曹君者”，换言之，如果蒋介石不信叶氏有此恶言，可以找陈立夫查证，更强化密报的可信度。
其二，密报指叶公超在双橡园“大使馆”官邸宴客时，经常于席间模仿蒋介石以宁波口音讲话神情，以学蒋介石讲话，娱兴嘉宾。蒋特意在这段字句旁以红铅笔加注圈点及双引号，足证阅读此句时，蒋内心之波涛起伏，怒不可遏。
其三，发动投书报端驳斥“台独”言论，本为“大使”之天职，叶氏竟敢语出惊人，道出“我虽非全心拥护岛上蒋介石‘政府’”字句，蒋阅之焉有不愠怒者？
其四，曹文彦密报中指叶氏以英文说，“In America no one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e government ， Chang Kai Shek is nobody——a dog！”（在美国没有人全心拥护这政府，蒋介石是什么东西——一条狗！）密报为引证此事的真实性，复引述台当局“驻美使馆”文化参事处处长颜絜密告，证明在旁处也听闻叶氏有类似言行。这段叙述恐怕更让蒋火冒三丈，怒发冲冠！堂堂“元首”，竟被自己最信赖的僚属背后辱斥为狗，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五，密报指叶氏常在办公室放言辱骂“国民党是臭的”，并有“深鄙其为人”的华府人士郭鸿声可为之证。
其六，指出叶公超每日上班时间仅4小时，还与经济参事王蓬及“总领事”等人在“大使馆”豪赌，如此放浪形骸，更犯了蒋介石勤于政务、严谨生活之大忌。
其七，为避人耳目，这份密报是曹文彦与“驻美公使”朱抚松在芝加哥密商后，躲藏于波士顿一家旅馆中完成的。
姑不论这份密报是否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它至少是蒋介石对叶公超由宠信转为疑忌的重要一环。可从1961年10月间，亦即蒙古案甚嚣尘上之际，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叶公超、沈昌焕等之间的往来机密函电作一比对，看出叶公超失势的若干蛛丝马迹，虽不能将断简残篇还原事件原委，但至少可略窥这场“宫廷地震”的内幕。
1961年10月2日11时，叶公超自华府发了一封密电给“总统府秘书长”。这封电报以及整桩事件的背景，因蒙古预备申请进入联合国的消息曝光后，蒋介石唯恐美国同意蒙古入联，可能系美国主张“两个中国”的先声，故而坚决反对，并图以否决权阻截蒙古于联合国门外。但美国意欲协助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等7个非洲国家进入联合国，以壮亲美集团声势，苏联即借机与美国讨价还价，如果美国与台当局不阻止蒙古入联，苏联也不会动用否决权阻拦7个亲美之非洲国家入联。美国与苏联做好条件交换后，即转而向台当局施压。
蒋介石原本执意使用否决权，力阻蒙古入联，此为台当局力抗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第一防线。在美国不断施压之下，这第一道防線失守，乃以放弃否决蒙古入联，交换美国不提出“两个中国”方案。叶公超即在这来回折冲过程中，成为台当局“外交”战线的牺牲品。
叶公超的交涉表现固然有争议之处，他之所以中箭落马的关键因素，显因蒋介石对曹文彦那份密报，耿耿于怀。值得留意者，曹氏密告其实在1961年4月8日就已做好。换言之，蒋介石早在交涉蒙古事件前，就已阅过曹文，为保全大局，始终隐忍愤怒，压抑未发，或者尚待查证密报真相，不宜打草惊蛇。直到10月10日，蒙古事件大致尘埃落定，蒋突如其来急召叶回台。如此观之，曹文彦密报，似成蒋整肃叶反骨的“虎头铡”。综而言之，曹文彦密报才是叶公超去职的直接主因，蒙古事件不过一引火线及冠冕堂皇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