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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写作修辞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内鲜为人知，在美国却日渐成熟。本文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首先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修辞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写作教学的影响出发，描述该学科的诞生过程。然后阐释了“修辞复兴”及“过程革命”对该学科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该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的迅猛增长以及学科代码的出现，对学科身份起了强化作用。最后，文章对“写作修辞学”在全球化这个大的修辞语境中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关键词：写作修辞学;独立学科;修辞复兴;过程革命;新新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5-0086-07
国外曾有人认为，修辞学是关于口头演说，写作则是书面技能，二者泾渭分明。国内不少人对修辞学的理解更为狭隘。提起修辞学，便想到修辞格、修辞手法，及字词句的修辞效果。中国现代修辞学首先考虑的是美学效果和风格特征。而修辞学所涵盖的内容却远不止这些。“修辞”二字来自日语，而五四时期的留日学者们在翻译时丢失了不少内容，因此出现了国内师生和学者们对“修辞”的狭义理解（Wu， 2010）。例如，当我校研究生初学“修辞学与写作研究”这门课时，有人专门写邮件问，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修辞学有关。他们甚至无法将修辞学与写作研究联系起来，认为是两门不同的课程。其实，“写作修辞学（Composition-rhetoric）”，也称为“修辞学与写作（Rhetoric and Composition）”或“写作研究（Composition Studies）”（Fleming， 2009），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有人认为是交叉学科，如Johnson（2010）。在中国的确鲜为人知，在美国却欣欣向荣。因此，鉴于上述背景，有必要对这个学科的诞生及发展过程进行回顾概览。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基于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数据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并析出各阶段的特征。
1. 孕育期
“写作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始现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大学。受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多，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目的也更加切合实际，古典修辞学的地位被现实需要所取代。当时“写作修辞学”是一门大学新生必修课，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写作能力。Adam Sherman Hill是倡导者。二十世纪上半叶得到发展，但只有极少数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主修“写作修辞学”。有一些教师学者对理论和教学法做过一些改革。如，密执安大学的Fred Newton Scott及其学生们，曾试图编写出描述实际语言使用的语法，来代替规定性语法。这为后来70年代“过程法”教学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写作教学主要采用形式主义作文法——“现时-传统修辞（current-traditional rhetoric）”法。该术语由Daniel Fogarty在1959年提出，是对过去流行的写作教学法的概括。Richard E. Young对此术语进行了阐释：“现时-传统修辞”强调写作成品，对语篇的分析在于词语、句子、段落等层次，而且特别关注风格以及句法、拼写、标点等用法（转引自Matsuda， 2003）。然而，那时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或此类专著。因此，还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写作课程在学术界无立锥之地，写作课程中的知识被看成是“课堂知识”（Fleming， 2009： 26）、“工匠知识”（Johnson， 2009： 674）。写作课教师的地位无足轻重，被看成是教人写作的工匠师傅。
二战结束后，“写作修辞学”的命运有了重大变化。1949年“大学写作与交际会议（简称CCCC）”召开，这是第一次标志性的专题会议。写作从此变得专业化了。这期间出版了一些写作类的专业书籍，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心，并且“写作修辞学”不再被看成是“课堂知识”、“工匠知识”。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足以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
2. 学科诞生
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修辞复兴（rhetoric revival）”时期，“写作修辞学”才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登上学术界舞台。1968年美国修辞学会成立。这一时期“新修辞学家”们重拾古典修辞学理论，并进行修改完善、古为今用。但他们的研究重心不是写作，更不是写作教学法，而是理论重构。Stephen Toulmin的专著《论辩的作用》（The Use of Argument）在写作修辞学领域影响较大。Toulmin发现，传统的逻辑体系如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三段论省略式等并不能反映各种动态推理形式，于是提出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辩结构模式。该结构模式的提出，动摇了传统逻辑体系长久以来的稳固地位。Toulmin的贡献是“扩大了基本理论和提供了实用的例解法”（胡曙中，2001： 362）。以至于后来，甚至在当今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中，这种论辩结构模式成为议论文体模式的典范，也成为许多写作研究的理论框架。如Qin和Karabacak（2010）、Nussbaum和Kardash（2005）的研究，都是基于Toulmin论辩结构六要素来分析大学生议论文。另一位对写作修辞学有重大的、直接影响的人物是Kenneth Burke。他提出了丰富的修辞学理论和思想，其中修辞动机理论中的“同一”理论对议论文的修辞模式有很大影响。
“修辞复兴”对于“写作修辞学”的影响还在于教学法方面。“修辞法”强调古典修辞学中“写作五阶段”①中的“创造（invention）”。“创造”的目的是在读者身上产生心理或感情的变化，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祁寿华，2000：64）。写作课的老师们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学法，满足于教书匠的角色，而是开始关注修辞学理论。因为所有的写作教学法理论，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修辞学理论（Berlin， 1987）。
3. 发展期
二十世纪70年代出现了“写作过程革命（process revolution）”。学者们对于其作用存在分歧。新修辞学派的学者如Theresa Enos、Stuart Brown、Patricia Bizzell普遍反应淡漠，认为“写作修辞学”能成为独立学科，主要归功于“修辞复兴”。还有一些学者淡化“写作过程革命”的作用，教学上仍强调“现时-传统法”，认为“现时-传统法”从未被取代，相反却吸取了“过程教学法”的理念而更加兴盛。“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模式主导了大多数人的写作教学实践”（祁寿华，2000：62）。 然而，从事写作教学的教师学者们如David Fleming、Maxine Hairston、Martin Nystrand，则认为“写作过程革命”是“写作修辞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性的运动。“写作过程革命”中，老师的关注点从写作成品转向了学生个体和写作过程。导致这一转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的面向写作成品的教学法产生了危机。7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采取开放录取政策，招收了大批退伍军人等大龄学生，使写作课堂变得庞大、拥挤。而这些学生却不如传统的大学生遵守规则和纪律，再加上全民口头交际能力的退化（Fleming， 2009），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如从前。因此传统教学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于是产生了“范式的转向（paradigm shift）”（Hairston，1982： 82）。该范式的主要特征是，首先考虑写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要;其次，写作过程中一定会有老师的干预，干预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声音、让学生自己选择话题、鼓励学生自己修改;再者，写作不再是直线型的、一蹴而就的成品，而是循环式过程，强调自我修改、同伴评阅的作用。
此外，“写作修辞学”和其他学科有了密切的联系，吸收了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增添了力量。由此，写作过程理论被分为三个方面：表达观、认知观、社会观（Matsuda， 2003）。这一时期的著名研究者，如Janet Emig、Linda Flower、John R. Hayes等，均对学生的写作过程有独到的研究。Emig（1971）首次把写作过程细化为几个阶段，后来进一步简化为三个阶段——写作前、写作中、修改阶段。Flower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修辞学教授和写作理论家，研究认知修辞学。还曾和Hayes合作研究写作者的认知过程、熟练与非熟练写作者的问题解决过程，追踪高效写作者的策略使用过程以及处理认知冲突的意愿，并提出“写作认知过程理论（也称为“Flower-Hayes模式”）”。以上对于学生写作行为方面所做的实证研究，为“过程教学法”的实施提供了支持。因此，“写作过程革命”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且是“对于语言活动和语言习得理论的探索”（Fleming， 2009： 46）。然而，不足的是，“写作过程革命”主要涉及教学实践的改革和针对写作者的研究，并未提出新的修辞学理论（Matsuda， 2003）。
到了70年代末期，“写作修辞学”作为学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有了公认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出版了同行评审的期刊和著作。许多高校设置了该学科的教师终生职位，培养了写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据写作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修辞学评论》（Rhetoric Review）期刊的创始人Theresa Enos统计，到1987年为止美国有38所高校可授予该方向的博士学位（Borrowman等，2009）。大学新生的写作课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许多高校成立了写作中心（writing centre），供学生们课外学习和训练。新生的写作课还进一步延伸为“高级写作”、“跨课程写作”、“社区读写”等。
4. 壮大期
“写作过程革命”在80年代后期开始遭到批评。Faigley（1986）、Bizzell（1986）等认为，写作过程应该被看成具有历史的动态性，而不是心理状态、认知常规或中立的社会关系;很有必要缩小写作课堂，改进写作评价方式，增加写作任务的多样性。这些不满成了“后过程法（post-process）”出现的前奏。“post-process”这个术语首先出现在Trimbur（1994）发表于专业期刊《大学英语写作与交际》的文章中。该术语指称写作研究的社会转向，即重心从认知问题转向社会问题。之后该术语便被广泛使用，因为90年代写作修辞学理论、研究、教学诸方面再一次发生了变化。McComiskey（2000）、Matsuda（2003）等学者认为“后过程”不是对“写作过程法”的全盘否定，而是其延伸。写作行为被看作公共的、交互的和情景性的社会行为。
从二十世纪末到如今，“写作修辞学”开始迅猛发展，逐渐壮大。首先表现在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据Fleming（2009）统计，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有72个“写作修辞学”博士点，每年可授予该方向100多个博士学位。1999至2004年期间，招收了1245个“写作修辞学”博士生，有613人获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比二十世纪初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图1所示。二十世纪20年代只有密执安大学的Fred Newton Scott教授指导“写作修辞学”方向的博士生。而二十一世纪初则发展到至少592所大学可以授予博士学位。
图1 博士点的增长
2004年《修辞学评论》（Rhetoric Review）对592所大学的“写作修辞学”方向的研究生课程进行了调查，发现有25门公认的核心课程。其中居首的核心课程依次为“写作理论（Composition Theory）”、“写作教学实践（Practices of Teaching Writing）”和“修辞学史（History of Rhetoric）”、“修辞学理论（Rhetoric Theory）”（Pierce & Enos，2009）。这充分说明了写作与修辞学的紧密联系，以及写作教师和研究者均要求具备坚实的修辞学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写作修辞学”的发展壮大还表现在其学科身份以数字代码的形式体现出来。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对博士学位项目进行了评估，正式把“修辞学与写作（Rhetoric and Composition）”列入其学科研究的类别中。与此同时，该学科在“学院项目分类（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e Program）”中有了自己的学科代码（Phelps & Ackerman，2010），与语言学、古典修辞学、传播学等区别开来。 此外，一些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已发展成熟，颇具影响力。如《大学英语写作与交际》（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简称CCC）、《修辞学评论》（Rhetoric Review）、《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写作交际》（Written Communication）、《写作研究》（Composition Studies）、《高级写作期刊》（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学术英语写作期刊》（Journal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写作评估》（Assessing Writing）等。还有更多大学成立了写作中心。
5. “新新修辞学”
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信息的交流、移民潮及留学潮加剧，文化震荡、融合以及冲突也愈演愈烈。美国大学写作教材中的写作原则及规范，对于远离本族文化的学生来说，缺乏说服力而无法使其完全接受。在本土学习英语的学生，如中国国内的大学生，生活在本族文化修辞及写作范式的框架中，理解英语的写作修辞原则更加困难。Payne（2009）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老师学者们的两种态度与做法最为突出。一种是把全球化看作美国的民主与资本的延伸，并持积极迎合的态度，对语境不加区分，在任何语境中都强行采用二语范式，甚至要求学生也采用此范式进行交际。另一种是把全球化看作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在全球扩张，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压迫，由此产生阴谋论、树立假想敌。与此相应的态度是抵抗敌对，在教学中教学生对任何新出现的事物持批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偏激错误的。
因此我们需要有第三种做法，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而是进行本土化解读和应用。这便是Payne所说的“新新修辞学”，既考虑国际的跨文化问题，同时还应立足于具体微观层面，提出合适的理论。Payne把全球化看成是交流活动与教育实践的修辞语境。那么在这个语境中，“写作修辞学”变得更为复杂，需考虑写作与教学的多个层面，及多种影响因素。在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会考虑移民话语与写作中的“修辞边界（rhetorical borderland）”问题，如毛履鸣（2013）、Lu Minzhan（1992）、Li Xiaoming（2014）、Ryuko Kubota（2014）等。在本族语环境中进行第二语言写作教学和研究，则应关注写作者对第二语言修辞模式与文化的情感、态度、动机等因素。
二十世纪60年代以前，第二语言写作被严重忽视，因为“听说法（audiolingual approach）”流行于第二语言教学中，主导地位相当于修辞学中“现时-传统修辞”法。1976年Zamel发表在TESOL Quarterly上的文章“Teaching Composition in the ESL Classroom：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被认为是第二语言写作教学“过程法”开始的标志（Matsuda， 2003），略晚于第一语言写作。虽然80年代 “过程法”在美国第二语言写作教学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过程法”并没有产生“范式”，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此法。“过程法”一直面临推崇与挑战，在第二语言写作研究中也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可见，第二语言写作有其特殊性，涉及到大的修辞语境问题。然而，有趣的是，在我国“过程法”却备受英语老师的亲睐，从大量的教育硕士论文选题可见一斑。这与他们缺少修辞学及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素养，从而导致的盲从行为有关。也是Payne（2009）所说的对全球化的第一种态度的体现。由此可见，“写作修辞学”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
总之，本世纪第二语言写作成为“写作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焦点从信息技术、评价方式、教学方法，到意识形态、身份问题以及理论研究（Silva， 2011）。这些都可以说是“写作修辞学”研究的新范畴。
参 考 文 献
Berlin， J.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 The major pedagogical theories [J]. College English， 1982，（8）： 765-777.
Bizzell， P. Composing processes： An overview [A]. In A. Petrosky & D. Bartholomae （eds.），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49-70.
Borrowman， S.， S. C. Brown. & T. P. Miller. Renewing Rhetoric’s Relation to Compos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Emig， J. The Composing Processes of Twelfth Graders [M]. Urbana， Il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1971.
Faigley， L. Competing theories of process： a critique and proposal [J]. College English， 1986，（48）： 527-542.
Fleming， D. Rhetoric revival or process revolution？ [A]. In S. Borrowman， S. C. Brown & T. P. Miller （eds.）， Renewing Rhetoric’s Relation to Composition [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Hairston， M. The winds of change： Thomas Kuhn 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82 ，（1）： 76-88.
Johnson， R. R. Craft knowledge： Of disciplinarity in writing studies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2010，（4）： 673-690.
Kubota， R. Conceptual confusions and contradictions：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Xiaoming Li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14，（25）： 118-120.
Li， X-m. Are “Cultural differences a mere fiction”？： Reflections and arguments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14，（25）：104-113.
Lu， M-z. Conflict and struggle： The enemies or preconditions of basic writing [J]. College English， 1992 ，（54）： 887-913.
Matsuda， P. K. Process & post-process： A discursive history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3，（12）： 65-83.
McComiskey， B. Teaching Composition as a Social Process [M]. Logan， UT：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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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ne， D. Globalization， new（er） rhetoric， and the necessary centrality of both to graduate studies in composition [A]. In S. Borrowman， S. C. Brown & T. P. Miller （eds.）， Renewing Rhetoric’s Relation to Composition [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helps， L. W. & J. M. Ackerman. Making the case for disciplinarity in rhetoric， composition and writing studies： The visibility project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2010，（1）： 180-212.
Pierce， K. P. & Enos， T. J. How seriously are we taking professionalization？： A report on graduate curricula i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A]. In S. Borrowman， S. C. Brown & T. P. Miller （eds.）， Renewing Rhetoric’s Relation to Composition [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Qin， J. & E. Karabacak. The analysis of Toulmin elements in Chinese EFL university argumentative writing [J]. System， 2010 ，（38）： 444-456.
Silva， T. 二十一世纪的二语写作研究 [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1，（1）： 17-23.
Toulmin， S. The Uses of Argument （updated 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Wu， H.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modern Chinese conceptualization of rhetoric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2010，（4）： 87-98.
胡曙中.西方修辞学概论 [M].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2001.
毛履鸣（汪建峰译）.中美混合修辞的崛起——兼读中式签语饼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祁寿华.西方写作理论、教学与实践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sition-rhetoric as a Discipline
LIU Dong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Composition-rhetoric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ough barely known in China， is growing mature in America. With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hetoric theories and the influence on composition instruction. The great facilitating effect of “rhetoric revival” and “process revolu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s elaborated on. Moreover， it is emphasiz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dramatic increase of doctoral programs in composition-rhetoric and the assignment of code series have reinforced its disciplinary identity.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this discipline against the large rhetorical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omposition-rhetoric; independent discipline; rhetoric revival; process revolution; newer rhetoric
作者简介：刘东虹，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修辞学、二语习得和语用学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邮编 430079
E-mail：liudonghong19@sina.com
（责任编辑：邹春燕）
关键词：写作修辞学;独立学科;修辞复兴;过程革命;新新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5-0086-07
国外曾有人认为，修辞学是关于口头演说，写作则是书面技能，二者泾渭分明。国内不少人对修辞学的理解更为狭隘。提起修辞学，便想到修辞格、修辞手法，及字词句的修辞效果。中国现代修辞学首先考虑的是美学效果和风格特征。而修辞学所涵盖的内容却远不止这些。“修辞”二字来自日语，而五四时期的留日学者们在翻译时丢失了不少内容，因此出现了国内师生和学者们对“修辞”的狭义理解（Wu， 2010）。例如，当我校研究生初学“修辞学与写作研究”这门课时，有人专门写邮件问，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修辞学有关。他们甚至无法将修辞学与写作研究联系起来，认为是两门不同的课程。其实，“写作修辞学（Composition-rhetoric）”，也称为“修辞学与写作（Rhetoric and Composition）”或“写作研究（Composition Studies）”（Fleming， 2009），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有人认为是交叉学科，如Johnson（2010）。在中国的确鲜为人知，在美国却欣欣向荣。因此，鉴于上述背景，有必要对这个学科的诞生及发展过程进行回顾概览。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基于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数据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并析出各阶段的特征。
1. 孕育期
“写作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始现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大学。受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多，尤其是女性。教育的目的也更加切合实际，古典修辞学的地位被现实需要所取代。当时“写作修辞学”是一门大学新生必修课，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写作能力。Adam Sherman Hill是倡导者。二十世纪上半叶得到发展，但只有极少数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主修“写作修辞学”。有一些教师学者对理论和教学法做过一些改革。如，密执安大学的Fred Newton Scott及其学生们，曾试图编写出描述实际语言使用的语法，来代替规定性语法。这为后来70年代“过程法”教学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写作教学主要采用形式主义作文法——“现时-传统修辞（current-traditional rhetoric）”法。该术语由Daniel Fogarty在1959年提出，是对过去流行的写作教学法的概括。Richard E. Young对此术语进行了阐释：“现时-传统修辞”强调写作成品，对语篇的分析在于词语、句子、段落等层次，而且特别关注风格以及句法、拼写、标点等用法（转引自Matsuda， 2003）。然而，那时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或此类专著。因此，还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写作课程在学术界无立锥之地，写作课程中的知识被看成是“课堂知识”（Fleming， 2009： 26）、“工匠知识”（Johnson， 2009： 674）。写作课教师的地位无足轻重，被看成是教人写作的工匠师傅。
二战结束后，“写作修辞学”的命运有了重大变化。1949年“大学写作与交际会议（简称CCCC）”召开，这是第一次标志性的专题会议。写作从此变得专业化了。这期间出版了一些写作类的专业书籍，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心，并且“写作修辞学”不再被看成是“课堂知识”、“工匠知识”。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足以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
2. 学科诞生
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修辞复兴（rhetoric revival）”时期，“写作修辞学”才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登上学术界舞台。1968年美国修辞学会成立。这一时期“新修辞学家”们重拾古典修辞学理论，并进行修改完善、古为今用。但他们的研究重心不是写作，更不是写作教学法，而是理论重构。Stephen Toulmin的专著《论辩的作用》（The Use of Argument）在写作修辞学领域影响较大。Toulmin发现，传统的逻辑体系如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三段论省略式等并不能反映各种动态推理形式，于是提出了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论辩结构模式。该结构模式的提出，动摇了传统逻辑体系长久以来的稳固地位。Toulmin的贡献是“扩大了基本理论和提供了实用的例解法”（胡曙中，2001： 362）。以至于后来，甚至在当今的议论文写作教学中，这种论辩结构模式成为议论文体模式的典范，也成为许多写作研究的理论框架。如Qin和Karabacak（2010）、Nussbaum和Kardash（2005）的研究，都是基于Toulmin论辩结构六要素来分析大学生议论文。另一位对写作修辞学有重大的、直接影响的人物是Kenneth Burke。他提出了丰富的修辞学理论和思想，其中修辞动机理论中的“同一”理论对议论文的修辞模式有很大影响。
“修辞复兴”对于“写作修辞学”的影响还在于教学法方面。“修辞法”强调古典修辞学中“写作五阶段”①中的“创造（invention）”。“创造”的目的是在读者身上产生心理或感情的变化，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祁寿华，2000：64）。写作课的老师们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学法，满足于教书匠的角色，而是开始关注修辞学理论。因为所有的写作教学法理论，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修辞学理论（Berlin， 1987）。
3. 发展期
二十世纪70年代出现了“写作过程革命（process revolution）”。学者们对于其作用存在分歧。新修辞学派的学者如Theresa Enos、Stuart Brown、Patricia Bizzell普遍反应淡漠，认为“写作修辞学”能成为独立学科，主要归功于“修辞复兴”。还有一些学者淡化“写作过程革命”的作用，教学上仍强调“现时-传统法”，认为“现时-传统法”从未被取代，相反却吸取了“过程教学法”的理念而更加兴盛。“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模式主导了大多数人的写作教学实践”（祁寿华，2000：62）。 然而，从事写作教学的教师学者们如David Fleming、Maxine Hairston、Martin Nystrand，则认为“写作过程革命”是“写作修辞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性的运动。“写作过程革命”中，老师的关注点从写作成品转向了学生个体和写作过程。导致这一转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的面向写作成品的教学法产生了危机。7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采取开放录取政策，招收了大批退伍军人等大龄学生，使写作课堂变得庞大、拥挤。而这些学生却不如传统的大学生遵守规则和纪律，再加上全民口头交际能力的退化（Fleming， 2009），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不如从前。因此传统教学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于是产生了“范式的转向（paradigm shift）”（Hairston，1982： 82）。该范式的主要特征是，首先考虑写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要;其次，写作过程中一定会有老师的干预，干预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声音、让学生自己选择话题、鼓励学生自己修改;再者，写作不再是直线型的、一蹴而就的成品，而是循环式过程，强调自我修改、同伴评阅的作用。
此外，“写作修辞学”和其他学科有了密切的联系，吸收了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增添了力量。由此，写作过程理论被分为三个方面：表达观、认知观、社会观（Matsuda， 2003）。这一时期的著名研究者，如Janet Emig、Linda Flower、John R. Hayes等，均对学生的写作过程有独到的研究。Emig（1971）首次把写作过程细化为几个阶段，后来进一步简化为三个阶段——写作前、写作中、修改阶段。Flower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修辞学教授和写作理论家，研究认知修辞学。还曾和Hayes合作研究写作者的认知过程、熟练与非熟练写作者的问题解决过程，追踪高效写作者的策略使用过程以及处理认知冲突的意愿，并提出“写作认知过程理论（也称为“Flower-Hayes模式”）”。以上对于学生写作行为方面所做的实证研究，为“过程教学法”的实施提供了支持。因此，“写作过程革命”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且是“对于语言活动和语言习得理论的探索”（Fleming， 2009： 46）。然而，不足的是，“写作过程革命”主要涉及教学实践的改革和针对写作者的研究，并未提出新的修辞学理论（Matsuda， 2003）。
到了70年代末期，“写作修辞学”作为学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有了公认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出版了同行评审的期刊和著作。许多高校设置了该学科的教师终生职位，培养了写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据写作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修辞学评论》（Rhetoric Review）期刊的创始人Theresa Enos统计，到1987年为止美国有38所高校可授予该方向的博士学位（Borrowman等，2009）。大学新生的写作课也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许多高校成立了写作中心（writing centre），供学生们课外学习和训练。新生的写作课还进一步延伸为“高级写作”、“跨课程写作”、“社区读写”等。
4. 壮大期
“写作过程革命”在80年代后期开始遭到批评。Faigley（1986）、Bizzell（1986）等认为，写作过程应该被看成具有历史的动态性，而不是心理状态、认知常规或中立的社会关系;很有必要缩小写作课堂，改进写作评价方式，增加写作任务的多样性。这些不满成了“后过程法（post-process）”出现的前奏。“post-process”这个术语首先出现在Trimbur（1994）发表于专业期刊《大学英语写作与交际》的文章中。该术语指称写作研究的社会转向，即重心从认知问题转向社会问题。之后该术语便被广泛使用，因为90年代写作修辞学理论、研究、教学诸方面再一次发生了变化。McComiskey（2000）、Matsuda（2003）等学者认为“后过程”不是对“写作过程法”的全盘否定，而是其延伸。写作行为被看作公共的、交互的和情景性的社会行为。
从二十世纪末到如今，“写作修辞学”开始迅猛发展，逐渐壮大。首先表现在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据Fleming（2009）统计，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有72个“写作修辞学”博士点，每年可授予该方向100多个博士学位。1999至2004年期间，招收了1245个“写作修辞学”博士生，有613人获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比二十世纪初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图1所示。二十世纪20年代只有密执安大学的Fred Newton Scott教授指导“写作修辞学”方向的博士生。而二十一世纪初则发展到至少592所大学可以授予博士学位。
图1 博士点的增长
2004年《修辞学评论》（Rhetoric Review）对592所大学的“写作修辞学”方向的研究生课程进行了调查，发现有25门公认的核心课程。其中居首的核心课程依次为“写作理论（Composition Theory）”、“写作教学实践（Practices of Teaching Writing）”和“修辞学史（History of Rhetoric）”、“修辞学理论（Rhetoric Theory）”（Pierce & Enos，2009）。这充分说明了写作与修辞学的紧密联系，以及写作教师和研究者均要求具备坚实的修辞学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写作修辞学”的发展壮大还表现在其学科身份以数字代码的形式体现出来。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对博士学位项目进行了评估，正式把“修辞学与写作（Rhetoric and Composition）”列入其学科研究的类别中。与此同时，该学科在“学院项目分类（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e Program）”中有了自己的学科代码（Phelps & Ackerman，2010），与语言学、古典修辞学、传播学等区别开来。 此外，一些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已发展成熟，颇具影响力。如《大学英语写作与交际》（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简称CCC）、《修辞学评论》（Rhetoric Review）、《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写作交际》（Written Communication）、《写作研究》（Composition Studies）、《高级写作期刊》（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学术英语写作期刊》（Journal of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写作评估》（Assessing Writing）等。还有更多大学成立了写作中心。
5. “新新修辞学”
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背景下，科技信息的交流、移民潮及留学潮加剧，文化震荡、融合以及冲突也愈演愈烈。美国大学写作教材中的写作原则及规范，对于远离本族文化的学生来说，缺乏说服力而无法使其完全接受。在本土学习英语的学生，如中国国内的大学生，生活在本族文化修辞及写作范式的框架中，理解英语的写作修辞原则更加困难。Payne（2009）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老师学者们的两种态度与做法最为突出。一种是把全球化看作美国的民主与资本的延伸，并持积极迎合的态度，对语境不加区分，在任何语境中都强行采用二语范式，甚至要求学生也采用此范式进行交际。另一种是把全球化看作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在全球扩张，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压迫，由此产生阴谋论、树立假想敌。与此相应的态度是抵抗敌对，在教学中教学生对任何新出现的事物持批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偏激错误的。
因此我们需要有第三种做法，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而是进行本土化解读和应用。这便是Payne所说的“新新修辞学”，既考虑国际的跨文化问题，同时还应立足于具体微观层面，提出合适的理论。Payne把全球化看成是交流活动与教育实践的修辞语境。那么在这个语境中，“写作修辞学”变得更为复杂，需考虑写作与教学的多个层面，及多种影响因素。在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会考虑移民话语与写作中的“修辞边界（rhetorical borderland）”问题，如毛履鸣（2013）、Lu Minzhan（1992）、Li Xiaoming（2014）、Ryuko Kubota（2014）等。在本族语环境中进行第二语言写作教学和研究，则应关注写作者对第二语言修辞模式与文化的情感、态度、动机等因素。
二十世纪60年代以前，第二语言写作被严重忽视，因为“听说法（audiolingual approach）”流行于第二语言教学中，主导地位相当于修辞学中“现时-传统修辞”法。1976年Zamel发表在TESOL Quarterly上的文章“Teaching Composition in the ESL Classroom：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被认为是第二语言写作教学“过程法”开始的标志（Matsuda， 2003），略晚于第一语言写作。虽然80年代 “过程法”在美国第二语言写作教学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过程法”并没有产生“范式”，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此法。“过程法”一直面临推崇与挑战，在第二语言写作研究中也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可见，第二语言写作有其特殊性，涉及到大的修辞语境问题。然而，有趣的是，在我国“过程法”却备受英语老师的亲睐，从大量的教育硕士论文选题可见一斑。这与他们缺少修辞学及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素养，从而导致的盲从行为有关。也是Payne（2009）所说的对全球化的第一种态度的体现。由此可见，“写作修辞学”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
总之，本世纪第二语言写作成为“写作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焦点从信息技术、评价方式、教学方法，到意识形态、身份问题以及理论研究（Silva， 2011）。这些都可以说是“写作修辞学”研究的新范畴。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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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omposition-rhetoric as a Discipline
LIU Dong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Composition-rhetoric as an emerging discipline， though barely known in China， is growing mature in America. With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hetoric theories and the influence on composition instruction. The great facilitating effect of “rhetoric revival” and “process revolu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s elaborated on. Moreover， it is emphasiz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dramatic increase of doctoral programs in composition-rhetoric and the assignment of code series have reinforced its disciplinary identity.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this discipline against the large rhetorical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composition-rhetoric; independent discipline; rhetoric revival; process revolution; newer rhetoric
作者简介：刘东虹，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修辞学、二语习得和语用学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邮编 430079
E-mail：liudonghong19@sina.com
（责任编辑：邹春燕）